伊斯兰教是如何创造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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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32年的普瓦捷战役的画作，画家是查尔斯·奥古斯特·斯图本（Charles Auguste Steuben）。法拉克领袖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战胜了穆斯林侵略者，被看作是欧洲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实质上，欧洲是由伊斯兰教定义的。现在伊斯兰教也在重新定义欧洲。
在古代早期和中期的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就是围绕地中海的地区（罗马人普遍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当时的欧洲包括北非。确实，在公元15世纪早期，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生活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时，北非跟意大利和希腊一样都是基督教的中心。但在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北非迅速发展，使得那里的基督教几乎消失，从此地中海文明一分为二。地中海成为两方难以跨越的边界，而不是凝聚统一的力量。从那之后，据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观察所得，“欧洲的所有历史就变成了向北大迁徙的历史”。
自从罗马帝国分裂后，向北迁徙的移民发现，日耳曼人（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用希腊和罗马的经典遗产缔造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在那很久之后，希腊和罗马的经典遗产才被人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的国家体制需要更多个世纪的时间来发展。尽管很慢，但封建制度朝着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远离了专制主义，让位给早期现代帝国，最终变为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支持启蒙运动。总之，主要是在伊斯兰教将地中海世界一分为二之后，北欧才出现了“西方世界”（尽管是以非常缓慢和曲折的方式）。
然而，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在地理上定义了欧洲。丹尼斯·海（Denys Hay）是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在1957年的欧洲，他出版了一本晦涩却十分精彩的书，书中解释称，欧洲统一始于这样一个观念（《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就是个例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处于“必然的对立”，这个观念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顶峰。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更深入地指出，伊斯兰教让欧洲明确了他们敌对的对象，这从文化上定义了欧洲。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位于欧洲边缘的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优越感。帝国主义是这一演变的最终体现：近代早期欧洲，以拿破仑（Napoleon）开始，他征服了中东，然后派遣学者和外交官去学习伊斯兰文明，将伊斯兰文明归为迷人和吸引一列，最重要的是归为下等的一列。
在后殖民时代，北非和勒旺（Levant）的新极权国家支撑了欧洲的文化优越感。这些独裁者不让民众离开安全边界——这是由欧洲殖民地代表人为画出的安全边界——这样，欧洲人就能对阿拉伯人发表人权演说，而不用担心散乱的民主试验会带来重大移民。恰恰因为阿拉伯人人权缺失，欧洲人立马感到了优越和安全。
目前，伊斯兰教正助力破坏它当初帮助建立的一切。恐怖主义和人口迁移使得地中海盆地区域（包括北非和勒旺）和欧洲再次团结起来，因此，人们最近正有组织地重复主张古典地理学。当然，欧洲大陆此前也吸收过其它影响。事实上，东方的人口爆发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世纪，大量来自欧亚大陆内部的斯拉夫人（Slavs）和马扎尔人（Magyars）迁移到欧洲中部和东部。这些人接受了基督教，后来又自立政体，如北部的波兰（Poland）和南部的保加利亚（Bulgaria），尽管过程残忍，却也能够融入不断演变的欧洲国家体制。至于在冷战时期移居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籍外来工人，以及移居到德国的土耳其籍和库尔德籍外来工人，相比于目前的移民来说，他们代表了更为可控的移民先驱。
现今，没有意愿成为基督徒的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正渗入到经济不景气的欧洲国家，威胁要破坏它们脆弱的社会和平。尽管数十年来，欧洲的精英们用理想主义的言论来否认宗教和种族的力量，但正是宗教和种族的力量增强了欧洲国家的内部凝聚力。
同时，战争和国家崩溃引起了新移民潮，新移民正在消除帝国中心及其前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东方文化里，主导文化不断更换，如萨义德直觉猜测，目前东方文化正慢慢地消失在世界的相互交流和比较研究中。欧洲对此的回应是，通过极端右翼和左翼，人为地重建国家-文化认同，与此前的主导文明带来的威胁相抗衡。
随着不断的种族和领土争端，历史走向灭亡的说法总是不绝于耳，但是最终都被证明只是空想，若实现，只会让我们后退到民族主义。在这个人际交互不断增强的世界上，欧洲不顾穆斯林难民的涌入，想保持文化纯一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西方世界”，如果真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意义，那就应该象征着更加包容的自由主义精神。正如在19世纪我们没有回到封建主义一样，我们现在也不会回到民族主义，即使要回，也必经历大风大雨。伟大的俄国知识分子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认为，“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所有的复原，所有的复辟都是伪装”。
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文明发展而言，罗马会被什么取代？萨义德写道，帝王统治必然有其弊端，而它统治地中海沿岸广袤且多民族混居地区的能力为类似地区的治理提供了经验，虽然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复存在。
现今，欧洲必须另找出路，与伊斯兰世界动态结合的同时，不破坏已在北欧建立起来的法治化体制。在这个体制内，个人权利和地区政府在需求层级中是最重要的。若这不能变为共识，那就只有盲目愚昧和野蛮的民族主义能弥补这个空缺。这将标志着欧洲“西方世界”的结束。
[b]编译：谢思敏 [/b]
[b]编辑：刘秀红[/b]
[b]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b]
关于732年的普瓦捷战役的画作，画家是查尔斯·奥古斯特·斯图本（Charles Auguste Steuben）。法拉克领袖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战胜了穆斯林侵略者，被看作是欧洲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实质上，欧洲是由伊斯兰教定义的。现在伊斯兰教也在重新定义欧洲。
在古代早期和中期的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就是围绕地中海的地区（罗马人普遍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当时的欧洲包括北非。确实，在公元15世纪早期，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生活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时，北非跟意大利和希腊一样都是基督教的中心。但在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北非迅速发展，使得那里的基督教几乎消失，从此地中海文明一分为二。地中海成为两方难以跨越的边界，而不是凝聚统一的力量。从那之后，据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观察所得，“欧洲的所有历史就变成了向北大迁徙的历史”。
自从罗马帝国分裂后，向北迁徙的移民发现，日耳曼人（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用希腊和罗马的经典遗产缔造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在那很久之后，希腊和罗马的经典遗产才被人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的国家体制需要更多个世纪的时间来发展。尽管很慢，但封建制度朝着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远离了专制主义，让位给早期现代帝国，最终变为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支持启蒙运动。总之，主要是在伊斯兰教将地中海世界一分为二之后，北欧才出现了“西方世界”（尽管是以非常缓慢和曲折的方式）。
然而，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在地理上定义了欧洲。丹尼斯·海（Denys Hay）是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在1957年的欧洲，他出版了一本晦涩却十分精彩的书，书中解释称，欧洲统一始于这样一个观念（《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就是个例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处于“必然的对立”，这个观念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顶峰。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更深入地指出，伊斯兰教让欧洲明确了他们敌对的对象，这从文化上定义了欧洲。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位于欧洲边缘的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优越感。帝国主义是这一演变的最终体现：近代早期欧洲，以拿破仑（Napoleon）开始，他征服了中东，然后派遣学者和外交官去学习伊斯兰文明，将伊斯兰文明归为迷人和吸引一列，最重要的是归为下等的一列。
在后殖民时代，北非和勒旺（Levant）的新极权国家支撑了欧洲的文化优越感。这些独裁者不让民众离开安全边界——这是由欧洲殖民地代表人为画出的安全边界——这样，欧洲人就能对阿拉伯人发表人权演说，而不用担心散乱的民主试验会带来重大移民。恰恰因为阿拉伯人人权缺失，欧洲人立马感到了优越和安全。
目前，伊斯兰教正助力破坏它当初帮助建立的一切。恐怖主义和人口迁移使得地中海盆地区域（包括北非和勒旺）和欧洲再次团结起来，因此，人们最近正有组织地重复主张古典地理学。当然，欧洲大陆此前也吸收过其它影响。事实上，东方的人口爆发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世纪，大量来自欧亚大陆内部的斯拉夫人（Slavs）和马扎尔人（Magyars）迁移到欧洲中部和东部。这些人接受了基督教，后来又自立政体，如北部的波兰（Poland）和南部的保加利亚（Bulgaria），尽管过程残忍，却也能够融入不断演变的欧洲国家体制。至于在冷战时期移居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籍外来工人，以及移居到德国的土耳其籍和库尔德籍外来工人，相比于目前的移民来说，他们代表了更为可控的移民先驱。
现今，没有意愿成为基督徒的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正渗入到经济不景气的欧洲国家，威胁要破坏它们脆弱的社会和平。尽管数十年来，欧洲的精英们用理想主义的言论来否认宗教和种族的力量，但正是宗教和种族的力量增强了欧洲国家的内部凝聚力。
同时，战争和国家崩溃引起了新移民潮，新移民正在消除帝国中心及其前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东方文化里，主导文化不断更换，如萨义德直觉猜测，目前东方文化正慢慢地消失在世界的相互交流和比较研究中。欧洲对此的回应是，通过极端右翼和左翼，人为地重建国家-文化认同，与此前的主导文明带来的威胁相抗衡。
随着不断的种族和领土争端，历史走向灭亡的说法总是不绝于耳，但是最终都被证明只是空想，若实现，只会让我们后退到民族主义。在这个人际交互不断增强的世界上，欧洲不顾穆斯林难民的涌入，想保持文化纯一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西方世界”，如果真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意义，那就应该象征着更加包容的自由主义精神。正如在19世纪我们没有回到封建主义一样，我们现在也不会回到民族主义，即使要回，也必经历大风大雨。伟大的俄国知识分子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认为，“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所有的复原，所有的复辟都是伪装”。
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文明发展而言，罗马会被什么取代？萨义德写道，帝王统治必然有其弊端，而它统治地中海沿岸广袤且多民族混居地区的能力为类似地区的治理提供了经验，虽然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复存在。
现今，欧洲必须另找出路，与伊斯兰世界动态结合的同时，不破坏已在北欧建立起来的法治化体制。在这个体制内，个人权利和地区政府在需求层级中是最重要的。若这不能变为共识，那就只有盲目愚昧和野蛮的民族主义能弥补这个空缺。这将标志着欧洲“西方世界”的结束。
[b]编译：谢思敏 [/b]
[b]编辑：刘秀红[/b]
[b]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