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哲学家-王艮
王艮（1483～1541），明代哲学家，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八日（1541年1月2日）。泰州安丰场（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人称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门下只为求生，后经王守仁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
主要经历
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在十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因善经营，“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
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有一次坐 “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罗汝芳为集大成者。黄宗羲称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龙蛇”。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讲学别出心裁，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并直指统治者：“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为“异端”。
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人物事迹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1]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笏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
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面，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
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的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
《王艮评传》
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陋规，讲求心学真义之类。
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你只不过是想出名而已。”
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
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庄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泰州学派。
（本段摘录自《明朝那些事儿》）
生活特点
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坐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王艮碑刻像
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
学术思想
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
王氏宗祠
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具体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满清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维护百姓利益的“绝唱”。
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人物成就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2]
相关著作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王文贞公集》（门人焦竑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盐城两地，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盐城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3]
人物墓祠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於其园内。
安丰王氏宗祠
王艮在安丰场月塘河有园一所、讲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御使洪垣（觉山）助银为王艮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构成“东淘精舍”，命名讲堂为“勉仁堂”，供先生讲学和来访学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东台布衣学者、诗人吴嘉纪（其祖父吴凤仪是王艮的学生）曾写有《谒勉仁堂》诗。这些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烟没无存。安丰镇人民正着手重建“东淘精舍”，以资作为对王艮的永久纪念。
此外，安丰镇文化馆内，遂竖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侧。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扩建，数百年来，一直为讲学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复崇儒祠，进行了大修：第一进是重建的，其余三进均系原房修复。主要建筑四进：第一进为大门，上嵌“崇儒祠”石额，门外两旁立石鼓，砌八字墙；第二进为“立本堂”；第三进为“乐学堂”，东墙廊壁上嵌万历七年（1579年）《心斋先生祠堂记》石碑，西墙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残碑；第四进为“贤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质王艮《乐学歌》等。泰州学派纪念馆设于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于姜堰镇东后街。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过。祀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栋。祠堂轴线建筑为三进：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第三进为大殿。“大殿”的西侧遂有一进配殿与大殿并列，为“三贤祠”，祀王阳明、王艮、王襞。祠堂内曾刻有王栋像，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罗近溪（汝芳）曾有像诗，像早已烟没无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旧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领导批示对王氏宗祠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护，正着手修复为研究泰州学派和纪念王栋的活动场所。[4]
相关评价
独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自形成至今，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1907-1978）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应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公平、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圣学的妥协、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怪异”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
主要经历
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在十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因善经营，“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
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有一次坐 “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罗汝芳为集大成者。黄宗羲称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龙蛇”。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讲学别出心裁，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并直指统治者：“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为“异端”。
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人物事迹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1]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笏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
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面，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
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的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
《王艮评传》
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陋规，讲求心学真义之类。
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你只不过是想出名而已。”
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
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庄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泰州学派。
（本段摘录自《明朝那些事儿》）
生活特点
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坐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王艮碑刻像
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
学术思想
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
王氏宗祠
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具体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满清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维护百姓利益的“绝唱”。
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人物成就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2]
相关著作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王文贞公集》（门人焦竑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盐城两地，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盐城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3]
人物墓祠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於其园内。
安丰王氏宗祠
王艮在安丰场月塘河有园一所、讲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御使洪垣（觉山）助银为王艮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构成“东淘精舍”，命名讲堂为“勉仁堂”，供先生讲学和来访学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东台布衣学者、诗人吴嘉纪（其祖父吴凤仪是王艮的学生）曾写有《谒勉仁堂》诗。这些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烟没无存。安丰镇人民正着手重建“东淘精舍”，以资作为对王艮的永久纪念。
此外，安丰镇文化馆内，遂竖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侧。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扩建，数百年来，一直为讲学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复崇儒祠，进行了大修：第一进是重建的，其余三进均系原房修复。主要建筑四进：第一进为大门，上嵌“崇儒祠”石额，门外两旁立石鼓，砌八字墙；第二进为“立本堂”；第三进为“乐学堂”，东墙廊壁上嵌万历七年（1579年）《心斋先生祠堂记》石碑，西墙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残碑；第四进为“贤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质王艮《乐学歌》等。泰州学派纪念馆设于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于姜堰镇东后街。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过。祀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栋。祠堂轴线建筑为三进：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第三进为大殿。“大殿”的西侧遂有一进配殿与大殿并列，为“三贤祠”，祀王阳明、王艮、王襞。祠堂内曾刻有王栋像，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罗近溪（汝芳）曾有像诗，像早已烟没无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旧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领导批示对王氏宗祠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护，正着手修复为研究泰州学派和纪念王栋的活动场所。[4]
相关评价
独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自形成至今，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1907-1978）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应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公平、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圣学的妥协、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怪异”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