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大婚当日，奉迎皇后入宫前先行册立礼，据光绪《大婚典礼红档》：
... ...派出福晋等四人恭侍皇后冠服，戴东珠朝冠，御珠宝朝服，珊瑚朝珠二盘，东珠朝珠一盘，金镶珊瑚项圈，拴辫手巾，正珠排环坠，在内堂少坐。正使在前堂请节授于总管太监，副使在前堂请册宝授于总管太监，由中门入。赞引女官二人恭导皇后出迎于内堂阶下道右，跪候过，随入。总管太监陈节于中案，陈册宝于东案，退。赞引女官二人，侍仪女官四人恭请皇后受册、受宝，太监宣读册文、宝文，礼毕。总管太监捧节出，转授正使。礼成后，皇后在内堂少坐。
从这段记载来看，皇后在大婚典礼当日行册立礼的时候身穿礼服（朝服），这是清代后妃命妇最隆重的服饰，构成复杂，穿用频率很低，宫中一般用于由后妃主持或参加的内廷最重大典礼、祭祀活动（如民国时在故宫钟粹宫发现的一份光绪二十三年皇后礼仪场合穿戴档案中，该年皇后穿朝服两次，为祭先蚕坛和皇太后仁寿殿筵宴赐皇后宴）。
图为清代皇太后、皇后一套完整礼服（出自内府彩绘本《皇朝礼器图式》，朝袍、朝褂等有多种式样，只选取其中一种），从左至右、自上而下：朝冠、朝裙、朝袍、朝褂（裙在袍内、褂在袍外）、朝珠三串（东珠一串，挂于项间；珊瑚两串，自披领下肩部至腰部左右交叉斜挂）、金约（又称头箍，束于额上、朝冠下）、领约（即项圈）、彩帨（挂于朝褂扣袢上）、耳饰左右各三（即《红档》中“排环坠”，源于满洲妇人一耳三钳旧俗）。
图为身着清代皇后礼服的婉容
自奉迎皇后入宫至合卺、坐帐礼的全过程及相关穿戴，民国时期出版过一本《宣统帝大婚记》有详细记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的《小公报》上也有刊载，文字一致，与我近日所见到的同治大婚相关档案记载基本一致，应系直接抄自内务府档案，与题主问题直接相关，现征引如下：
（宣统帝）子时升乾清宫，遣派使臣及福晋命妇四人，率领敬陈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于凤舆内正中毕，敬诣坤宁宫东暖阁，铺设龙凤喜床，复将珠宝金银米谷等物装入宝瓶内，将宝瓶安设龙凤喜床上正中，俟皇后入宫降舆时，由福晋敬谨将宝瓶递与皇后。
福晋命妇等各执如意一柄，安设喜床四隅毕，即率女官等出神武门，至皇后邸，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御龙凤同和袍。迨凤舆至，福晋等燃藏香向凤舆内熏绕一匝，复熏盖头毕，将凤舆内如意移置于旁，请皇后执苹果如意搭盖头升入凤舆，由太监垂放舆帘，请凤舆出后邸，循路线入宫。
斯时清帝御龙袍褂，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迨凤舆至时，御前大臣王公，率侍卫等引帝至坤宁宫东暖阁，王公等各退。乃由福晋命妇等率女官、太监等至凤舆前请皇后降舆，福晋接皇后所执之苹果，递宝瓶于皇后。然后福晋等搀扶皇后，而女官在前执珠灯导引，由交泰殿至坤宁宫东暖阁内，福晋等由皇后手中接过宝瓶、苹果，伺候帝揭皇后头上盖头，请帝坐居龙凤喜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
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圆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
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皇帝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
奉迎皇后入宫，皇后“梳双髻”，这种髻究竟什么样待考；“戴双如意”，可能是一对如意簪；“御龙凤同和袍”，这是专为皇后在大婚典礼时所特制的一种吉服袍，可谓“婚服”，这种袍出现时间不明，晚清同光宣大婚中均使用。故宫现藏有光绪皇后（隆裕皇太后）的“龙凤同和袍”实物，极为珍贵，使我们得以了解该袍的具体式样。
该袍与一般女款吉服袍形制一致，即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端、左右开裾。以大红色绸为地，下幅水纹，其余部位以金线铺满万字曲水纹（“万字不到头”），两肩、前后胸背、前后下摆装饰八团龙凤双喜纹，通身遍饰十二章纹、金双喜、金福禄寿楷书字、仙鹤、蝙蝠、桃、杂宝等，极为喜庆热烈。同时还有一件套于袍外的龙凤同合褂实物，石青色地，饰八团龙凤双喜纹，但相关文献中并未记载穿褂，可能是备而不用。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金如意，长7.7cm，头宽3cm，从尺寸看可能是一种发簪，皇后奉迎进宫时戴于双髻的“双如意”，有可能就是类似这种。
合卺之前“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梳妆上头”是什么发型不明，从需加添扁簪看有可能是两把头一类头型；“富贵绒花”可能是有某种特定形制的绒花头饰，具体不明；奉迎时皇后未戴朝珠，此时戴上。
皇帝在上述场合穿吉服，即所引上文中提到的“龙袍褂”，由“珠顶冠”、“金龙袍褂”、朝珠、吉服带等构成。
图为冬季着清代皇帝吉服的溥仪。
皇帝吉服，左起：珠顶冠（实际中称谓，典章条文中称为“吉服冠”，因冠顶为一枚大珍珠而得名）、金龙袍、金龙褂（实际中称谓，典章条文中称为“衮服”，石青色四团龙纹对襟褂，着吉服时穿在龙袍外），腰带（吉服带）与朝珠未列入。
这个问题中，皇后所穿服饰因幸有实物所以是非常确定的，但由于头型、首饰目前还没有能见到有文献做过详细描述性记载，更无皇帝大婚时皇后本人的相关绘画或照片资料留存，暂时还难以考证。
... ...派出福晋等四人恭侍皇后冠服，戴东珠朝冠，御珠宝朝服，珊瑚朝珠二盘，东珠朝珠一盘，金镶珊瑚项圈，拴辫手巾，正珠排环坠，在内堂少坐。正使在前堂请节授于总管太监，副使在前堂请册宝授于总管太监，由中门入。赞引女官二人恭导皇后出迎于内堂阶下道右，跪候过，随入。总管太监陈节于中案，陈册宝于东案，退。赞引女官二人，侍仪女官四人恭请皇后受册、受宝，太监宣读册文、宝文，礼毕。总管太监捧节出，转授正使。礼成后，皇后在内堂少坐。
从这段记载来看，皇后在大婚典礼当日行册立礼的时候身穿礼服（朝服），这是清代后妃命妇最隆重的服饰，构成复杂，穿用频率很低，宫中一般用于由后妃主持或参加的内廷最重大典礼、祭祀活动（如民国时在故宫钟粹宫发现的一份光绪二十三年皇后礼仪场合穿戴档案中，该年皇后穿朝服两次，为祭先蚕坛和皇太后仁寿殿筵宴赐皇后宴）。
图为清代皇太后、皇后一套完整礼服（出自内府彩绘本《皇朝礼器图式》，朝袍、朝褂等有多种式样，只选取其中一种），从左至右、自上而下：朝冠、朝裙、朝袍、朝褂（裙在袍内、褂在袍外）、朝珠三串（东珠一串，挂于项间；珊瑚两串，自披领下肩部至腰部左右交叉斜挂）、金约（又称头箍，束于额上、朝冠下）、领约（即项圈）、彩帨（挂于朝褂扣袢上）、耳饰左右各三（即《红档》中“排环坠”，源于满洲妇人一耳三钳旧俗）。
图为身着清代皇后礼服的婉容
自奉迎皇后入宫至合卺、坐帐礼的全过程及相关穿戴，民国时期出版过一本《宣统帝大婚记》有详细记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的《小公报》上也有刊载，文字一致，与我近日所见到的同治大婚相关档案记载基本一致，应系直接抄自内务府档案，与题主问题直接相关，现征引如下：
（宣统帝）子时升乾清宫，遣派使臣及福晋命妇四人，率领敬陈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于凤舆内正中毕，敬诣坤宁宫东暖阁，铺设龙凤喜床，复将珠宝金银米谷等物装入宝瓶内，将宝瓶安设龙凤喜床上正中，俟皇后入宫降舆时，由福晋敬谨将宝瓶递与皇后。
福晋命妇等各执如意一柄，安设喜床四隅毕，即率女官等出神武门，至皇后邸，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御龙凤同和袍。迨凤舆至，福晋等燃藏香向凤舆内熏绕一匝，复熏盖头毕，将凤舆内如意移置于旁，请皇后执苹果如意搭盖头升入凤舆，由太监垂放舆帘，请凤舆出后邸，循路线入宫。
斯时清帝御龙袍褂，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迨凤舆至时，御前大臣王公，率侍卫等引帝至坤宁宫东暖阁，王公等各退。乃由福晋命妇等率女官、太监等至凤舆前请皇后降舆，福晋接皇后所执之苹果，递宝瓶于皇后。然后福晋等搀扶皇后，而女官在前执珠灯导引，由交泰殿至坤宁宫东暖阁内，福晋等由皇后手中接过宝瓶、苹果，伺候帝揭皇后头上盖头，请帝坐居龙凤喜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
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圆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
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皇帝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
奉迎皇后入宫，皇后“梳双髻”，这种髻究竟什么样待考；“戴双如意”，可能是一对如意簪；“御龙凤同和袍”，这是专为皇后在大婚典礼时所特制的一种吉服袍，可谓“婚服”，这种袍出现时间不明，晚清同光宣大婚中均使用。故宫现藏有光绪皇后（隆裕皇太后）的“龙凤同和袍”实物，极为珍贵，使我们得以了解该袍的具体式样。
该袍与一般女款吉服袍形制一致，即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端、左右开裾。以大红色绸为地，下幅水纹，其余部位以金线铺满万字曲水纹（“万字不到头”），两肩、前后胸背、前后下摆装饰八团龙凤双喜纹，通身遍饰十二章纹、金双喜、金福禄寿楷书字、仙鹤、蝙蝠、桃、杂宝等，极为喜庆热烈。同时还有一件套于袍外的龙凤同合褂实物，石青色地，饰八团龙凤双喜纹，但相关文献中并未记载穿褂，可能是备而不用。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金如意，长7.7cm，头宽3cm，从尺寸看可能是一种发簪，皇后奉迎进宫时戴于双髻的“双如意”，有可能就是类似这种。
合卺之前“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梳妆上头”是什么发型不明，从需加添扁簪看有可能是两把头一类头型；“富贵绒花”可能是有某种特定形制的绒花头饰，具体不明；奉迎时皇后未戴朝珠，此时戴上。
皇帝在上述场合穿吉服，即所引上文中提到的“龙袍褂”，由“珠顶冠”、“金龙袍褂”、朝珠、吉服带等构成。
图为冬季着清代皇帝吉服的溥仪。
皇帝吉服，左起：珠顶冠（实际中称谓，典章条文中称为“吉服冠”，因冠顶为一枚大珍珠而得名）、金龙袍、金龙褂（实际中称谓，典章条文中称为“衮服”，石青色四团龙纹对襟褂，着吉服时穿在龙袍外），腰带（吉服带）与朝珠未列入。
这个问题中，皇后所穿服饰因幸有实物所以是非常确定的，但由于头型、首饰目前还没有能见到有文献做过详细描述性记载，更无皇帝大婚时皇后本人的相关绘画或照片资料留存，暂时还难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