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的民国热是否该降温虽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民国教育以及文人风骨,却是一道精神风景线。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四大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从左到右)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文人为保护文化命脉,在炮火中南渡西迁;在时局与学术中,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所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小学课本叶圣陶写、丰子恺画
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当时的教育课本,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长大的文化学者,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
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考量。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
边吃包子边答辩
民国取士,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制度,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选学生也是以才为主,不拘泥于严格的考试程序。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1939年开始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
周法高获得考试资格后,在重庆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由于答辩时间很长,午间他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问题。他的作答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议他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基础。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从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没有职称和学历就被聘教授,陈寅恪也是个特例,1926年春天,应清华大学之聘,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教授的地位比校长高
1931年,梅贻琦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有关办学的重大事宜上,当别人问起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他充分尊重教授的治校意见,他常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著名民国研究作家岱峻说,在民国时期,都会称某某教授兼任某某院长,行政职务放在后面。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规定: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作派,他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一批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刘文典斥沈从文:我是替庄子跑,你跑什么跑!
自古文人相轻,但文人身上的傲骨,在民国时期更加突出。
据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时,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却不用。胡适做北大校长时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是一群一群的。
民国文人的傲气,不仅在于毫不掩饰的赞扬,更在于明目张胆的无视。西南联大时期,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白话文的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除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来气的就是“乡下人”沈从文,刘文典公然讲:“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
刘文典的狂傲是出了名的,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他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傅斯年也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桀骜不驯,然而他在乡下却十分谦和。在李庄时,有区长、镇长请傅斯年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刚拿起筷子又站起来,看看轿夫桌子上的菜是否跟自己的一样,如果不一样,他站起来就走。
虽然居高自傲,但是民国文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他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人都脱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四大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从左到右)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文人为保护文化命脉,在炮火中南渡西迁;在时局与学术中,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所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小学课本叶圣陶写、丰子恺画
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当时的教育课本,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长大的文化学者,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
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考量。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
边吃包子边答辩
民国取士,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制度,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选学生也是以才为主,不拘泥于严格的考试程序。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1939年开始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
周法高获得考试资格后,在重庆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由于答辩时间很长,午间他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问题。他的作答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议他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基础。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从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没有职称和学历就被聘教授,陈寅恪也是个特例,1926年春天,应清华大学之聘,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教授的地位比校长高
1931年,梅贻琦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有关办学的重大事宜上,当别人问起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他充分尊重教授的治校意见,他常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著名民国研究作家岱峻说,在民国时期,都会称某某教授兼任某某院长,行政职务放在后面。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规定: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作派,他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一批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刘文典斥沈从文:我是替庄子跑,你跑什么跑!
自古文人相轻,但文人身上的傲骨,在民国时期更加突出。
据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时,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却不用。胡适做北大校长时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是一群一群的。
民国文人的傲气,不仅在于毫不掩饰的赞扬,更在于明目张胆的无视。西南联大时期,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白话文的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除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来气的就是“乡下人”沈从文,刘文典公然讲:“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
刘文典的狂傲是出了名的,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他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傅斯年也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桀骜不驯,然而他在乡下却十分谦和。在李庄时,有区长、镇长请傅斯年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刚拿起筷子又站起来,看看轿夫桌子上的菜是否跟自己的一样,如果不一样,他站起来就走。
虽然居高自傲,但是民国文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他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人都脱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