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留学美国七年的胡适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诵了荷马的诗句：“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这句话在其早年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胡适自己将之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这可谓近代以来留欧美学生群体的宣言，弥漫着底定天下、廓清寰宇而舍我其谁的豪迈。晚清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都发生严重的危机，如何超克这一史无前例的危机，中国大多数读书人已经不再像古人那样回到三代之治和儒家经典求索治乱之道，而是“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的面孔与内涵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从容闳等最早的留美幼童到甲午海战之后的周氏兄弟表征的留日狂潮，再到民初以后的胡适为代表的留学欧美热潮，一波接一波，后浪吞前浪，将留学生群体与民族的救亡图存捆绑在一起，留学生群体被赋予了学术、教育与文化之外的多重历史使命。或许正因为此，留学生的待遇、资源与权势也就远远超过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更无论旧学出身的读书人。
史家罗志田先生曾在为美国学者史黛西·比勒的《中国留美学生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约从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学生逐渐取得一些思想学术的优势。于是有所谓‘镀金’的英美留学生和‘镀银’的日本留学生，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待遇开始出现差异，且日渐明显。”北京大学法科毕业、曾经担任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1924年前后，离开任教的安徽省法政专门学校，因为朋友之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充分地体会到了所谓“海归”与“土鳖”的待遇之差别。1955年，年近古稀的陶希圣面对即将留学欧美的青年学子演讲，不无感慨地叙述了自己当年在编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
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时隔三十年，中国时局变动如此剧烈，而陶氏经历之事情如许复杂（如在杜月笙襄助下协同高宗武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陶事件等），却仍能如此细致地回忆出来商务印书馆在留学生（内部亦有分层）与非留学生之间的待遇差别，这种工作场所的标志性等级区隔，自然给心气甚高而自视不凡的陶希圣一种日历而弥深的创伤性体验，久而久之，就成为沉潜到意识深处的创伤性记忆而反复被诉说。陶在演讲中仍流露为国内大学毕业生鸣不平的委屈之气：“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
陶希圣所言虽难免因个人之经验而浸透了某些怨愤之心绪，不过，其对留学生的判断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清末以来留学者如过江之鲫，动机则千差万别，而在国外无熟人社会之牵绊、规约，若又系官费，则以留学之名，行游乐之实者大有人在，这些人也就是钱锺书调侃的方鸿渐之类的冒牌洋学生。在传统中国，私塾也好，书院也罢，温故知新的都是同样一套儒家经典，不存在因学校出身而导致的身份上如此赫然的等级差别，而意在向西方学习平等诸真理的留学，却在事实上打造中国知识界一种新的不平等，并强化了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群体之间的人际隔阂和恶性竞争，这无疑是历史的反讽。留学日、美、欧但并不以此为荣的陈寅恪先生当年就曾对其学术助手浦江清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清华出身留学美国康奈尔等常春藤学府的萧公权先生曾指出留学生群体的林林总总：“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如此看来，并非留学出身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以留学国别、学校等而制定的福利标准、工资标准，就难免以出身论而纵容了留学生群体中的浑水摸鱼者，而轻忽了国内大学毕业生中的秀异人士。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3月30日第B10版，作者：唐小兵 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原题：《“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史家罗志田先生曾在为美国学者史黛西·比勒的《中国留美学生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约从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学生逐渐取得一些思想学术的优势。于是有所谓‘镀金’的英美留学生和‘镀银’的日本留学生，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待遇开始出现差异，且日渐明显。”北京大学法科毕业、曾经担任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1924年前后，离开任教的安徽省法政专门学校，因为朋友之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充分地体会到了所谓“海归”与“土鳖”的待遇之差别。1955年，年近古稀的陶希圣面对即将留学欧美的青年学子演讲，不无感慨地叙述了自己当年在编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
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时隔三十年，中国时局变动如此剧烈，而陶氏经历之事情如许复杂（如在杜月笙襄助下协同高宗武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陶事件等），却仍能如此细致地回忆出来商务印书馆在留学生（内部亦有分层）与非留学生之间的待遇差别，这种工作场所的标志性等级区隔，自然给心气甚高而自视不凡的陶希圣一种日历而弥深的创伤性体验，久而久之，就成为沉潜到意识深处的创伤性记忆而反复被诉说。陶在演讲中仍流露为国内大学毕业生鸣不平的委屈之气：“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
陶希圣所言虽难免因个人之经验而浸透了某些怨愤之心绪，不过，其对留学生的判断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清末以来留学者如过江之鲫，动机则千差万别，而在国外无熟人社会之牵绊、规约，若又系官费，则以留学之名，行游乐之实者大有人在，这些人也就是钱锺书调侃的方鸿渐之类的冒牌洋学生。在传统中国，私塾也好，书院也罢，温故知新的都是同样一套儒家经典，不存在因学校出身而导致的身份上如此赫然的等级差别，而意在向西方学习平等诸真理的留学，却在事实上打造中国知识界一种新的不平等，并强化了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群体之间的人际隔阂和恶性竞争，这无疑是历史的反讽。留学日、美、欧但并不以此为荣的陈寅恪先生当年就曾对其学术助手浦江清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清华出身留学美国康奈尔等常春藤学府的萧公权先生曾指出留学生群体的林林总总：“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如此看来，并非留学出身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以留学国别、学校等而制定的福利标准、工资标准，就难免以出身论而纵容了留学生群体中的浑水摸鱼者，而轻忽了国内大学毕业生中的秀异人士。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3月30日第B10版，作者：唐小兵 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原题：《“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