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董竹君
董竹君（1900—1997），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民窟里，在她12岁那年，迫于生计，沦为青楼卖唱女。在妓院里，董竹君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以心相许，逃出了妓院，与夏之时结婚，并随夏之时一起来到日本。在日本，董竹君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和文化。四年后，她随夏之时回到成都，夏之时就任四川都督后，她成了四川省都督夫人。然而，家庭里的封闭与落后，使刚刚开始新生活的董竹君感到窒息，最终与丈夫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四川，来到上海。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闯过无数无法逾越的难关，她周旋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杜月笙等权贵们之间，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创立起了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1949年后，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创立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1997年的12月6日，董竹君安然去世，终年97岁。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
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1916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第二次拜堂，行了结婚大礼。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有见识，可以说比他更好一些，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对他多，夏之时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找回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重生的机会的。
接着，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夏之时重男轻女，竟然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熗来威胁董竹君，使董竹君伤心绝望至极。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也越来越令人窒息。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相约而来的夏之时和董竹君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协议暂时分居五年。当董竹君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谈判小屋的楼梯时，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跟他离婚。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腿软了：假如真离婚了自己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转念又想，再不离婚的话，将来的生活就全完了，所以她又重新站起来。这样反复坐下又重新站起来之后，董竹君下定了决心，谈不好的话就和他离婚。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养活养大的话，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巾帼从来不易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抚养孩子，她整天出入于当铺。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甚至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希望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恰恰戴季陶、范少杰这些人都很尊重董竹君，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董竹君听了。他们都批评夏之时，说他是一个糊涂蛋。
夏之时孤寂地返回四川。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令夏之时大为光火。董竹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远远传来的女儿国琼的大提琴声给了她无限的慰藉。生活依然窘迫，但她也仍然乐观。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了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问题，董竹君忽然想到小时候的朋友尤宝，决计跟他一起筹资办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群益纱管厂终于开工了。为了办厂，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但是没有奏效。厂子只能勉强维持。正在这时，房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上海各界集会游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地处闸北的群益纱管厂被日机炸弹击中，几乎成了废墟。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来是想敲诈一笔钱就算了，却想不到这位女子死都不肯给钱。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不过却因为这样，而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夏之时对她更加仇恨。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2000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
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师傅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
“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国民党人、日本人等巧妙周旋，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扑朔迷离，柳暗花明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
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1940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
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人民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董竹君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有感情，同时还要有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 切忌任性……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完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世纪人生，再次步入锦江饭店时，只见川菜厅的门楣依然挺拔，当日的店徽－－竹，仍是随处可见；再次点上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等传统的特色菜，那鲜亮、震撼的感觉再次愉悦着我们的味蕾。而此时，更为震撼的却是我们的心灵。
竹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伦比的锦江川菜，更为我们留下了浓郁醇厚的百味人生，那菜中的麻辣、甜、咸、酸，或许就是竹君留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回味和思考吧？
董竹君
董竹君（1900—1997），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民窟里，在她12岁那年，迫于生计，沦为青楼卖唱女。在妓院里，董竹君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以心相许，逃出了妓院，与夏之时结婚，并随夏之时一起来到日本。在日本，董竹君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和文化。四年后，她随夏之时回到成都，夏之时就任四川都督后，她成了四川省都督夫人。然而，家庭里的封闭与落后，使刚刚开始新生活的董竹君感到窒息，最终与丈夫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四川，来到上海。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闯过无数无法逾越的难关，她周旋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杜月笙等权贵们之间，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创立起了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1949年后，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创立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1997年的12月6日，董竹君安然去世，终年97岁。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
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1916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第二次拜堂，行了结婚大礼。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有见识，可以说比他更好一些，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对他多，夏之时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找回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重生的机会的。
接着，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夏之时重男轻女，竟然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熗来威胁董竹君，使董竹君伤心绝望至极。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也越来越令人窒息。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相约而来的夏之时和董竹君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协议暂时分居五年。当董竹君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谈判小屋的楼梯时，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跟他离婚。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腿软了：假如真离婚了自己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转念又想，再不离婚的话，将来的生活就全完了，所以她又重新站起来。这样反复坐下又重新站起来之后，董竹君下定了决心，谈不好的话就和他离婚。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养活养大的话，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巾帼从来不易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抚养孩子，她整天出入于当铺。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甚至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希望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恰恰戴季陶、范少杰这些人都很尊重董竹君，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董竹君听了。他们都批评夏之时，说他是一个糊涂蛋。
夏之时孤寂地返回四川。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令夏之时大为光火。董竹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远远传来的女儿国琼的大提琴声给了她无限的慰藉。生活依然窘迫，但她也仍然乐观。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了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问题，董竹君忽然想到小时候的朋友尤宝，决计跟他一起筹资办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群益纱管厂终于开工了。为了办厂，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但是没有奏效。厂子只能勉强维持。正在这时，房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上海各界集会游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地处闸北的群益纱管厂被日机炸弹击中，几乎成了废墟。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来是想敲诈一笔钱就算了，却想不到这位女子死都不肯给钱。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不过却因为这样，而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夏之时对她更加仇恨。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2000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
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师傅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
“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国民党人、日本人等巧妙周旋，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扑朔迷离，柳暗花明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
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1940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
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人民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董竹君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有感情，同时还要有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 切忌任性……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完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世纪人生，再次步入锦江饭店时，只见川菜厅的门楣依然挺拔，当日的店徽－－竹，仍是随处可见；再次点上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等传统的特色菜，那鲜亮、震撼的感觉再次愉悦着我们的味蕾。而此时，更为震撼的却是我们的心灵。
竹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伦比的锦江川菜，更为我们留下了浓郁醇厚的百味人生，那菜中的麻辣、甜、咸、酸，或许就是竹君留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回味和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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