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灭佛”缘起何事？
从两晋时期开始，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相应对佛教采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加，经济势力的增强，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发生矛盾。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消除矛盾，就会采取十分激烈的行动。传统上认为，历代王朝针对整体佛教进行武力镇压的事件，总共发生过4次，这就是习称的“三武一宗灭佛”。
“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灭佛”就是毁灭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称之为“法难”。实际上，这4次所谓“灭佛”事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彻底消灭佛教，有的只是要压缩佛教僧团的规模；有的是只打击佛教，不涉及道教，有的则是佛教、道教一起打击。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家镇压、取缔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太武帝对佛教采取镇压措施，正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甩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因为，僧人具有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的特权，由此导致了佛教与国家争财富、争人力。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为打击佛教做准备。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僧众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院中存放酿酒器皿和财物，发现洞窟中藏匿妇女等，于是他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
太武帝镇压佛教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被拆除，经像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六年后，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道理正确，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唐武宗第三次灭佛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到了唐朝，经太宗时的玄奘天竺取经，宪宗时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到唐代宗、肃宗时期，宫里专门开设有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拜佛念经。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公元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公元844年，唐武宗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达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没收寺院财产则无以计数。
后周周世宗毁佛事件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世间处于战乱、饥荒、逃难、灾害，佛法同样暗微不昌，处于历史的低潮，进入后周朝代，佛门不幸又遭一次浩劫。这次佛门劫难与往次不同，过去几次灭佛事件多少都带有一些宗教的争执和迫害，这次似乎纯粹是为了经济。周世宗此人没有宗教的爱好和偏执，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可能还是个无神论者！他上台第二年，公元955年就开始禁佛，不许私度僧尼，不许无侍者的出家，出家必须考试和国家批准，禁止烧身焚指等修行方式，收缴不经官府核准的寺院和财产，收缴民间的铜金佛菩萨像。一些历史学家分析，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要增加赋税、兵役，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银铜的佛菩萨像可以用于铸钱，以弥补连年战争的铜钱的短缺。这次禁佛，全国毁寺三千三百所，寺院僧人减少一半多，一些经本、疏论、历代高僧名作散失殆尽，许多经论也被湮灭，给佛教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次禁佛也许是标志着佛教的末法时代的来临，如果按中国史书记载，佛陀入灭是在周穆王五十三年，那应该在公元前1025年左右，那么，进入末法时代刚好就是在公元975年左右，正是周世宗禁佛时期。从此佛法进入式微时代，而这位周世宗的果报也是惨烈的，公元960年，周世宗突然暴死，宋太祖赵匡胤以一位殿前点检的身份，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好戏，周家皇朝从此灭亡，周世宗一脉再也不能君临天下了，禁佛毁佛的后果不言而喻。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后几个月就马上停止灭佛行动，而且在登基后一年就颁布许多护佛弘佛的诏书，上台那一年就剃度八千多僧人，并派达157人这一庞大的取经僧团到印度求取佛法！可以说宋朝一朝都是崇佛的（除历史著名昏君宋徽宗外）。以后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禁佛的劫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和评价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焘尤崇道教，进行道教改革、使之跃升为正教而居功甚伟的道士寇谦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诣道坛受符录，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他遵奉道教，开始灭佛的前奏。使之灭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怂恿下，诛杀长安的沙门。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而偏爱道教。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甚至在宫禁内筑仙台。道士赵归真等人常攻击佛教“盛谈无常空苦，殊为妖怪，未涉长生无为之理。”“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宗本纪》）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拆毁寺庙佛像四万四千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将寺庙内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等铸成农具。第二年，即会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药中毒而死。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如果把它们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儒学之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都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道佛之争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争，经济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背景非常复杂，情况也不一致。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纯属凿空之论，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灭佛”就是毁灭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称之为“法难”。实际上，这4次所谓“灭佛”事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彻底消灭佛教，有的只是要压缩佛教僧团的规模；有的是只打击佛教，不涉及道教，有的则是佛教、道教一起打击。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家镇压、取缔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太武帝对佛教采取镇压措施，正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甩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因为，僧人具有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的特权，由此导致了佛教与国家争财富、争人力。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为打击佛教做准备。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僧众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院中存放酿酒器皿和财物，发现洞窟中藏匿妇女等，于是他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
太武帝镇压佛教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被拆除，经像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六年后，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道理正确，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唐武宗第三次灭佛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到了唐朝，经太宗时的玄奘天竺取经，宪宗时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到唐代宗、肃宗时期，宫里专门开设有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拜佛念经。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公元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公元844年，唐武宗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达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没收寺院财产则无以计数。
后周周世宗毁佛事件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世间处于战乱、饥荒、逃难、灾害，佛法同样暗微不昌，处于历史的低潮，进入后周朝代，佛门不幸又遭一次浩劫。这次佛门劫难与往次不同，过去几次灭佛事件多少都带有一些宗教的争执和迫害，这次似乎纯粹是为了经济。周世宗此人没有宗教的爱好和偏执，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可能还是个无神论者！他上台第二年，公元955年就开始禁佛，不许私度僧尼，不许无侍者的出家，出家必须考试和国家批准，禁止烧身焚指等修行方式，收缴不经官府核准的寺院和财产，收缴民间的铜金佛菩萨像。一些历史学家分析，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要增加赋税、兵役，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银铜的佛菩萨像可以用于铸钱，以弥补连年战争的铜钱的短缺。这次禁佛，全国毁寺三千三百所，寺院僧人减少一半多，一些经本、疏论、历代高僧名作散失殆尽，许多经论也被湮灭，给佛教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次禁佛也许是标志着佛教的末法时代的来临，如果按中国史书记载，佛陀入灭是在周穆王五十三年，那应该在公元前1025年左右，那么，进入末法时代刚好就是在公元975年左右，正是周世宗禁佛时期。从此佛法进入式微时代，而这位周世宗的果报也是惨烈的，公元960年，周世宗突然暴死，宋太祖赵匡胤以一位殿前点检的身份，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好戏，周家皇朝从此灭亡，周世宗一脉再也不能君临天下了，禁佛毁佛的后果不言而喻。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后几个月就马上停止灭佛行动，而且在登基后一年就颁布许多护佛弘佛的诏书，上台那一年就剃度八千多僧人，并派达157人这一庞大的取经僧团到印度求取佛法！可以说宋朝一朝都是崇佛的（除历史著名昏君宋徽宗外）。以后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禁佛的劫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和评价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焘尤崇道教，进行道教改革、使之跃升为正教而居功甚伟的道士寇谦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诣道坛受符录，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他遵奉道教，开始灭佛的前奏。使之灭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怂恿下，诛杀长安的沙门。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而偏爱道教。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甚至在宫禁内筑仙台。道士赵归真等人常攻击佛教“盛谈无常空苦，殊为妖怪，未涉长生无为之理。”“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宗本纪》）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拆毁寺庙佛像四万四千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将寺庙内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等铸成农具。第二年，即会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药中毒而死。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如果把它们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儒学之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都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道佛之争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争，经济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背景非常复杂，情况也不一致。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纯属凿空之论，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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