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位流亡美国纽约的中国人，生命戛然而止。
这个不为人知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身边只有朋友，没有亲人。
这个老人叫做张静江，没有他，或许就没有中华民国。没有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政权。
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蒋介石亦称他为“革命导师”。祖籍休宁的徽商之后，民国富豪、政坛元老。
在病床弥留之际，他的口中喊着：荔英。
这是他的四女儿，也是心里最惦记的的女儿，在相离二十年之后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惦记着。
和民国的“宋氏三姐妹”，“合肥四姐妹”一般，张静江的女儿，在民国被称为“五朵金花”。
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又受生母姚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五姐妹当中，尤以四小姐张荔英最为出色，她的人生也最为传奇，或许也是和父亲闹得最凶的女儿。
然而流亡在新加坡的岁月，却让这个国家因她褶褶生辉，并被奉为“国宝级”的艺术家，六大先驱画家之一。
其中艰难困苦，其中磨砺涤荡，让豪门名媛到艺术大家，她走过一生，也是自我追寻的一生。
但这些看似风光的背后，实则是她漂泊动荡的一生。她一生的故事，几乎就是20世纪华人的缩影。
民国名媛里女性第一画家
在近代中国画家中，被国人熟识的当数旅法画家潘玉良，连国宝级画家齐白石也自愧不如，称其为“大姐”。
张荔英绘画成就及传奇色彩，并不逊色于旅法画家潘玉良。只是在她的故乡中国，她的故事鲜为人知罢了。
1906年，张荔英出生于浙江南浔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张静江不但学问渊博，酷爱艺术，在商场更是长袖善舞，更因为倾家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跻身政坛。
其家族在清末民初，势力遍布政、商、文化各界，可谓权倾一时，富可敌国。
母亲姚蕙，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和美学根基。
由于父亲张静江的贸易生意遍及欧美各国，所以张家姐妹从小便跟随父母游历世界。
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下，姐妹们既接受传统礼教，又留学于异邦，沐欧风美雨，上承古典闺秀余绪之外，又别具西方之新姿。
因而身上熏染出的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都让彼时的上海人眼前一亮，并被奉为时尚与摩登的典范，成为沪上社交圈炙手可热的名门淑媛。
据上海的文献记载，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社交晚宴，名媛名单里便少不了张荔英姐妹。
在这样歌舞升平的世界里，很多人逐渐麻木和沉沦，数不清的上海名媛留下了是一种青春的荡漾。
而对于张荔英来说，这不过是一种场合罢了。
张荔英从小就立志要当画家，很早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
为此父母特意请了俄国的私人教师在上海家中教她油画，自此与西方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张荔英在完成高中教育后，于1926年进入美国纽约的艺术学生联盟正式学习艺术基础，继而远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
1930年，年仅24岁的张荔英第一次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后来她的作品又多次入选独立沙龙及杜勒利沙龙，受到艺评家的高度赞赏，巴黎的第如迭坡美术馆还收藏了一幅张荔英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女性画家的作品能够登上巴黎雄奇瑰丽的美术殿堂，是极难能可贵的，这对年轻的张荔英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肯定与荣耀。
此前，华人女画家中仅有方君璧获此殊荣。
张静江在自己和原配的五个女儿中，自然以四小姐为傲，在诸多场合都要拿出来炫耀。
可以说，这是张荔英和父亲关系最和谐的年代。
民国的财团政要自然趋之若鹜，上门求亲的踏破门槛，但都被张静江一一拒绝。
豪门的千金的坎坷婚姻
正当张荔英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的爱情也悄然而至。
原本着为艺术献身、抱定独身主义的她，在巴黎邂逅了她的真命天子陈友仁(Eugene Chen)，并执意要嫁给这位她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
这一年，张荔英25岁，芳华正茂，是巴黎画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原本决定为艺术献身、抱定独身主义的她，足够年轻漂亮，有才也有财，根本不愁嫁，也不想嫁。
而陈友仁已55岁，原配妻子病逝4年，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过，遭到蒋介石的通缉，正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但张荔英不以成败论英雄，在陈友仁最困难的时候，反而看到了陈友仁不同凡响的品格，毅然放弃了自己原先抱独身主义的打算。
陈友仁，也是民国传奇人物，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祖籍广东兴梅，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
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他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英租界，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也因此被誉为"铁腕外交家"。
然而，他们的婚事，遭到张荔英父亲的极力反对。
双方年龄差距甚远就不说了，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也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
张荔英嫁给他后，两人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但虎父无犬女，“民国奇人”张静江的女儿，注定也是一个奇女子。
张荔英虽然遗传了江南女子的含蓄温婉，但在她娇弱的外表下，却包裹着一颗自由不羁的灵魂。
她崇尚英雄，性格刚强，全无一般豪门闺秀的文弱之气，是个性鲜明的反传统的“侠女”。
张荔英曾这么形容丈夫：“从一开始，在巴黎的时候，友仁一直都喜欢绘画，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学美术，他不惊讶，只说那是好事，他帮得上忙…
而且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摆姿势，这对画家是有帮助的。”
陈友仁不仅关心政治、爱好文学，也全力支持爱妻的美术事业。
不仅陪她到郊外写生，亲力亲为帮她操办画展，并随时愿意为她摆姿势，成为张荔英绘画生涯中，无可取代的肖像模特。
出于对父亲恭敬，对自己坦诚，对爱情忠贞，張荔英鼓足勇气致函父亲，陈述她与陳君相晤，缘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引见。
因彼此相知相爱，故而放弃了为艺术终身不嫁的诺言。信中她语气坚定地请求父亲同意他们的婚事。
当时，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给张静江，表白他对张荔英的爱慕之情。
据说张静江看完信后气不打一处来，但这世上哪有拗得过子女的父母呢！
1930年，张荔英与陈友仁在巴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宋庆龄也以大媒身份赶到巴黎参加婚礼，当地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但只有张静江内心依然无法原谅，只能诅咒：这段婚姻绝对无法长久。
一语成箴，这段婚姻，只有短短的13年，并非情感的破裂和冷漠，而是这段婚姻中的艰难和痛苦。
被日本人囚禁的数年
陈友仁虽然被蒋介石通缉，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步加深，也仍然坚持回国参加抗战活动。
陈友仁前往香港从事抗日活动，不料香港沦陷，夫妻二人双双被日军逮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软禁于家中。
在漫长的幽居岁月里，张荔英始终与丈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
期间，张荔英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为丈夫与自己画了很多肖像画，聊以慰藉。
作品中，荔英的签名始终是“CHEN”。因为她自与陈友仁结婚后，就随夫姓了。即使荔英后来短暂改嫁，于公于私也一直保有前夫的姓氏。
如此深情，天地可鉴。
张荔英后来回忆，自己在那段岁月里，曾亲眼目睹陈友仁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仍然保持一个外交家不卑不亢的风度。谁料抗战胜利前夕，陈友仁病逝于上海。
那一年，张荔英38岁。
其后，她又继续被软禁一年。难以想象这一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失去挚爱的丈夫、失去向往的自由，一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唯有画笔相伴，唯有画布可以诉衷肠。
二战结束后，受禁5年的荔英终于被释放。
这个时候的张静江全家也早已移民美国。
只剩余张荔英在国内。
她费尽全力从过往悲痛中走出来，以卖画为生，在中国、美国，和法国等旅居之地都办过画展。
直到新中国成立，因为家庭，她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随身携带一幅自己创作的《北平风景》，连同她的故国心影，只身漂泊到了南洋。
即便再困难，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绘画事业。
这里不能不提到她的第二段婚姻。本来丈夫的离世，已经让她决定终身不嫁。
1947年，她再度出嫁，她说，‘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孤单了。’”
然而，这个对象实在不能如意，最终这段婚姻也不疾而终。
也是这一年，流亡中的张荔英，应新加坡南洋美術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之邀，任教于该校长达27年之久，教授素描与油画，润泽了新加坡无数的莘莘学子。
新加坡的国宝
历经战乱、软禁、生离死别及种种风波以后，颠沛流离半生的张荔英深刻领悟到，没有什么比能在这平静的新加坡安身、靠绘画教学为生来得更叫人安心了。
在张荔英看来，新加坡长夏无冬，风光旖旎秀美，海岸风平浪静，最适合户外作画；而到户外采景，正是她最喜欢的作画方式。
于是，人们常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画家，开着她那辆粉红色小车，忍受着炽热阳光的煎熬，穿行于椰风海韵中，只为找寻一个可以入画的好景。
在那个鲜少有女性开车的年代，这实在是都市的一道风景，更是一个艺术家忠诚的从艺态度。
而张荔英的小红车，有时候也成了画面的一部分。
受到“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影响，张荔英特别注重画面中形体和色彩之间的布局，力求达到1种和谐感。
无论是蔬果、用具或花卉等静物摆设，她总是精心布置，以确保前景、中景和背景的空间界限分明。
在色调的应用和笔触运行方面，张荔英带有些许凡高的痕迹，凡高常从锡管里挤出最明亮、最原始的色彩，未曾调试就抹在他的画布上，试图展现他那骚动、狂放的技法。
有别于凡高烈焰般的激情，个性稳健冷谧的张荔英用色则较为含蓄、温馨。
新加坡著名艺术史学者TK萨巴帕迪曾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艺术史让艺术家能认祖归宗；艺术家必然自有‘艺统’，张荔英也不例外。
塞尚和凡高是她绘画的两大源头，前者影响了她对形体和图像结构的处理方式，而她从凡高那里则学会一股冲劲，着力探索色彩和笔触的表现特性。”
新加坡的绘画一派甚至认为：张荔英是第一个将油画带入亚洲的艺术家，这本就值得尊重，何况其艺术成就在亚洲并没有多少人可以是超越。
1982年，新加坡政府授予张荔英国家文化艺术奖章，以表彰这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杰出画家及美术教育家，为新加坡绘画艺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85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属下的国家画廊，为张荔英举办了“新加坡先驱画家：张荔英1985年回顾展”。这是张荔英一生中规模最为盛大的展览，一口气展出女画家172幅作品，连纪念册也被索取一空。
三年后，国家画廊还为张荔英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访问。记录下她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为后人研究张荔英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
1993年，张荔英离别故国近半个世纪以后，在新加坡溘然长逝。
2013年，张荔英创作的《莲花颂》，在香港苏富比以916万港元落槌。
这不仅是张荔英创作生涯中最为出色之作，还是至今拍卖史上最大尺幅的张荔英作品。
时光知味，岁月沉馥。张荔英八十七载悠悠岁月，不仅桃李盈门，亦留下画作无数。
她别样的人生，不仅塑造了她个人的禀赋，同时铸就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让她成为20世纪亚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也是新加坡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国民党要员府中的千金、扬名巴黎的女艺术家、偏执骁勇外交官的妻子，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都属于张荔英的前半生。
她的前半生追求生活，而后半生在南洋的小岛上追求自我。
这个不为人知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身边只有朋友，没有亲人。
这个老人叫做张静江，没有他，或许就没有中华民国。没有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政权。
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蒋介石亦称他为“革命导师”。祖籍休宁的徽商之后，民国富豪、政坛元老。
在病床弥留之际，他的口中喊着：荔英。
这是他的四女儿，也是心里最惦记的的女儿，在相离二十年之后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惦记着。
和民国的“宋氏三姐妹”，“合肥四姐妹”一般，张静江的女儿，在民国被称为“五朵金花”。
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又受生母姚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五姐妹当中，尤以四小姐张荔英最为出色，她的人生也最为传奇，或许也是和父亲闹得最凶的女儿。
然而流亡在新加坡的岁月，却让这个国家因她褶褶生辉，并被奉为“国宝级”的艺术家，六大先驱画家之一。
其中艰难困苦，其中磨砺涤荡，让豪门名媛到艺术大家，她走过一生，也是自我追寻的一生。
但这些看似风光的背后，实则是她漂泊动荡的一生。她一生的故事，几乎就是20世纪华人的缩影。
民国名媛里女性第一画家
在近代中国画家中，被国人熟识的当数旅法画家潘玉良，连国宝级画家齐白石也自愧不如，称其为“大姐”。
张荔英绘画成就及传奇色彩，并不逊色于旅法画家潘玉良。只是在她的故乡中国，她的故事鲜为人知罢了。
1906年，张荔英出生于浙江南浔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张静江不但学问渊博，酷爱艺术，在商场更是长袖善舞，更因为倾家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跻身政坛。
其家族在清末民初，势力遍布政、商、文化各界，可谓权倾一时，富可敌国。
母亲姚蕙，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和美学根基。
由于父亲张静江的贸易生意遍及欧美各国，所以张家姐妹从小便跟随父母游历世界。
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下，姐妹们既接受传统礼教，又留学于异邦，沐欧风美雨，上承古典闺秀余绪之外，又别具西方之新姿。
因而身上熏染出的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都让彼时的上海人眼前一亮，并被奉为时尚与摩登的典范，成为沪上社交圈炙手可热的名门淑媛。
据上海的文献记载，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社交晚宴，名媛名单里便少不了张荔英姐妹。
在这样歌舞升平的世界里，很多人逐渐麻木和沉沦，数不清的上海名媛留下了是一种青春的荡漾。
而对于张荔英来说，这不过是一种场合罢了。
张荔英从小就立志要当画家，很早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
为此父母特意请了俄国的私人教师在上海家中教她油画，自此与西方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张荔英在完成高中教育后，于1926年进入美国纽约的艺术学生联盟正式学习艺术基础，继而远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
1930年，年仅24岁的张荔英第一次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后来她的作品又多次入选独立沙龙及杜勒利沙龙，受到艺评家的高度赞赏，巴黎的第如迭坡美术馆还收藏了一幅张荔英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女性画家的作品能够登上巴黎雄奇瑰丽的美术殿堂，是极难能可贵的，这对年轻的张荔英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肯定与荣耀。
此前，华人女画家中仅有方君璧获此殊荣。
张静江在自己和原配的五个女儿中，自然以四小姐为傲，在诸多场合都要拿出来炫耀。
可以说，这是张荔英和父亲关系最和谐的年代。
民国的财团政要自然趋之若鹜，上门求亲的踏破门槛，但都被张静江一一拒绝。
豪门的千金的坎坷婚姻
正当张荔英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的爱情也悄然而至。
原本着为艺术献身、抱定独身主义的她，在巴黎邂逅了她的真命天子陈友仁(Eugene Chen)，并执意要嫁给这位她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
这一年，张荔英25岁，芳华正茂，是巴黎画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原本决定为艺术献身、抱定独身主义的她，足够年轻漂亮，有才也有财，根本不愁嫁，也不想嫁。
而陈友仁已55岁，原配妻子病逝4年，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过，遭到蒋介石的通缉，正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但张荔英不以成败论英雄，在陈友仁最困难的时候，反而看到了陈友仁不同凡响的品格，毅然放弃了自己原先抱独身主义的打算。
陈友仁，也是民国传奇人物，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祖籍广东兴梅，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
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他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英租界，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也因此被誉为"铁腕外交家"。
然而，他们的婚事，遭到张荔英父亲的极力反对。
双方年龄差距甚远就不说了，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也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
张荔英嫁给他后，两人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但虎父无犬女，“民国奇人”张静江的女儿，注定也是一个奇女子。
张荔英虽然遗传了江南女子的含蓄温婉，但在她娇弱的外表下，却包裹着一颗自由不羁的灵魂。
她崇尚英雄，性格刚强，全无一般豪门闺秀的文弱之气，是个性鲜明的反传统的“侠女”。
张荔英曾这么形容丈夫：“从一开始，在巴黎的时候，友仁一直都喜欢绘画，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学美术，他不惊讶，只说那是好事，他帮得上忙…
而且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摆姿势，这对画家是有帮助的。”
陈友仁不仅关心政治、爱好文学，也全力支持爱妻的美术事业。
不仅陪她到郊外写生，亲力亲为帮她操办画展，并随时愿意为她摆姿势，成为张荔英绘画生涯中，无可取代的肖像模特。
出于对父亲恭敬，对自己坦诚，对爱情忠贞，張荔英鼓足勇气致函父亲，陈述她与陳君相晤，缘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引见。
因彼此相知相爱，故而放弃了为艺术终身不嫁的诺言。信中她语气坚定地请求父亲同意他们的婚事。
当时，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给张静江，表白他对张荔英的爱慕之情。
据说张静江看完信后气不打一处来，但这世上哪有拗得过子女的父母呢！
1930年，张荔英与陈友仁在巴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宋庆龄也以大媒身份赶到巴黎参加婚礼，当地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但只有张静江内心依然无法原谅，只能诅咒：这段婚姻绝对无法长久。
一语成箴，这段婚姻，只有短短的13年，并非情感的破裂和冷漠，而是这段婚姻中的艰难和痛苦。
被日本人囚禁的数年
陈友仁虽然被蒋介石通缉，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步加深，也仍然坚持回国参加抗战活动。
陈友仁前往香港从事抗日活动，不料香港沦陷，夫妻二人双双被日军逮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软禁于家中。
在漫长的幽居岁月里，张荔英始终与丈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
期间，张荔英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为丈夫与自己画了很多肖像画，聊以慰藉。
作品中，荔英的签名始终是“CHEN”。因为她自与陈友仁结婚后，就随夫姓了。即使荔英后来短暂改嫁，于公于私也一直保有前夫的姓氏。
如此深情，天地可鉴。
张荔英后来回忆，自己在那段岁月里，曾亲眼目睹陈友仁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仍然保持一个外交家不卑不亢的风度。谁料抗战胜利前夕，陈友仁病逝于上海。
那一年，张荔英38岁。
其后，她又继续被软禁一年。难以想象这一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失去挚爱的丈夫、失去向往的自由，一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唯有画笔相伴，唯有画布可以诉衷肠。
二战结束后，受禁5年的荔英终于被释放。
这个时候的张静江全家也早已移民美国。
只剩余张荔英在国内。
她费尽全力从过往悲痛中走出来，以卖画为生，在中国、美国，和法国等旅居之地都办过画展。
直到新中国成立，因为家庭，她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随身携带一幅自己创作的《北平风景》，连同她的故国心影，只身漂泊到了南洋。
即便再困难，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绘画事业。
这里不能不提到她的第二段婚姻。本来丈夫的离世，已经让她决定终身不嫁。
1947年，她再度出嫁，她说，‘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孤单了。’”
然而，这个对象实在不能如意，最终这段婚姻也不疾而终。
也是这一年，流亡中的张荔英，应新加坡南洋美術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之邀，任教于该校长达27年之久，教授素描与油画，润泽了新加坡无数的莘莘学子。
新加坡的国宝
历经战乱、软禁、生离死别及种种风波以后，颠沛流离半生的张荔英深刻领悟到，没有什么比能在这平静的新加坡安身、靠绘画教学为生来得更叫人安心了。
在张荔英看来，新加坡长夏无冬，风光旖旎秀美，海岸风平浪静，最适合户外作画；而到户外采景，正是她最喜欢的作画方式。
于是，人们常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画家，开着她那辆粉红色小车，忍受着炽热阳光的煎熬，穿行于椰风海韵中，只为找寻一个可以入画的好景。
在那个鲜少有女性开车的年代，这实在是都市的一道风景，更是一个艺术家忠诚的从艺态度。
而张荔英的小红车，有时候也成了画面的一部分。
受到“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影响，张荔英特别注重画面中形体和色彩之间的布局，力求达到1种和谐感。
无论是蔬果、用具或花卉等静物摆设，她总是精心布置，以确保前景、中景和背景的空间界限分明。
在色调的应用和笔触运行方面，张荔英带有些许凡高的痕迹，凡高常从锡管里挤出最明亮、最原始的色彩，未曾调试就抹在他的画布上，试图展现他那骚动、狂放的技法。
有别于凡高烈焰般的激情，个性稳健冷谧的张荔英用色则较为含蓄、温馨。
新加坡著名艺术史学者TK萨巴帕迪曾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艺术史让艺术家能认祖归宗；艺术家必然自有‘艺统’，张荔英也不例外。
塞尚和凡高是她绘画的两大源头，前者影响了她对形体和图像结构的处理方式，而她从凡高那里则学会一股冲劲，着力探索色彩和笔触的表现特性。”
新加坡的绘画一派甚至认为：张荔英是第一个将油画带入亚洲的艺术家，这本就值得尊重，何况其艺术成就在亚洲并没有多少人可以是超越。
1982年，新加坡政府授予张荔英国家文化艺术奖章，以表彰这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杰出画家及美术教育家，为新加坡绘画艺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85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属下的国家画廊，为张荔英举办了“新加坡先驱画家：张荔英1985年回顾展”。这是张荔英一生中规模最为盛大的展览，一口气展出女画家172幅作品，连纪念册也被索取一空。
三年后，国家画廊还为张荔英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访问。记录下她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为后人研究张荔英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
1993年，张荔英离别故国近半个世纪以后，在新加坡溘然长逝。
2013年，张荔英创作的《莲花颂》，在香港苏富比以916万港元落槌。
这不仅是张荔英创作生涯中最为出色之作，还是至今拍卖史上最大尺幅的张荔英作品。
时光知味，岁月沉馥。张荔英八十七载悠悠岁月，不仅桃李盈门，亦留下画作无数。
她别样的人生，不仅塑造了她个人的禀赋，同时铸就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让她成为20世纪亚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也是新加坡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国民党要员府中的千金、扬名巴黎的女艺术家、偏执骁勇外交官的妻子，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都属于张荔英的前半生。
她的前半生追求生活，而后半生在南洋的小岛上追求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