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安于陪伴。
每每看到大师们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又对比当下的三观，我向往这样的爱情。
照片里的她中国名字叫戴乃迭，英籍汉学家。原名Gladys T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
时间退回1940年的英国，21岁的戴乃迭，告诉母亲她要嫁给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并且要随着男方一起回中国。
对于母亲来说，女儿戴乃迭的选择，先是让她震惊，而后是愤怒。“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母亲的警告近乎诅咒，作为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到大放厥词呢？
戴乃迭母亲口不择言说出的话是有原因的，她和戴乃迭的父亲曾一同到中国传教，在中国生儿育女，中国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
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可以向中国人传教，但把女儿嫁给中国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还有最让她担心的是战火中的中国，条件十分艰苦。
更何况自己的女儿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学生，美丽的女儿有更多的选择。母亲无法理解女儿为什么会爱上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国留学生。这就难怪她会难以接受女儿的这一决定，而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照片里的他叫杨宪益，1915年1月12日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曾经留学日本,并当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而杨宪益作为家中的独子，被受宠爱，从小就锦衣玉食。父亲在他5岁那年去世了，留下了丰厚的家产。
锦衣玉食的环境，又是独子，大家都宠着他，可他并没有给惯坏，他把钱全用来买书，他酷爱读史，精通国学，小小年纪就熟练掌握英文，看英文翻译成中文版的书不过瘾，就直接从国外订购原版书看。1928年,杨宪益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6年，21岁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在彼此最美的年华遇到最想相守一辈子的人，他们的爱情必定成为我们心中的传奇。
在牛津大学，杨宪益遇到了此生挚爱——戴乃迭，他是牛津的中国学生会当主席，而戴乃迭是学生会的秘书，两人因此相识。
戴乃迭和中国颇有渊源，戴乃迭1919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戴乐仁（J.B.Tayler)是来中国的传教士，曾在天津新学书院教书，后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甘肃贫困农村创办工业合作化组织。
戴乃迭从小就对中国有直观的印象，戴乃迭在她未完成的自传《我有两个祖国》中写下她幼年对北京的记忆：“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
戴乃迭说，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通常都说一口跟当地的中国人一样流利的中国话，但我们不幸却是个例外。戴乃迭的母亲不允许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跟中国孩子一起玩。她小时候没学过中文，六岁以后，就回去英国读书了。在父母传教的儿童时期的中国给予了戴乃迭美好的影像，这一段幼时的烙印深深的影响了她。
也许是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的渊源，对来自中国的杨宪益引起了戴乃迭留意。“起初我几乎被他吓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24岁就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他知识渊博，崇尚自由，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让戴乃迭迷恋上了杨宪益。
“爱情是没有办法躲避的，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 就因为杨宪益，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也在追求戴乃迭，三人经常一起学习法文，最终戴乃迭选择的还是“才华横溢的杨”。
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先生，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契合点。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
爱情使彼此都为对方做了改变，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成熟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1940年，杨宪益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了。他接到了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邀请他回西南联大教书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了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放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丰厚的薪资聘请。
杨宪益决定回国，这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与戴乃迭分别的痛苦，杨宪益很明确的告诉她“ 我们不是一块到美国去，而是到中国内地。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战乱动荡，山河破碎，条件十分艰苦，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根本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
那时候，英国有一首歌描写新婚少妇的生活，歌中唱到：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可是，1940年的中国，根本保证不了英国少女最低的生活理想，杨宪益担心戴乃迭跟自己回中国定居是一时头脑发热，以后会后悔。杨宪益说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
戴乃迭回答了杨宪益：“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不是去享受的。”这句刻骨铭心的回答，伴随了杨宪益一辈子。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戴乃迭的母亲。“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
相爱的两颗心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憧憬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踏上回国的的归途。
杨宪益带回来一个英国姑娘回来结婚，杨家也乱作一团。其祖父杨士燮共有兄弟八个，其中四位在晚清时做过翰林。杨家的这些反应，来自当时的社会压力和人们的偏见。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在当时的时代，杨家激起了轩然大波。
回到中国的戴乃迭美丽知性，言谈举止温和有礼渐渐的得到杨家的认可。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举办了婚礼，尽管此前有反对，但戴乃迭的父母也来参加了婚礼，还穿上了中国特有的旗袍，引得旁人不禁侧目。虽然婚礼简单朴素，但两位证婚人却是大有来头，一位是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另一位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从此戴乃迭、杨宪益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20世纪40年代，原本富有的杨家在战争中从天津漂泊到重庆，财产所剩无几。抗美援朝时期，为了配合杨宪益凑足4万多元捐钱买飞机，她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的所有首饰。
生活渐渐窘迫起来，为了生计，婚后他不得不带着她，在西南各地奔波教书，生活极其艰苦，每天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生活的艰苦戴乃迭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让她委屈的是在工作中，由于她的外国人身份，她遭受无端的猜疑，一次她工作的单位怀疑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就解聘了她。
杨宪益觉得自己亏待了戴乃迭，想起她来到中国的种种艰辛，他对她说：“亲爱的，我让你遭罪了。”她还是那句话：“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
物质匮乏，战乱流离，两人的感情却愈加深厚。她为他，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用文言文写小故事。他为她，保留着早年在英伦的生活习惯，他为她，平时生活里尽量只讲英语，她总是笑着抱怨：“因为你，我中文总是学不好。”
直到1943年，他们到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生活才有所转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才开始变得安稳。
当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梁实秋正犯愁，过去都是英文名著翻译到中国来，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却鲜少翻译成英文，这让西方对中国文化极度的陌生。梁实秋下定决心要找到，把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的学者，而杨宪益就是最好人选。
于是在梁实秋的主导下，杨宪益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此彻底打开了他翻译的大门，一发不可收拾。他和戴乃迭乃迭一起进入外文局工作，在外文局，他和乃迭的译稿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有名的。译书的时候，常常是他手捧一册书，一边看一边就直接口译。乃迭则坐在桌前敲字如飞。等翻译完毕，两人再一同看稿，斟酌其中的不妥之处。在乃迭的帮助下，他完美的完成了一部部作品。
他是向世界介绍《离骚》的第一人，也是把《史记》推向西方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和乃迭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至今无人超越……
他还翻译了《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等经典作品。可以说，他翻译了整个中国，直至今日，成千上万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依然得依赖他的著作。硕果累累，夫妇二人几乎翻遍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那些看上去简直无法翻译的著作，却在他和乃迭的努力下，充满趣味地走进了西方人的心中。而他的每一部译著，在他的名字后面，一定跟着她的名字———戴乃迭。
戴乃迭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杨宪益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
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我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这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着。他们都在牵挂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因他们备受磨难。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长子杨烨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
等他们出狱时，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他们没想到在他们坐牢期间，他们惟一的儿子也因他们的牵连而受迫害导致精神分裂，杨宪益夫妇将儿子送到英国，然而在1979年他们最爱的儿子杨烨因病情复发自焚于英国的姨妈家中，年仅三十八岁……谁能想到，当年戴乃迭母亲撂下的气话，竟一语成谶。
儿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老来丧子，不甚其哀，儿子自杀这件事，对戴乃迭女士打击非常大，她无法想象，在一个国家，会发生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从此戴乃迭的身体每况愈下。
悲痛欲绝的两人常常在家对饮，酒酣后就唱年轻时喜爱的歌曲，唱着唱着，他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她那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也瞬间溢满了泪水，可她仍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她说：“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
遭受如此大的不公与磨难，可他们还对那样的中国时代如此宽容。他们说：那是一场闹剧，不值得再提。晚年时，他们还一起，把精心收藏的珍贵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翻译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做了捐献。
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简朴到了极点，他们在外文局简陋的宿舍楼里住了40年。自从儿子离世后，乃迭这一病就是25年，后来又得了老年痴呆症，这25年的时间里他寸步不离地陪伴，80多岁的他细心地照顾她，吃饭时给她围上餐巾，连哄带劝的一口口喂她。乃迭这一辈子，也没有学会做家务。
他的母亲曾对人抱怨：“我这个儿媳妇什么都好，就是太不能干家务了。”结婚几十年，洗衣做饭这些事都是他在做。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老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乃迭。他说：鲜花搬进屋子里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她爱了他一辈子，他也宠了她一辈子。
由于疾病，当朋友来看乃迭时，乃迭已经认不出谁是谁了。但她总是微笑着，目光纯净，犹如婴孩。大部分事情她都已遗忘了，不过有些事情，她依然能明白记得。比如自己从年轻时就爱恋的男人，至今依然爱着自己。可丈夫深情的宠爱，还是没能留住她那微弱的生命。1999年11月18日，她在他温暖的怀抱里，眷恋地闭上了眼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从1940年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之后，除了因公出访，她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 一个女人最渴望的美貌，她有了；最奢望的才华，她也有了；可一个女人能够经历的苦难，她也都一一忍受了；为了爱，甘心受苦受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她勤奋地工作，还是被逮捕收监，一关就是四年；唯一的儿子被折磨发疯，自杀身亡。她唯一没有后悔的是对杨宪益说过的这句话:“我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
戴乃迭的病逝，丈夫杨宪益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他曾时常念叨：“ 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对他而已，乃迭是朋友，是知己，是爱人，更是灵魂伴侣。悲痛欲绝的他，在皓月下举杯，为亡妻写下一首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乃迭先走一步后，杨宪益的时间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所有的翻译工作，他的生命仿佛和她一起离去了。
面对所有的邀约，他说：“她不在，我不出现。”
他的神情总是那么淡泊，那么平静，像是看穿了周遭的百年事态。
他的生活，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他是“性情中人”，一生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喝饮料，但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他最喜欢陶渊明的一句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也是他对自己一生遭际的委婉解读吧！
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了意义，他点点头：是。记者接着又问：你这样想，是因为夫人不在了吗？他还是淡定地回答：是。记者又问了一句：“如果她还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怎么想？”这一次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了，片刻停顿后，满怀深情的说：
“那我会愿意再活100岁！” ……
“我已经习惯了有你，举起酒杯，你在对饮里。端起香盏，你就在茶香里，拈起笔墨，你就在诗韵里，展开彩轴 ，你就在画卷里，轻轻念起，你就幽居在我的心里。乃迭”......……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先生病逝，享年九十五岁。也许只有经历过艰难险阻后的爱情才能长久不衰，才能如夏花般美丽，他是她的最爱，她是他的唯一。
每每看到大师们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又对比当下的三观，我向往这样的爱情。
照片里的她中国名字叫戴乃迭，英籍汉学家。原名Gladys T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
时间退回1940年的英国，21岁的戴乃迭，告诉母亲她要嫁给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并且要随着男方一起回中国。
对于母亲来说，女儿戴乃迭的选择，先是让她震惊，而后是愤怒。“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母亲的警告近乎诅咒，作为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到大放厥词呢？
戴乃迭母亲口不择言说出的话是有原因的，她和戴乃迭的父亲曾一同到中国传教，在中国生儿育女，中国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
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可以向中国人传教，但把女儿嫁给中国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还有最让她担心的是战火中的中国，条件十分艰苦。
更何况自己的女儿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学生，美丽的女儿有更多的选择。母亲无法理解女儿为什么会爱上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国留学生。这就难怪她会难以接受女儿的这一决定，而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照片里的他叫杨宪益，1915年1月12日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曾经留学日本,并当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而杨宪益作为家中的独子，被受宠爱，从小就锦衣玉食。父亲在他5岁那年去世了，留下了丰厚的家产。
锦衣玉食的环境，又是独子，大家都宠着他，可他并没有给惯坏，他把钱全用来买书，他酷爱读史，精通国学，小小年纪就熟练掌握英文，看英文翻译成中文版的书不过瘾，就直接从国外订购原版书看。1928年,杨宪益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6年，21岁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在彼此最美的年华遇到最想相守一辈子的人，他们的爱情必定成为我们心中的传奇。
在牛津大学，杨宪益遇到了此生挚爱——戴乃迭，他是牛津的中国学生会当主席，而戴乃迭是学生会的秘书，两人因此相识。
戴乃迭和中国颇有渊源，戴乃迭1919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戴乐仁（J.B.Tayler)是来中国的传教士，曾在天津新学书院教书，后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甘肃贫困农村创办工业合作化组织。
戴乃迭从小就对中国有直观的印象，戴乃迭在她未完成的自传《我有两个祖国》中写下她幼年对北京的记忆：“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
戴乃迭说，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通常都说一口跟当地的中国人一样流利的中国话，但我们不幸却是个例外。戴乃迭的母亲不允许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跟中国孩子一起玩。她小时候没学过中文，六岁以后，就回去英国读书了。在父母传教的儿童时期的中国给予了戴乃迭美好的影像，这一段幼时的烙印深深的影响了她。
也许是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的渊源，对来自中国的杨宪益引起了戴乃迭留意。“起初我几乎被他吓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24岁就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他知识渊博，崇尚自由，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让戴乃迭迷恋上了杨宪益。
“爱情是没有办法躲避的，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 就因为杨宪益，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也在追求戴乃迭，三人经常一起学习法文，最终戴乃迭选择的还是“才华横溢的杨”。
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先生，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契合点。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
爱情使彼此都为对方做了改变，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成熟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1940年，杨宪益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了。他接到了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邀请他回西南联大教书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了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放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丰厚的薪资聘请。
杨宪益决定回国，这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与戴乃迭分别的痛苦，杨宪益很明确的告诉她“ 我们不是一块到美国去，而是到中国内地。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战乱动荡，山河破碎，条件十分艰苦，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根本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
那时候，英国有一首歌描写新婚少妇的生活，歌中唱到：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可是，1940年的中国，根本保证不了英国少女最低的生活理想，杨宪益担心戴乃迭跟自己回中国定居是一时头脑发热，以后会后悔。杨宪益说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
戴乃迭回答了杨宪益：“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不是去享受的。”这句刻骨铭心的回答，伴随了杨宪益一辈子。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戴乃迭的母亲。“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
相爱的两颗心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憧憬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踏上回国的的归途。
杨宪益带回来一个英国姑娘回来结婚，杨家也乱作一团。其祖父杨士燮共有兄弟八个，其中四位在晚清时做过翰林。杨家的这些反应，来自当时的社会压力和人们的偏见。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在当时的时代，杨家激起了轩然大波。
回到中国的戴乃迭美丽知性，言谈举止温和有礼渐渐的得到杨家的认可。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举办了婚礼，尽管此前有反对，但戴乃迭的父母也来参加了婚礼，还穿上了中国特有的旗袍，引得旁人不禁侧目。虽然婚礼简单朴素，但两位证婚人却是大有来头，一位是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另一位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从此戴乃迭、杨宪益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20世纪40年代，原本富有的杨家在战争中从天津漂泊到重庆，财产所剩无几。抗美援朝时期，为了配合杨宪益凑足4万多元捐钱买飞机，她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的所有首饰。
生活渐渐窘迫起来，为了生计，婚后他不得不带着她，在西南各地奔波教书，生活极其艰苦，每天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生活的艰苦戴乃迭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让她委屈的是在工作中，由于她的外国人身份，她遭受无端的猜疑，一次她工作的单位怀疑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就解聘了她。
杨宪益觉得自己亏待了戴乃迭，想起她来到中国的种种艰辛，他对她说：“亲爱的，我让你遭罪了。”她还是那句话：“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
物质匮乏，战乱流离，两人的感情却愈加深厚。她为他，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用文言文写小故事。他为她，保留着早年在英伦的生活习惯，他为她，平时生活里尽量只讲英语，她总是笑着抱怨：“因为你，我中文总是学不好。”
直到1943年，他们到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生活才有所转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才开始变得安稳。
当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梁实秋正犯愁，过去都是英文名著翻译到中国来，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却鲜少翻译成英文，这让西方对中国文化极度的陌生。梁实秋下定决心要找到，把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的学者，而杨宪益就是最好人选。
于是在梁实秋的主导下，杨宪益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此彻底打开了他翻译的大门，一发不可收拾。他和戴乃迭乃迭一起进入外文局工作，在外文局，他和乃迭的译稿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有名的。译书的时候，常常是他手捧一册书，一边看一边就直接口译。乃迭则坐在桌前敲字如飞。等翻译完毕，两人再一同看稿，斟酌其中的不妥之处。在乃迭的帮助下，他完美的完成了一部部作品。
他是向世界介绍《离骚》的第一人，也是把《史记》推向西方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和乃迭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至今无人超越……
他还翻译了《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等经典作品。可以说，他翻译了整个中国，直至今日，成千上万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依然得依赖他的著作。硕果累累，夫妇二人几乎翻遍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那些看上去简直无法翻译的著作，却在他和乃迭的努力下，充满趣味地走进了西方人的心中。而他的每一部译著，在他的名字后面，一定跟着她的名字———戴乃迭。
戴乃迭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杨宪益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
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我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这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着。他们都在牵挂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因他们备受磨难。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长子杨烨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
等他们出狱时，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他们没想到在他们坐牢期间，他们惟一的儿子也因他们的牵连而受迫害导致精神分裂，杨宪益夫妇将儿子送到英国，然而在1979年他们最爱的儿子杨烨因病情复发自焚于英国的姨妈家中，年仅三十八岁……谁能想到，当年戴乃迭母亲撂下的气话，竟一语成谶。
儿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老来丧子，不甚其哀，儿子自杀这件事，对戴乃迭女士打击非常大，她无法想象，在一个国家，会发生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从此戴乃迭的身体每况愈下。
悲痛欲绝的两人常常在家对饮，酒酣后就唱年轻时喜爱的歌曲，唱着唱着，他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她那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也瞬间溢满了泪水，可她仍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她说：“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
遭受如此大的不公与磨难，可他们还对那样的中国时代如此宽容。他们说：那是一场闹剧，不值得再提。晚年时，他们还一起，把精心收藏的珍贵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翻译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做了捐献。
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简朴到了极点，他们在外文局简陋的宿舍楼里住了40年。自从儿子离世后，乃迭这一病就是25年，后来又得了老年痴呆症，这25年的时间里他寸步不离地陪伴，80多岁的他细心地照顾她，吃饭时给她围上餐巾，连哄带劝的一口口喂她。乃迭这一辈子，也没有学会做家务。
他的母亲曾对人抱怨：“我这个儿媳妇什么都好，就是太不能干家务了。”结婚几十年，洗衣做饭这些事都是他在做。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老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乃迭。他说：鲜花搬进屋子里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她爱了他一辈子，他也宠了她一辈子。
由于疾病，当朋友来看乃迭时，乃迭已经认不出谁是谁了。但她总是微笑着，目光纯净，犹如婴孩。大部分事情她都已遗忘了，不过有些事情，她依然能明白记得。比如自己从年轻时就爱恋的男人，至今依然爱着自己。可丈夫深情的宠爱，还是没能留住她那微弱的生命。1999年11月18日，她在他温暖的怀抱里，眷恋地闭上了眼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从1940年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之后，除了因公出访，她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 一个女人最渴望的美貌，她有了；最奢望的才华，她也有了；可一个女人能够经历的苦难，她也都一一忍受了；为了爱，甘心受苦受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她勤奋地工作，还是被逮捕收监，一关就是四年；唯一的儿子被折磨发疯，自杀身亡。她唯一没有后悔的是对杨宪益说过的这句话:“我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
戴乃迭的病逝，丈夫杨宪益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他曾时常念叨：“ 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对他而已，乃迭是朋友，是知己，是爱人，更是灵魂伴侣。悲痛欲绝的他，在皓月下举杯，为亡妻写下一首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乃迭先走一步后，杨宪益的时间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所有的翻译工作，他的生命仿佛和她一起离去了。
面对所有的邀约，他说：“她不在，我不出现。”
他的神情总是那么淡泊，那么平静，像是看穿了周遭的百年事态。
他的生活，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他是“性情中人”，一生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喝饮料，但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他最喜欢陶渊明的一句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也是他对自己一生遭际的委婉解读吧！
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了意义，他点点头：是。记者接着又问：你这样想，是因为夫人不在了吗？他还是淡定地回答：是。记者又问了一句：“如果她还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怎么想？”这一次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了，片刻停顿后，满怀深情的说：
“那我会愿意再活100岁！” ……
“我已经习惯了有你，举起酒杯，你在对饮里。端起香盏，你就在茶香里，拈起笔墨，你就在诗韵里，展开彩轴 ，你就在画卷里，轻轻念起，你就幽居在我的心里。乃迭”......……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先生病逝，享年九十五岁。也许只有经历过艰难险阻后的爱情才能长久不衰，才能如夏花般美丽，他是她的最爱，她是他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