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了下午3点，阳光就已经照不透老城小巷的尽头了，只能盘踞在街口高耸出来的赭黄色墙头，耀眼得如同一块碎金子。
我在一座华丽的阿拉伯小院儿里喝完最后一口薄荷茶。一下午挤在校园里操着各国语言喝茶聊天的人随着午后的最后一丝酷热潮水般褪走了。本来还嫌那个挂在墙角摇头摆尾嗡嗡作响的小电扇功率不够，现在倒隐隐约约地觉出一点凉意。店老板披上一件早已放在一旁的薄衫，站在门口，操着水烟和邻居大声聊天。
老居民新居民，都对这样的微气候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是源于老天爷对科尔多瓦的厚爱，而是1000多年前那些建造起科尔多瓦老城的伟大工程师的智慧：他们故意歪曲了每条小巷的方向，并且把每个院子都设置在了建筑的深处。即使在盛夏，正午的气温轻松攀升到40度以上时，小巷里永远不会因为阳光直射而整日闷燥难耐。不同角落里微妙的温差还能制造细微的空气流动。所以即使当时数万人同时生活在城墙之内，依然没有什么污浊的气味。
如今，大部分的人口已经迁出，在老城上游10公里左右的地方继续更为敞阔、便利和现代的生活。腾挪出的空间让给了首饰店、餐厅、酒店和弗拉明戈俱乐部。正常的人口流动逐渐被潮汐一样的生意人和游客替代。我在Parador酒店的大堂和一个纯粹的科尔多瓦年轻人聊起老城。他在提及小时候玩耍的街巷，蜗居的阁楼，还有那些美味上天的阿拉伯糖果，需要眯起眼睛，就像在远眺一座似曾相识的城池的尖顶。
他依然会和朋友去老城的餐厅吃饭，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古桥上谈恋爱。但这种依存和“拜访”是淡淡的，淡到不值一提。他还有亲戚住在老城，但他已经不愿意住回老城了。不方便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游客太多了”。
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的古城一样，科尔多瓦老城多少被供奉了起来，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秀。游客就是观众，潮汐一样的往来，观看。总是行色匆匆的亚洲游客甚至都没有计划留下来过夜，天刚刚暗一点就赶着大巴走了。但科尔多瓦的不同在于，它从一个地域中心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间足够长，可以从容地重置自己的骄傲，让生活与“表演”融合得严丝合缝，毫无痕迹。你望向那些依然生活在老城里的人们，他们怡然自得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台本”生活，生活得太习惯了，台本杂糅了兴趣、传统，情仇爱恨，慢慢就变成了生活本身，丝毫没有其他新晋景区里的冷漠、敷衍和漫不经心。老城在时刻被塑造着，同时也在时刻塑造着住在老城里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尔多瓦是幸运的。那些因为生活的迁移而让大把旅行城市“空心化”的后果并没有在这里摧枯拉朽式地发生。或许在我不算短的旅途中，我还没有遇到一座如此茁壮和生机扎实的老城。
我几乎把整个白天的时间都花在那些庭院里。相当数量的庭院对公众开放，只需要在门口的公益箱里放上几块钱，就可以在里面呆上个把小时。即使那些没有明确标明对公众开放的院子，主人也不太会拒绝客人入内参观的询问。只要他没有什么营生上的事情，大多数的主人都愿意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端上一杯茶，和你好好聊聊他在庭院上花了多少的心血。在他长达30分钟的叙述之后，望着他热切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你很难不给出一些赞美。
我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又去了清真寺大教堂。上午还人挤人的入口空荡了许多，大部分不打算留宿科尔多瓦的游客，都赶着上午早早在入口排队，等待着进入可以容纳10000人的主教堂，方便在一个小时之内参观完所有的祭坛、礼拜堂、圣座，然后急匆匆地乘坐大巴赶往塞维利亚或者格林纳达。在他们潦草的行程上，这至多是一座更肃穆的阿尔罕布拉宫，或者更为古老的索菲亚大教堂，又一座象征着民族融合、宗教和解的庞然大物。
但所有试图高度概括的结论都忽视了，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大教堂首先是乡愁，其次才是宗教，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的文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科尔多瓦，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还从未成为庞大帝国的中心。罗马人怀念罗马，西哥特人来自中欧，柏柏尔人从北非而来，阿拉伯人永远奉当时的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为故乡。就连法兰克人一时起了性，沿着比利牛斯山从北往南冲下来，呆不过几年也匆匆回去了。大家都觉得这是极远之地，山水迢迢，若不是被迫流浪，或是奉命征伐，谁都不愿意着落他乡。不得已落了下来，乡愁总是先于生活扎下根来的。罗马人建造的最初的科尔多瓦，几乎就是罗马的小型翻版，除了那些奢侈的，供人欢娱的设施不太适合前线要塞之外，其余的一应俱全。他们建造的罗马式神庙，短暂地完成了几场规模宏大地祈福仪式之后，就被天主教徒改成了教堂，成了日常礼拜的地方。
随后而来的拉赫曼一世第一次改变了整座建筑的规模、用途和格局。作为老哈里发家族的正朔，因为动乱从大马士革出逃，一路漂泊到阿拉伯帝国的最边缘，才像一片鹅毛一样轻轻落地，永无返回中东的可能。安抚自己的执念和乡愁几乎影响了他一生所有的决定。他宣布从天主教徒手中收回归他们使用的另一半教堂（当年阿拉伯人征服科尔多瓦所达成的投降协议中，就规定了教堂的一半要划给伊斯兰教徒使用），来实现自己规模宏大的扩建计划。
自立为哈里发的拉赫曼一世希望已经能够在经济和规模上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比肩的科尔多瓦能够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清真寺，直到他去世，最大的心愿依然是在那个未完工的清真寺里亲自主持一次感恩祈祷。好像做完了这一切，他就可以放下对中东的执念，安心守在科尔多瓦终终老去。但事实上，直到孙子拉赫曼三世上台，这乡愁随着越来越宏伟的建筑和越来越精美的花纹里显得更加执着。科尔多瓦达到极盛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异域的大马士革。君王也是这样的口是心非，内心里面，总是有柔软的故乡。
我时常警惕自己对于任何时光悠长的东西有过于诗意的联想。征服与被征服，压制与反压制始终在拉锯式的上演。但上面那段经过整理的叙述，依然是历史文献之中，少有的温柔段落。每个征服者都想借助建筑来标注自己的存在。也许恰恰是乡愁，让铁与血的权谋和政治之中，留了一份情感，和随之而来的审美。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郁郁寡欢的拉赫曼意识，受封的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尓，还是四处征伐的查理五世，都不是科尔多瓦的中心。这栋杂糅的清真寺大教堂，或者坚持打理庭院的传统，自己链接起了所有的故事，近的，远的，欢娱的，悲伤的……
夕阳掠过科尔多瓦老城城门时，很多人都在想家吧……
我在一座华丽的阿拉伯小院儿里喝完最后一口薄荷茶。一下午挤在校园里操着各国语言喝茶聊天的人随着午后的最后一丝酷热潮水般褪走了。本来还嫌那个挂在墙角摇头摆尾嗡嗡作响的小电扇功率不够，现在倒隐隐约约地觉出一点凉意。店老板披上一件早已放在一旁的薄衫，站在门口，操着水烟和邻居大声聊天。
老居民新居民，都对这样的微气候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是源于老天爷对科尔多瓦的厚爱，而是1000多年前那些建造起科尔多瓦老城的伟大工程师的智慧：他们故意歪曲了每条小巷的方向，并且把每个院子都设置在了建筑的深处。即使在盛夏，正午的气温轻松攀升到40度以上时，小巷里永远不会因为阳光直射而整日闷燥难耐。不同角落里微妙的温差还能制造细微的空气流动。所以即使当时数万人同时生活在城墙之内，依然没有什么污浊的气味。
如今，大部分的人口已经迁出，在老城上游10公里左右的地方继续更为敞阔、便利和现代的生活。腾挪出的空间让给了首饰店、餐厅、酒店和弗拉明戈俱乐部。正常的人口流动逐渐被潮汐一样的生意人和游客替代。我在Parador酒店的大堂和一个纯粹的科尔多瓦年轻人聊起老城。他在提及小时候玩耍的街巷，蜗居的阁楼，还有那些美味上天的阿拉伯糖果，需要眯起眼睛，就像在远眺一座似曾相识的城池的尖顶。
他依然会和朋友去老城的餐厅吃饭，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古桥上谈恋爱。但这种依存和“拜访”是淡淡的，淡到不值一提。他还有亲戚住在老城，但他已经不愿意住回老城了。不方便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游客太多了”。
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的古城一样，科尔多瓦老城多少被供奉了起来，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秀。游客就是观众，潮汐一样的往来，观看。总是行色匆匆的亚洲游客甚至都没有计划留下来过夜，天刚刚暗一点就赶着大巴走了。但科尔多瓦的不同在于，它从一个地域中心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间足够长，可以从容地重置自己的骄傲，让生活与“表演”融合得严丝合缝，毫无痕迹。你望向那些依然生活在老城里的人们，他们怡然自得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台本”生活，生活得太习惯了，台本杂糅了兴趣、传统，情仇爱恨，慢慢就变成了生活本身，丝毫没有其他新晋景区里的冷漠、敷衍和漫不经心。老城在时刻被塑造着，同时也在时刻塑造着住在老城里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尔多瓦是幸运的。那些因为生活的迁移而让大把旅行城市“空心化”的后果并没有在这里摧枯拉朽式地发生。或许在我不算短的旅途中，我还没有遇到一座如此茁壮和生机扎实的老城。
我几乎把整个白天的时间都花在那些庭院里。相当数量的庭院对公众开放，只需要在门口的公益箱里放上几块钱，就可以在里面呆上个把小时。即使那些没有明确标明对公众开放的院子，主人也不太会拒绝客人入内参观的询问。只要他没有什么营生上的事情，大多数的主人都愿意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端上一杯茶，和你好好聊聊他在庭院上花了多少的心血。在他长达30分钟的叙述之后，望着他热切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你很难不给出一些赞美。
我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又去了清真寺大教堂。上午还人挤人的入口空荡了许多，大部分不打算留宿科尔多瓦的游客，都赶着上午早早在入口排队，等待着进入可以容纳10000人的主教堂，方便在一个小时之内参观完所有的祭坛、礼拜堂、圣座，然后急匆匆地乘坐大巴赶往塞维利亚或者格林纳达。在他们潦草的行程上，这至多是一座更肃穆的阿尔罕布拉宫，或者更为古老的索菲亚大教堂，又一座象征着民族融合、宗教和解的庞然大物。
但所有试图高度概括的结论都忽视了，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大教堂首先是乡愁，其次才是宗教，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的文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科尔多瓦，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还从未成为庞大帝国的中心。罗马人怀念罗马，西哥特人来自中欧，柏柏尔人从北非而来，阿拉伯人永远奉当时的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为故乡。就连法兰克人一时起了性，沿着比利牛斯山从北往南冲下来，呆不过几年也匆匆回去了。大家都觉得这是极远之地，山水迢迢，若不是被迫流浪，或是奉命征伐，谁都不愿意着落他乡。不得已落了下来，乡愁总是先于生活扎下根来的。罗马人建造的最初的科尔多瓦，几乎就是罗马的小型翻版，除了那些奢侈的，供人欢娱的设施不太适合前线要塞之外，其余的一应俱全。他们建造的罗马式神庙，短暂地完成了几场规模宏大地祈福仪式之后，就被天主教徒改成了教堂，成了日常礼拜的地方。随后而来的拉赫曼一世第一次改变了整座建筑的规模、用途和格局。作为老哈里发家族的正朔，因为动乱从大马士革出逃，一路漂泊到阿拉伯帝国的最边缘，才像一片鹅毛一样轻轻落地，永无返回中东的可能。安抚自己的执念和乡愁几乎影响了他一生所有的决定。他宣布从天主教徒手中收回归他们使用的另一半教堂（当年阿拉伯人征服科尔多瓦所达成的投降协议中，就规定了教堂的一半要划给伊斯兰教徒使用），来实现自己规模宏大的扩建计划。
自立为哈里发的拉赫曼一世希望已经能够在经济和规模上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比肩的科尔多瓦能够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清真寺，直到他去世，最大的心愿依然是在那个未完工的清真寺里亲自主持一次感恩祈祷。好像做完了这一切，他就可以放下对中东的执念，安心守在科尔多瓦终终老去。但事实上，直到孙子拉赫曼三世上台，这乡愁随着越来越宏伟的建筑和越来越精美的花纹里显得更加执着。科尔多瓦达到极盛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异域的大马士革。君王也是这样的口是心非，内心里面，总是有柔软的故乡。
我时常警惕自己对于任何时光悠长的东西有过于诗意的联想。征服与被征服，压制与反压制始终在拉锯式的上演。但上面那段经过整理的叙述，依然是历史文献之中，少有的温柔段落。每个征服者都想借助建筑来标注自己的存在。也许恰恰是乡愁，让铁与血的权谋和政治之中，留了一份情感，和随之而来的审美。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郁郁寡欢的拉赫曼意识，受封的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尓，还是四处征伐的查理五世，都不是科尔多瓦的中心。这栋杂糅的清真寺大教堂，或者坚持打理庭院的传统，自己链接起了所有的故事，近的，远的，欢娱的，悲伤的……
夕阳掠过科尔多瓦老城城门时，很多人都在想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