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康利介绍，此次“五一档”中《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只比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最高退票率的影片高出0.6个百分点。
钛媒体注：陷入“退票门”的《后来的我们》无疑为这个五一档增加了不少谈资，票务平台、地推、黄牛，谁是幕后黑手，成外界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征讨声中，猫眼、淘票票两大票务平台双双发布声明，对这起异常退票事件进行了说明。
猫眼在4月28日发布的声明中提到，电影自28日上映后，在各渠道出现部分退票现象。截至当天23时，猫眼平台疑似被恶意刷票并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票房约1300万，占影片当日总票房2.8亿的4.6%。
5月2日，淘票票也发布公告称，《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在淘票票平台上的退票率、改签率远超日常正常数据值：平台方2018整体退票率是3.17%，而《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退票率高达9.16%；平台方18年整体改签率0.63%，《后来的我们》首日改签率2.11%。
同时，淘票票还在公告中得出了“《后来的我们》的售票数据的确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结论。
截至5月3日23：00，《后来的我们》票房累计达10.48亿元，成为2018年五一档最大赢家。
作为《后来的我们》主要出品方、唯一发行方和售票方，猫眼一度被外界视为头号“嫌疑人”，为此，猫眼于5月3日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媒体恳谈会，围绕以上异常数据，以及该事件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逐个回应。
关于退票的构成
猫眼在4月30日的第二份声明中提到，28日出现的退票订单中54%为用户正常改签行为、剩余的46%退票订单中有部分确定为恶意刷票。针对退票的构成和算法，猫眼娱乐COO康利在恳谈会上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康利表示，之所以会出现媒体报道中的高退票率，是因为在影院后台中会将改签计为一次退票和一次新购买，退票中的54%就属于这种，“在改签流程里无论先买再退还是先退再买，本质上都会产生一次退票行为，我们在跟影院系统对接上，是采用的先退票后买。”
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出现大规模退票？
关于高退票率，康利将原因归结于预售期长、影片热门、工作日等方面影响。康利表示，从历史来看，一般有几个特征会造成高退票率：
第一，热门档期的热门影片，因为关注度高。
第二，预售开启的时间比较长，且预售阶段比较火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大量的用户的退票是产生在映前几天甚至10天，就是映前越早购买的用户他到临时改签的概率越大。”
而对于28日晚上退票率的突然上升，康利称，很多的用户的购票行为和退票或者改签行为其实是发生在28日晚上之前，28日晚上呈现的退票率实际是当日场次整体的退票情况。
此外，猫眼认为，首映当天是工作日也是《后来的我们》退票率高的一大原因。康利称，猫眼上的用户留言显示，部分用户是由于当天是工作日而进行了退票或改签。
《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到底算不算高？
对于外界口中的高退票率，康利表示，从退票跟当日票房的比例来看，《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并不算很高，而且从历史情况来看，过去也有很多热门档期中的热门电影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是从2017年的1月份到现在，整个退票和改签的一个线性的峰值图。大家可以看到，在重要档期，尤其是重要档期的首日，退票和改签比例的高企是一个常态，只不过这次可能比历史上更多了一些，所以并不是说这次突然发生了退票率的攀升。”
据康利介绍，此次“五一档”中《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只比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最高退票率的影片高出0.6个百分点。
为什么大比例的退票发生在猫眼？
在此次的退票事件中，猫眼占了大头，加之其出品方、发行方的身份，这让很多人认为，猫眼就是本次事件的主谋。
对此，康利表示，目前猫眼是国内最大的售票平台（公开资料显示，2017Q3中国在线票务市场竞争格局中，猫眼微影占到了52.50%），卖得多自然退的就多，而且从退票率来看，猫眼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平台。
关于猫眼是否有动机主导这次退票事件，康利给出了《后来的我们》的预售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预售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压倒性的领先优势，大家觉得不管是猫眼，还是这个电影的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为什么要在取得如此巨大领先优势的状态下（《后来的我们》的预售票房超过1亿，首日票房为2.8亿），去做几百万量级的票房影响（总共退票涉及票房是一千多万，剔掉改签是几百万）。
票务平台同时参与出品和发行，是否会扰乱市场竞争？
目前在国内，电影的线上购票已超过九成，同时票务平台们还在不断拓展业务，开始介入到出品、发行等环节，这让票务平台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变的越来越大，而依附于票务平台的影院则变的愈发弱势。在此次退票门中，有一种声音就认为，线上票务平台的垄断地位是造成这起事件的主要诱因。
康利对此表示，猫眼在发展一个新业务或是一个新方向时，更多的考虑的是能不能在这个环节上创造核心价值，能不能提供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去做发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简单，我们认为我们具有的核心能力、具有的一些优势，是能够推动这个环节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能比原有的一些模式或者原有的一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
据他介绍，在影视行业里，美国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艺人经纪是不能制作的，比如院线公司是不能做发行和制作的，反过来一样，制作和发行公司是不能做院线的，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商业环节里来讲，确实因为我们产业还没有成熟和有序到这种程度。
“因为整个中国电影产业是比国外落后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各自利用自己的一些能力上的优势，去进行自主的、合乎法律法规的业务发展，是会存在的，也是正常的。”
关于外界对于票务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质疑，康利也并不认同。
“猫眼是一个服务平台，我销售全国电影院的电影票，同时也卖全国所有上映电影的电影票，我不能拒绝任何一个电影院在我的平台上销售，也不能决定任何一个电影在我的平台上销售，我只是中间的服务商，给各个产业合作伙伴提供服务，裁判员应该是有处罚和处置能力的，猫眼并没有。”
《后来的我们》
猫眼娱乐COO康利
钛媒体注：陷入“退票门”的《后来的我们》无疑为这个五一档增加了不少谈资，票务平台、地推、黄牛，谁是幕后黑手，成外界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征讨声中，猫眼、淘票票两大票务平台双双发布声明，对这起异常退票事件进行了说明。
猫眼在4月28日发布的声明中提到，电影自28日上映后，在各渠道出现部分退票现象。截至当天23时，猫眼平台疑似被恶意刷票并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票房约1300万，占影片当日总票房2.8亿的4.6%。
5月2日，淘票票也发布公告称，《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在淘票票平台上的退票率、改签率远超日常正常数据值：平台方2018整体退票率是3.17%，而《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退票率高达9.16%；平台方18年整体改签率0.63%，《后来的我们》首日改签率2.11%。
同时，淘票票还在公告中得出了“《后来的我们》的售票数据的确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结论。
截至5月3日23：00，《后来的我们》票房累计达10.48亿元，成为2018年五一档最大赢家。
作为《后来的我们》主要出品方、唯一发行方和售票方，猫眼一度被外界视为头号“嫌疑人”，为此，猫眼于5月3日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媒体恳谈会，围绕以上异常数据，以及该事件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逐个回应。
关于退票的构成
猫眼在4月30日的第二份声明中提到，28日出现的退票订单中54%为用户正常改签行为、剩余的46%退票订单中有部分确定为恶意刷票。针对退票的构成和算法，猫眼娱乐COO康利在恳谈会上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退票构成
康利表示，之所以会出现媒体报道中的高退票率，是因为在影院后台中会将改签计为一次退票和一次新购买，退票中的54%就属于这种，“在改签流程里无论先买再退还是先退再买，本质上都会产生一次退票行为，我们在跟影院系统对接上，是采用的先退票后买。”
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出现大规模退票？
关于高退票率，康利将原因归结于预售期长、影片热门、工作日等方面影响。康利表示，从历史来看，一般有几个特征会造成高退票率：
第一，热门档期的热门影片，因为关注度高。
第二，预售开启的时间比较长，且预售阶段比较火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大量的用户的退票是产生在映前几天甚至10天，就是映前越早购买的用户他到临时改签的概率越大。”
而对于28日晚上退票率的突然上升，康利称，很多的用户的购票行为和退票或者改签行为其实是发生在28日晚上之前，28日晚上呈现的退票率实际是当日场次整体的退票情况。
此外，猫眼认为，首映当天是工作日也是《后来的我们》退票率高的一大原因。康利称，猫眼上的用户留言显示，部分用户是由于当天是工作日而进行了退票或改签。
《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到底算不算高？
对于外界口中的高退票率，康利表示，从退票跟当日票房的比例来看，《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并不算很高，而且从历史情况来看，过去也有很多热门档期中的热门电影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是从2017年的1月份到现在，整个退票和改签的一个线性的峰值图。大家可以看到，在重要档期，尤其是重要档期的首日，退票和改签比例的高企是一个常态，只不过这次可能比历史上更多了一些，所以并不是说这次突然发生了退票率的攀升。”
据康利介绍，此次“五一档”中《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只比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最高退票率的影片高出0.6个百分点。
为什么大比例的退票发生在猫眼？
在此次的退票事件中，猫眼占了大头，加之其出品方、发行方的身份，这让很多人认为，猫眼就是本次事件的主谋。
对此，康利表示，目前猫眼是国内最大的售票平台（公开资料显示，2017Q3中国在线票务市场竞争格局中，猫眼微影占到了52.50%），卖得多自然退的就多，而且从退票率来看，猫眼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平台。
关于猫眼是否有动机主导这次退票事件，康利给出了《后来的我们》的预售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预售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压倒性的领先优势，大家觉得不管是猫眼，还是这个电影的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为什么要在取得如此巨大领先优势的状态下（《后来的我们》的预售票房超过1亿，首日票房为2.8亿），去做几百万量级的票房影响（总共退票涉及票房是一千多万，剔掉改签是几百万）。
票务平台同时参与出品和发行，是否会扰乱市场竞争？
目前在国内，电影的线上购票已超过九成，同时票务平台们还在不断拓展业务，开始介入到出品、发行等环节，这让票务平台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变的越来越大，而依附于票务平台的影院则变的愈发弱势。在此次退票门中，有一种声音就认为，线上票务平台的垄断地位是造成这起事件的主要诱因。
康利对此表示，猫眼在发展一个新业务或是一个新方向时，更多的考虑的是能不能在这个环节上创造核心价值，能不能提供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去做发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简单，我们认为我们具有的核心能力、具有的一些优势，是能够推动这个环节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能比原有的一些模式或者原有的一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
据他介绍，在影视行业里，美国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艺人经纪是不能制作的，比如院线公司是不能做发行和制作的，反过来一样，制作和发行公司是不能做院线的，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商业环节里来讲，确实因为我们产业还没有成熟和有序到这种程度。
“因为整个中国电影产业是比国外落后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各自利用自己的一些能力上的优势，去进行自主的、合乎法律法规的业务发展，是会存在的，也是正常的。”
关于外界对于票务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质疑，康利也并不认同。
“猫眼是一个服务平台，我销售全国电影院的电影票，同时也卖全国所有上映电影的电影票，我不能拒绝任何一个电影院在我的平台上销售，也不能决定任何一个电影在我的平台上销售，我只是中间的服务商，给各个产业合作伙伴提供服务，裁判员应该是有处罚和处置能力的，猫眼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