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的轶事趣闻有哪些？生平事迹又是怎样的
在风云变幻的上个世纪曾有一个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奇女子辈出的“黄金时代”，一批传奇女子似一颗颗明星闪耀于文学的星空，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吕碧城……而在这批传奇女子中有一位女先生如兰芬芳，曾得汪东、吴梅、黄侃等一众大师瞩目，她便是沈祖棻。
提到沈先生，知道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正如朱光潜先生曾赞她“易安而后见斯人”。而她跟李清照确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曾在战乱中饱尝颠沛流离;都出生于诗书世家;都有着与丈夫有志趣相投、尽情酬唱的佳话;也都有非凡的诗词才华。沈先生也被学者们推崇为上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吴宓曾盛赞：“棻品性纯淑端和，宓所见女士中第一”。
王国维先生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从烈火中获得新生的过程中，先生这位以才智气识证明自身价值的女子，却也在炼狱中历尽了苦难。
1932年，那时的先生只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却以一阕《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一篇《辩才禅师》已与老舍的名篇《月牙儿》《断魂熗》等同列，她可能便是那时“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生机勃勃的登上文坛”的一个。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出当代大师之门，为世间才子之妇”，一时传为佳话。 新婚不到一月，日寇逼近，沈先生不得不与程千帆先生暂时分别，走上了逃难之路，从此这乱离播迁的生活，使她更与南渡逃亡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认同。 《涉江词》在鼙鼓声中揭开扉页，三稿历历记录了流离之苦、重逢之喜、重庆避难、雅安养疴、乐山山居、成都执教……无常的生命历程，其间无数的苦痛悲欢，先生用自己的词一点点的记下。
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先生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历经磨难：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
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沈先生在诗中感叹“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先生却于1977年不幸逝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 沈祖棻1944年给汪东的信中曾说：抗战中躲避日机轰炸期间，自己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词稿。“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 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而一句“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却也令人动人。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 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先生在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那时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 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只是那种“美好有致”的日子，在先生的一生里很奢侈，年轻时的李清照倒是有福气消受过。当然，命运也没有自始至终垂青李清照，靖康之难令她家破人亡，也让她的后期作品增添了沉郁、凝重、深厚。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却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 再回顾沈先生的一生，正为那一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作下了注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生坎坷，先生依旧如芙蓉高洁，似兰草芬芳，“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千年前的诗人，似乎早已预言。 “有斜阳处有春愁”，千载犹是;而斗转星移，自艰难中磨砺而出的词人也在文学的星空里光辉不灭……
提到沈先生，知道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正如朱光潜先生曾赞她“易安而后见斯人”。而她跟李清照确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曾在战乱中饱尝颠沛流离;都出生于诗书世家;都有着与丈夫有志趣相投、尽情酬唱的佳话;也都有非凡的诗词才华。沈先生也被学者们推崇为上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吴宓曾盛赞：“棻品性纯淑端和，宓所见女士中第一”。
王国维先生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从烈火中获得新生的过程中，先生这位以才智气识证明自身价值的女子，却也在炼狱中历尽了苦难。
1932年，那时的先生只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却以一阕《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一篇《辩才禅师》已与老舍的名篇《月牙儿》《断魂熗》等同列，她可能便是那时“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生机勃勃的登上文坛”的一个。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出当代大师之门，为世间才子之妇”，一时传为佳话。 新婚不到一月，日寇逼近，沈先生不得不与程千帆先生暂时分别，走上了逃难之路，从此这乱离播迁的生活，使她更与南渡逃亡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认同。 《涉江词》在鼙鼓声中揭开扉页，三稿历历记录了流离之苦、重逢之喜、重庆避难、雅安养疴、乐山山居、成都执教……无常的生命历程，其间无数的苦痛悲欢，先生用自己的词一点点的记下。
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先生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历经磨难：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
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沈先生在诗中感叹“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先生却于1977年不幸逝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 沈祖棻1944年给汪东的信中曾说：抗战中躲避日机轰炸期间，自己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词稿。“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 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而一句“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却也令人动人。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 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先生在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那时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 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只是那种“美好有致”的日子，在先生的一生里很奢侈，年轻时的李清照倒是有福气消受过。当然，命运也没有自始至终垂青李清照，靖康之难令她家破人亡，也让她的后期作品增添了沉郁、凝重、深厚。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却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 再回顾沈先生的一生，正为那一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作下了注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生坎坷，先生依旧如芙蓉高洁，似兰草芬芳，“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千年前的诗人，似乎早已预言。 “有斜阳处有春愁”，千载犹是;而斗转星移，自艰难中磨砺而出的词人也在文学的星空里光辉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