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诗人”、“田园诗人”、“闲情诗人”都是我们给陶渊明加之总结的标签。不可否认，这的确符合对陶渊明文化模式的定位，但对有在《归去来兮》中撕去标签还原文本，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到陶渊明的真实模样。
一、隐逸：他并非逃离，而是回归田园
一提到《归去来兮辞》，不少一部分人就会宣称其为“归隐的宣言”，进而肯定陶渊明“归隐诗人”的文化象征。事实上，与其用“归隐”定位陶渊明“厌恶官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标签，不如重新审视陶渊明的这一场回归及突围。
《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重视个人节操的人，往往会在生不逢的感慨后隐居以求其志；作为这种文化的极端符号就是伯夷叔齐，为了遵从气节与精神而宁愿放逐自己的生命。除了这一“隐士”的标签，还倾向认为为陶的归隐源于仕途失败后迫不得已的“独善其身”。但陶渊明却无论如何称不上“隐”的典型，也算不上“逃离”。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对陶渊明而言，做官恰恰是将“心”拘役的“形”；此番出仕也是由于“余家贫”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此番经历也无非“深愧平生之志”，所有都指向他的辞官是“因事顺心”。序中所记之事，足以表现陶渊明虽然也有在社会现实、在入仕有成前的矛盾徘徊，但更多的是远离仕途生活的必要与愉悦。也许屈原是失败与“有志不获骋”的：他满心抱负却遭到放逐，只能在“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困境中赴汨罗自尽。那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生命境界最终屈服于未能抱负家国的壮志与使命感。但是在陶潜这，回归田园不是人生的失败，相反是尊重内心回归自然的本性，是他人生的出路。“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是何等洒脱与逍遥，哪见一丝仓皇与逃匿？
于是在那种满怀遗憾的晨光熹微中，陶渊明回归了对他而言真实而又符合本性的田园，顺应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然的呼唤。这更像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回归，更符合陶渊明从尘世中突出重围寻到了自己新的开始，是属于陶渊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本真生命质地；而不是“力不能尽其力，志不能能骋怀”的逃离与隐匿。看他后期《归园田居》、《饮酒》等诗，虽不能避免“感士不遇”，但更多地还是陶有关于田园故土、自然本性、生死形魂的思考与探寻。
这是《归去来兮辞》还原的有关于陶的第一个标签：不是隐士，也并非逃离。
二、闲适：他并非闲情，而在人生选择中突围
“晋陶渊明独爱菊”后，菊花成为了陶渊明的专有象征，也是高洁不同流合污的象征。但我们熟悉的诗文不过是“采菊东篱下”（为了酿酒）和“松菊犹存”（居住环境），陶诗中也未过多出现关于菊的主题。那我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将“爱菊”、“高洁”等标签和陶所联系上的？这就涉及到文化心理与文化符号的问题。
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和陶诗”现象，以苏轼为代表的一群文人唱和陶诗，用历史人物寄托自己的幻想。正如袁行霈所说：“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 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真实的陶渊明也许并不很单一,我们不能排除后人对他的认识有理想化的成分, 而这正是符号的特点。” 和陶是对陶渊明归属与人生选择的认同，但更主要的是在这种文化活动中自己情意的寄托。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的辞官归田也许不像我们想的那般洒脱闲适；继承着“当仁不让”与“猛志常在”的文化传统，陶渊明也有悲愤激烈；体验过“”的贫穷，陶渊明知道辞官对现实生活意味着什么。这种挣扎在反复“归去来兮”的劝解感慨中可见一斑。但陶渊明最后“乐夫天命复奚疑” 的通达快意，一定代表着他在这场突围中获得了生活与内心的统一，那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就是“世外桃源”的出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的出路就是自我建构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在于先哲圣人不在于虚拟幻想，而是心灵家园与生活故乡的田园重叠。陶渊明既要“种豆南山下”，却也追寻着“心远地自偏”的真意与灵气。所以林语堂说：“陶渊明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物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
还原了文化符号的片面与理想化，我们看到的是陶渊明在这场突围中实现的统一与和解：现实与理想，耕作的田园之乡与建构的心灵之乡。
一、隐逸：他并非逃离，而是回归田园
一提到《归去来兮辞》，不少一部分人就会宣称其为“归隐的宣言”，进而肯定陶渊明“归隐诗人”的文化象征。事实上，与其用“归隐”定位陶渊明“厌恶官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标签，不如重新审视陶渊明的这一场回归及突围。
《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重视个人节操的人，往往会在生不逢的感慨后隐居以求其志；作为这种文化的极端符号就是伯夷叔齐，为了遵从气节与精神而宁愿放逐自己的生命。除了这一“隐士”的标签，还倾向认为为陶的归隐源于仕途失败后迫不得已的“独善其身”。但陶渊明却无论如何称不上“隐”的典型，也算不上“逃离”。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对陶渊明而言，做官恰恰是将“心”拘役的“形”；此番出仕也是由于“余家贫”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此番经历也无非“深愧平生之志”，所有都指向他的辞官是“因事顺心”。序中所记之事，足以表现陶渊明虽然也有在社会现实、在入仕有成前的矛盾徘徊，但更多的是远离仕途生活的必要与愉悦。也许屈原是失败与“有志不获骋”的：他满心抱负却遭到放逐，只能在“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困境中赴汨罗自尽。那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生命境界最终屈服于未能抱负家国的壮志与使命感。但是在陶潜这，回归田园不是人生的失败，相反是尊重内心回归自然的本性，是他人生的出路。“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是何等洒脱与逍遥，哪见一丝仓皇与逃匿？
于是在那种满怀遗憾的晨光熹微中，陶渊明回归了对他而言真实而又符合本性的田园，顺应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然的呼唤。这更像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回归，更符合陶渊明从尘世中突出重围寻到了自己新的开始，是属于陶渊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本真生命质地；而不是“力不能尽其力，志不能能骋怀”的逃离与隐匿。看他后期《归园田居》、《饮酒》等诗，虽不能避免“感士不遇”，但更多地还是陶有关于田园故土、自然本性、生死形魂的思考与探寻。
这是《归去来兮辞》还原的有关于陶的第一个标签：不是隐士，也并非逃离。
二、闲适：他并非闲情，而在人生选择中突围
“晋陶渊明独爱菊”后，菊花成为了陶渊明的专有象征，也是高洁不同流合污的象征。但我们熟悉的诗文不过是“采菊东篱下”（为了酿酒）和“松菊犹存”（居住环境），陶诗中也未过多出现关于菊的主题。那我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将“爱菊”、“高洁”等标签和陶所联系上的？这就涉及到文化心理与文化符号的问题。
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和陶诗”现象，以苏轼为代表的一群文人唱和陶诗，用历史人物寄托自己的幻想。正如袁行霈所说：“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 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真实的陶渊明也许并不很单一,我们不能排除后人对他的认识有理想化的成分, 而这正是符号的特点。” 和陶是对陶渊明归属与人生选择的认同，但更主要的是在这种文化活动中自己情意的寄托。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的辞官归田也许不像我们想的那般洒脱闲适；继承着“当仁不让”与“猛志常在”的文化传统，陶渊明也有悲愤激烈；体验过“”的贫穷，陶渊明知道辞官对现实生活意味着什么。这种挣扎在反复“归去来兮”的劝解感慨中可见一斑。但陶渊明最后“乐夫天命复奚疑” 的通达快意，一定代表着他在这场突围中获得了生活与内心的统一，那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就是“世外桃源”的出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的出路就是自我建构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在于先哲圣人不在于虚拟幻想，而是心灵家园与生活故乡的田园重叠。陶渊明既要“种豆南山下”，却也追寻着“心远地自偏”的真意与灵气。所以林语堂说：“陶渊明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物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
还原了文化符号的片面与理想化，我们看到的是陶渊明在这场突围中实现的统一与和解：现实与理想，耕作的田园之乡与建构的心灵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