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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茗日夏末 执行合并操作(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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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的染织工艺——花纹图案（纹样篇）
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我国染织工艺在染色方面也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科学水平。不只是颜色种类多，色泽艳美，而且在科学制作上，染色牢固，不易褪色。即使是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织物，其色泽仍是那么艳丽可爱。我国高度的染色技术，传到西方以后，使外国学者感到惊讶，他们把这种染色技术称之为“中国术”（Chinas）。
193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发现红色氧化铁粉末和若干涂红色颜料的装饰品，表明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开始使用红色矿物颜料。.......除赭红色的赭石外，还发现其他石块也可以研磨使用。如朱砂可作红色颜料，其色泽更纯正、鲜艳；石黄（又叫雄黄、雌黄）、黄丹（又叫铅丹）可作黄色颜料；各种天然铜矿石可作为蓝色、绿色颜料等等。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应用矿物颜料的同时，也选用天然的植物染料。经过长期生产实践，逐步掌握和提高了各类染料的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绚丽璀灿、五彩缤纷的染织品。
我国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管理染色的机构。在周代，“染人”就是管理染色的职官；在秦代，设有“染色司”；自汉至隋，革带都设有“司染署”；唐宋设有“染院”；明清则设有“蓝靛所”。这些官方染色管理机构，垄断了染色工艺的专利。
我国古代的织物染料，大都是天然的矿物和植物染料，而以植物染料为主。
我国古代将青、黄、赤、白、黑成为五色。将原色混合可以得到间色（多次色）。《尔雅·释器》中有：“一染縓（quan），二染赪（cheng），三染纁（xun）”的记载，说明西周时已使用染料进入套染。汉代的浸染、套染和媒染等染色技术已相当完善。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过色谱分析，共有二十四种颜色，其中红色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色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青、蓝色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绿色有湖绿、豆绿、叶绿、果绿、墨绿等。到了宋代我国的印染技术已经比较全面，色谱也更齐全。
我国在织物上印花比画花、缀花、绣花以及提花都晚。至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我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印染技术。
我国古代一些农书或工艺书上，都有关于染料和染法的记载。如《考工记》有关于染法的叙述；《齐民要术》有关于种植染料植物和染料制作加工的记录；《天工开物》有关于各种染料及染法的描写，并且专有“彰施”一章。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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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染织工艺的装饰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四大类：一、织花，二、印染，三、刺绣，四、画花。
一、织花，可分为彩色花和本色花。彩色花是由织物的彩色经线或纬线交织而成；本色花是由织物的经纬线因不同组织而形成的花纹。
二、印染，其方法较多，著名的有绞染、夹染、蜡染、碱印、拓印等。
三、刺绣，用刺绣作为织物的装饰，最早是用辫绣的方法，由于装饰内容的不同要求，以后又发展了许多针法，以及多种品种，如挑花、补花等等。
四、画花，在织物上用画花的方法进行装饰，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古代的礼服，下裳用刺绣装饰，上衣则用绘画装饰，称之为“画”、“会”。从出土实物来看，洛阳殷墓就发现有用黑、白、红、黄等色绘成几何形图案的画幔。这种用画花作为织物装饰的方法，曾一直延展到近代，例如德人利奇温在谈到中国染织工艺对欧洲文化影响时说：“十八世纪之末，法国的丝业，在美术及技术方面的欣欣向荣，实出于中国材料不断输入的刺激。在这个世纪后半叶，东方手绘的丝织品成为最流行的时式。”又说：“至一六七三年，中国的画有渐趋平民化，已经有印花丝织品的供应，以代替高价的手绘丝织品”。并说法国、荷兰等国还有特设的工厂，来仿造中国各款绘花或印花的丝织品。一六八六年，法国当局曾下令禁止一切由东方输入的手绘丝织品，可见到了清代初期，我国绘制的丝织品还大量输往欧洲。
十二章纹
帝王礼服上的花纹共有12种，是以天地山川为代表的“十二章”纹样。
“十二章”：包括了日、月、星辰、山、火、宗彝、粉米、龙、华虫、藻、黼（fu）、黻（fu）12种纹样，几乎囊括了天地之间的一切有代表性的事物。
十二章纹：所用章纹均有取义，自上而下依次为：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取其文丽；宗彝，取其忠孝；藻，取其纯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取其决断；黻，取其明辨。
日月星辰，除了取它们照耀大地，带来光明之意外，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们认为日月和星辰在宇宙中有着主宰一切的意义。日一般绘在上衣的左肩上，而月则在右肩，两者合起来就是“肩挑日月”的意思，显得非常霸气，星辰都是绘在日和月的下面。
山也是绘在上衣上的，由于山川显得稳重，用在衣服上有隐喻江山永固的用意。
华虫实际上并不是虫，而是禽类，俗称雉鸡，羽毛华美，寓意王者有文采，即文章之德。当然，也是由于雉鸟高洁的缘故，通常都被绣在上衣的肩部到袖子外侧的地方，它在古代人严重是一种祥瑞，又是神灵的象征，而且还具有神秘性，故而“十二章”取其随机应变之意。
火，既有光明的意思，也有旺盛向上的吉利含义。
宗彝的解释比较多，一方面认为它是庙堂里用于祭祀的礼器，后来又在礼器上面绘上了一只虎和一只长尾猿，虎是凶猛的象征，而长尾猿则是非常聪明的，用在这里是表达了聪慧的含义；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表达了一种忠孝之意。
藻，是绣在下裳上的，藻在民间往往被用来借喻华丽的装饰，也有洁净的意思。
粉米听起来就是和吃的东西有关，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衣服上绣上这样的纹样，主要是提醒帝王要注意滋养众生，注意惜福养民。
黼实际上就是斧头，在章服上用斧头，无疑是为了增加礼服的庄严稳重，提醒王者”当断则断“。
黻，与黼相似是一种奇怪的图案，表达的是一种明辨是非的含义。
这些花纹的使用很有讲究，只有天子的冕服才可以全部使用，以下各级只能使用龙以下的8种纹样，并且级别不同，使用的纹样也不相同。周天子的冕服有6种之多，包括大裘冕、衮冕、鷩（bi）冕、毳（cui）冕、希冕、玄冕等，这些服装的用处和纹样都不相同。
大裘冕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6章花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6章花纹，共12章；衮冕，上衣绘山、龙、华虫、火、宗彝5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4章花纹，共9章；鷩冕，上衣绘华虫、火、宗彝3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4章花纹，共7章；毳冕，上衣绘宗彝、藻、粉米3章花纹，下裳绣黼、黻2章花纹，共5章；希冕，上衣绘粉米1章花纹，下裳绣黼、黻2章花纹，共3章。
除染色外，还用各种颜色在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礼记·丧大记》所记述的画帏、画幌就是这种产品。这种用手工在织物上绘花，费时又费工，着色牢度也差，以后就被印花技术所取代。
在衣服上采用十二章作为图案，文字记载始见于《尚书·益稷》帝舜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末、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对于这十二章，古代学者的解释都各有不同，十二章的项目也互有差异。伪托前汉孔安国所作《尚书传》分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其解释为：“日语星辰为三辰；华象草华；虫、雉也，画三辰山龙华虫于衣服旌（jing）旗。”作会宗彝则释为：“会五彩也，以五彩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又“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已相背。”后汉马融则解释为：“此经上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从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也没有提到宗彝，而十二章则与孔传所分相同。后汉郑玄的解释，则分十二章为：日、月、星辰、龙、山、华虫、火、宗彝（虎蜼wei）、藻、粉米、黼、黻。唐孔颖达谓“雉五色象草华也，”也大体和孔安国所说相同。明代赫敬在所著《周礼完解》中则对郑玄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谓“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七者皆以作绘于宗庙之彝，此器之象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薄缯刺绣，成五彩，施五色，作服，此服之章也.......象言形，色言彩。”
关于十二章图案的形象：
日月星辰。日画太阳，月画以弦状新月。汉以后则以日月同为圆形，而于日中画乌，月中配以蟾蜍。星辰则以北斗七星表示。
山龙华虫。山为山形，龙为龙形，华虫则为画为雉。《周礼·考工记》画绩条：“山以章，水以龙。”郑玄注：“章读为獐。獐，山物也，在衣，齐人谓麋为獐。”则是说山用迷路来表徵（zheng），实际山仍是用山形，往往只是在山形展开的连续图形中，饰以各种走兽。所以马融认为：“獐，山兽，画山者并画獐。”龙则画为龙形。而华虫则画为雉，汉则近于凤形。六朝时有王僧崇者曾指谪（zhe）当时祭服所谓“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由此可知六朝时的华虫图案是近似凤的。
藻火粉米黼黻，藻纹，据孔安国的解释“藻水草有文者”，想系一种唐草文，此文多见于建筑装饰。如《礼记》有藻梲（zhuo）一词，《风俗通》有藻井一词，都是指建筑上的唐草文装饰。火纹则去火形，《考工记》有“火为圜（yuan）”，据郑玄注“形如半圜然”，实即两个相背的半圆形。粉米纹则描绘为米粒状。黼黻纹在孔传的解释里已经比较具体，黼为斧形，是一种几何纹；黻纹为两个己字相背，成亞（ya）形。这种黼黻纹不只用于一凡，且亦常用作器物装饰。如《周礼·典丝》“凡祭祀共黼画组就之物”。黼纹和黻纹常是相伴而用的。据《陈留风俗传》所说：“襄邑有黼黻藻锦”。而《考工记》则谓：“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
关于十二章的图案意义，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异彩纷呈的服饰纹样
“纹”者，“文”也，“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古人把面料上的纹饰叫做“文章”，足以看出纹样的内涵之深。
春秋战国时期的纹样，既有传统题材，又有新题材，极为丰富。其中包括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鸟兽动物，如龙、凤、鹤、鹿等；也有骨骼框架明显的菱形纹、方棋纹等几何纹样；还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题材，如花草纹、藤蔓纹等。
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刺绣纹样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一度成为楚国皇室女子追逐的流行款式——九头鸟礼服，图案大多是菱形纹、方棋纹等几何纹样，再在其上填充龙、凤、鸟、兽等动物及车马等变体纹样，分别象征着皇权、婚姻美满、阴柔、阳刚、胜利和财富等。九头鸟礼服的纹样构成方式完好地体现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服装纹样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服装纹样的题材，还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龙凤既寓意宫廷昌隆，又象征婚姻美满；鹤与鹿象征长寿；翟鸟是后妃身份的标志；鸱（chi）鸮（xiao）（猫头鹰）象征胜利。丝织纹样因受提花工艺的限制，战国时多限于菱形纹、方棋纹、复合菱形纹及在这类几何纹内填充人物、车马、动物等的变体纹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纹样
随着胡服的逐渐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纹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承袭了东汉的传统，又吸收了外来文化。当时的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博山、小博山、大明光、小明光、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锦、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列明锦、如意虎头连壁锦、绛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联珠孔雀罗等。
缤纷的衣料和纹样
明代最高级的布料是缎，这与前代不同，以往最主要的高级面料都是锦。缎出现于宋代，在宋朝以前，甚至没有“缎”字，后来因为纻（zhu）丝的俗名叫做缎，这才有了缎字的出现。
除了缎以外，当时的织品还有绢和罗。绢分素绢和提花绢，素绢是一般商人都可以穿的，而提花绢因为品质高贵，就只有上层贵族成年穿着了。罗是比缎和绢都要厚的织品，一般用来制作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礼服，平民庶人是禁止穿用的。
明代对纱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嘉靖年间，规定只有四品以上官员和五品的堂上官，经筳讲学官才许穿纱。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丝织品以外，明代还有绸、锦、绒等多种面料，可谓丰富多彩。
明代宫中服饰纹样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根据时令变化，加饰象征各个时令的应景花纹。这一点在节日服饰纹样中体现得很清楚：
节日 时间 纹样
正旦节 正月初一 葫芦景、大吉葫芦、万年吉庆、锋针（帽前额正中的饰物）
元宵节（上元节） 正月十五 灯景、灯笼纹样
七夕节 七月初七 鹊桥
中秋节 八月十五 月兔纹
重阳节 九月初九 重阳景、菊花
冬至节 十一月 太子绵羊图；童子骑绵羊、肩扛梅枝、梅枝上挂鸟笼
万寿圣节 皇帝生日 “万万寿”、“洪福齐天”
五月初一至十三 蝎子、蜈蚣、蛇虺（hui）、蜂、蜮（yu）、艾虎
不只是节日，随着时令变化，宫中服饰在衣料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在三月初四时，内臣、宫眷就要改穿罗衣，四月初四日改穿纱衣，十月初四日，改穿纻丝等。
另外，一年景是明代很有代表性的纹样，一般情况下是春用牡丹、夏用荷花、秋用菊花、冬用梅花。
上举各种纹样，有的作为补子，有的在团花或柿蒂龙纹及膝襕龙纹中作为附属装饰，有的是在衣身的暗花中表现。
明代服饰的象征意义
在人们心目中，龙一直北认为是一种神异动物。到了明代，龙更成为帝王独有的徽记。
凤，作为具有吉祥意义的图案，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被使用了。两汉之际，凤凰已经普遍地存在于女子首饰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已经出现在冠帽上绘制凤纹的现象，但是这种凤冠作为礼服的一部分，则是在宋代以后的事情。明代承袭了宋代的这种礼制，后妃在参加重大活动的时候，也会戴这种凤冠，而且凤冠的做工比起宋代来要精细很多。除了官用的这种象征吉祥的龙纹和凤纹外，民间也有很多类似的吉祥图案。例如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牡丹象征富贵；葫芦和瓜瓞（die）、葡萄、藤蔓（wan）等象征子孙繁衍，长盛不衰；灵芝、桃子、菊花象征长寿。莲花象征纯洁；梅、松、竹象征友谊；并蒂莲花象征忠贞的爱情；被称为“八吉祥”的佛教的八种法器宝轮、宝螺、宝伞、宝盖、宝花、宝罐、宝鱼、盘肠，象征吉祥.......
明代服饰纹样中也常用的卍字、寿字、福字、喜字等文字构成吉祥图案。
“桃花流水”是明清两代缎锦上常用的一种纹样。唐宋诗人也常借桃花形容友情、春天的美好以及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因此在明清纹样中很受欢迎。只是当时叫做“落花流水”，而中国传统不喜“破”“落”的字眼，因此改成了“桃花流水”。
明代服饰中的动物图案，如兽类、鸟类、鱼类、昆虫类的写实图案，龙蟒、斗牛、飞鱼、麒麟、獬豸、凤凰等象征性的动物图形也常见于服饰中，并且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端午节时用虎口衔艾叶象征镇压五毒；用仙鹿、仙鹤等象征长命百岁；孔雀、锦鸡象征尊崇的地位和身份；鸳鸯、鸂（xi）鶒（chi）象征爱情美好，婚姻幸福；喜鹊与梅花相配象征新春报喜；鲤鱼跳龙门象征金榜题名；鲶鱼、鳜（gui）鱼象征大丰收；蝙蝠与卍字组合象征万福；蜜蜂与灯笼、稻穗象征五谷丰登；狮子滚绣球象征喜庆。
另外，几何纹样在明代服饰中也有象征意义，如：龟甲纹象征长寿；圆形相咬成铜钱形的连钱纹象征富有；锁子纹象征驱邪消灾；四合和四出纹象征团聚等。
“ 衣冠禽兽”：明代文武官员服饰
明代服制规定：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xian）；六品青袍，绣鸳鸯；七品青袍，绣鸂（xi）鶒（chi）；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
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因此，人们称文武官员为“衣冠禽兽”，这就是“衣冠禽兽”一词的来源。
明代官服上的禽兽被绣在两块方正形的名叫“补子”的织锦上。使用时将它缝在官员的服装上，前后各一块，所以官员的服装也叫“补服”。“补子”是明代官服上新出现的等级标志......
明代官员服饰除了这别具匠心的“补子”外，还有几种作为特殊恩赏的服装也是别具一格的，如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不属品官服制之内，是明朝内使蒙恩特赏的赐服。
蟒服中的“蟒”与龙很相似，但是为了区别皇帝和其亲属服装上的五爪龙纹，就称之为“蟒龙”。因为蟒服和皇帝的龙袍很像，所以是绝对不可以随便穿着的，只有重臣权贵蒙赐才可以穿用。
相比之下斗牛服和飞鱼服就宽松多了，一品、二品官都 可以穿。斗牛服中的斗牛的身体与龙也很相似，既有鳞也有爪，就是头部的角向下弯曲，和龙有所不同。而飞鱼则是根据《山海经》中的鳐鱼形象想象而成的，它有蛇的头部，鱼的身子，左右各有一个翅膀。
可是到了后来便混乱起来，百官甚至宦官都有穿着飞鱼服和斗牛服的，甚至许多人在绘制这种图案的时候，还有意无意地像蟒袍靠近。后来嘉靖帝于是下令百官不许擅自使用蟒衣、飞鱼和斗牛服，以免发生僭越的事情。
汉代丝织的花纹，文献记载较为详细具体的是史游所著的《急就篇》。“锦绣缦纯离云爵，乘风县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春草鸡翘凫（fu）翁灌。”这是一首韵句，意义较为难懂。根据唐代颜师古的注释，离云是指运气离合之状。爵是雀音，是指孔雀；即在云气中有孔雀飞翔的一种图案。对乘风的解释是：“一名爰居，一名杂县，盖海鸟也、”又解释：“言为乘风之状，作□□以悬钟，又为华藻之形，兼列众乐之器，以成文章也。洞犹通也，言遍载其文彩也。”豹首，则注释为“若今兽头锦，”落莫，则谓为“文彩相连。”即是豹首反复连续的一种图案。兔双鹤，则是指白兔和双鹤图案。关于“春草鸡翘凫翁灌”一句，据颜师古所注：“春草象其初生纤丽之状也；鸡翘，鸡尾之曲垂也；凫者水中之鸟，今所谓水鸭者也。翁，颈上毛也，既为春草鸡翘之状，又象凫在水中灌其翁也。一曰春草鸡翘凫翁皆谓染彩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鸭头绿、翠毛碧云。”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谓图案形象，一种是指色彩，以指色彩为妥。
又据《西京杂记》所记：“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蒲桃锦四匹。”《飞燕外传》也有鲛文锦、紫鸾锦等名目。《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所记“襄邑有黼黻藻锦”。可见汉代丝织花纹是相当丰富的。
汉代丝织花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云气纹、（二）鸟兽纹、
云气纹和鸟兽在汉代丝织图案中是常见的，也是汉代其他工艺如铜器、漆器、壁画装饰中所常采用的。这类图案，变化多种多样，也可明显地看出从商、周、战国以来，装饰图案的传统风格。有时，云气纹就是主体图案，更多的是与各种鸟兽、人物穿插布置在一起，表现出缭绕飞卷的形态，构成整个画面的流动效果。鸟兽纹是汉代织绣艺术中对常见的图案。有龙、凤、虎、豹、鹿、鸳鸯、仙鹤、锦鸡、鸿雁、双鱼……等，许多图案中的鸟兽形象、动态、性格，往往被表现的栩栩如生，跃然欲出。
（三）文字图案、
用文字作为工艺图案，是汉代装饰的一种特色，多采用吉祥语。如新近出台的几种汉锦，有的织出“延年益寿”；有的织出“长乐明光”；有的织出“登高明，望四海”；有的织出“韩仁绣，子孙无极”，“万世如意”；还有织出“（永）昌长乐”等。外蒙古出土的汉锦，有织出“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八个字，按广成子有万年之寿，用以表示长生之意。有织出“云昌万岁宜子孙”以及“广山”二字的；还有一种织出“君时于意”四字，据考古学家研究，这是表示吐故纳新的涵义。此外，还有织出“群鹄（hu）下”等字的。文句的排列，根据当时织物图案常用的带式单位的横向，由右及左顺序排列。这些文字，都是处于填空的位置，文字本身的美术加工也不很多，但是它们在装饰艺术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织物文字图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所信仰的“谶（chen）纬”，成仙成道，长生不老，多子多孙，万世如意等.........和愿望；另一方面，在某些织物文字中，记载了当时作者的姓名，如“韩仁”、“阳”等，也是可贵的资料。
（四）几何形纹、
织物上的几何形纹样是最古老的纹样，远在商、周时代，织奴们就利用经纬变化的织造技术，织出各种形状的几何形纹。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汉代，结合行为仍有听独具的生命力和装饰效果。汉代丝织上的几何形纹，大都构成大菱形两旁附以两个小菱形的组织称为双菱纹。这种纹样组织，也是战国以来常见的一种传统图案。例如战国铜镜背面，就常以这种图案为饰。但在汉代，这种图案的应用更多，在漆器、石刻等工艺上也常常采用。
织物上的这种菱形图案，和其织造方法有着密切关系。汉代的织物，一般是采用一种称为“汉式组织”的斜纹组织，其经纬线的交织点形成斜纹，最适于表现出各种斜纹的菱形图案。外蒙古和山西出土的菱形纹绮，都是这种菱形图案的代表作。在汉代织绣图案中不仅保留了过去传统的菱形图案，而且菱形本身有了多种变化；菱形图案又与其他鸟兽、花叶等纹样结合在一起，以丰富纹样内容，形成统一效果。或以菱形作为四方连续的构成骨法，再在每个菱形中心空间嵌以横向或竖向的对鸟、对兽。此外，在几何形纹中还有传统的雷纹、方格纹、三角形纹、斜方格纹等。
（五）人物骑猎纹等。
汉代织绣图案中的人物骑猎纹，大都穿插布置在云气缭绕之中，在画面上占的为孩子也很小，对人物形象没有作细部刻划。但从人物形象或则拉缰立马，或则回身欲射的达的动势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骑猎者的勃勃英姿和生动具体的环境。
为了适应图案题材的扩大和多样性，汉代织绣图案在四方连续构成骨法方面也有了新发展。传统的散点排列、带式排列、几何纹排列等仍继续使用，并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如马王堆出土的440香色地红茱萸纹锦的图案，为一写意花卉和菱形点子结合组成，呈直条形。花朵用块面平涂方法，点子以空心线圈构成连续枝条，并以少量的菱形图案作为点缀。排列虚实结合，疏密恰当，纹样风格和选材都比较新颖。整个画面活泼多变，美观大方。又如云兽缭绕图案，突破了几何式机械并列的形式，而采用横向穿插连续的方法。这种横向的穿插连续，再加以色彩上竖向经条并列的变化，就使画面的整个四方连续效果，显得茂密紧凑，不易辨认带式单位的单调反复；从而在构成上，给人以一种“定体则无，大体则须”的印象。每一带式单位的长度，往往就使织物幅面的宽度、由右向左伸展开去。带式单位与带式单位之间的排列方向，只是一个顺向，所以纹样和文字通常只有一个正向。
汉代丝织品的织造方法。从锦来说都是一种“经丝彩色显花”，即通称为“经锦”的。这种经锦，纬线只用一色，经线则多至三色，由经线显出织物的花纹。三种经线的色彩，一种作为地色，一种织出花纹，一种织作轮廓线。这种织法的图案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
汉代锦的织造组织，既有重经，又有经线彩条的排列变化，因而图案设计的用色，可以多到四、五色，甚至可以有三、四种颜色不受经条的限制而遍地出现。举世闻名的“韩仁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织品。
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时，襄邑等地已出现了织成锦，说明二千多年前我国已有纬起花织锦技术。织成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经断纬而又不同于缂丝。织造时，在平纹或缎纹的底纹上，比经线粗的纬线跨越没有花纹的地方，在应当起花的地方浮于经丝之上，花纹图案显示于织物表面；织物背面的底纹上则横向排列着与正面花纹色彩相同的纬线。图案花纹可不受提花条件下的单位反复的限制，能够织出章法自由的画面，但费工多。
七、染织装饰纹样
三国两晋时期的织物纹样，基本沿袭东汉传统。在楼兰出土的豹纹锦，都用豹头作正面图案形如饕餮，再配虎豹等动物。从动物的造型，可以看出是东汉末或三国初年的作品。图案构成，虽还是两汉的排列方法，以顺序排列的图案带重叠始终，但最显著的特点，是由汉代的云气纹的高低起伏的波动状，变成了规则的几何形骨架，更加定型化。
从南北朝开始，图案纹样有了新的发展。以龙凤为主体的图案，在图案构成上，虽仍保持两汉、魏晋的传统形式，但龙凤造型，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改变了汉代的古拙浑穆，而趋于生动灵巧、轻捷多姿。其他鸟兽造型，也是这样。其次是花鸟植物纹样逐渐多了起来。几种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花鸟，如花中的莲荷、牡丹、芙蓉、海棠，鸟中的鸳鸯、白头翁、鹦鹉、仙鹤、练鹊，都经常在锦绣中出现。从新疆出土的东汉晚期的水草鸳鸯宜字残锦，和隋唐时这类图案在丝织物装饰中普遍流行，可以推想“胭脂地缠枝花毛织物”，就是植物花草缠枝纹样的六朝实物。南北朝的织物纹样中还出现一种具有明显外来影响的图案。1959年新建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303号墓出土的双兽对鸟纹锦、树纹锦和对兽对鸟纹绮，三种作风都不是汉族风格，大概是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些变化和发展，对于隋唐的织物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
南北朝时代的织物纹样，从敦煌彩塑、壁画中的佛像服饰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直观的间接材料。使我们知道汉代绫锦中的綦（qi）纹、斜方格纹、方胜平棋格子纹等等，在这时仍很流行。也有许多新的散点小杂花图案，显得非常朴素、大方。如北魏428窟壁画天王像的上衣花纹，就是以斜方格组成骨架，方格间缀小朵棱花；裤子上的纹饰却是以小圆圈和小三点作四方连续，两相配合，特别调和，素雅大方。
唐代的丝织纹样
唐代丝织纹样丰富多彩，可谓集壮丽与秀美为一体，在丝织装饰美术上展开了一个新面貌。
唐代锦织物上常见的花纹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鹤衔方胜、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葡萄、芝草、辟邪、万字，以及其他折枝散花等。
（一）联珠纹，这是唐代织锦纹样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非常盛行。它是在团纹的周边饰有一圈小圆圈，如同联珠，故名。有人认为这种联珠纹是受当时波斯萨珊时代图案的影响。从纹样的发展历史看，我国远在原始时代的彩陶装饰中，就已有联珠纹的萌芽；以后，在殷周的青铜器，六朝的石刻、陶瓷等装饰上，都出现过这种联珠纹。所以，它是我国一直发展久远的装饰纹样。只是到了隋唐时代，与当时强盛的波斯同时盛行这种联珠纹，故而取得了广泛的流行和更大的发展。
（二）“陵阳公样”，亦即对称的格式，这是唐代织锦纹样又一具有特色的图案组织。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窦师纶是唐代初年派往四川的官员，主管皇室的织造用物，后被封为陵阳公。他能够进行丝织品纹样的设计，所以是一位丝织设计家。他设计的“瑞锦”、“宫绫”花纹，多采用对称的格式，人们称之为“陵阳公样”。近年来在西北出土的丝织物，及流传到日本而被保存下来的唐代织物，都还可以见到陵阳公样的特殊风格。如唐永徽四年的对马纹锦，和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纹样，都突破了六朝以来传统的装饰风格，又吸取了外来营养，富有独创性。大都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对称动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和华美。
（三）散点，这种组织多用团花和菱形作交替排列，具有圆和方的对比的美，这也是唐代一种有代表性的图案组织。在散点中，也有用一种小簇花作散点排列的、
（四）几何形组织，这类图案有龟背纹、方格纹、多角形纹等等。从唐代周舫《簪花仕女图》和《纨扇仕女图》中所描写的妇女服饰，我们可以看到丝织物上几何形图案的具体形象。
唐代织锦的色彩，多采用晕（纟间）的表现手法，即一种色调，由深到浅分成多次的色阶，使人感到丰富而华美。
唐代织锦艺术风格，既不同于汉代的质朴、古拙，又有别于宋代的清秀、典雅，而是具有富丽、绚烂的特色。
唐代绮的图案组织，可分为两类：
（一）团花连环纹，在连环纹中间，往往饰以各种动植物图案，两环间用小花朵连接。这种连环，有的是两圆相切，有的是两圆相交。
（二）几何纹组织，如龟背、回纹、棋局、菱形等，在几何纹组织内，饰以各种动植物图案。以上两种图案组织，基本上和织锦相似。
唐代官服多用本色花绫，鸟雀衔花作主题，依照不同品级，规定各种颜色、纹样和格式；用于妇女歌舞衫裙的，多为写生花鸟、蜜蜂、蝴蝶；用于佛帔、帐幔、袈裟金襕上的，多为大小缠枝花、折枝写生花、小朵散搭花。除提花外，另外还有彩绘、刺绣、泥金银、剪贴等加工技法。印染加工的纹饰有团花、缠枝和小簇花数种。作风都比较富丽。一般垫褥、屏幛多用方胜、叠胜、平棋、格子、大小宝照、盘绦、樗（chu）蒲、龟背、锁子等几何纹样。这些纹样几乎成为唐代丝织装饰的一般格式，得到普遍的发展。
唐代丝织纹样，除传世品和出土遗物外，结合敦煌壁画，彩塑佛菩萨、天王及供养人的衣着所反映的间接资料来看：大抵隋及初唐的丝织纹饰，在六朝的基础上虽有心的发展，但变化不大。最多的是方胜、平棋、方格等几何图案。在平棋格子中，缀以小团窠纹或莲花纹样，和巩县石窟的平棋藻井有相同的意趣；椭圆联珠狮子纹和阿斯塔那北区303号墓出土的北魏锦相仿佛。斜方格立凤纹以及几种缠枝花纹和折枝花纹都非常新颖，特别是334窟彩塑佛弟子袍服花纹（初唐）和427窟彩塑观音被带纹饰（隋），前者壮丽，后者秀美，都是六朝以来从未见过的优美图案。
盛唐的纹饰较之初唐又有变化，龟背、锁子、方胜等几何纹仍占相当数量。锁子纹和营造法式中的锁子纹完全相同。这时的纹样特点是小簇花和小朵散搭花特别多，组织比较活泼生动，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严谨的气氛，令人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花纹变化最大的是中晚唐以后，这时出现了许多新鲜壮丽的纹样。有雄健豪迈的缠枝花、大宝相花、联珠团窠宝相花；有生动的写生折枝花；以及缠枝立凤等纹样。小朵散搭花当时仍很流行。艺术风格由盛唐时的愉快活泼，发展成为豪迈壮阔，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从纹样风格来看，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丝织物，绝大多数是中、晚唐的产品。同时也可以证明东都官锦坊织锦工人的话是符合当时真实的。
唐代丝织物不断装饰纹样华美，其色彩艳丽、明快，也是前代所不及的。如“蓝地瑞花锦”（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全部由中型六出变形花朵以散点排列组成四方连续图案，绛黄色的花纹，勾上红白边子，配上绿色花心，这些明亮的颜色和宝蓝色的地子相对衬，给人一种庄重协调的感觉。另外，我们从《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捣练图》等妇女裙衫上，都可以得到唐代关于色彩调配的许多知识。
宋代丝织品的纹样与等级有密切关系，例如十二章只有皇帝可用，皇帝以下随等级的减少而减少。龙：在唐代只是附属纹样，到了宋代，龙成为“统治”的象征。皇帝——五爪龙，亲王——蟒（四爪龙），龙有立龙、侧龙、升龙、降龙等。亲王以下——宝相花。
宋代丝织品的花纹主要有：
1.几何纹：
（一）龟背纹 古代龟表示长寿
（二）象眼纹
（三）方胜纹（双胜） 吉祥的象征
（四）四合纹（四方——东、南、西、北）
（五）柿蒂纹
（六）方棋纹
（七）雪花纹（瑞雪纹）
（八）毬路纹（球路纹）
（九）盘绦纹
（十）曲水纹
蜀锦工人根据唐人诗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和宋人词“花落水流红”等诗意，加以艺术表现而创出一种“落花流水”纹，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锦缎装饰纹样。落花流水纹又称曲水纹，是以单朵或折枝形式的梅花或桃花，与水波浪花纹组合而成，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书《后赤壁赋画卷》包首“梅花曲水锦”，就是这类花式的代表作。
（十一）六达晕（六达——天、地、东、南、西、北），从这六个方向射出的花纹，叫六达晕或六通。
（十二）八达晕（八路相通）
（十三）天华（宝照）
（十四）锦群
2.花鸟纹：
唐代缠枝花多为二方连续，宋代则多为四方连续，布满画面。
（一）缠枝花
（二）串枝花
（三）折枝花 是对称的，写实性很强，很自然，又称“生色花”。
（四）鸟纹、龙纹穿花 各种鸟、龙在花纹中穿飞，写实性强；孔雀、鸟雀的穿花也很多，也叫百花攒（cuan）纹。龙纹穿花是宋代新兴的。
3.其它：
（一）婴戏纹
（二）锦上添花 在各种几何纹上，加饰各种自然形的花。
（三）花中有花，叶中加花
（四）樗蒲纹
（五）灯笼纹 灯笼锦创始于北宋，又名“庆丰收”、“天下乐”。据《邵伯温闻见录》记载，是从文彦博守成都时，织造金线莲花中饰灯笼图案加金锦创始的。
曲水纹和灯笼纹图案，都深为民间喜爱，一直流行到晚清，现在西南其他民族在挑花中还有沿用这种纹样的。
据《梦梁录》所记，南宋织品中还有绒背锦，起花鹿胎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色。
宋代锦织物的名称花式所以如此繁多，一方面是由于装饰题材的扩大，使图案花纹较唐代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是丝织物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直接影响到丝织花纹的改变。如成都茶马司所织彩锦是为了与异族交换军马，因此必须织造与其他民族的习惯爱好相适应的花式品种。宋代作为专供赏玩的书画广泛发展，用于装裱的纹锦可能也有部分新的纹样产生。据《坚瓠集》记载，在十册淳化阁法帖上，就装裱有二十多种不同花纹的彩锦。
从传世的纺织品和人物画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宋代彩锦的色彩，较唐代也有很大进步。唐代彩锦色彩鲜明艳丽，而宋代则为淡雅柔和。很少饱和色，常用两种色的调和色，并较多采用深浅不同的茶色、褐色和绿色。名贵的织品多在浅褐色底上加白色图案，以龟背、方胜、牡丹、锁子、球纹等为常见。至于鸾鹊穿花、天鹿、龙凤等，则多用于更贵重的织物。
据《清秘藏》记载的宋代锦绫花纹名目，种类也极为繁多：
锦的花纹有：紫宝阶地、紫大花、五色簟（dian）文（山和尚）、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青簟问（一名阁婆，一名蛇皮 ）、紫鸾鹊、紫白花龙、紫龟文、紫珠焰、紫曲水（一名落花流水）、紫汤荷花、红霞云鸾、黄霞云鸾 、青楼阁、青天落花、紫滴珠龙团、青樱桃、皂方团白花、方胜盘象、球路、衲、柿红龟背、樗蒲、宜 男、宝照、龟莲、天下乐、练鹊、方胜练鹊、绶带、瑞草、八花晕、银钩晕、红遍地杂花、红遍地翔鸾 、红遍地芙蓉、红七宝金龙、倒仙牡丹、白蛇龟文、黄地碧牡丹方胜、皂木等。
绫的花纹有：碧鸾、白鸾、皂鸾、皂大花、碧花、姜牙、云鸾、樗蒲、大花、杂花、盘雕、涛头水波文、仙文、重莲、双雁、方棋、龟子、方毂（gu）文、枣花、叠胜等。
宋代丝织遗物，在新疆的阿拉尔曾出土北宋时期的“球路灵鹫锦”袍，图案为灵鹫双羊，还具有唐代的西域风格，是一件珍贵的遗物。同时出土的还有重莲锦、回纹暗花绸、祥云纱等多只丝织物。在山西南宋墓中也出土了盘绦翔鸾锦、白花龙凤锦、缠枝暗花绫、印花罗等，在北京双塔寺也出土有南宋的暗花绸。1975年，镇江博物馆在江苏金坛县的南宋太学生周瑀墓中，出土了五十余件衣物，其中大部分是提花罗织物。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浮苍山南宋一个市舶司女儿黄昇墓中，出土了两百多件不同品种的罗纹织物，其罗纹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纹的素罗，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以上两墓所出，是宋代染织工艺的重大收获。
在日本东京还保存有我国北宋末期紫地宝珠形纹样金锦，南宋时期的子弟双鸟团纹金锦，丹地花卉金锦，南宋末期的丹地小花金锦等加金丝织物，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资料。
丝织提花机从三国曹魏初年，马钧进行改革后，经过唐、宋几代的改进提高，这种提花机逐渐完善和定型。在宋代楼（王寿）《耕织图》上，就绘有一部大型提花机。这部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挽花工，下有织花工，他们互相呼应，正在织造复杂的花纹。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说，《耕织图》上的提花机仍是世界上最早的、结构完整的提花机，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
在织作技术上，宋以前，人们多崇尚轻、柔、薄的产品，厚的织物属于绨，是被认为劣等的；而宋代则渐崇尚厚，爱好规矩纹的装饰和典雅的色调。
这里，仅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藏的数百件明代经面的锦缎纹样作一分类：
（一）云龙凤鹤，这类纹样占非常大的比例，约为总数的29%。它们的变化也是很多的，例如：云纹就有所谓四合云（四个如意形相组合）、七巧云（形似七巧）、鱼形云（形似鱼形，俗称鱼妆）、海水江牙云（变化似水波）、植物化云（变化如花枝，如树），等等。龙纹也有多种，有坐龙走龙、盘龙等等。
（二）花草鸟蝶，这类纹样因为种类较多，从总的比例来看也相当大，约占30%。
（三）几何纹，如万字、锁子、回纹、龟背、方棋、盘绦、如意、八达晕等，都是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其中最突出的是八达晕，几乎占几何纹的半数以上。八达晕又称八答晕是一种变化较多，具有庄重、华美而又多样统一的图案，适合于各种用途，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如以几何纹占总比例的20%，则八达晕锦已占10%还强。
（四）吉祥器物福寿字，这类纹样也占较大比重，约为总数的10%强，它是宋明以来应用较多的一种装饰图案。
（五）其他。
明代后期的丝织品，可以定陵出土的各种锦缎为代表。据《定陇——地下宫殿》记载，从明神宗帝（1573—1620年）墓——定陵出土了成卷织锦和袍服衣着三百余件。服饰中有一件“百子衣”，周身用金线绣八宝：松、竹、梅、石、桃、李、芭蕉、灵芝及各种花草，并绣百子，织制精巧。织锦共有165卷，其中有两卷双面绒，经密64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丝绒的投影宽度为0.2毫米，表明当时的丝织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故宫还收藏有不少质地精美、色彩华丽，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明代丝织作品。
明代丝织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纹样取材广泛，配色丰富明快，组织紧凑活泼三个方面。
明代丝织纹样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内容：
1.神仙人物：如仙女、群仙上寿、秋千仕女等。
2.动物形象：如云凤、仙岩寿鹿、龟背龙纹、八宝双狮、五云翔鸾、瑞鹊衔花、鸳鸯莲鹭、游鱼落花、蜂蝶争春、盘绦团凤等。
3.植物花草：如折枝花果、牡丹、花好月圆、延寿菊花、百花献寿、灵芝萱草、落花流水、五谷丰登、加银山茶、紫地莲花、缠枝番莲、折枝梅花等。
4.几何纹和日用器物造型：如各式灯笼、金银锭、方格如意、龟背、盘绦、八达晕、六达晕、菱格、方胜、如意云等。
5.吉祥文字：如富贵平安、吉祥如意、福寿有余、富贵吉祥、福禄寿喜、福寿常团等，寓意吉祥，析求幸福的纹样。
这些广泛丰富的题材，通过艺人们的辛勤创造，被成功地表现出美丽多姿装饰性很强的纹样。其设计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
明代丝织品所使用的色彩，大多以色相接近饱和程度的蓝、红、黄、绿等为主色，适当地以寒灰的中间色作衬托，色调爽朗明快而又沉静娴雅。特别是善于运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彩勾边的办法使同一画面上的多种不同颜色为一个联络色所统一，从而获得图案色彩丰富而又调和的效果。
明代丝织图案的组织结构，大都能根据织造技术的要求，巧妙地使用网状与散点相结合的四方连续图案骨胳，把各种花纹平行或交叉地排列起来。虽然每一单位中有时只用一个或两个散点，单位面积也不大，但因排列适宜，使纹样与纹样之间，纹样与地纹或空地之间，都能作到比例恰当，层次分明，有主有次，节奏显著，处理得恰到好处。再加上采用分段换色的手法，就更显得错综复杂，变化万千。
织造技术的革新，也是明代丝织品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万历《福州府志》记载：“缎机故用五层，弘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缎机为四层，故名改机”。林洪革新的织机是把原来的五层织机，改为四层经线与两层纬线的织机。使用这种双层提花的交织方法，织出来的成品，质地薄，表面滑润柔软，色彩柔和，而且花纹两面相同。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种。改机的花纹，多用中小型花，略似南京的库锦。故宫博物院有“万字缠枝牡丹”、“落花流水”、“球路”、“织金胡桃”等改机丝织品多种。质地花纹均较一般缎类更为细腻美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丝织工艺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它在品种方面有继承有革新：“盘绦”、“灯笼”、“缠枝莲”、“八达晕”等均系继承前代传统技法。“盘缘”、“方胜”是我国传统花纹，已成为丝织物的一般格式。“灯笼锦”创始于宋代，隐喻“五谷丰登”的主层，具有积极意义，它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所以宋以后一直被普遍使用，明代根据这一主题，也设计出许多式样不同而又各尽其妙的优美的图案。大小缠枝唐代已盛行，大缠枝最初
多用于佛帔金襕装饰，小缠枝多用于妇女衣裙。宋代扩大了使用范围，特别是幛子屏围用大朵花已成惯例；金时女真人的官眼，规定用缠枝花朵大小定品级尊卑；因此花朵变化极多，配合色调更多独到处。明锦的特点也是大花大朵，花纹采用俯视、侧视两种，以迫求大花大朵的效果。“八达晕”起源于宋代，宋代叫“八达晕”，元代叫“八搭韵”，当时都已是珍贵著名。配色丹碧玄黄，错杂融浑，达到锦类布色的极高效果。
创新部分除“改机”外，还有“妆花缎”、“妆花罗”、“妆花纱”等多种新产品。明时，江苏、南京、苏州、福建璋州织造的妆花丝绒和金彩绒（天鹅绒）闻名中外。纹样的处理手法虽然已由以往纯粹图案形式，逐渐趋向于写实的绘画格调，但仍能巧妙地加以提炼、剪裁，作到既不完全失去索材的本来面目，又加强了耐人寻味的装饰性。与唐朱遗物比起来，唐代多尚丰满浓艳，富丽有余而秀雅不足，如当时最流行的大小团窠花就是其代表作；宋代
则喜好素雅，在配色上多采用清淡灰冷的色调；明代的染织艺人则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于是获得了“浓纤得中，修短得宜”的可喜成果。纹样结构比较严谨而又富于生动流畅的韵律，色彩鲜艳而又注意和谐统一。这些都是明代丝织工艺的成就。
八、吉祥图案
用吉祥语意的文字和语句作为工艺装饰，早在两汉就已流行。如“昌乐”、“如意”、“延年万寿”等等。用吉样语意作成象征形的图案，却是从两宋开始兴起的。比如在唐代取太子莲花经意，创太子玩莲花图案，使从六朝以来流行的莲花化佛纹样，发展成胖娃娃为莲枝缠绕的纹样。到了宋代，完全失去了莲花经的本意，取莲与连谐音，而创成“连生贵子”的吉祥图案。这种图案见于侯马金代董氏墓的装饰中，可见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一种纹样。
从十三世纪以来，我国织绣及其它工艺品都习惯于用谐音和隐喻的手法，表现某种吉祥的含义。许多花草禽兽，都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吉祥寓意。如：萱草宜男，石榴多子，麒麟含仁带义，鹤表父子之道，鸳鸯喻夫妇之情，鸡有五德，凤具九苞，龙不但是统治者的象征，而且被认为是许多吉祥的综合表征。“龙凤呈祥”是我国从古到今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吉祥图案。因而画龙有三停九似的法则，并且龙生九子，又各象征多种吉祥。丝织中的曲水纹，缠枝纹都是连绵不断的吉祥象征，而曲水纹更有源远流长的吉祥寓意。此外在织锦图案中，常见有“如意牡丹”、“宜男百子”等名称。
吉祥图案的名目繁多，归纳起来不外是：安居乐业、夫妻好合、多子多孙、长生不老、乐叙天伦、吉祥如意、升官发财、五谷丰登等等。
吉祥图案的构思，更是多种多样。它综合运用了风俗、习惯、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民间传说、男女爱情等各方面的条件，作为图案的构思基础。其构思范围，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运用同音偕假，构成协和图案。
如编蝠与福，磐与庆，金鱼与金玉，鱼与余等同音，因此，用金鱼水缸组成的画面，寓金玉满堂的含意；由梅花、竹子、绶带组成图案，被称为“齐眉祝寿”，窝意夫妻长寿；梅花、蜜蜂则隐寓“春风得意”的祝愿。
（二）利用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植物构成会意的图案。
如鹊有喜庆之兆，莺有求友之意，缠枝花象征连绵长久，萱草表示宜男忘忧。梅花树梢立一喜鹊，离意为“喜上眉梢”，裂开的石榴离“榴开百子”之意，象征多子多孙。
（三）用结合音意的几种花草动物组成吉祥图案。
如用蝙蝠、桃和灵芝组成图案，寓“福寿如意”的含义；用麦穗、蜜蜂、花灯组成图案，寓“五谷丰登”的意思；用鹭鸶、芙蓉组成的图案，寓意为“一路荣华”等等。
（四）用会意的几种动、植物组成吉样图案。
如“延年益寿”，用松与鹤组成；“富贵神仙”，用牡丹与神仙组成；“富贵平安”，用牡丹与竹叶组成等。
（五）用若干种具有象征性的动、植物、神仙，器物等结合在一起，组成各种吉祥窝意的图案。
如八吉祥、八宝、三多、九如等
（六）利用吉祥字的篆体组成图案。
如百寿、百福、百禄、回纹、万字等。
吉样寓意图案的兴起，与手工艺品的商品生产有关，是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兴起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风流余韵。
盛唐纹
盛唐纹
所谓盛唐纹——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纹样，因为在唐代流行，又称盛唐纹（唐代装饰纹样）。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艺术方面的发展也开始生机蓬勃，物质的充沛，必然引导精神层次的高需求。所以这个时期，花卉图案成为金银器、铜镜、玉器、瓷器、织锦、绢画等工艺品上的重要装饰元素。如牡丹、芍药、菊花、月季、莲花、佛手、石榴、桃花、百合等等富有美好含义的花卉成为了最好的装饰纹样。
最初，盛唐时代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志性纹样是——以波状弯曲成S形、繁生而连绵不断的蔓草纹，这种形状又称“卷草纹”，因盛行于唐代又称唐草纹。唐草纹构图繁简疏密，富丽华贵，在隋唐时期也特别流行，形象丰满，成为这一时期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装饰纹样。缠枝纹、卷草纹是主要代表纹样，还有其他类别的装饰纹样，这个时期的装饰纹样统称“盛唐纹”。
唐代服饰的装饰纹样：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隋唐五代时期除政府官员按制度穿用规定花色的官服之外，一般生活服装流行图案花式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各大类：
（一）联珠团窠纹
纹样基本骨骼为平排连续的圆形组成作用性骨骼，圆周饰联珠作边饰，圆心饰鸟或兽纹，圆外的空间饰四向放射的宝相纹。这种形式受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至640年）的影响。也可能是当时出口贸易适销的花样。盛行于北朝至唐代中期。
（二）宝相花纹
由盛开的花朵，花的瓣片，含苞欲放的花，花的蓓蕾和叶子等自然素材，按放射对称的规律重新组合而成的装饰花纹。灵感来自金属珠宝镶嵌的工艺美及多种花的自然美。
（三）瑞锦纹
由雪花的自然形态加工成多面放射对称的装饰形态，寓"瑞雪兆丰年"的吉祥含义。
（四）散点式小簇花、小朵花
取花叶的自然形做成对称形小簇花，作散点排立。流行于盛唐。
（五）穿枝花
以波状线结构为基础，将花、花苞、枝叶、藤蔓组合成富丽缠绵的装饰纹样。流行于唐、宋、明、清。也称唐草纹。
（六）鸟衔花草纹
多为鸾凤、孔雀、大雁、鹦鹉等禽鸟嘴中含着瑞草、璎珞、同心百结、花枝等，有的作飞翔式，有的作栖立式。
（七）狩猎纹
作自由散列式或联珠团窠式。
（八）几何纹
有龟甲、双距、方棋、双胜、盘绦、如意等形式。隋唐时期纹样造型丰腴、主纹突出，地部疏朗，常用对称构图，色彩鲜丽明快。至五代纹样渐趋写实细腻，如孟蜀时成都蜀锦有长安竹、天下乐、雕团、宜男、宝界地、方胜、狮团、象眼、八搭韵、铁梗襄荷等，这些花式名称，宋代继续流行，并对明清时期织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玉饰的装饰纹样：
唐代器物上的某些花纹非常有特点，一些唐代作品是通过花纹而被人们识别的。
（1）龙纹：是用来表现云朵的花纹，在唐代刻碑、金银器、玉器上频繁出现。常见的多为两类。一类为多齿骨朵云，云头似为“凸”字形困状，其后有一条须状云尾，一类云头似“品”字形，其后亦带云尾。前一类云头边沿呈波齿状，后一类云头边沿较光滑，云头中部凸出的部分呈梯形，其上有细密的阴刻线，唐代某些玉雕动物尾部也呈这种样式。
（2）云纹：唐代带有龙纹的玉饰很多，典型作品为上海博物馆收藏龙纹玉璧。这类龙型一般头细长，上颚长而尖，端部略翘，龙身似铊身但较短。
有学者认为，唐代龙类花纹多为直身少盘旋，但我们从唐代嵌螺钢铜镜（河南陕县出土，见《中国美术全集?八》）所嵌龙纹看，唐代盘身龙纹还是运用得很成熟的。
（3）兽面纹：是古代器物上最常见的装饰纹样，其结构随时代、地域不同而略有变化。目前，明确的唐代兽面纹玉器尚未见确定，仅见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器物中有一对玉锡，玉揭开口处嵌有相对的金兽面。这对玉锡向我们提供了唐代兽面纹的典型样式，其兽面形状介于汉代兽面与宋代仿古兽面样式之间，整体呈祀形，阔嘴，有排牙，如意形鼻，重眉，眉上有较长的阴线纹。这一兽面纹样式也可在识别唐代玉雕动物时参考。
(4）花、鸟纹：目前见到的唐代玉器及其他工艺品中，以花乌纹出现为多。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作品亦以花鸟纹为多。花叶纹的种类很多，见有牡丹花、多瓣团花、荷、野菊等多种。一些花瓣呈圆形而内凹，一些花瓣边缘饰短密的细阴刻线。花蕊的表示也很有特点。呈桃状，或椭圆形饰网络纹，或为三角形见饰细阴线，还有其他多种表现方法。花叶以大尖叶为多，呈相叠的“人”字形排列，叶中心往往有一个锥形梗，边缘有细密的短阴线。有些花叶似银杏叶而紧密排列，有些大花叶尖部呈旋状。唐代器物上还见有卷草纹装饰，以西安市曲江池玉记盒为代表。这类卷草纹的每一单元都可分为头部及尾部，头部为一大一小两枚，分卷两侧，尾呈“S”形，头部的两枝间往往还饰有花蕊形装饰。唐代的鸟纹在前面部分已有介绍，鸟眼呈三角形，小圆环形、核形等不同形状，翅宽而短。①翅尖前翘（见齐国太夫人墓出士唬油饰）；②翅尖指向身后（见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玉梳背），翅上有细长的阴刻饰线。鸟尾则如同花叶的排列，其上饰有一种燕雀纹，纹饰图案化很强，正面形，翅上有细密的阴刻线。根据阴刻线的特点，一些学者将其归类于唐代。
（5）螭纹：螭纹是中国玉器中最常见的动物纹，想象成分非常大，历代螭纹造型多有变化。
目前唐代遗址中尚未发现螭纹器物出土，但不能断定唐代不用螭纹。故宫博物院藏一件螭纹佩，所雕螭附巨眉，眉上有细密的阴刻线。作品曾被一些学者鉴为唐代，是否准确，尚待考古发掘来印证。唐代织锦中曾出现犀牛图案。《古玉精英》一书录有白玉犀牛一件，造型特征与唐代织锦犀牛图案相同，标为唐代。
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我国染织工艺在染色方面也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科学水平。不只是颜色种类多，色泽艳美，而且在科学制作上，染色牢固，不易褪色。即使是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织物，其色泽仍是那么艳丽可爱。我国高度的染色技术，传到西方以后，使外国学者感到惊讶，他们把这种染色技术称之为“中国术”（Chinas）。
193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发现红色氧化铁粉末和若干涂红色颜料的装饰品，表明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开始使用红色矿物颜料。.......除赭红色的赭石外，还发现其他石块也可以研磨使用。如朱砂可作红色颜料，其色泽更纯正、鲜艳；石黄（又叫雄黄、雌黄）、黄丹（又叫铅丹）可作黄色颜料；各种天然铜矿石可作为蓝色、绿色颜料等等。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应用矿物颜料的同时，也选用天然的植物染料。经过长期生产实践，逐步掌握和提高了各类染料的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绚丽璀灿、五彩缤纷的染织品。
我国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管理染色的机构。在周代，“染人”就是管理染色的职官；在秦代，设有“染色司”；自汉至隋，革带都设有“司染署”；唐宋设有“染院”；明清则设有“蓝靛所”。这些官方染色管理机构，垄断了染色工艺的专利。
我国古代的织物染料，大都是天然的矿物和植物染料，而以植物染料为主。
我国古代将青、黄、赤、白、黑成为五色。将原色混合可以得到间色（多次色）。《尔雅·释器》中有：“一染縓（quan），二染赪（cheng），三染纁（xun）”的记载，说明西周时已使用染料进入套染。汉代的浸染、套染和媒染等染色技术已相当完善。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过色谱分析，共有二十四种颜色，其中红色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色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青、蓝色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绿色有湖绿、豆绿、叶绿、果绿、墨绿等。到了宋代我国的印染技术已经比较全面，色谱也更齐全。
我国在织物上印花比画花、缀花、绣花以及提花都晚。至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我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印染技术。
我国古代一些农书或工艺书上，都有关于染料和染法的记载。如《考工记》有关于染法的叙述；《齐民要术》有关于种植染料植物和染料制作加工的记录；《天工开物》有关于各种染料及染法的描写，并且专有“彰施”一章。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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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染织工艺的装饰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四大类：一、织花，二、印染，三、刺绣，四、画花。
一、织花，可分为彩色花和本色花。彩色花是由织物的彩色经线或纬线交织而成；本色花是由织物的经纬线因不同组织而形成的花纹。
二、印染，其方法较多，著名的有绞染、夹染、蜡染、碱印、拓印等。
三、刺绣，用刺绣作为织物的装饰，最早是用辫绣的方法，由于装饰内容的不同要求，以后又发展了许多针法，以及多种品种，如挑花、补花等等。
四、画花，在织物上用画花的方法进行装饰，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古代的礼服，下裳用刺绣装饰，上衣则用绘画装饰，称之为“画”、“会”。从出土实物来看，洛阳殷墓就发现有用黑、白、红、黄等色绘成几何形图案的画幔。这种用画花作为织物装饰的方法，曾一直延展到近代，例如德人利奇温在谈到中国染织工艺对欧洲文化影响时说：“十八世纪之末，法国的丝业，在美术及技术方面的欣欣向荣，实出于中国材料不断输入的刺激。在这个世纪后半叶，东方手绘的丝织品成为最流行的时式。”又说：“至一六七三年，中国的画有渐趋平民化，已经有印花丝织品的供应，以代替高价的手绘丝织品”。并说法国、荷兰等国还有特设的工厂，来仿造中国各款绘花或印花的丝织品。一六八六年，法国当局曾下令禁止一切由东方输入的手绘丝织品，可见到了清代初期，我国绘制的丝织品还大量输往欧洲。
十二章纹
帝王礼服上的花纹共有12种，是以天地山川为代表的“十二章”纹样。
“十二章”：包括了日、月、星辰、山、火、宗彝、粉米、龙、华虫、藻、黼（fu）、黻（fu）12种纹样，几乎囊括了天地之间的一切有代表性的事物。
十二章纹：所用章纹均有取义，自上而下依次为：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取其文丽；宗彝，取其忠孝；藻，取其纯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取其决断；黻，取其明辨。
日月星辰，除了取它们照耀大地，带来光明之意外，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们认为日月和星辰在宇宙中有着主宰一切的意义。日一般绘在上衣的左肩上，而月则在右肩，两者合起来就是“肩挑日月”的意思，显得非常霸气，星辰都是绘在日和月的下面。
山也是绘在上衣上的，由于山川显得稳重，用在衣服上有隐喻江山永固的用意。
华虫实际上并不是虫，而是禽类，俗称雉鸡，羽毛华美，寓意王者有文采，即文章之德。当然，也是由于雉鸟高洁的缘故，通常都被绣在上衣的肩部到袖子外侧的地方，它在古代人严重是一种祥瑞，又是神灵的象征，而且还具有神秘性，故而“十二章”取其随机应变之意。
火，既有光明的意思，也有旺盛向上的吉利含义。
宗彝的解释比较多，一方面认为它是庙堂里用于祭祀的礼器，后来又在礼器上面绘上了一只虎和一只长尾猿，虎是凶猛的象征，而长尾猿则是非常聪明的，用在这里是表达了聪慧的含义；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表达了一种忠孝之意。
藻，是绣在下裳上的，藻在民间往往被用来借喻华丽的装饰，也有洁净的意思。
粉米听起来就是和吃的东西有关，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衣服上绣上这样的纹样，主要是提醒帝王要注意滋养众生，注意惜福养民。
黼实际上就是斧头，在章服上用斧头，无疑是为了增加礼服的庄严稳重，提醒王者”当断则断“。
黻，与黼相似是一种奇怪的图案，表达的是一种明辨是非的含义。
这些花纹的使用很有讲究，只有天子的冕服才可以全部使用，以下各级只能使用龙以下的8种纹样，并且级别不同，使用的纹样也不相同。周天子的冕服有6种之多，包括大裘冕、衮冕、鷩（bi）冕、毳（cui）冕、希冕、玄冕等，这些服装的用处和纹样都不相同。
大裘冕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6章花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6章花纹，共12章；衮冕，上衣绘山、龙、华虫、火、宗彝5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4章花纹，共9章；鷩冕，上衣绘华虫、火、宗彝3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4章花纹，共7章；毳冕，上衣绘宗彝、藻、粉米3章花纹，下裳绣黼、黻2章花纹，共5章；希冕，上衣绘粉米1章花纹，下裳绣黼、黻2章花纹，共3章。
除染色外，还用各种颜色在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礼记·丧大记》所记述的画帏、画幌就是这种产品。这种用手工在织物上绘花，费时又费工，着色牢度也差，以后就被印花技术所取代。
在衣服上采用十二章作为图案，文字记载始见于《尚书·益稷》帝舜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末、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对于这十二章，古代学者的解释都各有不同，十二章的项目也互有差异。伪托前汉孔安国所作《尚书传》分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其解释为：“日语星辰为三辰；华象草华；虫、雉也，画三辰山龙华虫于衣服旌（jing）旗。”作会宗彝则释为：“会五彩也，以五彩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又“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已相背。”后汉马融则解释为：“此经上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从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也没有提到宗彝，而十二章则与孔传所分相同。后汉郑玄的解释，则分十二章为：日、月、星辰、龙、山、华虫、火、宗彝（虎蜼wei）、藻、粉米、黼、黻。唐孔颖达谓“雉五色象草华也，”也大体和孔安国所说相同。明代赫敬在所著《周礼完解》中则对郑玄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谓“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七者皆以作绘于宗庙之彝，此器之象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薄缯刺绣，成五彩，施五色，作服，此服之章也.......象言形，色言彩。”
关于十二章图案的形象：
日月星辰。日画太阳，月画以弦状新月。汉以后则以日月同为圆形，而于日中画乌，月中配以蟾蜍。星辰则以北斗七星表示。
山龙华虫。山为山形，龙为龙形，华虫则为画为雉。《周礼·考工记》画绩条：“山以章，水以龙。”郑玄注：“章读为獐。獐，山物也，在衣，齐人谓麋为獐。”则是说山用迷路来表徵（zheng），实际山仍是用山形，往往只是在山形展开的连续图形中，饰以各种走兽。所以马融认为：“獐，山兽，画山者并画獐。”龙则画为龙形。而华虫则画为雉，汉则近于凤形。六朝时有王僧崇者曾指谪（zhe）当时祭服所谓“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由此可知六朝时的华虫图案是近似凤的。
藻火粉米黼黻，藻纹，据孔安国的解释“藻水草有文者”，想系一种唐草文，此文多见于建筑装饰。如《礼记》有藻梲（zhuo）一词，《风俗通》有藻井一词，都是指建筑上的唐草文装饰。火纹则去火形，《考工记》有“火为圜（yuan）”，据郑玄注“形如半圜然”，实即两个相背的半圆形。粉米纹则描绘为米粒状。黼黻纹在孔传的解释里已经比较具体，黼为斧形，是一种几何纹；黻纹为两个己字相背，成亞（ya）形。这种黼黻纹不只用于一凡，且亦常用作器物装饰。如《周礼·典丝》“凡祭祀共黼画组就之物”。黼纹和黻纹常是相伴而用的。据《陈留风俗传》所说：“襄邑有黼黻藻锦”。而《考工记》则谓：“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
关于十二章的图案意义，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异彩纷呈的服饰纹样
“纹”者，“文”也，“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古人把面料上的纹饰叫做“文章”，足以看出纹样的内涵之深。
春秋战国时期的纹样，既有传统题材，又有新题材，极为丰富。其中包括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鸟兽动物，如龙、凤、鹤、鹿等；也有骨骼框架明显的菱形纹、方棋纹等几何纹样；还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题材，如花草纹、藤蔓纹等。
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刺绣纹样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一度成为楚国皇室女子追逐的流行款式——九头鸟礼服，图案大多是菱形纹、方棋纹等几何纹样，再在其上填充龙、凤、鸟、兽等动物及车马等变体纹样，分别象征着皇权、婚姻美满、阴柔、阳刚、胜利和财富等。九头鸟礼服的纹样构成方式完好地体现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服装纹样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服装纹样的题材，还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龙凤既寓意宫廷昌隆，又象征婚姻美满；鹤与鹿象征长寿；翟鸟是后妃身份的标志；鸱（chi）鸮（xiao）（猫头鹰）象征胜利。丝织纹样因受提花工艺的限制，战国时多限于菱形纹、方棋纹、复合菱形纹及在这类几何纹内填充人物、车马、动物等的变体纹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纹样
随着胡服的逐渐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纹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承袭了东汉的传统，又吸收了外来文化。当时的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博山、小博山、大明光、小明光、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锦、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列明锦、如意虎头连壁锦、绛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联珠孔雀罗等。
缤纷的衣料和纹样
明代最高级的布料是缎，这与前代不同，以往最主要的高级面料都是锦。缎出现于宋代，在宋朝以前，甚至没有“缎”字，后来因为纻（zhu）丝的俗名叫做缎，这才有了缎字的出现。
除了缎以外，当时的织品还有绢和罗。绢分素绢和提花绢，素绢是一般商人都可以穿的，而提花绢因为品质高贵，就只有上层贵族成年穿着了。罗是比缎和绢都要厚的织品，一般用来制作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礼服，平民庶人是禁止穿用的。
明代对纱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嘉靖年间，规定只有四品以上官员和五品的堂上官，经筳讲学官才许穿纱。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丝织品以外，明代还有绸、锦、绒等多种面料，可谓丰富多彩。
明代宫中服饰纹样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根据时令变化，加饰象征各个时令的应景花纹。这一点在节日服饰纹样中体现得很清楚：
节日 时间 纹样
正旦节 正月初一 葫芦景、大吉葫芦、万年吉庆、锋针（帽前额正中的饰物）
元宵节（上元节） 正月十五 灯景、灯笼纹样
七夕节 七月初七 鹊桥
中秋节 八月十五 月兔纹
重阳节 九月初九 重阳景、菊花
冬至节 十一月 太子绵羊图；童子骑绵羊、肩扛梅枝、梅枝上挂鸟笼
万寿圣节 皇帝生日 “万万寿”、“洪福齐天”
五月初一至十三 蝎子、蜈蚣、蛇虺（hui）、蜂、蜮（yu）、艾虎
不只是节日，随着时令变化，宫中服饰在衣料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在三月初四时，内臣、宫眷就要改穿罗衣，四月初四日改穿纱衣，十月初四日，改穿纻丝等。
另外，一年景是明代很有代表性的纹样，一般情况下是春用牡丹、夏用荷花、秋用菊花、冬用梅花。
上举各种纹样，有的作为补子，有的在团花或柿蒂龙纹及膝襕龙纹中作为附属装饰，有的是在衣身的暗花中表现。
明代服饰的象征意义
在人们心目中，龙一直北认为是一种神异动物。到了明代，龙更成为帝王独有的徽记。
凤，作为具有吉祥意义的图案，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被使用了。两汉之际，凤凰已经普遍地存在于女子首饰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已经出现在冠帽上绘制凤纹的现象，但是这种凤冠作为礼服的一部分，则是在宋代以后的事情。明代承袭了宋代的这种礼制，后妃在参加重大活动的时候，也会戴这种凤冠，而且凤冠的做工比起宋代来要精细很多。除了官用的这种象征吉祥的龙纹和凤纹外，民间也有很多类似的吉祥图案。例如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牡丹象征富贵；葫芦和瓜瓞（die）、葡萄、藤蔓（wan）等象征子孙繁衍，长盛不衰；灵芝、桃子、菊花象征长寿。莲花象征纯洁；梅、松、竹象征友谊；并蒂莲花象征忠贞的爱情；被称为“八吉祥”的佛教的八种法器宝轮、宝螺、宝伞、宝盖、宝花、宝罐、宝鱼、盘肠，象征吉祥.......
明代服饰纹样中也常用的卍字、寿字、福字、喜字等文字构成吉祥图案。
“桃花流水”是明清两代缎锦上常用的一种纹样。唐宋诗人也常借桃花形容友情、春天的美好以及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因此在明清纹样中很受欢迎。只是当时叫做“落花流水”，而中国传统不喜“破”“落”的字眼，因此改成了“桃花流水”。
明代服饰中的动物图案，如兽类、鸟类、鱼类、昆虫类的写实图案，龙蟒、斗牛、飞鱼、麒麟、獬豸、凤凰等象征性的动物图形也常见于服饰中，并且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端午节时用虎口衔艾叶象征镇压五毒；用仙鹿、仙鹤等象征长命百岁；孔雀、锦鸡象征尊崇的地位和身份；鸳鸯、鸂（xi）鶒（chi）象征爱情美好，婚姻幸福；喜鹊与梅花相配象征新春报喜；鲤鱼跳龙门象征金榜题名；鲶鱼、鳜（gui）鱼象征大丰收；蝙蝠与卍字组合象征万福；蜜蜂与灯笼、稻穗象征五谷丰登；狮子滚绣球象征喜庆。
另外，几何纹样在明代服饰中也有象征意义，如：龟甲纹象征长寿；圆形相咬成铜钱形的连钱纹象征富有；锁子纹象征驱邪消灾；四合和四出纹象征团聚等。
“ 衣冠禽兽”：明代文武官员服饰
明代服制规定：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xian）；六品青袍，绣鸳鸯；七品青袍，绣鸂（xi）鶒（chi）；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
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因此，人们称文武官员为“衣冠禽兽”，这就是“衣冠禽兽”一词的来源。
明代官服上的禽兽被绣在两块方正形的名叫“补子”的织锦上。使用时将它缝在官员的服装上，前后各一块，所以官员的服装也叫“补服”。“补子”是明代官服上新出现的等级标志......
明代官员服饰除了这别具匠心的“补子”外，还有几种作为特殊恩赏的服装也是别具一格的，如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不属品官服制之内，是明朝内使蒙恩特赏的赐服。
蟒服中的“蟒”与龙很相似，但是为了区别皇帝和其亲属服装上的五爪龙纹，就称之为“蟒龙”。因为蟒服和皇帝的龙袍很像，所以是绝对不可以随便穿着的，只有重臣权贵蒙赐才可以穿用。
相比之下斗牛服和飞鱼服就宽松多了，一品、二品官都 可以穿。斗牛服中的斗牛的身体与龙也很相似，既有鳞也有爪，就是头部的角向下弯曲，和龙有所不同。而飞鱼则是根据《山海经》中的鳐鱼形象想象而成的，它有蛇的头部，鱼的身子，左右各有一个翅膀。
可是到了后来便混乱起来，百官甚至宦官都有穿着飞鱼服和斗牛服的，甚至许多人在绘制这种图案的时候，还有意无意地像蟒袍靠近。后来嘉靖帝于是下令百官不许擅自使用蟒衣、飞鱼和斗牛服，以免发生僭越的事情。
汉代丝织的花纹，文献记载较为详细具体的是史游所著的《急就篇》。“锦绣缦纯离云爵，乘风县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春草鸡翘凫（fu）翁灌。”这是一首韵句，意义较为难懂。根据唐代颜师古的注释，离云是指运气离合之状。爵是雀音，是指孔雀；即在云气中有孔雀飞翔的一种图案。对乘风的解释是：“一名爰居，一名杂县，盖海鸟也、”又解释：“言为乘风之状，作□□以悬钟，又为华藻之形，兼列众乐之器，以成文章也。洞犹通也，言遍载其文彩也。”豹首，则注释为“若今兽头锦，”落莫，则谓为“文彩相连。”即是豹首反复连续的一种图案。兔双鹤，则是指白兔和双鹤图案。关于“春草鸡翘凫翁灌”一句，据颜师古所注：“春草象其初生纤丽之状也；鸡翘，鸡尾之曲垂也；凫者水中之鸟，今所谓水鸭者也。翁，颈上毛也，既为春草鸡翘之状，又象凫在水中灌其翁也。一曰春草鸡翘凫翁皆谓染彩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鸭头绿、翠毛碧云。”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谓图案形象，一种是指色彩，以指色彩为妥。
又据《西京杂记》所记：“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蒲桃锦四匹。”《飞燕外传》也有鲛文锦、紫鸾锦等名目。《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所记“襄邑有黼黻藻锦”。可见汉代丝织花纹是相当丰富的。
汉代丝织花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云气纹、（二）鸟兽纹、
云气纹和鸟兽在汉代丝织图案中是常见的，也是汉代其他工艺如铜器、漆器、壁画装饰中所常采用的。这类图案，变化多种多样，也可明显地看出从商、周、战国以来，装饰图案的传统风格。有时，云气纹就是主体图案，更多的是与各种鸟兽、人物穿插布置在一起，表现出缭绕飞卷的形态，构成整个画面的流动效果。鸟兽纹是汉代织绣艺术中对常见的图案。有龙、凤、虎、豹、鹿、鸳鸯、仙鹤、锦鸡、鸿雁、双鱼……等，许多图案中的鸟兽形象、动态、性格，往往被表现的栩栩如生，跃然欲出。
（三）文字图案、
用文字作为工艺图案，是汉代装饰的一种特色，多采用吉祥语。如新近出台的几种汉锦，有的织出“延年益寿”；有的织出“长乐明光”；有的织出“登高明，望四海”；有的织出“韩仁绣，子孙无极”，“万世如意”；还有织出“（永）昌长乐”等。外蒙古出土的汉锦，有织出“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八个字，按广成子有万年之寿，用以表示长生之意。有织出“云昌万岁宜子孙”以及“广山”二字的；还有一种织出“君时于意”四字，据考古学家研究，这是表示吐故纳新的涵义。此外，还有织出“群鹄（hu）下”等字的。文句的排列，根据当时织物图案常用的带式单位的横向，由右及左顺序排列。这些文字，都是处于填空的位置，文字本身的美术加工也不很多，但是它们在装饰艺术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织物文字图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所信仰的“谶（chen）纬”，成仙成道，长生不老，多子多孙，万世如意等.........和愿望；另一方面，在某些织物文字中，记载了当时作者的姓名，如“韩仁”、“阳”等，也是可贵的资料。
（四）几何形纹、
织物上的几何形纹样是最古老的纹样，远在商、周时代，织奴们就利用经纬变化的织造技术，织出各种形状的几何形纹。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汉代，结合行为仍有听独具的生命力和装饰效果。汉代丝织上的几何形纹，大都构成大菱形两旁附以两个小菱形的组织称为双菱纹。这种纹样组织，也是战国以来常见的一种传统图案。例如战国铜镜背面，就常以这种图案为饰。但在汉代，这种图案的应用更多，在漆器、石刻等工艺上也常常采用。
织物上的这种菱形图案，和其织造方法有着密切关系。汉代的织物，一般是采用一种称为“汉式组织”的斜纹组织，其经纬线的交织点形成斜纹，最适于表现出各种斜纹的菱形图案。外蒙古和山西出土的菱形纹绮，都是这种菱形图案的代表作。在汉代织绣图案中不仅保留了过去传统的菱形图案，而且菱形本身有了多种变化；菱形图案又与其他鸟兽、花叶等纹样结合在一起，以丰富纹样内容，形成统一效果。或以菱形作为四方连续的构成骨法，再在每个菱形中心空间嵌以横向或竖向的对鸟、对兽。此外，在几何形纹中还有传统的雷纹、方格纹、三角形纹、斜方格纹等。
（五）人物骑猎纹等。
汉代织绣图案中的人物骑猎纹，大都穿插布置在云气缭绕之中，在画面上占的为孩子也很小，对人物形象没有作细部刻划。但从人物形象或则拉缰立马，或则回身欲射的达的动势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骑猎者的勃勃英姿和生动具体的环境。
为了适应图案题材的扩大和多样性，汉代织绣图案在四方连续构成骨法方面也有了新发展。传统的散点排列、带式排列、几何纹排列等仍继续使用，并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如马王堆出土的440香色地红茱萸纹锦的图案，为一写意花卉和菱形点子结合组成，呈直条形。花朵用块面平涂方法，点子以空心线圈构成连续枝条，并以少量的菱形图案作为点缀。排列虚实结合，疏密恰当，纹样风格和选材都比较新颖。整个画面活泼多变，美观大方。又如云兽缭绕图案，突破了几何式机械并列的形式，而采用横向穿插连续的方法。这种横向的穿插连续，再加以色彩上竖向经条并列的变化，就使画面的整个四方连续效果，显得茂密紧凑，不易辨认带式单位的单调反复；从而在构成上，给人以一种“定体则无，大体则须”的印象。每一带式单位的长度，往往就使织物幅面的宽度、由右向左伸展开去。带式单位与带式单位之间的排列方向，只是一个顺向，所以纹样和文字通常只有一个正向。
汉代丝织品的织造方法。从锦来说都是一种“经丝彩色显花”，即通称为“经锦”的。这种经锦，纬线只用一色，经线则多至三色，由经线显出织物的花纹。三种经线的色彩，一种作为地色，一种织出花纹，一种织作轮廓线。这种织法的图案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
汉代锦的织造组织，既有重经，又有经线彩条的排列变化，因而图案设计的用色，可以多到四、五色，甚至可以有三、四种颜色不受经条的限制而遍地出现。举世闻名的“韩仁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织品。
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时，襄邑等地已出现了织成锦，说明二千多年前我国已有纬起花织锦技术。织成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经断纬而又不同于缂丝。织造时，在平纹或缎纹的底纹上，比经线粗的纬线跨越没有花纹的地方，在应当起花的地方浮于经丝之上，花纹图案显示于织物表面；织物背面的底纹上则横向排列着与正面花纹色彩相同的纬线。图案花纹可不受提花条件下的单位反复的限制，能够织出章法自由的画面，但费工多。
七、染织装饰纹样
三国两晋时期的织物纹样，基本沿袭东汉传统。在楼兰出土的豹纹锦，都用豹头作正面图案形如饕餮，再配虎豹等动物。从动物的造型，可以看出是东汉末或三国初年的作品。图案构成，虽还是两汉的排列方法，以顺序排列的图案带重叠始终，但最显著的特点，是由汉代的云气纹的高低起伏的波动状，变成了规则的几何形骨架，更加定型化。
从南北朝开始，图案纹样有了新的发展。以龙凤为主体的图案，在图案构成上，虽仍保持两汉、魏晋的传统形式，但龙凤造型，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改变了汉代的古拙浑穆，而趋于生动灵巧、轻捷多姿。其他鸟兽造型，也是这样。其次是花鸟植物纹样逐渐多了起来。几种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花鸟，如花中的莲荷、牡丹、芙蓉、海棠，鸟中的鸳鸯、白头翁、鹦鹉、仙鹤、练鹊，都经常在锦绣中出现。从新疆出土的东汉晚期的水草鸳鸯宜字残锦，和隋唐时这类图案在丝织物装饰中普遍流行，可以推想“胭脂地缠枝花毛织物”，就是植物花草缠枝纹样的六朝实物。南北朝的织物纹样中还出现一种具有明显外来影响的图案。1959年新建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303号墓出土的双兽对鸟纹锦、树纹锦和对兽对鸟纹绮，三种作风都不是汉族风格，大概是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些变化和发展，对于隋唐的织物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
南北朝时代的织物纹样，从敦煌彩塑、壁画中的佛像服饰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直观的间接材料。使我们知道汉代绫锦中的綦（qi）纹、斜方格纹、方胜平棋格子纹等等，在这时仍很流行。也有许多新的散点小杂花图案，显得非常朴素、大方。如北魏428窟壁画天王像的上衣花纹，就是以斜方格组成骨架，方格间缀小朵棱花；裤子上的纹饰却是以小圆圈和小三点作四方连续，两相配合，特别调和，素雅大方。
唐代的丝织纹样
唐代丝织纹样丰富多彩，可谓集壮丽与秀美为一体，在丝织装饰美术上展开了一个新面貌。
唐代锦织物上常见的花纹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鹤衔方胜、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葡萄、芝草、辟邪、万字，以及其他折枝散花等。
（一）联珠纹，这是唐代织锦纹样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非常盛行。它是在团纹的周边饰有一圈小圆圈，如同联珠，故名。有人认为这种联珠纹是受当时波斯萨珊时代图案的影响。从纹样的发展历史看，我国远在原始时代的彩陶装饰中，就已有联珠纹的萌芽；以后，在殷周的青铜器，六朝的石刻、陶瓷等装饰上，都出现过这种联珠纹。所以，它是我国一直发展久远的装饰纹样。只是到了隋唐时代，与当时强盛的波斯同时盛行这种联珠纹，故而取得了广泛的流行和更大的发展。
（二）“陵阳公样”，亦即对称的格式，这是唐代织锦纹样又一具有特色的图案组织。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窦师纶是唐代初年派往四川的官员，主管皇室的织造用物，后被封为陵阳公。他能够进行丝织品纹样的设计，所以是一位丝织设计家。他设计的“瑞锦”、“宫绫”花纹，多采用对称的格式，人们称之为“陵阳公样”。近年来在西北出土的丝织物，及流传到日本而被保存下来的唐代织物，都还可以见到陵阳公样的特殊风格。如唐永徽四年的对马纹锦，和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纹样，都突破了六朝以来传统的装饰风格，又吸取了外来营养，富有独创性。大都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对称动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和华美。
（三）散点，这种组织多用团花和菱形作交替排列，具有圆和方的对比的美，这也是唐代一种有代表性的图案组织。在散点中，也有用一种小簇花作散点排列的、
（四）几何形组织，这类图案有龟背纹、方格纹、多角形纹等等。从唐代周舫《簪花仕女图》和《纨扇仕女图》中所描写的妇女服饰，我们可以看到丝织物上几何形图案的具体形象。
唐代织锦的色彩，多采用晕（纟间）的表现手法，即一种色调，由深到浅分成多次的色阶，使人感到丰富而华美。
唐代织锦艺术风格，既不同于汉代的质朴、古拙，又有别于宋代的清秀、典雅，而是具有富丽、绚烂的特色。
唐代绮的图案组织，可分为两类：
（一）团花连环纹，在连环纹中间，往往饰以各种动植物图案，两环间用小花朵连接。这种连环，有的是两圆相切，有的是两圆相交。
（二）几何纹组织，如龟背、回纹、棋局、菱形等，在几何纹组织内，饰以各种动植物图案。以上两种图案组织，基本上和织锦相似。
唐代官服多用本色花绫，鸟雀衔花作主题，依照不同品级，规定各种颜色、纹样和格式；用于妇女歌舞衫裙的，多为写生花鸟、蜜蜂、蝴蝶；用于佛帔、帐幔、袈裟金襕上的，多为大小缠枝花、折枝写生花、小朵散搭花。除提花外，另外还有彩绘、刺绣、泥金银、剪贴等加工技法。印染加工的纹饰有团花、缠枝和小簇花数种。作风都比较富丽。一般垫褥、屏幛多用方胜、叠胜、平棋、格子、大小宝照、盘绦、樗（chu）蒲、龟背、锁子等几何纹样。这些纹样几乎成为唐代丝织装饰的一般格式，得到普遍的发展。
唐代丝织纹样，除传世品和出土遗物外，结合敦煌壁画，彩塑佛菩萨、天王及供养人的衣着所反映的间接资料来看：大抵隋及初唐的丝织纹饰，在六朝的基础上虽有心的发展，但变化不大。最多的是方胜、平棋、方格等几何图案。在平棋格子中，缀以小团窠纹或莲花纹样，和巩县石窟的平棋藻井有相同的意趣；椭圆联珠狮子纹和阿斯塔那北区303号墓出土的北魏锦相仿佛。斜方格立凤纹以及几种缠枝花纹和折枝花纹都非常新颖，特别是334窟彩塑佛弟子袍服花纹（初唐）和427窟彩塑观音被带纹饰（隋），前者壮丽，后者秀美，都是六朝以来从未见过的优美图案。
盛唐的纹饰较之初唐又有变化，龟背、锁子、方胜等几何纹仍占相当数量。锁子纹和营造法式中的锁子纹完全相同。这时的纹样特点是小簇花和小朵散搭花特别多，组织比较活泼生动，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严谨的气氛，令人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花纹变化最大的是中晚唐以后，这时出现了许多新鲜壮丽的纹样。有雄健豪迈的缠枝花、大宝相花、联珠团窠宝相花；有生动的写生折枝花；以及缠枝立凤等纹样。小朵散搭花当时仍很流行。艺术风格由盛唐时的愉快活泼，发展成为豪迈壮阔，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从纹样风格来看，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丝织物，绝大多数是中、晚唐的产品。同时也可以证明东都官锦坊织锦工人的话是符合当时真实的。
唐代丝织物不断装饰纹样华美，其色彩艳丽、明快，也是前代所不及的。如“蓝地瑞花锦”（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全部由中型六出变形花朵以散点排列组成四方连续图案，绛黄色的花纹，勾上红白边子，配上绿色花心，这些明亮的颜色和宝蓝色的地子相对衬，给人一种庄重协调的感觉。另外，我们从《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捣练图》等妇女裙衫上，都可以得到唐代关于色彩调配的许多知识。
宋代丝织品的纹样与等级有密切关系，例如十二章只有皇帝可用，皇帝以下随等级的减少而减少。龙：在唐代只是附属纹样，到了宋代，龙成为“统治”的象征。皇帝——五爪龙，亲王——蟒（四爪龙），龙有立龙、侧龙、升龙、降龙等。亲王以下——宝相花。
宋代丝织品的花纹主要有：
1.几何纹：
（一）龟背纹 古代龟表示长寿
（二）象眼纹
（三）方胜纹（双胜） 吉祥的象征
（四）四合纹（四方——东、南、西、北）
（五）柿蒂纹
（六）方棋纹
（七）雪花纹（瑞雪纹）
（八）毬路纹（球路纹）
（九）盘绦纹
（十）曲水纹
蜀锦工人根据唐人诗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和宋人词“花落水流红”等诗意，加以艺术表现而创出一种“落花流水”纹，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锦缎装饰纹样。落花流水纹又称曲水纹，是以单朵或折枝形式的梅花或桃花，与水波浪花纹组合而成，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书《后赤壁赋画卷》包首“梅花曲水锦”，就是这类花式的代表作。
（十一）六达晕（六达——天、地、东、南、西、北），从这六个方向射出的花纹，叫六达晕或六通。
（十二）八达晕（八路相通）
（十三）天华（宝照）
（十四）锦群
2.花鸟纹：
唐代缠枝花多为二方连续，宋代则多为四方连续，布满画面。
（一）缠枝花
（二）串枝花
（三）折枝花 是对称的，写实性很强，很自然，又称“生色花”。
（四）鸟纹、龙纹穿花 各种鸟、龙在花纹中穿飞，写实性强；孔雀、鸟雀的穿花也很多，也叫百花攒（cuan）纹。龙纹穿花是宋代新兴的。
3.其它：
（一）婴戏纹
（二）锦上添花 在各种几何纹上，加饰各种自然形的花。
（三）花中有花，叶中加花
（四）樗蒲纹
（五）灯笼纹 灯笼锦创始于北宋，又名“庆丰收”、“天下乐”。据《邵伯温闻见录》记载，是从文彦博守成都时，织造金线莲花中饰灯笼图案加金锦创始的。
曲水纹和灯笼纹图案，都深为民间喜爱，一直流行到晚清，现在西南其他民族在挑花中还有沿用这种纹样的。
据《梦梁录》所记，南宋织品中还有绒背锦，起花鹿胎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色。
宋代锦织物的名称花式所以如此繁多，一方面是由于装饰题材的扩大，使图案花纹较唐代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是丝织物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直接影响到丝织花纹的改变。如成都茶马司所织彩锦是为了与异族交换军马，因此必须织造与其他民族的习惯爱好相适应的花式品种。宋代作为专供赏玩的书画广泛发展，用于装裱的纹锦可能也有部分新的纹样产生。据《坚瓠集》记载，在十册淳化阁法帖上，就装裱有二十多种不同花纹的彩锦。
从传世的纺织品和人物画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宋代彩锦的色彩，较唐代也有很大进步。唐代彩锦色彩鲜明艳丽，而宋代则为淡雅柔和。很少饱和色，常用两种色的调和色，并较多采用深浅不同的茶色、褐色和绿色。名贵的织品多在浅褐色底上加白色图案，以龟背、方胜、牡丹、锁子、球纹等为常见。至于鸾鹊穿花、天鹿、龙凤等，则多用于更贵重的织物。
据《清秘藏》记载的宋代锦绫花纹名目，种类也极为繁多：
锦的花纹有：紫宝阶地、紫大花、五色簟（dian）文（山和尚）、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青簟问（一名阁婆，一名蛇皮 ）、紫鸾鹊、紫白花龙、紫龟文、紫珠焰、紫曲水（一名落花流水）、紫汤荷花、红霞云鸾、黄霞云鸾 、青楼阁、青天落花、紫滴珠龙团、青樱桃、皂方团白花、方胜盘象、球路、衲、柿红龟背、樗蒲、宜 男、宝照、龟莲、天下乐、练鹊、方胜练鹊、绶带、瑞草、八花晕、银钩晕、红遍地杂花、红遍地翔鸾 、红遍地芙蓉、红七宝金龙、倒仙牡丹、白蛇龟文、黄地碧牡丹方胜、皂木等。
绫的花纹有：碧鸾、白鸾、皂鸾、皂大花、碧花、姜牙、云鸾、樗蒲、大花、杂花、盘雕、涛头水波文、仙文、重莲、双雁、方棋、龟子、方毂（gu）文、枣花、叠胜等。
宋代丝织遗物，在新疆的阿拉尔曾出土北宋时期的“球路灵鹫锦”袍，图案为灵鹫双羊，还具有唐代的西域风格，是一件珍贵的遗物。同时出土的还有重莲锦、回纹暗花绸、祥云纱等多只丝织物。在山西南宋墓中也出土了盘绦翔鸾锦、白花龙凤锦、缠枝暗花绫、印花罗等，在北京双塔寺也出土有南宋的暗花绸。1975年，镇江博物馆在江苏金坛县的南宋太学生周瑀墓中，出土了五十余件衣物，其中大部分是提花罗织物。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浮苍山南宋一个市舶司女儿黄昇墓中，出土了两百多件不同品种的罗纹织物，其罗纹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纹的素罗，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以上两墓所出，是宋代染织工艺的重大收获。
在日本东京还保存有我国北宋末期紫地宝珠形纹样金锦，南宋时期的子弟双鸟团纹金锦，丹地花卉金锦，南宋末期的丹地小花金锦等加金丝织物，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资料。
丝织提花机从三国曹魏初年，马钧进行改革后，经过唐、宋几代的改进提高，这种提花机逐渐完善和定型。在宋代楼（王寿）《耕织图》上，就绘有一部大型提花机。这部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挽花工，下有织花工，他们互相呼应，正在织造复杂的花纹。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说，《耕织图》上的提花机仍是世界上最早的、结构完整的提花机，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
在织作技术上，宋以前，人们多崇尚轻、柔、薄的产品，厚的织物属于绨，是被认为劣等的；而宋代则渐崇尚厚，爱好规矩纹的装饰和典雅的色调。
这里，仅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藏的数百件明代经面的锦缎纹样作一分类：
（一）云龙凤鹤，这类纹样占非常大的比例，约为总数的29%。它们的变化也是很多的，例如：云纹就有所谓四合云（四个如意形相组合）、七巧云（形似七巧）、鱼形云（形似鱼形，俗称鱼妆）、海水江牙云（变化似水波）、植物化云（变化如花枝，如树），等等。龙纹也有多种，有坐龙走龙、盘龙等等。
（二）花草鸟蝶，这类纹样因为种类较多，从总的比例来看也相当大，约占30%。
（三）几何纹，如万字、锁子、回纹、龟背、方棋、盘绦、如意、八达晕等，都是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其中最突出的是八达晕，几乎占几何纹的半数以上。八达晕又称八答晕是一种变化较多，具有庄重、华美而又多样统一的图案，适合于各种用途，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如以几何纹占总比例的20%，则八达晕锦已占10%还强。
（四）吉祥器物福寿字，这类纹样也占较大比重，约为总数的10%强，它是宋明以来应用较多的一种装饰图案。
（五）其他。
明代后期的丝织品，可以定陵出土的各种锦缎为代表。据《定陇——地下宫殿》记载，从明神宗帝（1573—1620年）墓——定陵出土了成卷织锦和袍服衣着三百余件。服饰中有一件“百子衣”，周身用金线绣八宝：松、竹、梅、石、桃、李、芭蕉、灵芝及各种花草，并绣百子，织制精巧。织锦共有165卷，其中有两卷双面绒，经密64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丝绒的投影宽度为0.2毫米，表明当时的丝织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故宫还收藏有不少质地精美、色彩华丽，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明代丝织作品。
明代丝织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纹样取材广泛，配色丰富明快，组织紧凑活泼三个方面。
明代丝织纹样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内容：
1.神仙人物：如仙女、群仙上寿、秋千仕女等。
2.动物形象：如云凤、仙岩寿鹿、龟背龙纹、八宝双狮、五云翔鸾、瑞鹊衔花、鸳鸯莲鹭、游鱼落花、蜂蝶争春、盘绦团凤等。
3.植物花草：如折枝花果、牡丹、花好月圆、延寿菊花、百花献寿、灵芝萱草、落花流水、五谷丰登、加银山茶、紫地莲花、缠枝番莲、折枝梅花等。
4.几何纹和日用器物造型：如各式灯笼、金银锭、方格如意、龟背、盘绦、八达晕、六达晕、菱格、方胜、如意云等。
5.吉祥文字：如富贵平安、吉祥如意、福寿有余、富贵吉祥、福禄寿喜、福寿常团等，寓意吉祥，析求幸福的纹样。
这些广泛丰富的题材，通过艺人们的辛勤创造，被成功地表现出美丽多姿装饰性很强的纹样。其设计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
明代丝织品所使用的色彩，大多以色相接近饱和程度的蓝、红、黄、绿等为主色，适当地以寒灰的中间色作衬托，色调爽朗明快而又沉静娴雅。特别是善于运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彩勾边的办法使同一画面上的多种不同颜色为一个联络色所统一，从而获得图案色彩丰富而又调和的效果。
明代丝织图案的组织结构，大都能根据织造技术的要求，巧妙地使用网状与散点相结合的四方连续图案骨胳，把各种花纹平行或交叉地排列起来。虽然每一单位中有时只用一个或两个散点，单位面积也不大，但因排列适宜，使纹样与纹样之间，纹样与地纹或空地之间，都能作到比例恰当，层次分明，有主有次，节奏显著，处理得恰到好处。再加上采用分段换色的手法，就更显得错综复杂，变化万千。
织造技术的革新，也是明代丝织品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万历《福州府志》记载：“缎机故用五层，弘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缎机为四层，故名改机”。林洪革新的织机是把原来的五层织机，改为四层经线与两层纬线的织机。使用这种双层提花的交织方法，织出来的成品，质地薄，表面滑润柔软，色彩柔和，而且花纹两面相同。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种。改机的花纹，多用中小型花，略似南京的库锦。故宫博物院有“万字缠枝牡丹”、“落花流水”、“球路”、“织金胡桃”等改机丝织品多种。质地花纹均较一般缎类更为细腻美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丝织工艺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它在品种方面有继承有革新：“盘绦”、“灯笼”、“缠枝莲”、“八达晕”等均系继承前代传统技法。“盘缘”、“方胜”是我国传统花纹，已成为丝织物的一般格式。“灯笼锦”创始于宋代，隐喻“五谷丰登”的主层，具有积极意义，它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所以宋以后一直被普遍使用，明代根据这一主题，也设计出许多式样不同而又各尽其妙的优美的图案。大小缠枝唐代已盛行，大缠枝最初
多用于佛帔金襕装饰，小缠枝多用于妇女衣裙。宋代扩大了使用范围，特别是幛子屏围用大朵花已成惯例；金时女真人的官眼，规定用缠枝花朵大小定品级尊卑；因此花朵变化极多，配合色调更多独到处。明锦的特点也是大花大朵，花纹采用俯视、侧视两种，以迫求大花大朵的效果。“八达晕”起源于宋代，宋代叫“八达晕”，元代叫“八搭韵”，当时都已是珍贵著名。配色丹碧玄黄，错杂融浑，达到锦类布色的极高效果。
创新部分除“改机”外，还有“妆花缎”、“妆花罗”、“妆花纱”等多种新产品。明时，江苏、南京、苏州、福建璋州织造的妆花丝绒和金彩绒（天鹅绒）闻名中外。纹样的处理手法虽然已由以往纯粹图案形式，逐渐趋向于写实的绘画格调，但仍能巧妙地加以提炼、剪裁，作到既不完全失去索材的本来面目，又加强了耐人寻味的装饰性。与唐朱遗物比起来，唐代多尚丰满浓艳，富丽有余而秀雅不足，如当时最流行的大小团窠花就是其代表作；宋代
则喜好素雅，在配色上多采用清淡灰冷的色调；明代的染织艺人则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于是获得了“浓纤得中，修短得宜”的可喜成果。纹样结构比较严谨而又富于生动流畅的韵律，色彩鲜艳而又注意和谐统一。这些都是明代丝织工艺的成就。
八、吉祥图案
用吉祥语意的文字和语句作为工艺装饰，早在两汉就已流行。如“昌乐”、“如意”、“延年万寿”等等。用吉样语意作成象征形的图案，却是从两宋开始兴起的。比如在唐代取太子莲花经意，创太子玩莲花图案，使从六朝以来流行的莲花化佛纹样，发展成胖娃娃为莲枝缠绕的纹样。到了宋代，完全失去了莲花经的本意，取莲与连谐音，而创成“连生贵子”的吉祥图案。这种图案见于侯马金代董氏墓的装饰中，可见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一种纹样。
从十三世纪以来，我国织绣及其它工艺品都习惯于用谐音和隐喻的手法，表现某种吉祥的含义。许多花草禽兽，都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吉祥寓意。如：萱草宜男，石榴多子，麒麟含仁带义，鹤表父子之道，鸳鸯喻夫妇之情，鸡有五德，凤具九苞，龙不但是统治者的象征，而且被认为是许多吉祥的综合表征。“龙凤呈祥”是我国从古到今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吉祥图案。因而画龙有三停九似的法则，并且龙生九子，又各象征多种吉祥。丝织中的曲水纹，缠枝纹都是连绵不断的吉祥象征，而曲水纹更有源远流长的吉祥寓意。此外在织锦图案中，常见有“如意牡丹”、“宜男百子”等名称。
吉祥图案的名目繁多，归纳起来不外是：安居乐业、夫妻好合、多子多孙、长生不老、乐叙天伦、吉祥如意、升官发财、五谷丰登等等。
吉祥图案的构思，更是多种多样。它综合运用了风俗、习惯、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民间传说、男女爱情等各方面的条件，作为图案的构思基础。其构思范围，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运用同音偕假，构成协和图案。
如编蝠与福，磐与庆，金鱼与金玉，鱼与余等同音，因此，用金鱼水缸组成的画面，寓金玉满堂的含意；由梅花、竹子、绶带组成图案，被称为“齐眉祝寿”，窝意夫妻长寿；梅花、蜜蜂则隐寓“春风得意”的祝愿。
（二）利用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植物构成会意的图案。
如鹊有喜庆之兆，莺有求友之意，缠枝花象征连绵长久，萱草表示宜男忘忧。梅花树梢立一喜鹊，离意为“喜上眉梢”，裂开的石榴离“榴开百子”之意，象征多子多孙。
（三）用结合音意的几种花草动物组成吉祥图案。
如用蝙蝠、桃和灵芝组成图案，寓“福寿如意”的含义；用麦穗、蜜蜂、花灯组成图案，寓“五谷丰登”的意思；用鹭鸶、芙蓉组成的图案，寓意为“一路荣华”等等。
（四）用会意的几种动、植物组成吉样图案。
如“延年益寿”，用松与鹤组成；“富贵神仙”，用牡丹与神仙组成；“富贵平安”，用牡丹与竹叶组成等。
（五）用若干种具有象征性的动、植物、神仙，器物等结合在一起，组成各种吉祥窝意的图案。
如八吉祥、八宝、三多、九如等
（六）利用吉祥字的篆体组成图案。
如百寿、百福、百禄、回纹、万字等。
吉样寓意图案的兴起，与手工艺品的商品生产有关，是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兴起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风流余韵。
盛唐纹
盛唐纹
所谓盛唐纹——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纹样，因为在唐代流行，又称盛唐纹（唐代装饰纹样）。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艺术方面的发展也开始生机蓬勃，物质的充沛，必然引导精神层次的高需求。所以这个时期，花卉图案成为金银器、铜镜、玉器、瓷器、织锦、绢画等工艺品上的重要装饰元素。如牡丹、芍药、菊花、月季、莲花、佛手、石榴、桃花、百合等等富有美好含义的花卉成为了最好的装饰纹样。
最初，盛唐时代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志性纹样是——以波状弯曲成S形、繁生而连绵不断的蔓草纹，这种形状又称“卷草纹”，因盛行于唐代又称唐草纹。唐草纹构图繁简疏密，富丽华贵，在隋唐时期也特别流行，形象丰满，成为这一时期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装饰纹样。缠枝纹、卷草纹是主要代表纹样，还有其他类别的装饰纹样，这个时期的装饰纹样统称“盛唐纹”。
唐代服饰的装饰纹样：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隋唐五代时期除政府官员按制度穿用规定花色的官服之外，一般生活服装流行图案花式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各大类：
（一）联珠团窠纹
纹样基本骨骼为平排连续的圆形组成作用性骨骼，圆周饰联珠作边饰，圆心饰鸟或兽纹，圆外的空间饰四向放射的宝相纹。这种形式受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至640年）的影响。也可能是当时出口贸易适销的花样。盛行于北朝至唐代中期。
（二）宝相花纹
由盛开的花朵，花的瓣片，含苞欲放的花，花的蓓蕾和叶子等自然素材，按放射对称的规律重新组合而成的装饰花纹。灵感来自金属珠宝镶嵌的工艺美及多种花的自然美。
（三）瑞锦纹
由雪花的自然形态加工成多面放射对称的装饰形态，寓"瑞雪兆丰年"的吉祥含义。
（四）散点式小簇花、小朵花
取花叶的自然形做成对称形小簇花，作散点排立。流行于盛唐。
（五）穿枝花
以波状线结构为基础，将花、花苞、枝叶、藤蔓组合成富丽缠绵的装饰纹样。流行于唐、宋、明、清。也称唐草纹。
（六）鸟衔花草纹
多为鸾凤、孔雀、大雁、鹦鹉等禽鸟嘴中含着瑞草、璎珞、同心百结、花枝等，有的作飞翔式，有的作栖立式。
（七）狩猎纹
作自由散列式或联珠团窠式。
（八）几何纹
有龟甲、双距、方棋、双胜、盘绦、如意等形式。隋唐时期纹样造型丰腴、主纹突出，地部疏朗，常用对称构图，色彩鲜丽明快。至五代纹样渐趋写实细腻，如孟蜀时成都蜀锦有长安竹、天下乐、雕团、宜男、宝界地、方胜、狮团、象眼、八搭韵、铁梗襄荷等，这些花式名称，宋代继续流行，并对明清时期织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玉饰的装饰纹样：
唐代器物上的某些花纹非常有特点，一些唐代作品是通过花纹而被人们识别的。
（1）龙纹：是用来表现云朵的花纹，在唐代刻碑、金银器、玉器上频繁出现。常见的多为两类。一类为多齿骨朵云，云头似为“凸”字形困状，其后有一条须状云尾，一类云头似“品”字形，其后亦带云尾。前一类云头边沿呈波齿状，后一类云头边沿较光滑，云头中部凸出的部分呈梯形，其上有细密的阴刻线，唐代某些玉雕动物尾部也呈这种样式。
（2）云纹：唐代带有龙纹的玉饰很多，典型作品为上海博物馆收藏龙纹玉璧。这类龙型一般头细长，上颚长而尖，端部略翘，龙身似铊身但较短。
有学者认为，唐代龙类花纹多为直身少盘旋，但我们从唐代嵌螺钢铜镜（河南陕县出土，见《中国美术全集?八》）所嵌龙纹看，唐代盘身龙纹还是运用得很成熟的。
（3）兽面纹：是古代器物上最常见的装饰纹样，其结构随时代、地域不同而略有变化。目前，明确的唐代兽面纹玉器尚未见确定，仅见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器物中有一对玉锡，玉揭开口处嵌有相对的金兽面。这对玉锡向我们提供了唐代兽面纹的典型样式，其兽面形状介于汉代兽面与宋代仿古兽面样式之间，整体呈祀形，阔嘴，有排牙，如意形鼻，重眉，眉上有较长的阴线纹。这一兽面纹样式也可在识别唐代玉雕动物时参考。
(4）花、鸟纹：目前见到的唐代玉器及其他工艺品中，以花乌纹出现为多。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作品亦以花鸟纹为多。花叶纹的种类很多，见有牡丹花、多瓣团花、荷、野菊等多种。一些花瓣呈圆形而内凹，一些花瓣边缘饰短密的细阴刻线。花蕊的表示也很有特点。呈桃状，或椭圆形饰网络纹，或为三角形见饰细阴线，还有其他多种表现方法。花叶以大尖叶为多，呈相叠的“人”字形排列，叶中心往往有一个锥形梗，边缘有细密的短阴线。有些花叶似银杏叶而紧密排列，有些大花叶尖部呈旋状。唐代器物上还见有卷草纹装饰，以西安市曲江池玉记盒为代表。这类卷草纹的每一单元都可分为头部及尾部，头部为一大一小两枚，分卷两侧，尾呈“S”形，头部的两枝间往往还饰有花蕊形装饰。唐代的鸟纹在前面部分已有介绍，鸟眼呈三角形，小圆环形、核形等不同形状，翅宽而短。①翅尖前翘（见齐国太夫人墓出士唬油饰）；②翅尖指向身后（见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玉梳背），翅上有细长的阴刻饰线。鸟尾则如同花叶的排列，其上饰有一种燕雀纹，纹饰图案化很强，正面形，翅上有细密的阴刻线。根据阴刻线的特点，一些学者将其归类于唐代。
（5）螭纹：螭纹是中国玉器中最常见的动物纹，想象成分非常大，历代螭纹造型多有变化。
目前唐代遗址中尚未发现螭纹器物出土，但不能断定唐代不用螭纹。故宫博物院藏一件螭纹佩，所雕螭附巨眉，眉上有细密的阴刻线。作品曾被一些学者鉴为唐代，是否准确，尚待考古发掘来印证。唐代织锦中曾出现犀牛图案。《古玉精英》一书录有白玉犀牛一件，造型特征与唐代织锦犀牛图案相同，标为唐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