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 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录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人预测，口述史学将成为未来治史的主要方法。
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
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
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步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带和卡式录影带，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工作就真正诞生了。最早的回忆记录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 “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Columbia Oral a Research Office）的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关1863年纽约市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从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
1967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机构—— 口述历史协会(OHA）。为口述历史学术上的交流和推进提供了平台。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口述历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规则。此后，口述历史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许多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专著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版。中国的香港、台湾在口述历史方面也都有所进展。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苋集资料，大力推动“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但由于多是政府行为，而且内容、范围、对象比较单一。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较简陋，以笔录或个人白写为主．少数有录音带的，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近几年。现代口述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者。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相关著作陆续出版。中国社科院在2003年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
2004年下半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交流和推进平台。口述历史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学科领域及民间历史研究团体纷纷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丰富自身历史的维度．研究学者开始重视田野调查，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对口述历史这类第一手资料有迫切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像器材的价格大幅降低，计算机技术和录音笔、数码科技的高速发展也为口述历史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可能。口述历史工作迎来了开展的重要契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很多时候口述历史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比如一些民间艺术家，他们的记忆可以提供与该艺术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及民俗知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名人口述传记和小人物的口述史时，郭沂纹说：“（两种）都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些名人也都是老人，已经不太能自己写了，口述史有抢救资料的性质。”
尽管抢救资料是很多收集口述历史的人的一个共同心声，抢救资料的目的还是为了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而选择口述历史采集对象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立场。一位美国民俗学家就曾经发问，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二战犹太人经历的博物馆和相关研究，而有关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经历的博物馆寥寥无几。我们的学者也都清楚只有那些被收集来了的口述历史，才有可能被人们读到。
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民俗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国会图书馆下的美国民俗中心有大型口述历史的资料库。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还主要是历史学家在关注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教授杨利慧指出，尽管在中国的民俗学界，口述历史并非一个主流方法，随着90年代以来与美国民俗界的交流，这一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熟悉并使用，比如在研究民间艺术个体传承人的时候更多地使用口述历史研究，譬如一个民间故事传承的情况。人类学家胡红宝则强调了口述历史采访对象与现在流行的访谈录采访对象的不同，他认为口述历史在中国还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需要更多的对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与他们从事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的同事不同，历史学家左玉河则正在进行着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工作，旨在从理论研究上推动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
2008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正式启动了“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旨在建立起一份全面、真实、生动的有关上海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档案。该项目得到了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同时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肯定和扶持。同样作为献礼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的重大项目之一，“SMG广播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于2008年5月正式立项，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和技术运营中心共同开发建设。以上两大项目均被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列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可喜而宝贵的成果。
“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通过采访拍摄上海广播领域的一批老前辈，回溯和记录了上海人民广播事业不平凡的发展历史。共完成了对42位上海老广播人(夏之平、钱乃立、施燕声、施岁华、黄其、张芝，哈丽莲、陈醇、杨启民、范惠凤、邓平生、郭冰、何占春、吴仲华、葛锦帆、周济、郭在精、赖素娟、贺稚圭、刘继汉、高宇、杨爱珍、李学成、章焜华、张弛、徐炜、龚敏芝、陈绍楚、许克正、周维城、赵志芳、陆进云、陆玉珍、孙桂芬、蒋泽汉、第一批广播合唱团和第一批剧团成员)的采访拍摄工作。他们中有早期的电台领导和第一代播音员、编辑、记者，录音师等，基本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专业工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前辈们当年的创业历史、广播事业的成长轨迹和改革发展的精彩片段。该项目得到老广播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配合，并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项目共形成录像带39盘、DVD视频光盘35盘、音频光盘34盘、图片资料32盘，采访拍摄总时长超过65个小时。
“SMG广播媒资管理系统”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面向传媒集团所有广播频率、实现音频资料高效管理和全面共享的数字化业务平台，促进集团广播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增值。系统将实现广播内容资源的多渠道、高质量采集、收录、筛选，针对广播的播出节目、制作素材建立起“存储、管理、服务” 的长效机制，从而使SMG的广播资源得到更为便捷的检索和更为高效的利用。节目资料中心历时三年多对18万多盘开盘带、磁带、唱片等媒介的7万多小时音频资料进行了数字化转存，目前已形成11大类、近37万条广播节目与素材，为广播媒资管理系统打下了内容资源的厚实基础。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在上海广电媒体资产系统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将为上海广播事业新一轮的创新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2009年5月20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举办“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暨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开通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上海文广影视管理局局长朱咏雷，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沛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卑根源、总裁黎瑞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李尚智、林罗华、汪建强及总裁助理陈金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有关领导等到会祝贺，龚学平、宋超、黎瑞刚作了讲话，对这两大项目的成果与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传媒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再铸上海广播的辉煌。
【原则】
·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
口述史研究并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等，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党史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的越充分，访谈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受访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
·选题要普遍和典型
访谈的选题要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访谈前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是设计选题，选题对取得成功有决定意义。可供选择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或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题材等。作为口述史学，尤要选择那些题材重要、有学术意义但缺少文字资料的题目来作调查，这正是口述史学本来意义上的任务。
·以挖掘事实为原则
采取灵活的访谈方法。口述研究的主客体均为活体，二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由于口述者的生活经历、文化层次和个性特点各有不同，所以采访交谈的方式也不可一律。而采访者的知识结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不同，所采取的访谈方式也会不同。
·态度客观
本着客观的态度整理口述资料。口述资料是以记忆为依据的，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的偏差，口述资料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研究者在整理时，切忌主观删改，应保持资料原貌，同时加以注释论证。若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抵触，难辨真伪时，应使两种观点在资料中并存，以待进一步考证。整理者不可依据自己主观的价值标准来决定原始口述资料的取舍。对于那些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口语，整理者也不可任意删除或更换词汇。保持口述资料的原始性，既是对口述者和口述资料的尊重，也是对口述者口述自身经历及感受这一历史活动的尊重；同时也给日后的资料使用者留出一个可供“继续被解释”的开放的空间。
【征集途径】
口述史学是发端于海外的一种记录历史的形式，其在人类社会的应用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中国史家司马迁等皆广泛应用口述历史，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中古及近代。例如，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书写《法国革命史》时就援引了大量来自大众的口头证据。但是到了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应用却渐渐衰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在海外一直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著名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多年坚持口述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这种体例近些年在国内也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口述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一批口述史学之作也相继问世。但是作为国家记忆工程的一个重要部门的档案部门，对于口述档案的采集制作以及整理鉴定都还是一个空白，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档案工作的一个缺憾。积极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和研究，不仅弥补不足，丰富内涵，也能以更具鲜活的史料形式留存记忆和开展国际之间交流。
口述历史何以在2l世纪初的中国变得如此风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渐渐意识到：当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已经颇感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和搜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资料，难度甚至大于研究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而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此外，口述历史也给了普通老百姓一个讲述和回忆的渠道，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许多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一些历史情节只能通过推理和假设来完成。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口述历史在传统的以文字档案写史的主流外，成功开拓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虽然口述记录也有缺陷和不足，如：搜集耗时，受限于口述者记忆的好坏，多少都带有个人观点等等，但口述资料仍不失是一项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的偏见与主观正好反映叙述者的历史立场）。其实，口述历史的应用增加了叙述历史者的数目，扩宽了历史叙述的视线，亦直接打破了历史叙述可能出现的一元性及垄断性。口述历史把历史叙述权扩展。把历史自上而下的叙述方法改变，转移了历史研究的重心，为历史研究开拓出新的探索空间，同时也对曾被忽略的阶层及群体加以重新认识。口述历史的应用在近年来变得广泛，也令历史研究变得更多元化、民主化。所以，口述历史其实不仅仅只是一门历史技法，它还是一种理解人类历史的新立场和态度，并可与文献历史互补长短，增加历史知识的丰富度。
口述史首先是声音的历史，是由口述收集者提问，口述者回答而产生的对于口述者亲历亲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回忆；其次，在现代意义的口述史中，这些声音是借助于录音机或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第三，由口述工作者将这些声音的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供研究使用，对此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曾高度概括为：现代口述历史“是应用录音录像设备，把原始资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由此可见，日记、自传和回忆录虽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不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是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彼此的问与答。因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口述历史正是沾了口述人亲历、亲见、亲闻、大多为第一手资料，便更加具体、细腻、生动．当事人口述所经历的过程富有现实性鲜活性和权威性。
【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录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人预测，口述史学将成为未来治史的主要方法。
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
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
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步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带和卡式录影带，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工作就真正诞生了。最早的回忆记录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 “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Columbia Oral a Research Office）的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关1863年纽约市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从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
1967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机构—— 口述历史协会(OHA）。为口述历史学术上的交流和推进提供了平台。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口述历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规则。此后，口述历史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许多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专著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版。中国的香港、台湾在口述历史方面也都有所进展。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苋集资料，大力推动“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但由于多是政府行为，而且内容、范围、对象比较单一。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较简陋，以笔录或个人白写为主．少数有录音带的，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近几年。现代口述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者。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相关著作陆续出版。中国社科院在2003年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
2004年下半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交流和推进平台。口述历史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学科领域及民间历史研究团体纷纷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丰富自身历史的维度．研究学者开始重视田野调查，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对口述历史这类第一手资料有迫切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像器材的价格大幅降低，计算机技术和录音笔、数码科技的高速发展也为口述历史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可能。口述历史工作迎来了开展的重要契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很多时候口述历史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比如一些民间艺术家，他们的记忆可以提供与该艺术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及民俗知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名人口述传记和小人物的口述史时，郭沂纹说：“（两种）都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些名人也都是老人，已经不太能自己写了，口述史有抢救资料的性质。”
尽管抢救资料是很多收集口述历史的人的一个共同心声，抢救资料的目的还是为了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而选择口述历史采集对象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立场。一位美国民俗学家就曾经发问，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二战犹太人经历的博物馆和相关研究，而有关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经历的博物馆寥寥无几。我们的学者也都清楚只有那些被收集来了的口述历史，才有可能被人们读到。
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民俗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国会图书馆下的美国民俗中心有大型口述历史的资料库。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还主要是历史学家在关注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教授杨利慧指出，尽管在中国的民俗学界，口述历史并非一个主流方法，随着90年代以来与美国民俗界的交流，这一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熟悉并使用，比如在研究民间艺术个体传承人的时候更多地使用口述历史研究，譬如一个民间故事传承的情况。人类学家胡红宝则强调了口述历史采访对象与现在流行的访谈录采访对象的不同，他认为口述历史在中国还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需要更多的对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与他们从事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的同事不同，历史学家左玉河则正在进行着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工作，旨在从理论研究上推动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
2008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正式启动了“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旨在建立起一份全面、真实、生动的有关上海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档案。该项目得到了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同时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肯定和扶持。同样作为献礼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的重大项目之一，“SMG广播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于2008年5月正式立项，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和技术运营中心共同开发建设。以上两大项目均被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列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可喜而宝贵的成果。
“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通过采访拍摄上海广播领域的一批老前辈，回溯和记录了上海人民广播事业不平凡的发展历史。共完成了对42位上海老广播人(夏之平、钱乃立、施燕声、施岁华、黄其、张芝，哈丽莲、陈醇、杨启民、范惠凤、邓平生、郭冰、何占春、吴仲华、葛锦帆、周济、郭在精、赖素娟、贺稚圭、刘继汉、高宇、杨爱珍、李学成、章焜华、张弛、徐炜、龚敏芝、陈绍楚、许克正、周维城、赵志芳、陆进云、陆玉珍、孙桂芬、蒋泽汉、第一批广播合唱团和第一批剧团成员)的采访拍摄工作。他们中有早期的电台领导和第一代播音员、编辑、记者，录音师等，基本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专业工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前辈们当年的创业历史、广播事业的成长轨迹和改革发展的精彩片段。该项目得到老广播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配合，并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项目共形成录像带39盘、DVD视频光盘35盘、音频光盘34盘、图片资料32盘，采访拍摄总时长超过65个小时。
“SMG广播媒资管理系统”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面向传媒集团所有广播频率、实现音频资料高效管理和全面共享的数字化业务平台，促进集团广播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增值。系统将实现广播内容资源的多渠道、高质量采集、收录、筛选，针对广播的播出节目、制作素材建立起“存储、管理、服务” 的长效机制，从而使SMG的广播资源得到更为便捷的检索和更为高效的利用。节目资料中心历时三年多对18万多盘开盘带、磁带、唱片等媒介的7万多小时音频资料进行了数字化转存，目前已形成11大类、近37万条广播节目与素材，为广播媒资管理系统打下了内容资源的厚实基础。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在上海广电媒体资产系统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将为上海广播事业新一轮的创新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2009年5月20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举办“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暨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开通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上海文广影视管理局局长朱咏雷，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沛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卑根源、总裁黎瑞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李尚智、林罗华、汪建强及总裁助理陈金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有关领导等到会祝贺，龚学平、宋超、黎瑞刚作了讲话，对这两大项目的成果与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传媒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再铸上海广播的辉煌。
【原则】
·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
口述史研究并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等，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党史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的越充分，访谈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受访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
·选题要普遍和典型
访谈的选题要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访谈前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是设计选题，选题对取得成功有决定意义。可供选择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或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题材等。作为口述史学，尤要选择那些题材重要、有学术意义但缺少文字资料的题目来作调查，这正是口述史学本来意义上的任务。
·以挖掘事实为原则
采取灵活的访谈方法。口述研究的主客体均为活体，二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由于口述者的生活经历、文化层次和个性特点各有不同，所以采访交谈的方式也不可一律。而采访者的知识结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不同，所采取的访谈方式也会不同。
·态度客观
本着客观的态度整理口述资料。口述资料是以记忆为依据的，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的偏差，口述资料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研究者在整理时，切忌主观删改，应保持资料原貌，同时加以注释论证。若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抵触，难辨真伪时，应使两种观点在资料中并存，以待进一步考证。整理者不可依据自己主观的价值标准来决定原始口述资料的取舍。对于那些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口语，整理者也不可任意删除或更换词汇。保持口述资料的原始性，既是对口述者和口述资料的尊重，也是对口述者口述自身经历及感受这一历史活动的尊重；同时也给日后的资料使用者留出一个可供“继续被解释”的开放的空间。
【征集途径】
口述史学是发端于海外的一种记录历史的形式，其在人类社会的应用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中国史家司马迁等皆广泛应用口述历史，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中古及近代。例如，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书写《法国革命史》时就援引了大量来自大众的口头证据。但是到了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应用却渐渐衰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在海外一直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著名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多年坚持口述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这种体例近些年在国内也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口述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一批口述史学之作也相继问世。但是作为国家记忆工程的一个重要部门的档案部门，对于口述档案的采集制作以及整理鉴定都还是一个空白，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档案工作的一个缺憾。积极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和研究，不仅弥补不足，丰富内涵，也能以更具鲜活的史料形式留存记忆和开展国际之间交流。
口述历史何以在2l世纪初的中国变得如此风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渐渐意识到：当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已经颇感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和搜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资料，难度甚至大于研究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而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此外，口述历史也给了普通老百姓一个讲述和回忆的渠道，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许多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一些历史情节只能通过推理和假设来完成。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口述历史在传统的以文字档案写史的主流外，成功开拓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虽然口述记录也有缺陷和不足，如：搜集耗时，受限于口述者记忆的好坏，多少都带有个人观点等等，但口述资料仍不失是一项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的偏见与主观正好反映叙述者的历史立场）。其实，口述历史的应用增加了叙述历史者的数目，扩宽了历史叙述的视线，亦直接打破了历史叙述可能出现的一元性及垄断性。口述历史把历史叙述权扩展。把历史自上而下的叙述方法改变，转移了历史研究的重心，为历史研究开拓出新的探索空间，同时也对曾被忽略的阶层及群体加以重新认识。口述历史的应用在近年来变得广泛，也令历史研究变得更多元化、民主化。所以，口述历史其实不仅仅只是一门历史技法，它还是一种理解人类历史的新立场和态度，并可与文献历史互补长短，增加历史知识的丰富度。
口述史首先是声音的历史，是由口述收集者提问，口述者回答而产生的对于口述者亲历亲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回忆；其次，在现代意义的口述史中，这些声音是借助于录音机或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第三，由口述工作者将这些声音的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供研究使用，对此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曾高度概括为：现代口述历史“是应用录音录像设备，把原始资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由此可见，日记、自传和回忆录虽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不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是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彼此的问与答。因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口述历史正是沾了口述人亲历、亲见、亲闻、大多为第一手资料，便更加具体、细腻、生动．当事人口述所经历的过程富有现实性鲜活性和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