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晨 王宝山
来源：《文史博览》
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首卷名为《青年杂志》），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但它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间又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拾起那些碎片,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还原”《新青年》的历史本相，去辨析百年前那些“青年们”的梦想，去怀念那些不甘为时代裹挟勇于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们。
一、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嗣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时为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益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汪孟邹曾对此事说过这样的话：“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在新青年社独立之时，群益书社曾经与其打过官司。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里对此事也有记载：“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新青年》自立门户后，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自然落到了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身上。当出版到第八卷第六号时，新青年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出版了《新青年》的第九卷一到五号。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二、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其实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到绍兴家中给周作人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此后一段时间里，鲁迅了解《新青年》又是通过周作人为纽带的。因为周作人经鲁迅推荐，蔡元培邀请，来北京大学就职。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1917），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纾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为白话文，并从该期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翻译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就发表在这一期。这一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译著18篇，成为主要撰稿人。鲁迅对《新青年》只是看客，或者更多的是做做扶持弟弟周作人的事情。
1918年的《新青年》开始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内容上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这与胡适到北大做《关于短篇小说》的著名演讲，以及周作人提倡小说创作，不无关系。
关键是这一年3月，《新青年》发生了一件让后世褒贬不一的大事。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三号上发表了署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新青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这个做法受到各种质疑。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
策划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有点类似今天的炒作，想出名就专打名人。当时林纾就是大名人，他的翻译小说依然十分畅销，他俨然“桐城派”传人位高凌人，成为《新青年》主要的现实对手。
此前，《新青年》实际上已经和林纾交恶，双方“妖孽”来“谬种”去，已经没有什么斯文可言。提倡新文化要反对林纾，因为他与“桐城派”都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文化思想的代表；提倡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也要迈过林纾不可。但是打倒一个，就要提倡并扶持一个。这扶持与提倡的人选就是周氏兄弟。所以，关于林纾小说翻译与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选》就重新被提及。这在“双簧信”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另外在这一期刊物中，还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无论是否出于对《新青年》的倾心支持，还是出于对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工作的支持，鲁迅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了。
于是，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5月迅即问世。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这一笔名的第一次使用。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就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鲁迅是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从目前获得的情况看，似乎不能成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偶尔帮帮忙，参加一些聚会是有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积极卖力，更多的是埋头写点东西的热情。不过，鲁迅因为《新青年》焕发了“青年”的精神，而《新青年》也因为鲁迅的加盟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三、蔡元培的北大成就了《新青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组织过暗杀的老牌革命党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后两天，就冒着严寒到陈独秀所在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登门拜访。虽然他们是暗杀团时的战友，但这次蔡元培还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和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着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在北大当教员“唯学历论”盛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没文凭，二没经验，便以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脱，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就这样，陈独秀终于答应以三个月为期限来北大教书。蔡元培立刻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称其：“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而这些其实都是虚构的。为了让教育部批准，蔡元培不惜伪造履历。
后人有批评蔡元培“违背正义优先原则”，而这些人却忘了青年蔡元培组织过暗杀团，杀人放火都敢作敢为，伪造一份履历算什么呢？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改弦更张，都成了《新青年》的编委。即使是“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陈独秀上任后，就写信给胡适，促其回国到北大做文学、哲学教授。9月10日，胡适风尘仆仆来到北京，蔡元培设宴接风，并聘请他为北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于是成为北大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5年后的1922年，上海一家媒体举办了一次公众人物的投票，胡适被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之一。那一年，他只有31岁。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
这一年，蔡元培51岁，陈独秀39岁，胡适27岁（虚岁），都是卯年生人，属兔，次第相差12岁。此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三人，也属卯兔。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有一群“卯字号名人”。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
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四、胡适的白话文引爆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同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为文学改良身体力行的新诗“尝试”，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比如其中两首《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918年 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胡适回忆说：
“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
五、艰难时局下的波折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9月1日，陈独秀独自决定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此前《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在杂志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几人赞成，所以限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此时，《新青年》从百家争鸣逐渐变成了“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政党立场代替了。陈独秀也无更多精力研究革命理论，因为11月23日他要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虽不容于北洋军阀政府，却为南方革命党人重视。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新青年》被他托付给后来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他从第八卷五号起担任主编。
陈独秀赴广东奔赴革命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胡适、高一涵，说明将杂志交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是当时北京同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仅仅在杂志第六卷一号上发过一篇短文。
对于《新青年》政党色彩过浓，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对于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人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一号至六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五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六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休刊了事。
六、《新青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在后人眼里无限神圣的《新青年》，在当时的发行量实际上少得可怜，但播下的种子影响深远。1916年，《新青年》在整个成都的销量只有区区5份，全盛时期也不过30份左右。1917年，《新青年》的全国总印数为每期一万五六千份（包括大量免费赠送），远不及当时的商业刊物。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一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也是如此：“《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
另外我们知道，“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是《新青年》大力提倡的，但《新青年》对这“两位先生”却邀请不多。《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共出版63册，其中直接谈科学的文章，只有8篇；谈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译作。其实，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中，科学和民主包罗万象。前期，西方文化都是科学民主；后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科学民主。其实，《新青年》提倡的还有个“费小姐”（自由，freedom），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后人也不再提到当年这位家喻户晓的小姐。
不过《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惠、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
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
相对于当时的商业、新闻刊物，《新青年》的发行量虽然无法和它们相比，但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特别是对决定中国未来的青年精英的影响。
1915年9月，《新青年》出版后，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杨昌济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新青年》，并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
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足见其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1917年4月，在杨昌济的指引下，24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投稿《体育之研究》于《新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阐发的“野蛮其体魄”是对陈“兽性主义”的具体发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此文写出后，毛泽东交给杨昌济审阅，杨昌济对其格外赏识，便将其推荐给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于是，这篇用笔名完成的文论，便于1917年全文发表，可见陈独秀对毛泽东不仅有过思想影响，而且还对其赏识而付梓推出。同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先后成立了新民学会、互助会。后来，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中，谈到了《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蒋介石是从1919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的，从那时至1926年他率领北伐军北伐，都没有放下过这本杂志。这一点，从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五四以后，蒋介石对《新青年》仍是情有独钟，但是1926年后的蒋介石将兴趣转向了旧籍，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既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这个月初，京师重地，五四爆发。
如果我们有穿越百年的目光，透过这本杂志定然会发现如下面孔：蔡元培、鲁迅、陈独秀、毛泽东……他们的身后，一群怀抱梦想的青年，一个又一个不断被刷新的时代，正风雨兼程地奔波而来。
今天，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宣扬的真理中也夹杂着谬误，然而瑕不掩瑜。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点燃的民主与科学之火，变革之光，依然能够照耀着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梦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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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博览》
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首卷名为《青年杂志》），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但它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间又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拾起那些碎片,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还原”《新青年》的历史本相，去辨析百年前那些“青年们”的梦想，去怀念那些不甘为时代裹挟勇于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们。
一、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嗣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时为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益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汪孟邹曾对此事说过这样的话：“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在新青年社独立之时，群益书社曾经与其打过官司。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里对此事也有记载：“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新青年》自立门户后，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自然落到了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身上。当出版到第八卷第六号时，新青年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出版了《新青年》的第九卷一到五号。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二、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其实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到绍兴家中给周作人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此后一段时间里，鲁迅了解《新青年》又是通过周作人为纽带的。因为周作人经鲁迅推荐，蔡元培邀请，来北京大学就职。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1917），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纾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为白话文，并从该期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翻译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就发表在这一期。这一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译著18篇，成为主要撰稿人。鲁迅对《新青年》只是看客，或者更多的是做做扶持弟弟周作人的事情。
1918年的《新青年》开始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内容上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这与胡适到北大做《关于短篇小说》的著名演讲，以及周作人提倡小说创作，不无关系。
关键是这一年3月，《新青年》发生了一件让后世褒贬不一的大事。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三号上发表了署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新青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这个做法受到各种质疑。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
策划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有点类似今天的炒作，想出名就专打名人。当时林纾就是大名人，他的翻译小说依然十分畅销，他俨然“桐城派”传人位高凌人，成为《新青年》主要的现实对手。
此前，《新青年》实际上已经和林纾交恶，双方“妖孽”来“谬种”去，已经没有什么斯文可言。提倡新文化要反对林纾，因为他与“桐城派”都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文化思想的代表；提倡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也要迈过林纾不可。但是打倒一个，就要提倡并扶持一个。这扶持与提倡的人选就是周氏兄弟。所以，关于林纾小说翻译与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选》就重新被提及。这在“双簧信”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另外在这一期刊物中，还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无论是否出于对《新青年》的倾心支持，还是出于对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工作的支持，鲁迅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了。
于是，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5月迅即问世。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这一笔名的第一次使用。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就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鲁迅是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从目前获得的情况看，似乎不能成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偶尔帮帮忙，参加一些聚会是有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积极卖力，更多的是埋头写点东西的热情。不过，鲁迅因为《新青年》焕发了“青年”的精神，而《新青年》也因为鲁迅的加盟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三、蔡元培的北大成就了《新青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组织过暗杀的老牌革命党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后两天，就冒着严寒到陈独秀所在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登门拜访。虽然他们是暗杀团时的战友，但这次蔡元培还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和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着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在北大当教员“唯学历论”盛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没文凭，二没经验，便以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脱，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就这样，陈独秀终于答应以三个月为期限来北大教书。蔡元培立刻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称其：“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而这些其实都是虚构的。为了让教育部批准，蔡元培不惜伪造履历。
后人有批评蔡元培“违背正义优先原则”，而这些人却忘了青年蔡元培组织过暗杀团，杀人放火都敢作敢为，伪造一份履历算什么呢？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改弦更张，都成了《新青年》的编委。即使是“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陈独秀上任后，就写信给胡适，促其回国到北大做文学、哲学教授。9月10日，胡适风尘仆仆来到北京，蔡元培设宴接风，并聘请他为北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于是成为北大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5年后的1922年，上海一家媒体举办了一次公众人物的投票，胡适被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之一。那一年，他只有31岁。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
这一年，蔡元培51岁，陈独秀39岁，胡适27岁（虚岁），都是卯年生人，属兔，次第相差12岁。此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三人，也属卯兔。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有一群“卯字号名人”。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
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四、胡适的白话文引爆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同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为文学改良身体力行的新诗“尝试”，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比如其中两首《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918年 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胡适回忆说：
“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
五、艰难时局下的波折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9月1日，陈独秀独自决定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此前《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在杂志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几人赞成，所以限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此时，《新青年》从百家争鸣逐渐变成了“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政党立场代替了。陈独秀也无更多精力研究革命理论，因为11月23日他要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虽不容于北洋军阀政府，却为南方革命党人重视。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新青年》被他托付给后来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他从第八卷五号起担任主编。
陈独秀赴广东奔赴革命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胡适、高一涵，说明将杂志交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是当时北京同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仅仅在杂志第六卷一号上发过一篇短文。
对于《新青年》政党色彩过浓，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对于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人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一号至六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五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六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休刊了事。
六、《新青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在后人眼里无限神圣的《新青年》，在当时的发行量实际上少得可怜，但播下的种子影响深远。1916年，《新青年》在整个成都的销量只有区区5份，全盛时期也不过30份左右。1917年，《新青年》的全国总印数为每期一万五六千份（包括大量免费赠送），远不及当时的商业刊物。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一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也是如此：“《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
另外我们知道，“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是《新青年》大力提倡的，但《新青年》对这“两位先生”却邀请不多。《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共出版63册，其中直接谈科学的文章，只有8篇；谈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译作。其实，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中，科学和民主包罗万象。前期，西方文化都是科学民主；后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科学民主。其实，《新青年》提倡的还有个“费小姐”（自由，freedom），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后人也不再提到当年这位家喻户晓的小姐。
不过《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惠、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
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
相对于当时的商业、新闻刊物，《新青年》的发行量虽然无法和它们相比，但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特别是对决定中国未来的青年精英的影响。
1915年9月，《新青年》出版后，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杨昌济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新青年》，并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
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足见其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1917年4月，在杨昌济的指引下，24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投稿《体育之研究》于《新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阐发的“野蛮其体魄”是对陈“兽性主义”的具体发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此文写出后，毛泽东交给杨昌济审阅，杨昌济对其格外赏识，便将其推荐给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于是，这篇用笔名完成的文论，便于1917年全文发表，可见陈独秀对毛泽东不仅有过思想影响，而且还对其赏识而付梓推出。同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先后成立了新民学会、互助会。后来，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中，谈到了《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蒋介石是从1919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的，从那时至1926年他率领北伐军北伐，都没有放下过这本杂志。这一点，从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五四以后，蒋介石对《新青年》仍是情有独钟，但是1926年后的蒋介石将兴趣转向了旧籍，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既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这个月初，京师重地，五四爆发。
如果我们有穿越百年的目光，透过这本杂志定然会发现如下面孔：蔡元培、鲁迅、陈独秀、毛泽东……他们的身后，一群怀抱梦想的青年，一个又一个不断被刷新的时代，正风雨兼程地奔波而来。
今天，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宣扬的真理中也夹杂着谬误，然而瑕不掩瑜。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点燃的民主与科学之火，变革之光，依然能够照耀着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梦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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