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明孝宗汇报了一个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在这一年生下了第94个孩子，与此同时，庆成王朱钟镒的孙子辈人数也已达到163人，曾孙辈更是达到了510人。
也就是说，仅仅这一年，光庆成王朱钟镒一个人所传下的嫡系子孙，就已经达到了767人之多。而加上其他妻妾女眷，当年整个庆成王府中，仅仅皇族成员就达到了1000多人。
由于皇族人数实在太多，彼此互不相识，以致庆成王府每次家族聚会，同胞兄弟相见，甚至要由人先介绍一番，“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而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甚至连庆成王府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皇族子孙了，以致于当时的庆成王需要焦虑地向明武宗汇报说：“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实际上，山西庆成王后裔的剧烈膨胀，仅仅是明朝皇族人口大爆炸的一个缩影而已。
以山西为例，在庆成王之外，在朱元璋洪武年间（1368-1398），山西境内仅有一位晋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仅仅这位晋王传下的有封爵的皇族后代，就达到了1851位，这还不包括更多没有封爵的晋王后裔；
另外在河南，在洪武年间由周王传下的子孙，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更是膨胀到了5000多人。
按照明史记载，朱元璋名下共有26个儿子，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分别封赏自己传有后代的儿子23人，加上其他旁系子孙，在明朝建国初期，“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繁衍，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仅仅明朝皇家档案玉牒上收录的皇族子孙，就达到了19611人。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这个数字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2
明朝皇族人口大爆炸，与生孩子福利多多有很大关系。
与作为皇族后裔，穷得要靠卖草鞋谋生的汉朝皇族后裔刘备相比，以及后来登上帝位的赵匡胤七世孙、宋孝宗赵昚早期更是流落民间，然而在明代，待遇优渥的明朝皇族子孙，根本不用担心在本.朝会遇上这些问题。
与阴狠冷酷、大肆残杀功臣相比，从做和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对于自己的子孙却是无比爱惜，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朱元璋死后，由于燕王朱棣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因此对于各个藩王也实行了严密的监控。为了防止藩王们联合作乱，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各位藩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即使是想出城游玩，也必须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提出申请，如果没有当朝皇帝批准，藩王甚至连出城扫墓都不被允许。藩王们彼此更是严禁会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政策。
在严厉禁锢的生活下，明朝皇族大多数自打出生后就无所事事，等同于高级囚徒，而困在王府里的日子，皇族们闲着没事就是生孩子，因为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多生一个皇族子孙，就可以多领到一份俸禄：
“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使命“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晚明史学家王世贞（1529-1590）曾经做过统计，他所处时代的明朝皇族成员中，仅较大的藩王就有24个，其中郡王250多位，镇国、辅国、奉国将军7000多位，镇国、辅国、奉国中尉8900多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7000多位，而这些因为封爵等各种原因被明文记载的，还仅仅只是晚明时期海量皇族的冰山一角。
3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
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山西巡抚杨澄筹惶恐地向明孝宗汇报皇族子孙大爆炸的消息。
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4
到了明朝中后期，尽管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仍然以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不仅就藩洛阳了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岷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至此，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明朝各地的巨患大害。
5
在此情况下，明朝百姓也对朱明皇族恨之入骨。
到了明末，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各地农民军的崛起，朱明皇族也进入了历史的最后清算时刻。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在攻陷洛阳后，当众斥责为富不仁的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在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示众后，民间甚至盛传李自成农民军出于仇恨，将朱常洵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了“福禄宴”进行啃咬泄愤。
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山西后，据太原总兵姜瓖记述，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
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杀人魔王张献忠对于朱明皇族更是毫不客气，在攻陷湖南常德后，张献忠将当地的荣王宗室屠戮“殆尽”；在攻克重庆后，又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
对此当时史官描述说，明末农民军对于当时的朱明皇族：
“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在穷尽两百年无尽盘剥人民后，朱明皇族，也在明末清初，迎来了最为冷酷的政治清算。
而在父亲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1607-1646年）也逃到南京，并在崇祯皇帝死后，成为南明的第一任皇帝，1645年清兵攻克南京后，将弘光帝朱由崧等大量南明皇族成员掳掠到北京。第二年（1646年），多尔衮下令将弘光帝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等十七位高级皇族统统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在崇祯皇帝于1644年上吊自杀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则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控制，当年山海关大战后，三人全部在乱军之中失踪，其中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就在崇祯皇帝死后六十多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并下令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斩立决”。
此后，二百多年间一度膨胀至百万人众的朱元璋子孙，在历史的寒流中，或者隐姓埋名，或者远走他乡，最终逐渐消隐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后来，作为原明朝靖江王朱亨嘉之子的朱若极，在太监营救下出走剃发为僧，后来，他以艺名石涛闻名于世，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
对于这种在乱世之中隐名埋名、四处漂泊的日子，就在临死前一年，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65岁的石涛写诗哀叹说：
“何当遍绕梅花树，头白依然未有家”。
作为另外一位清初四大名僧，朱耷则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对于坎坷的一生，一度精神失常的朱耷，则选择了用创作，来安放一颗乱世中的皇族孤魂，他在诗中写道：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
在面目已然全非的旧山河之中，朱元璋的子孙，最终为自己两百多年的盛宴狂欢，付出了血染史书的残酷代价。
也就是说，仅仅这一年，光庆成王朱钟镒一个人所传下的嫡系子孙，就已经达到了767人之多。而加上其他妻妾女眷，当年整个庆成王府中，仅仅皇族成员就达到了1000多人。
由于皇族人数实在太多，彼此互不相识，以致庆成王府每次家族聚会，同胞兄弟相见，甚至要由人先介绍一番，“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而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甚至连庆成王府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皇族子孙了，以致于当时的庆成王需要焦虑地向明武宗汇报说：“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实际上，山西庆成王后裔的剧烈膨胀，仅仅是明朝皇族人口大爆炸的一个缩影而已。
以山西为例，在庆成王之外，在朱元璋洪武年间（1368-1398），山西境内仅有一位晋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仅仅这位晋王传下的有封爵的皇族后代，就达到了1851位，这还不包括更多没有封爵的晋王后裔；
另外在河南，在洪武年间由周王传下的子孙，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更是膨胀到了5000多人。
按照明史记载，朱元璋名下共有26个儿子，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分别封赏自己传有后代的儿子23人，加上其他旁系子孙，在明朝建国初期，“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繁衍，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仅仅明朝皇家档案玉牒上收录的皇族子孙，就达到了19611人。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这个数字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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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族人口大爆炸，与生孩子福利多多有很大关系。
与作为皇族后裔，穷得要靠卖草鞋谋生的汉朝皇族后裔刘备相比，以及后来登上帝位的赵匡胤七世孙、宋孝宗赵昚早期更是流落民间，然而在明代，待遇优渥的明朝皇族子孙，根本不用担心在本.朝会遇上这些问题。
与阴狠冷酷、大肆残杀功臣相比，从做和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对于自己的子孙却是无比爱惜，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朱元璋死后，由于燕王朱棣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因此对于各个藩王也实行了严密的监控。为了防止藩王们联合作乱，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各位藩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即使是想出城游玩，也必须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提出申请，如果没有当朝皇帝批准，藩王甚至连出城扫墓都不被允许。藩王们彼此更是严禁会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政策。
在严厉禁锢的生活下，明朝皇族大多数自打出生后就无所事事，等同于高级囚徒，而困在王府里的日子，皇族们闲着没事就是生孩子，因为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多生一个皇族子孙，就可以多领到一份俸禄：
“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使命“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晚明史学家王世贞（1529-1590）曾经做过统计，他所处时代的明朝皇族成员中，仅较大的藩王就有24个，其中郡王250多位，镇国、辅国、奉国将军7000多位，镇国、辅国、奉国中尉8900多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7000多位，而这些因为封爵等各种原因被明文记载的，还仅仅只是晚明时期海量皇族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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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
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山西巡抚杨澄筹惶恐地向明孝宗汇报皇族子孙大爆炸的消息。
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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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中后期，尽管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仍然以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不仅就藩洛阳了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岷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至此，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明朝各地的巨患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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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明朝百姓也对朱明皇族恨之入骨。
到了明末，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各地农民军的崛起，朱明皇族也进入了历史的最后清算时刻。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在攻陷洛阳后，当众斥责为富不仁的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在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示众后，民间甚至盛传李自成农民军出于仇恨，将朱常洵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了“福禄宴”进行啃咬泄愤。
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山西后，据太原总兵姜瓖记述，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
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杀人魔王张献忠对于朱明皇族更是毫不客气，在攻陷湖南常德后，张献忠将当地的荣王宗室屠戮“殆尽”；在攻克重庆后，又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
对此当时史官描述说，明末农民军对于当时的朱明皇族：
“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在穷尽两百年无尽盘剥人民后，朱明皇族，也在明末清初，迎来了最为冷酷的政治清算。
而在父亲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1607-1646年）也逃到南京，并在崇祯皇帝死后，成为南明的第一任皇帝，1645年清兵攻克南京后，将弘光帝朱由崧等大量南明皇族成员掳掠到北京。第二年（1646年），多尔衮下令将弘光帝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等十七位高级皇族统统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在崇祯皇帝于1644年上吊自杀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则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控制，当年山海关大战后，三人全部在乱军之中失踪，其中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就在崇祯皇帝死后六十多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并下令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斩立决”。
此后，二百多年间一度膨胀至百万人众的朱元璋子孙，在历史的寒流中，或者隐姓埋名，或者远走他乡，最终逐渐消隐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后来，作为原明朝靖江王朱亨嘉之子的朱若极，在太监营救下出走剃发为僧，后来，他以艺名石涛闻名于世，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
对于这种在乱世之中隐名埋名、四处漂泊的日子，就在临死前一年，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65岁的石涛写诗哀叹说：
“何当遍绕梅花树，头白依然未有家”。
作为另外一位清初四大名僧，朱耷则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对于坎坷的一生，一度精神失常的朱耷，则选择了用创作，来安放一颗乱世中的皇族孤魂，他在诗中写道：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
在面目已然全非的旧山河之中，朱元璋的子孙，最终为自己两百多年的盛宴狂欢，付出了血染史书的残酷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