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今日时装的五颜六色，古人衣服的颜色并不多，这与古代纺织和印染技术不发达有很大关系。
有一个寓言故事叫“齐桓公好服紫”,说得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爱好穿着紫色的衣服。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齐国上下于是都爱穿紫色衣服。
在当时，因为紫色染料价格不菲，所以紫色布料也非常昂贵。于是，齐桓公便以紫色染料难闻为由，狠狠刹住了齐国的奢侈风。
这个故事说明，在古代，从一个人的衣服颜色是可以甄别出他的社会地位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唐朝发展成一项制度，人们可以直接通过颜色区别官员的品阶。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琵琶行》，其中最后一句是：“客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这个品阶的官，只能穿青色的官服。
而对颜色做出规定的，正是唐代的“官品服色制”。
一、“官品服色制”的渊源
1、儒家的“穿衣经”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对我国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十分看重“礼”，强调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要合乎“礼”的规范。
而什么是“礼”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要人们的行为适应社会等级制度。
所以，除了遮羞蔽体的基本功能外，儒家思想更加强调穿衣的“社会功能”，即“昭名分，辨等威”，也就是“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用衣服的样式、材质、颜色等作为区分人们等级、贵贱的标签。
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讲，穿什么样衣服，就是其社会地位、人格气象、精神面貌、道德修养的最直观体现。
2、古代王朝的颜色观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邹衍的阴阳家，第一次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历代王朝的更迭联系起来，提出了“五德终始说”。
他认为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之间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跟古代王朝兴衰更替是有联系的。
后来，他的这套理论，成为了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同时也是终结了周朝的统治，他按照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理论，认为自己的王朝属于水德。
而五行与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又存在着一定联系：“东青龙,色青,属木;西白虎,色白,属金;南朱雀,色赤,属火;北玄武,色元黑、皂、玄,属水;中无极,色黄,属土。”
因此，秦朝崇尚黑色，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皆穿黑色，这也成为官服有固定颜色的开始。但在隋唐以前，单从服色是无法判断官员品阶高低的。
只有到了隋唐，儒家的“穿衣经”加上王朝的颜色观，就生成了极富特色的“官品服色制”，但因为隋朝国祚太短，这种制度在唐朝才真正走向了成熟。
二、“官品服色制”的成熟
“五德终始说”至秦汉开始，虽然中间经过了南北朝的混乱时期，但还是延续到了唐代。
唐以“土德”自居，尚黄色(确切的说是赤黄色，即黄中带红的颜色)，因此，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唐朝皇帝画像里，全部是身穿黄色的龙袍。而唐代皇帝以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后人自居，也像道家一样崇尚紫色。
唐朝初建时，为了恢复在隋末大乱中开始走向混乱的品服制度，唐高祖李渊命令对服饰制度进行重新调整，在君臣服饰的颜色、材质、配饰等方面都做出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但是，此时的皇帝和大臣都可以穿紫色和黄色，君臣之间的区别还不是那么明显。直到后来，唐朝才禁止皇帝以外的人着赤黄色，“天子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旧唐书》)
到了唐太宗时期，朝廷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在服装颜色上加以区分，就无法有效彰显贵贱之别，于是对当时官员的常服颜色进行了如下规定：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上绿，八品、九品以上青”(《通典》)
至此，唐代的服色制度大体确定下来，后来即便有调整，也是在“紫”、“绯”、“绿”、“青”这4种颜色基础上做出微调。
比如说，以上4种颜色只是对官员品阶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划分，如何进一步区分“四品和五品”、“六品和七品”以及“八品和九品”呢?
唐高宗时期对官服颜色做了这样的规定：“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旧唐书》)
唐高宗通过对官服颜色的深浅以及所佩戴的腰带质地，让所有官员之间品阶的高低，都能得到了最为直观的表现。
唐代官员最尊贵者穿紫色官服，最卑微者穿浅青色官服。所以，在我们文章开头所举的白居易的例子中，这个“青衫”实际上代表了诗人十分尴尬的官场地位(从九品)。当时白居易无辜被贬，沦落江州，所以才会对那个身世凄惨的琵琶女报以同情，二人实则是同病相怜。
三、“官品服色制”的衰落
1、禁止僭越
“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唐朝之所以要费力劳神的研究如此多的官服颜色，目的就是明贵贱、彰显地位差别。
然而，与今天一些“山寨”名牌包包、手表层出不穷类似，在唐代，因为人们对于达官显贵的向往，也出现了类似的“山寨”仿冒行为。
比较通常的做法是：一些平民百姓和下级官吏，专门制作紫色或者绯色的短衫、袄子，穿在外衣的下面。然而他们要是在家穿穿也就罢了，还要公然穿出去时不时炫耀一番，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结果：“贵贱莫辩”。
于是，在唐高宗时期，曾经专门下达了一条敕令：
“自今以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唐会要》)
也就是说，人们只能穿着与身份地位相同的颜色，起码不可以穿着超越自己身份地位的颜色，否则就是僭越之罪，要严加处置。
而具体要如何惩处呢?《唐律疏议》中记载：“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翻译过来就是鞭打或杖击40下，依照行刑人的心情，轻者伤，重者可致残或致死。
然而，尽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依然没能抵挡人们对“尊贵”颜色的追捧，特别是在朝廷自己坏了自己的规矩以后，唐朝的“官品服色制”开始走向了衰落。
2、服色泛滥
“官品服色制”走向衰落，跟唐朝“散官”的泛滥有莫大的关系。
什么叫“散官”呢?“散官”起源于隋朝，成熟于唐朝，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通俗的理解：“散官”有一定的级别，但无实际职务。
比如说，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宰相都是朝廷里的一品大员，但狄仁杰后期官至宰相，却只是一个三品官。但他这个三品，“含金量”非常高，因为这是“职事官”，而像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辅国大将军( 正二品)这种，听着威武霸气，级别也不低，但实际上类似于荣誉称号，享受一定待遇，但实际权力根本无法跟狄仁杰这个三品相比。
唐太宗、唐高宗确立“官品服色制”时，对于三品以上的高级“散官”的人数数量控制还算严格，但随着时过境迁，后世的皇帝们往往会在重大节庆之日，给文武大臣提升一定的品阶，这被称为“泛阶”。
而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官员的品阶提升速度过快，特别是“三品”和“五品”这两道坎，被很快迈过。一些该穿绿色官服的，很快就能换上绯色官服;一些该穿绯色官服的，也能快速混上紫色官服。
特别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政局不稳，皇帝为了拉拢亲近大臣，更是大量晋升“散官”。安史之乱后，由于财力匮乏，朝廷为了嘉奖有功将士，也大开以官爵赏功之门，这也就造成了身穿绯袍、紫袍者越来越多。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至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容斋续笔》)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唐肃宗、唐代宗以后，就连州郡里面的低级官吏，都能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的散官，获得穿紫袍的机会。
“官品服色制”走到这一步，也基本上算是失灵且名存实亡了。
结语：唐朝初年，官员的品阶高低从官服颜色上就一望而知，而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高阶散官的泛滥，从颜色上已经无法达到“明贵贱”的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到满街尽是“LV”、“CHANEL”，已经分不清到底谁才是土豪了。
有一个寓言故事叫“齐桓公好服紫”,说得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爱好穿着紫色的衣服。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齐国上下于是都爱穿紫色衣服。
在当时，因为紫色染料价格不菲，所以紫色布料也非常昂贵。于是，齐桓公便以紫色染料难闻为由，狠狠刹住了齐国的奢侈风。
这个故事说明，在古代，从一个人的衣服颜色是可以甄别出他的社会地位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唐朝发展成一项制度，人们可以直接通过颜色区别官员的品阶。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琵琶行》，其中最后一句是：“客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这个品阶的官，只能穿青色的官服。
而对颜色做出规定的，正是唐代的“官品服色制”。
一、“官品服色制”的渊源
1、儒家的“穿衣经”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对我国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十分看重“礼”，强调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要合乎“礼”的规范。
而什么是“礼”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要人们的行为适应社会等级制度。
所以，除了遮羞蔽体的基本功能外，儒家思想更加强调穿衣的“社会功能”，即“昭名分，辨等威”，也就是“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用衣服的样式、材质、颜色等作为区分人们等级、贵贱的标签。
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讲，穿什么样衣服，就是其社会地位、人格气象、精神面貌、道德修养的最直观体现。
2、古代王朝的颜色观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邹衍的阴阳家，第一次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历代王朝的更迭联系起来，提出了“五德终始说”。
他认为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之间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跟古代王朝兴衰更替是有联系的。
后来，他的这套理论，成为了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同时也是终结了周朝的统治，他按照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理论，认为自己的王朝属于水德。
而五行与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又存在着一定联系：“东青龙,色青,属木;西白虎,色白,属金;南朱雀,色赤,属火;北玄武,色元黑、皂、玄,属水;中无极,色黄,属土。”
因此，秦朝崇尚黑色，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皆穿黑色，这也成为官服有固定颜色的开始。但在隋唐以前，单从服色是无法判断官员品阶高低的。
只有到了隋唐，儒家的“穿衣经”加上王朝的颜色观，就生成了极富特色的“官品服色制”，但因为隋朝国祚太短，这种制度在唐朝才真正走向了成熟。
二、“官品服色制”的成熟
“五德终始说”至秦汉开始，虽然中间经过了南北朝的混乱时期，但还是延续到了唐代。
唐以“土德”自居，尚黄色(确切的说是赤黄色，即黄中带红的颜色)，因此，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唐朝皇帝画像里，全部是身穿黄色的龙袍。而唐代皇帝以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后人自居，也像道家一样崇尚紫色。
唐朝初建时，为了恢复在隋末大乱中开始走向混乱的品服制度，唐高祖李渊命令对服饰制度进行重新调整，在君臣服饰的颜色、材质、配饰等方面都做出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但是，此时的皇帝和大臣都可以穿紫色和黄色，君臣之间的区别还不是那么明显。直到后来，唐朝才禁止皇帝以外的人着赤黄色，“天子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旧唐书》)
到了唐太宗时期，朝廷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在服装颜色上加以区分，就无法有效彰显贵贱之别，于是对当时官员的常服颜色进行了如下规定：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上绿，八品、九品以上青”(《通典》)
至此，唐代的服色制度大体确定下来，后来即便有调整，也是在“紫”、“绯”、“绿”、“青”这4种颜色基础上做出微调。
比如说，以上4种颜色只是对官员品阶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划分，如何进一步区分“四品和五品”、“六品和七品”以及“八品和九品”呢?
唐高宗时期对官服颜色做了这样的规定：“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旧唐书》)
唐高宗通过对官服颜色的深浅以及所佩戴的腰带质地，让所有官员之间品阶的高低，都能得到了最为直观的表现。
唐代官员最尊贵者穿紫色官服，最卑微者穿浅青色官服。所以，在我们文章开头所举的白居易的例子中，这个“青衫”实际上代表了诗人十分尴尬的官场地位(从九品)。当时白居易无辜被贬，沦落江州，所以才会对那个身世凄惨的琵琶女报以同情，二人实则是同病相怜。
三、“官品服色制”的衰落
1、禁止僭越
“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唐朝之所以要费力劳神的研究如此多的官服颜色，目的就是明贵贱、彰显地位差别。
然而，与今天一些“山寨”名牌包包、手表层出不穷类似，在唐代，因为人们对于达官显贵的向往，也出现了类似的“山寨”仿冒行为。
比较通常的做法是：一些平民百姓和下级官吏，专门制作紫色或者绯色的短衫、袄子，穿在外衣的下面。然而他们要是在家穿穿也就罢了，还要公然穿出去时不时炫耀一番，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结果：“贵贱莫辩”。
于是，在唐高宗时期，曾经专门下达了一条敕令：
“自今以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唐会要》)
也就是说，人们只能穿着与身份地位相同的颜色，起码不可以穿着超越自己身份地位的颜色，否则就是僭越之罪，要严加处置。
而具体要如何惩处呢?《唐律疏议》中记载：“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翻译过来就是鞭打或杖击40下，依照行刑人的心情，轻者伤，重者可致残或致死。
然而，尽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依然没能抵挡人们对“尊贵”颜色的追捧，特别是在朝廷自己坏了自己的规矩以后，唐朝的“官品服色制”开始走向了衰落。
2、服色泛滥
“官品服色制”走向衰落，跟唐朝“散官”的泛滥有莫大的关系。
什么叫“散官”呢?“散官”起源于隋朝，成熟于唐朝，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通俗的理解：“散官”有一定的级别，但无实际职务。
比如说，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宰相都是朝廷里的一品大员，但狄仁杰后期官至宰相，却只是一个三品官。但他这个三品，“含金量”非常高，因为这是“职事官”，而像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辅国大将军( 正二品)这种，听着威武霸气，级别也不低，但实际上类似于荣誉称号，享受一定待遇，但实际权力根本无法跟狄仁杰这个三品相比。
唐太宗、唐高宗确立“官品服色制”时，对于三品以上的高级“散官”的人数数量控制还算严格，但随着时过境迁，后世的皇帝们往往会在重大节庆之日，给文武大臣提升一定的品阶，这被称为“泛阶”。
而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官员的品阶提升速度过快，特别是“三品”和“五品”这两道坎，被很快迈过。一些该穿绿色官服的，很快就能换上绯色官服;一些该穿绯色官服的，也能快速混上紫色官服。
特别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政局不稳，皇帝为了拉拢亲近大臣，更是大量晋升“散官”。安史之乱后，由于财力匮乏，朝廷为了嘉奖有功将士，也大开以官爵赏功之门，这也就造成了身穿绯袍、紫袍者越来越多。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至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容斋续笔》)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唐肃宗、唐代宗以后，就连州郡里面的低级官吏，都能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的散官，获得穿紫袍的机会。
“官品服色制”走到这一步，也基本上算是失灵且名存实亡了。
结语：唐朝初年，官员的品阶高低从官服颜色上就一望而知，而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高阶散官的泛滥，从颜色上已经无法达到“明贵贱”的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到满街尽是“LV”、“CHANEL”，已经分不清到底谁才是土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