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出现过皇帝禅让的情况，不过大部分都不是出自真心，一般是受到威胁或者另有目的才会选择禅位。在上古时期，部落首领尧在临死前主动禅位给舜，是看重舜的能力，但这样一种继承的方式并没有被后世朝代给采纳，后来皇帝更加青睐世袭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禅让的本质没有我们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有时候不是皇帝想让就能让的。下面就来了解下禅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史记》之《伯夷列传》首段，藏有一段极有意义的记载：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远古时代传承帝位、天下重任，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以至于像舜、禹被九州部落头领们推选为帝位候选人后，苦苦干了数十年，功业建立，诸侯朝服，才得以代行帝事，后来践帝位。这才是远古时代“禅让制”真正的意思，没那么简单说让帝位就让帝位的。
而且如太史公所说，这段描述是有史料可查的，“《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不是虚构。这就值得后人认真思考了。至于详细记载“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舜乃豫荐禹于天”等等内容，可见于《史记》首篇《五帝本纪》。
(一)功兴授政
这次若不是细心阅读，我又是一翻即过，还真不知道原来舜、禹当个部落总首领的过程，是如此漫长。数十年，在古人就是大半生啊，若掐幼头去老尾的，几乎就是要用一生的大好时光去苦干，才能争取到从“代理首领”过渡到“正式总首领”的。
这期间，长寿的帝尧、舜可一直是在老“总首领”的位置上瞧着呢，更有诸小部落首领们的年年拭目以待，暗中考察，能干到数十年满了，大家还能拥戴他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做人的弊病，舜、禹是真的不容易啊!舜、禹老来接受帝位，名至实归。资料上可没记载他们那时接受天子位可以靠武力恫吓，也没有私人团队宣传喉舌的欺蒙，他们完全是靠实干苦持赢得了部落人心。
自夏禹以后，我还真想不起有哪一个朝代真正实行过这样纯粹的“禅让制”制度，最高统治者只有在很长的试用期内干合格了，才会被授予正式帝王之位。
太子储君算吗?太子储君可不是来自民间，需民选民决，也不能独立担当国事。尧、舜可没徇私看上他们那些不肖的儿子。
说明白点，这个试用帝王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帝王，不全是由禅让的老帝王说了算，也要由各地方部落首领推荐说了算，“岳牧咸荐”;要用试用期的政绩说了算，“功用既兴”。试用期若不合格，各地就不愿衷心归附，都用脚去投票，那最后还是不能授予正式帝位。
等到禅让的老帝王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中国就开始进入了“家天下”的封建制国家，夏朝。
回过头来一想，原来这样“一手交房，一手交钱”的硬核政权交接方式，不搞政权“预售制度”，在朴素的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后来才失去几千年的。后来的封建政权，都是先把政权搞到手再说，然后边享受富贵边干干政事，干得好不好百姓基本上没法管了——除非直接发起冲突把帝王家族推翻，经过一番生死博斗。
尧、舜那样的禅让授权，似乎就可以防止那些沽名钓誉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登上大位，干不好可以随时换人考察，尧就换过很多人;也可以堵绝深藏恶劣之心的人，在一旦掌控政权之后，就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祸害百姓，百姓悔之已晚。
(二)人心惟危
但禅让后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实际上再看看，舜，在“代理首领”的位置上苦干了数十年获得了帝尧的认可禅让帝位后，他就将尧——也是他的“双妃岳父”，囚禁放逐。他还放逐尧的儿子，使他们父子从此两隔，这难道不是公报私怨?等舜死了，二妃都不愿与他同葬，“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而大禹呢?
他登上大位后也逞露内心阴暗，干了坏事。舜曾进言尧“殛鲧(流放禹的父亲鲧)于羽山”，“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天下人都认为是舜杀了禹的父亲)”。禹于是又流放舜于苍梧，“崩于苍梧之野”，死前情状很惨。他们登位后表现出的德行都不仁道，变了面目。这就是一个人一旦手中掌握了至高权力，失去监摄，就大概率会为所欲为干出坏事，权力有多大坏事就可能干多大。
如果这些传说都是真的，人心真是不可测啊!所以后人由“禅让制”的历史讲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性本恶”这样拔动心弦的话。连那么慎密的“禅让制”都不能保证那些远古帝王的笃诚始终，后来人心的复杂诡谲更是想起来就可怕啊!
这种“功兴授政”的制度，在夏朝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是很少可能发生的。世上没有人不内心垂涎帝王之权位，只要有机会都会倾轧相争，这是人性在历代社会竞争中愈趋于更恶的结果，文化的不断积累一点也没有让人优先选择从善，而是把恶藏得更深更隐蔽更智慧。
比如汉昌邑王刘贺就象是个代理帝王，刚试用期就不合格，一进宫就大行淫乱，马上被霍光等人共废之，死了也不得谥称为帝。
又比如王莾、曹丕、司马昭、拿破仑等很多中外帝王，在上台之前为收获人心，极尽谦虚惺惺惺作态，一旦加冕就急不可耐丑态毕露了。
还有袁术、袁世凯这二袁急欲称帝丑态百出，而沦为历史的笑料。
(三)以古为鉴
代理职位制度，在现代社会倒比较常见，且有很完善的法律备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一般用于短期应急，或者直接依法由副领导人暂代了。但像禅让制那样，让某人先把政事干好了，最后才获得正式领导人称号的，还没见到，那样“名不正，则事不成”，不利于放开手脚干事。而正式领导人也不能长期空缺或不干政事吧。
这种“禅让”制度，仍然值得现代人重新审视其意义，至少可以激励代理职位人在获得正式职位之前勤勉于政事，可以减少有些人一旦领导权力到手，就私心膨胀得意忘形。他必须得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干出成绩，方可等到真正上位的日子。否则，他就只是个试用领导，暂代权力而已，随时准备好走路的，旁边拍马溜须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远古的时候客观条件实在太差，房无片瓦，蓬茅为覆，当帝王其实也是个苦力活，所以许由、务光等人才会逃避当帝，伯夷、叔齐才会听说西周赡养老人就往姬昌那儿跑吧，而不一定是他们的道德真的有多么高尚——当然，以高尚作为灯塔照引后人行进的方向是应该的。
太史公说的“伯夷叔齐虽贤”我实在是感受不深，他们“得夫子(与太史公)而名益彰”倒是真的。凡有坎坷人与不平事，太史公总是会给予特殊关切，他每次想倾吐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坎坷不平。
《史记》之《伯夷列传》首段，藏有一段极有意义的记载：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远古时代传承帝位、天下重任，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以至于像舜、禹被九州部落头领们推选为帝位候选人后，苦苦干了数十年，功业建立，诸侯朝服，才得以代行帝事，后来践帝位。这才是远古时代“禅让制”真正的意思，没那么简单说让帝位就让帝位的。
而且如太史公所说，这段描述是有史料可查的，“《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不是虚构。这就值得后人认真思考了。至于详细记载“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舜乃豫荐禹于天”等等内容，可见于《史记》首篇《五帝本纪》。
(一)功兴授政
这次若不是细心阅读，我又是一翻即过，还真不知道原来舜、禹当个部落总首领的过程，是如此漫长。数十年，在古人就是大半生啊，若掐幼头去老尾的，几乎就是要用一生的大好时光去苦干，才能争取到从“代理首领”过渡到“正式总首领”的。
这期间，长寿的帝尧、舜可一直是在老“总首领”的位置上瞧着呢，更有诸小部落首领们的年年拭目以待，暗中考察，能干到数十年满了，大家还能拥戴他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做人的弊病，舜、禹是真的不容易啊!舜、禹老来接受帝位，名至实归。资料上可没记载他们那时接受天子位可以靠武力恫吓，也没有私人团队宣传喉舌的欺蒙，他们完全是靠实干苦持赢得了部落人心。
自夏禹以后，我还真想不起有哪一个朝代真正实行过这样纯粹的“禅让制”制度，最高统治者只有在很长的试用期内干合格了，才会被授予正式帝王之位。
太子储君算吗?太子储君可不是来自民间，需民选民决，也不能独立担当国事。尧、舜可没徇私看上他们那些不肖的儿子。
说明白点，这个试用帝王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帝王，不全是由禅让的老帝王说了算，也要由各地方部落首领推荐说了算，“岳牧咸荐”;要用试用期的政绩说了算，“功用既兴”。试用期若不合格，各地就不愿衷心归附，都用脚去投票，那最后还是不能授予正式帝位。
等到禅让的老帝王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中国就开始进入了“家天下”的封建制国家，夏朝。
回过头来一想，原来这样“一手交房，一手交钱”的硬核政权交接方式，不搞政权“预售制度”，在朴素的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后来才失去几千年的。后来的封建政权，都是先把政权搞到手再说，然后边享受富贵边干干政事，干得好不好百姓基本上没法管了——除非直接发起冲突把帝王家族推翻，经过一番生死博斗。
尧、舜那样的禅让授权，似乎就可以防止那些沽名钓誉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登上大位，干不好可以随时换人考察，尧就换过很多人;也可以堵绝深藏恶劣之心的人，在一旦掌控政权之后，就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祸害百姓，百姓悔之已晚。
(二)人心惟危
但禅让后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实际上再看看，舜，在“代理首领”的位置上苦干了数十年获得了帝尧的认可禅让帝位后，他就将尧——也是他的“双妃岳父”，囚禁放逐。他还放逐尧的儿子，使他们父子从此两隔，这难道不是公报私怨?等舜死了，二妃都不愿与他同葬，“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而大禹呢?
他登上大位后也逞露内心阴暗，干了坏事。舜曾进言尧“殛鲧(流放禹的父亲鲧)于羽山”，“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天下人都认为是舜杀了禹的父亲)”。禹于是又流放舜于苍梧，“崩于苍梧之野”，死前情状很惨。他们登位后表现出的德行都不仁道，变了面目。这就是一个人一旦手中掌握了至高权力，失去监摄，就大概率会为所欲为干出坏事，权力有多大坏事就可能干多大。
如果这些传说都是真的，人心真是不可测啊!所以后人由“禅让制”的历史讲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性本恶”这样拔动心弦的话。连那么慎密的“禅让制”都不能保证那些远古帝王的笃诚始终，后来人心的复杂诡谲更是想起来就可怕啊!
这种“功兴授政”的制度，在夏朝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是很少可能发生的。世上没有人不内心垂涎帝王之权位，只要有机会都会倾轧相争，这是人性在历代社会竞争中愈趋于更恶的结果，文化的不断积累一点也没有让人优先选择从善，而是把恶藏得更深更隐蔽更智慧。
比如汉昌邑王刘贺就象是个代理帝王，刚试用期就不合格，一进宫就大行淫乱，马上被霍光等人共废之，死了也不得谥称为帝。
又比如王莾、曹丕、司马昭、拿破仑等很多中外帝王，在上台之前为收获人心，极尽谦虚惺惺惺作态，一旦加冕就急不可耐丑态毕露了。
还有袁术、袁世凯这二袁急欲称帝丑态百出，而沦为历史的笑料。
(三)以古为鉴
代理职位制度，在现代社会倒比较常见，且有很完善的法律备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一般用于短期应急，或者直接依法由副领导人暂代了。但像禅让制那样，让某人先把政事干好了，最后才获得正式领导人称号的，还没见到，那样“名不正，则事不成”，不利于放开手脚干事。而正式领导人也不能长期空缺或不干政事吧。
这种“禅让”制度，仍然值得现代人重新审视其意义，至少可以激励代理职位人在获得正式职位之前勤勉于政事，可以减少有些人一旦领导权力到手，就私心膨胀得意忘形。他必须得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干出成绩，方可等到真正上位的日子。否则，他就只是个试用领导，暂代权力而已，随时准备好走路的，旁边拍马溜须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远古的时候客观条件实在太差，房无片瓦，蓬茅为覆，当帝王其实也是个苦力活，所以许由、务光等人才会逃避当帝，伯夷、叔齐才会听说西周赡养老人就往姬昌那儿跑吧，而不一定是他们的道德真的有多么高尚——当然，以高尚作为灯塔照引后人行进的方向是应该的。
太史公说的“伯夷叔齐虽贤”我实在是感受不深，他们“得夫子(与太史公)而名益彰”倒是真的。凡有坎坷人与不平事，太史公总是会给予特殊关切，他每次想倾吐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坎坷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