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四川地区钱荒造成的交易困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了重要角色。随后在南宋、金朝、元朝、明朝都发行了相应的官方纸币，却也都没逃出滥发纸币造成纸币贬值的命运。随着元明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白银的大量流入，钱荒问题得到解决。到了明朝中后期，逐渐采用白银代替纸币作为流通货币，传统纸币也完成率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从出现到消失，纸币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400多年，经过人民大众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之下，纸币最终逐渐走向消亡。与此相对应的是白银在人民的选择下成为了民间流通的货币。一起看看这段古代纸币的消亡史和白银发家史吧！
南宋纸币
钱荒
钱荒问题最早出现在唐朝中后期。我国封建经济经过唐朝的繁荣发展，到唐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初步呈现规模，货币流通增多，货币需求量增大，开始出现钱荒。到了宋朝，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巅峰，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钱荒问题日趋严重。面对钱荒难题北宋政府采取加大铜钱发行量、建立铁币专行区，发行铁钱、禁止铜币对外交易等措施。但另一方面宋朝政府为缓解“三冗”问题带来的财政危机，大量囤积钱币，致使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问官钱,搜索殆尽。市场流通货币“钱荒”并没有随着货币大量发行缓解，反而造成市场货币贬值。市场流通铜钱价值小于相同质量铜价值，出现“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怪相。在铁币专区四川铁币贬值更加严重，当时买一匹罗需要重约130斤的铁钱，一头牛要200斤左右的铁钱。再加上四川地区交通不便，铁币成为制约四川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铁币
铁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金属，它同样是地壳含量第二高的金属元素，现在发现最早的铁制物件是公元前3500年的古埃及时期的，在现在的土耳其地区上赫梯人在3500年前就从铁矿石中熔炼出铁，从此铁器时代就此开始，我国也是最早发现和掌握炼铁技术之一的国家，那我们国家历史上出现国铁质的钱币吗？
铁钱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中是确实存在过的，现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它比较容易氧化生锈不易保存，还有就是铁本身较金银铜的价值便宜太多，所以很少引人注意。铜币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那人们为什么不适用铁去制作货币呢？
铁的储存量还远远大于铜，这主要是在于当时的提炼技术的不允许和铸造的工艺达不到要求。在铁元素的提炼技术和铸造技术都成熟的情况下，依然不大规模的铸造流通铁币的原因大概是社会在进步，所有的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货币不会用着便宜的金属材料而不使用能体现货币价值的贵金属，还有就是铁容易氧化生锈不容易流通保存。即使有着诸多的弊端，这种在我们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金属还是被铸造成金属在市场上流通过的。汉朝初期国家允许私人铸造货币，人们就自行铸造铁币来谋求私利，这也是我国最早开始铸造的铁币；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很快，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同样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铜铸币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国家也就铸造了铁币；在近代清朝时期，则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滇铜往北边的运输受到阻碍，国家发生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困难而铸造铁币。
这三个时期铸造的铁币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具有其特殊性。我国铁币的铸造高峰其实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经济凋零，造成货币流通混乱不堪，虽然有铸钱，但是数量较少，民间多用的是旧钱，而铁钱的铸造和使用都占据了优势，不少政府大量铸造铁币，其数量之大。我国的铁钱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是始终是受到铜钱发展和演变史的影响，虽然说铁币的原料和铸造都优于铜币，但是在社会商品经济在高速的发展的情况下，大量的铸造和发行质量上低于原有货币品质的货币，这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极不平衡的。
铁币是我国货币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在不同的时期铸造和发行铁币更能反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的关系，我国虽不是最早使用铁币的国家，但却是使用时间最长和铸造发行种类最多的国家，铁币不仅在我国的货币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货币历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铁钱
北宋交子发行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1023年的成都。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宋朝，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起源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习惯称为“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后因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1039年起），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1068年起），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1105年遂停止发行，改用“钱引”。
“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1．交子起源于飞钱说，有以下诸家。朱契说：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一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下3会子条的开头说："交子会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2．也有说交子由契券发展而来。彭信威说：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么？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人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益形发达，营金融业者之柜坊，益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既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4．李顺起义，停止铸钱，因钱少而产生交子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据此加藤繁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5．交子是由钱重而促使发展起来的。彭信威说：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阻碍。而且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份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铁钱，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钱，可是其购买力低，一匹罗要二万个钱，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纸币的产生于四川，不是偶然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为了解决铁币交易难题，“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四川地区十余万户商人组成一个商业联盟，选举出十六商户作为交子户，在每年的商品交易季节发行“交子”。商户交易不再使用货币，而是使用十六家交子户发行的“交子”作为货币，交易季结束之后，各家商户到交子户将手中“交子”兑换成为铁币。这种商业联盟发行的“交子”很好的解决了四川地区贸易难题。但很快就出现了造假和“交子”贬值问题，造成“交子”承兑困难。最后出现“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乱象。北宋政府为了规范“交子”使用，控制“交子”发行，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方所有。为了解决私交子出现的问题，宋朝对交子发行做了一系列完善。例如：规定每年发行数量、商户需要上交准备金才能领取使用相应金额“交子”、发行“交子”面额时固定面额、“交子”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承兑、全新防伪标识、适用地区等等。北宋政府的发行的官“交子”很好的解决了四川的地区的“钱荒”问题。随后北宋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交子”。然而随着国家财政困难，“官交子”发行量开始远远大于商户交纳准备金量，“官交子”开始出现贬值，到了北宋末年，“官交子”货币系统，陷于崩溃。
交子雕版
南宋及金朝的纸币流通
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北宋“交子”也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作为北宋王朝的偏安王朝南宋在成立之初为了缓解军费压力就发行了“关子”，但是“关子”的发行量比较小，影响较小。南宋影响最大的纸币是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发行的“会子”。“会子”与“交子”一样最初是由民间富商发行的一种纸币。后来“会子”也收归政府发行，称为“行在会子”或“东南会子”
南宋行在会子
中国南宋时的一种纸币。初为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
大约在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三十一年，朝廷又置行在会子务。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10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500万新会收换旧会。
明年，定3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但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至淳祐七年（1247），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
概貌
南宋时期通行的“会子”印样，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会子库”中的“行在”，指的是当时的首都临安，即今之杭州；会子库即原会子务，是主管会子的机构。该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铜质版材，竖长方形版面，长17.4厘米，宽11.8厘米。版面正中横书“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上部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右边刻“第壹佰拾料”，中间方框内刻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原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五十六个字。印版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
来历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
会子“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以左藏库钱10万贯为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将会子推广到淮、浙、湖北（治今湖北荆州）、京西（治今湖北襄樊）路各州、军行使。会子初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增加五百文、三百文和二百文三等。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据吕惠卿《日录》：知熙宁间已有之。《日录》载，熙宁八年（1075）八月，宋神宗赵顼、王安石、吕惠卿议论陕西交子事，吕惠卿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可知当时会子有支付手段职能，其它则不能详。在此后文献中还有提及会子的，但都难于断言它是否已经发展成为具备货币诸职能的纸币。
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用张澄议，置“行在交子务”，将行交子。以无本钱，旋罢，复为关子。这里没有提及会子，可能是在当时的观念中，它还不能与交子同日而语。绍兴末，杭州作为南“行在”已三十余年，成了当时最发达的都会。活跃的﹑巨额的商业贸易，使铜钱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于是，百余年前成都产生交子的过程又在临安府出现（见交子、钱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之九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右正言朱倬言：“访闻诸邑多有违法。凡民户入纳，第令柜头给会子用领，未肯给钞。”此所谓“柜头”，盖即柜坊为首之人。
他们所给的会子，应当就是当时已经在行用的“便钱会子”，即可以兑换铜钱的文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东南会子》条说：“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端礼）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既而处和迁户部侍郎，乃于户部为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会子务（二月丙辰），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司见钱。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条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用会子自此始。”《宋史》卷三百八十五《钱端礼传》，谓“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于是专委经画，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几月易钱数百万”。由以上所录可见，归官之前的会子叫做“便钱会子”，是市场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绍兴二十年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手段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干道三年（1167）正月，度支郎中唐琢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干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干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孝宗下诏出卖度牒和诸州助教帖，全以会子入纳，欲尽收会子。六月，曾怀言，尚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乞存留行使。这大约就是当时市场上不可少的会子流通量。从这个数量可知，会子是不能废的，必须加以整顿。这年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五百万新会收换旧会。明年，定三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
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诏第三﹑四界各展限三年，并续印第四界会子二百万。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当时二﹑三界同时行使，依照这个界额，会子已经恶性膨胀，然而还不止于此。嘉定二年（1209），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除已收换烧毁外，尚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贯，以致“数多，称提无策”。绍定五年（1232），又高至二万二千九百余万。至嘉熙四年（1240），据袁甫奏议，十六、十七两界会子竟达五亿。宋廷虽以十八界会一贯准十七界会五贯的办法缩减流通量，但为数仍甚巨。淳佑七年（1247），规定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表明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这种会子的创始，《文献通考·钱币考》叙述较详：“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珏言，襄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湖北会子》条谓直便会子发“凡七百万缗”。淳熙间，先后通行于湖广和京西。淳熙十三年（1186）始诏立兑界，以三年为一界，但未严格按期易界收兑。新旧相因，故流通数额亦不可确考。从《宋史·食货志》记载看来，这种会子直流通到南宋末期。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
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将四川纸币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影响
对物价的影响
绍兴六年（1136年），政府废止交子以后，暂时放弃了发行纸币的打算，直到二十余年后才重新在临安府发行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现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会子自此始。”“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卷188）。
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一代帝皇对发行纸币如此重视，从中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纸币发行的小心态度。起初，纸币并无分界发行的制度，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会子发行之后，各界会子的发行虽有定数，但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兹将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摘录于后，以供读者作参考。
南宋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
界 分 发 行 年 份 发行额 流通期限
第一界 乾道四年（1168年） 1000万 3年
第二界 乾道五年（1169年） 1000万 3年
第三界 乾道七年（1171年） 1800万 6年
第四界 乾道九年（1173年） 1800万 6年
第五界 淳熙四年（1177年） 1800万 3年
第六界 淳熙六年（1179年） 1800万 6年
第七界 淳熙十一年（1184年） 2323万 9年
第八界 淳熙十三年（1186年） 2400万 9年
第九界 淳熙十五年（1188年） 3000万 3年
第十界 绍熙元年（1190年） 4000万 9年
第十一界 嘉泰元年（1201年） 3633万 9年
第十二界 嘉泰三年（1203年） 4759万 6年
第十三界 开禧元年（1205年） 5548万 9年
第十四界 嘉定二年（1209年） 11263万 22年
第十五界 嘉定四年（1211年） 23000万 20年
第十六界 绍定五年（1232年） 32900万 9年
第十七界 端平元年（1234年） 42000万 30年
第十八界 嘉熙四年（1240年） 50000万
淳祐六年（1246年） 65000万
景定四年（1263年） 每日增印15万
早期的会子，由临安府印造，有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政府成立行在会子务，并委派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因此，会子在立界之初，币值坚挺，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基本上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乾道以后，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有增加，故会子的价值低落，二、三界会子每缗值铜钱600文。为了维持纸币的信用，政府遂用白银1000万两专门来收兑会子，以后在乾道四年（1168年），又出内库白银200万两，将收兑来的会子焚毁处理。
隆兴二年（1164年），临安府米价每升仅25文左右（《宋会要辑稿》食货卷63），乾道初，米价增至每升50文铜钱。淳熙元年（1174年），流通中的会子数额高达2400余万缗，币值大跌，政府再次以金银铜钱收兑会子。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及有价证券来收兑会子，“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诰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为稳定会子的货币信用，政府规定百姓向官府交纳税赋时，以“钱会中半”（即以铜钱与会子搭配份额）的办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子的币值逐渐回升。淳熙三年（1176年），会子每缗又可兑换到铜钱770文以上，淳熙末年，浙江、湖南一些地区甚至“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以后，乃至展期十年、二十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加剧了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楮以太多而贱，楮以太多而轻”（《真文忠公文集》卷18）。淳熙十六年（1189年），临安府会子一缗尚值700余文铜钱，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会子每缗跌至620文，嘉定三年（1210年），会子一缗只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年），刚发行不久的十七界会子，每缗仅值300文，到宝年间（1253－1258年），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至德元年（1275年）“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桐江集》卷6）。
南宋自宁宗开禧年（1205－1207年），朝廷命韩胄率兵伐金，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之间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金亡以后，端平元年（1234年），又屡与蒙古军队作战，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增加百姓的税收外，再就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钱财，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朝廷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议：“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省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币之第一义也”（王迈《癯轩集》卷1）。
对于南宋政府采取大量印造纸币，来维持国用的措施，不少大臣更是力陈其弊。“主兵，大臣之责也，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闯之主计主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
货币的发行有一定的自身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之一，上下百费，悉抑于楮。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端平初，谋国者不思所以变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说。循至于今，楮价之损，几不可言”（《杜清献公集》卷9）。
南宋时期学者戴埴，曾经在其的著作《鼠璞》中，用货币数量学说来论述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造成通货膨胀
物价增升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宁宗时期（1195－1224年）
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因为宋金作战，军费损耗极大。而到了嘉定年间，每于会子发行过多，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易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
“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俱举，故粒米狼戾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之翔庳。……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百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以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又熙宁八年八月戊午……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仅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直百五十钱。而今收堤岸所率，每亩二百钱，有千亩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观太平兴国至熙宁止百余年，熙宁至今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
纵观宁宗嘉定年间的物价，比前代有较大的增加，这时期的纸币发行量已达二亿三千万缗，但是与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较，还是十分轻微。
理宗时期（1225－1264年）
理宗于公元1225年即位，改年号宝庆。宝庆年间承袭嘉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不十分昂贵。到端平年间，这种楮轻物贵的现象更为严重，“谷贵尤艰于和粜，楮轻尚费于称提。凡此数端，莫非当今之急务。钱币久壅而未通，谷价方踊而未艾”（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4）。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物价急剧上升的问题，在端平年间无法解决。到了嘉熙年间，水旱为灾，农田失收，米价腾贵，而其它百物亦受米价影响，而一致上涨。“嘉熙庚子（1240年）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粜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百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到了淳宝祐年间，因农田失收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不但未能遏止而且更为严重。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宋史·食货志》卷180）。“宝祐二年（1254年），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将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轻，盖楮之纸昂，物亦随之，楮之轻，物之贵也。楮之立价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价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继。视而弗救，长此安穷。姑举一二言之，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它百货增长者称是”（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
度宗时期（1265－1274年）
咸淳初年，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见钱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先帝（理宗）宫车晏驾，四海臣民，方举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而行关子，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物价踊，楮益贱。关子之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区仕衡《九峰先生集》卷1）。贾似道“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卷3）。
按照货币流量学说，物价过于低落，百姓的购买力不高，经济萧条将引发经济危机。而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采取轻微的通货膨胀政策，物价上涨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通货膨胀呈现恶性化，纸币贬值，物价急剧飞涨以后，货币制度紊乱甚至破坏，最终将导致经济崩溃。南宋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战乱原因很快出现贬值，“会子”一贯只能兑换子大概六百一二十铜钱。在宋金隆兴和议之后，南宋政府开始整顿、回收“会子”，流通中“会子”减少，逐渐升值。随后规定“会子”发行三年为一届，每届发行1000万，届满以新换旧。由于对纸币发行量的控制有效，淳熙二年(1175)四月，流通中的会子只有200万贯。会子成为难得之物，其币值也有所上涨，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甚至有“褚币重于黄金”之说。宋孝宗更是总结出“会子”币值与发行量的关系：“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这一关系的认知是纸币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后世纸币发行的重要理论。然而宋孝宗之后，“会子”管理逐渐背离宋孝宗经验，“会子”也没能摆脱贬值宿命。随后南宋政府又陆续发行了其他几种纸币，但都沦为南宋政府敛财的工具，影响较小。
金朝的交钞之兴定宝泉。
交钞简称“钞”。金朝与元朝的纸币名。金朝纸币的发行早于铜币。海陵王贞元二年 (1154年) 迁都燕京后，以国内铜少，仿北宋交子，发行交钞。金朝交钞有大钞、小钞两种。大钞面额有1贯、2贯、3贯、5贯、10贯5种。小钞有100文、200文、300文、500文、700文5种。以7年为限，期满换发新钞。旧钞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15文 (后经多次改变)。世宗大定二十九年 (1189年)，取消7年厘革制度，交钞字昏方换。
元朝建立后的“中统元宝交钞”是现存的最早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
历史沿革
中国纸币的历史，始于唐朝的“飞钱”。据考证，“飞钱”的起源是随着唐朝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而产生的，由于交通的发达,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兴旺，我国发行纸币起自南宋的交子，元朝开历史之先河，在世界上首创了纯纸币制度。以后历代皆有纸币与金属货币共同使用。
金朝时期
金建国之初，使用宋、辽钱币而未铸、印货币。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于11546月27日（金贞元二年五月丁夘），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纸币，称为交钞。在燕京设有交钞库，负责交钞的印制、兑换、管理等事物。
交钞发行之初，尚有节制，促进了金统治区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金王朝侵宋战争的升级，军费增加，财力不足，于是交钞发行量大增。其结果是钞值一贬再贬，恶性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怨嗟，聚语于市”，还发生商人罢市的情况。金统治者不得不用法令强制推行使用交钞。当时，一般市民“得钱（指金属货币）则收藏，而劵（指纸币）则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最后，交钞“万贯唯易一饼”，终致崩溃。金王朝南迁开封后发行的“宝劵”、“通宝”、“宝泉”、“珍货”等纸币亦与交钞命运相似。
元朝时期
将纸币作为主体货币，而纸币在全国大范围流通，却始于元朝，也唯有元朝采用纯纸钞流通体制。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听从开国军师刘秉忠的建议发行纸币。
元朝为了维护纸币的法定地位，采取了多项措施：禁止流通金、银、铜等重金属；停止使用蒙古旧钞；可用中统纸钞兑换南宋纸币，而且还规定所有的赋税都使用纸币支付。
元朝废除历代以铜币为主的价值尺度，改采用纯纸钞流通体制，为后世开创了以“银”为后备金的纸钞发行制，也就是银本位制，将纸钞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大元皇朝，横贯欧亚。
当时波斯的伊儿汗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国都曾经效仿元朝印造纸币。
金朝海陵王贞元二年，金朝仿造宋朝纸币开始发行“交钞”。金朝的“交钞”开始以七年为一届，后来设立无限期流通制度。无期限流通制度的创立让传统纸币具备了现代纸币的性质，是货币发展史的一项壮举。但是金朝并没有认识到纸币发行量与价值的关系，再加上政治腐败，军费开支浩大，纸币发行量大增，纸币贬值。金章宗即位后，纸币的流通区域逐渐扩大到金全境，纸币急剧贬值，虽然几经易名，但纸币日益恶化的贬值趋势却没有缓解，纸币流通制度终于在金末全面崩溃。
忽必烈
白银的价值尺度作用与元朝纸币
金朝末年货币制度崩溃，白银成为华北地区作为最普遍货币。元朝的税收和交易都是在金朝原有的货币制度基础上进行。从1230年起，元朝在其统治的华北地区将宋金时期以铜钱或纸币纳税的专卖税（酒、醋、盐为主）、商税改为以银纳税。太宗即位后，蒙古帝国还实施了“包银”制，每户缴纳4～5两。随着元朝官方收税方式的改变，贸易用丝料或者白银计价，华北地区民间交易逐渐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白银为价值尺度却面临两一个问题：白银产量低，流通不足，价值过高，小额交易不方便。
中统元宝钞
为了解决白银交易中价值过高、小额交易不方便问题。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发行“交钞”。元宪宗时设立交钞提举司，专职管理全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忽必烈在屮统元年（1260年）把纸币发行权完全收归中央，发行了以白银为准备金的“中统元宝钞”。由于战争频繁，战争开支较大，“中统元宝钞”发行量远大于准备金，严重贬值。到1280年在南宋统治区域施行时已经贬值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宝钞简介
宝钞是元、明、清政府发行的纸币。蒙古忽必烈即位后，沿袭金之交钞法，于中统元年 (1260年) 10月发行“中统元宝”纱，以金银为发行准备，持钞人如需用硬币，随时可到平准库依法定比价换银或金，币值稳定。中统以后，不能继续维持兑现。至元 (1264—1294年) 晚期和至正 (1341—1370年)年间发行的钞，缺乏金银准备，物价因而腾贵，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明洪武七年 (1374年) 设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同时使用。
至元宝钞
公元1287年，忽必烈又发行至元通行宝钞，即“至元宝钞”，同时颁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货币法《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规定了元代纸币流通的各项基本原则：纸币无时间限制、永久通用、公私通用、设置官库平衡纸币价值、纸币破旧不能使用的可到各地官库倒换，每贯抽取墨钱30文、回收的烂钞都要加盖毁钞印集中销毁、所有上交的苛捐杂税，交易买卖都要使用纸钞等等。它是世界上最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在世界货币史具有祟高地位。
《至元宝钞通行条划》编制人叶李
“至元宝钞”之后元朝又发行了多种纸币，但是都没能超过“至元宝钞”的职能。“至元宝钞”成为元朝流通时间最久、最保值的纸币。元朝发行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货币制度，却没能贯彻到底。在元朝末年纸币也没能摆脱沦为统治者敛财的工具的命运。纸币超额发行、准备金挪用，造成元朝末年通货膨胀严重，纸币制度崩溃。
元代白银
元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已经初步具备现代货币特征。在发行纸币的同时，禁止铜币的流行，让纸币成为了唯一流通货币。元朝纸币以白银为价值尺度，但是纸币面额却以铜币计量单位。例如“中统元宝钞”面额发行为“文”“百文”“贯”，但实际价值却是：“两贯同白银一两”，而不是铜钱多少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元朝贸易的价值尺度已经由铜币转换为白银，为白银货币化打下基础。
明朝纸币与白银政策
元朝末年江南地区出现多处割据武装，各割据武装为了筹措军费，纷纷发行铜币。明太祖朱元璋在也曾在应天府设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与历代铜钱一起使用。到朱元璋称帝之后于洪武元年发行“洪武通宝”，各省皆设宝泉局和宝源局铸钱，严禁私铸。受元朝时期成熟的纸币政策和白银价值尺度影响，再加上铜币铸造需要大量金属铜，铜币流通量不足成为明初经济恢复的制约因素。于是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并令民间通行。并同时出台禁止民间金银用于交易: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到洪武二十七年正式禁用铜钱，至此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形成。这种金银铜使用的禁止大约持续了100多年，到明孝宗弘治年间随着税法改革白银逐渐成为流通货币，纸币名存实亡。
朱元璋发行的大中通宝
“大明宝钞”发行之初，不分界，没有发行限额，不限时间和地区，也没有发行准备金，只有当不能使用时才允许兑换新钞。与元朝纸币制度相比简直属于“三无产品”。明朝虽然发行过铜币，但是“大明宝钞”的价值尺度却是白银与铜币并行。大明宝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六等。并规定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后来又发行了小面额宝钞，但是并未发行新的纸币。由于宝钞“三无产品”属性，导致宝钞很快便因发行量过大贬值，明朝虽然多次下令改革维护宝钞使用，但依然没能摆脱宝钞贬值命运。到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在上奏，宝钞由“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明朝中期纸币制度基本崩溃，白银逐渐成为贸易货币。
大明宝钞钱模
明朝的白银政策
明朝初年到明宣宗年间明朝多次明令禁止使用金银交易。但是处罚力度却不断减低，从明太祖的“违者治其罪”、明成祖的“犯者准奸恶论”最后到明宣宗时期则改为“皆罚钞”。这也从客观上反映出，明朝统治者维护宝钞流通的同时对于白银流通趋势的正视。明朝民间禁用金银的同时却又在官方事务中多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并且允许以白银计价之后，兑换宝钞交易“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例如在发行宝钞时就曾规定：“告发伪造宝钞赏银250两”。在税负方面，明朝初期也施行“两税法”即允许纳税中一部分折换称金银等上交。除此之外在赋役折纳、金银差发、金银课征、税课赃罚输纳、赏赐、采买特殊物资等诸多领域都曾允许使用白银。
大明宝钞
明朝这种民间禁止白银直接交易；赏赐、纳税等官方活动以白银流通的双轨政策让明朝出现了“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的奇葩现象。甚至在商品交易中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种双轨白银政策和强制性纸币政策严重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背离了人民的选择。
明代交易媒介
明朝白银货币化
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市场对抗政府货币政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伴随着明朝白银开采、外贸白银输入、赋税改革的进行。国内白银持有量大幅增加，促进了民间白银贸易，最终推行“一条鞭法”徭役改革时，明确准许以白银支付，白银取代“大明宝钞”成为流通货币！
明朝白银开采
明成祖时期，明朝解除朱元璋时期禁止开采银矿禁令，开始大力开采银矿。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篡位不久的朱棣接受陕西商县的建议，开采旧有八所银矿。永乐五年(1407年)，国家允许福建蒲城县开银矿3所，每年可得银1400余两。白银开采并不是明朝白银增多的主要途径，但是开采银矿所得白银却能直接在国内流通。
朱棣
海外贸易白银输入
海外白银输入是明朝白银增多的主要方式。至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应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之奏，宣布“开关”，解除海禁。国内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物产源源不断销往海外，受到周边国家的普遍欢迎，并远销西洋，于是乎，作为国际贸易硬通货的白银便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国内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对海外物品需求较小，白银流出很少，自此国内白银保有量大量增加。据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左右”。白银大量流入为白银在中国成为流通货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保证，自此，白银在逐渐用于赋税、贮藏、国际贸易等
张居正
白银货币化
白银真正实现货币化是被称为“一条鞭法”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在全国的推广。“一条鞭法”是指：“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一条鞭法”的推行把全国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按亩折算缴纳，合并征收银两。用银两支付各种杂征，并推广到全国，也标志着白银正式成为全国通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它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白银
后记
纸币作为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与货币流通量不足的矛盾。但是纸币诞生之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社会通着阶级对民间商品经济发展的操控和敛财工具。封建社会对纸币的发行严重违背了商品经济的需求，最终被社会淘汰。而白银作为贵金属成功的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逐渐由商品角色转变为本位货币，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南宋纸币
钱荒
钱荒问题最早出现在唐朝中后期。我国封建经济经过唐朝的繁荣发展，到唐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初步呈现规模，货币流通增多，货币需求量增大，开始出现钱荒。到了宋朝，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巅峰，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钱荒问题日趋严重。面对钱荒难题北宋政府采取加大铜钱发行量、建立铁币专行区，发行铁钱、禁止铜币对外交易等措施。但另一方面宋朝政府为缓解“三冗”问题带来的财政危机，大量囤积钱币，致使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问官钱,搜索殆尽。市场流通货币“钱荒”并没有随着货币大量发行缓解，反而造成市场货币贬值。市场流通铜钱价值小于相同质量铜价值，出现“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怪相。在铁币专区四川铁币贬值更加严重，当时买一匹罗需要重约130斤的铁钱，一头牛要200斤左右的铁钱。再加上四川地区交通不便，铁币成为制约四川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铁币
铁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金属，它同样是地壳含量第二高的金属元素，现在发现最早的铁制物件是公元前3500年的古埃及时期的，在现在的土耳其地区上赫梯人在3500年前就从铁矿石中熔炼出铁，从此铁器时代就此开始，我国也是最早发现和掌握炼铁技术之一的国家，那我们国家历史上出现国铁质的钱币吗？
铁钱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中是确实存在过的，现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它比较容易氧化生锈不易保存，还有就是铁本身较金银铜的价值便宜太多，所以很少引人注意。铜币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那人们为什么不适用铁去制作货币呢？
铁的储存量还远远大于铜，这主要是在于当时的提炼技术的不允许和铸造的工艺达不到要求。在铁元素的提炼技术和铸造技术都成熟的情况下，依然不大规模的铸造流通铁币的原因大概是社会在进步，所有的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货币不会用着便宜的金属材料而不使用能体现货币价值的贵金属，还有就是铁容易氧化生锈不容易流通保存。即使有着诸多的弊端，这种在我们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金属还是被铸造成金属在市场上流通过的。汉朝初期国家允许私人铸造货币，人们就自行铸造铁币来谋求私利，这也是我国最早开始铸造的铁币；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很快，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同样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铜铸币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国家也就铸造了铁币；在近代清朝时期，则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滇铜往北边的运输受到阻碍，国家发生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困难而铸造铁币。
这三个时期铸造的铁币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具有其特殊性。我国铁币的铸造高峰其实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经济凋零，造成货币流通混乱不堪，虽然有铸钱，但是数量较少，民间多用的是旧钱，而铁钱的铸造和使用都占据了优势，不少政府大量铸造铁币，其数量之大。我国的铁钱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是始终是受到铜钱发展和演变史的影响，虽然说铁币的原料和铸造都优于铜币，但是在社会商品经济在高速的发展的情况下，大量的铸造和发行质量上低于原有货币品质的货币，这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极不平衡的。
铁币是我国货币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在不同的时期铸造和发行铁币更能反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的关系，我国虽不是最早使用铁币的国家，但却是使用时间最长和铸造发行种类最多的国家，铁币不仅在我国的货币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货币历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铁钱
北宋交子发行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1023年的成都。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宋朝，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起源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习惯称为“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后因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1039年起），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1068年起），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1105年遂停止发行，改用“钱引”。
“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1．交子起源于飞钱说，有以下诸家。朱契说：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一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下3会子条的开头说："交子会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2．也有说交子由契券发展而来。彭信威说：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么？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人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益形发达，营金融业者之柜坊，益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既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4．李顺起义，停止铸钱，因钱少而产生交子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据此加藤繁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5．交子是由钱重而促使发展起来的。彭信威说：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阻碍。而且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份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铁钱，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钱，可是其购买力低，一匹罗要二万个钱，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纸币的产生于四川，不是偶然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为了解决铁币交易难题，“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四川地区十余万户商人组成一个商业联盟，选举出十六商户作为交子户，在每年的商品交易季节发行“交子”。商户交易不再使用货币，而是使用十六家交子户发行的“交子”作为货币，交易季结束之后，各家商户到交子户将手中“交子”兑换成为铁币。这种商业联盟发行的“交子”很好的解决了四川地区贸易难题。但很快就出现了造假和“交子”贬值问题，造成“交子”承兑困难。最后出现“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乱象。北宋政府为了规范“交子”使用，控制“交子”发行，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方所有。为了解决私交子出现的问题，宋朝对交子发行做了一系列完善。例如：规定每年发行数量、商户需要上交准备金才能领取使用相应金额“交子”、发行“交子”面额时固定面额、“交子”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承兑、全新防伪标识、适用地区等等。北宋政府的发行的官“交子”很好的解决了四川的地区的“钱荒”问题。随后北宋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交子”。然而随着国家财政困难，“官交子”发行量开始远远大于商户交纳准备金量，“官交子”开始出现贬值，到了北宋末年，“官交子”货币系统，陷于崩溃。
交子雕版
南宋及金朝的纸币流通
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北宋“交子”也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作为北宋王朝的偏安王朝南宋在成立之初为了缓解军费压力就发行了“关子”，但是“关子”的发行量比较小，影响较小。南宋影响最大的纸币是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发行的“会子”。“会子”与“交子”一样最初是由民间富商发行的一种纸币。后来“会子”也收归政府发行，称为“行在会子”或“东南会子”
南宋行在会子
中国南宋时的一种纸币。初为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
大约在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三十一年，朝廷又置行在会子务。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10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500万新会收换旧会。
明年，定3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但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至淳祐七年（1247），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
概貌
南宋时期通行的“会子”印样，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会子库”中的“行在”，指的是当时的首都临安，即今之杭州；会子库即原会子务，是主管会子的机构。该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铜质版材，竖长方形版面，长17.4厘米，宽11.8厘米。版面正中横书“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上部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右边刻“第壹佰拾料”，中间方框内刻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原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五十六个字。印版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
来历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
会子“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以左藏库钱10万贯为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将会子推广到淮、浙、湖北（治今湖北荆州）、京西（治今湖北襄樊）路各州、军行使。会子初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增加五百文、三百文和二百文三等。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据吕惠卿《日录》：知熙宁间已有之。《日录》载，熙宁八年（1075）八月，宋神宗赵顼、王安石、吕惠卿议论陕西交子事，吕惠卿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可知当时会子有支付手段职能，其它则不能详。在此后文献中还有提及会子的，但都难于断言它是否已经发展成为具备货币诸职能的纸币。
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用张澄议，置“行在交子务”，将行交子。以无本钱，旋罢，复为关子。这里没有提及会子，可能是在当时的观念中，它还不能与交子同日而语。绍兴末，杭州作为南“行在”已三十余年，成了当时最发达的都会。活跃的﹑巨额的商业贸易，使铜钱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于是，百余年前成都产生交子的过程又在临安府出现（见交子、钱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之九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右正言朱倬言：“访闻诸邑多有违法。凡民户入纳，第令柜头给会子用领，未肯给钞。”此所谓“柜头”，盖即柜坊为首之人。
他们所给的会子，应当就是当时已经在行用的“便钱会子”，即可以兑换铜钱的文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东南会子》条说：“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端礼）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既而处和迁户部侍郎，乃于户部为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会子务（二月丙辰），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司见钱。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条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用会子自此始。”《宋史》卷三百八十五《钱端礼传》，谓“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于是专委经画，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几月易钱数百万”。由以上所录可见，归官之前的会子叫做“便钱会子”，是市场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绍兴二十年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手段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干道三年（1167）正月，度支郎中唐琢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干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干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孝宗下诏出卖度牒和诸州助教帖，全以会子入纳，欲尽收会子。六月，曾怀言，尚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乞存留行使。这大约就是当时市场上不可少的会子流通量。从这个数量可知，会子是不能废的，必须加以整顿。这年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五百万新会收换旧会。明年，定三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
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诏第三﹑四界各展限三年，并续印第四界会子二百万。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当时二﹑三界同时行使，依照这个界额，会子已经恶性膨胀，然而还不止于此。嘉定二年（1209），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除已收换烧毁外，尚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贯，以致“数多，称提无策”。绍定五年（1232），又高至二万二千九百余万。至嘉熙四年（1240），据袁甫奏议，十六、十七两界会子竟达五亿。宋廷虽以十八界会一贯准十七界会五贯的办法缩减流通量，但为数仍甚巨。淳佑七年（1247），规定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表明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这种会子的创始，《文献通考·钱币考》叙述较详：“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珏言，襄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湖北会子》条谓直便会子发“凡七百万缗”。淳熙间，先后通行于湖广和京西。淳熙十三年（1186）始诏立兑界，以三年为一界，但未严格按期易界收兑。新旧相因，故流通数额亦不可确考。从《宋史·食货志》记载看来，这种会子直流通到南宋末期。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
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将四川纸币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影响
对物价的影响
绍兴六年（1136年），政府废止交子以后，暂时放弃了发行纸币的打算，直到二十余年后才重新在临安府发行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现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会子自此始。”“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卷188）。
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一代帝皇对发行纸币如此重视，从中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纸币发行的小心态度。起初，纸币并无分界发行的制度，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会子发行之后，各界会子的发行虽有定数，但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兹将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摘录于后，以供读者作参考。
南宋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
界 分 发 行 年 份 发行额 流通期限
第一界 乾道四年（1168年） 1000万 3年
第二界 乾道五年（1169年） 1000万 3年
第三界 乾道七年（1171年） 1800万 6年
第四界 乾道九年（1173年） 1800万 6年
第五界 淳熙四年（1177年） 1800万 3年
第六界 淳熙六年（1179年） 1800万 6年
第七界 淳熙十一年（1184年） 2323万 9年
第八界 淳熙十三年（1186年） 2400万 9年
第九界 淳熙十五年（1188年） 3000万 3年
第十界 绍熙元年（1190年） 4000万 9年
第十一界 嘉泰元年（1201年） 3633万 9年
第十二界 嘉泰三年（1203年） 4759万 6年
第十三界 开禧元年（1205年） 5548万 9年
第十四界 嘉定二年（1209年） 11263万 22年
第十五界 嘉定四年（1211年） 23000万 20年
第十六界 绍定五年（1232年） 32900万 9年
第十七界 端平元年（1234年） 42000万 30年
第十八界 嘉熙四年（1240年） 50000万
淳祐六年（1246年） 65000万
景定四年（1263年） 每日增印15万
早期的会子，由临安府印造，有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政府成立行在会子务，并委派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因此，会子在立界之初，币值坚挺，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基本上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乾道以后，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有增加，故会子的价值低落，二、三界会子每缗值铜钱600文。为了维持纸币的信用，政府遂用白银1000万两专门来收兑会子，以后在乾道四年（1168年），又出内库白银200万两，将收兑来的会子焚毁处理。
隆兴二年（1164年），临安府米价每升仅25文左右（《宋会要辑稿》食货卷63），乾道初，米价增至每升50文铜钱。淳熙元年（1174年），流通中的会子数额高达2400余万缗，币值大跌，政府再次以金银铜钱收兑会子。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及有价证券来收兑会子，“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诰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为稳定会子的货币信用，政府规定百姓向官府交纳税赋时，以“钱会中半”（即以铜钱与会子搭配份额）的办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子的币值逐渐回升。淳熙三年（1176年），会子每缗又可兑换到铜钱770文以上，淳熙末年，浙江、湖南一些地区甚至“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以后，乃至展期十年、二十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加剧了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楮以太多而贱，楮以太多而轻”（《真文忠公文集》卷18）。淳熙十六年（1189年），临安府会子一缗尚值700余文铜钱，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会子每缗跌至620文，嘉定三年（1210年），会子一缗只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年），刚发行不久的十七界会子，每缗仅值300文，到宝年间（1253－1258年），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至德元年（1275年）“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桐江集》卷6）。
南宋自宁宗开禧年（1205－1207年），朝廷命韩胄率兵伐金，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之间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金亡以后，端平元年（1234年），又屡与蒙古军队作战，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增加百姓的税收外，再就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钱财，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朝廷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议：“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省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币之第一义也”（王迈《癯轩集》卷1）。
对于南宋政府采取大量印造纸币，来维持国用的措施，不少大臣更是力陈其弊。“主兵，大臣之责也，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闯之主计主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
货币的发行有一定的自身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之一，上下百费，悉抑于楮。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端平初，谋国者不思所以变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说。循至于今，楮价之损，几不可言”（《杜清献公集》卷9）。
南宋时期学者戴埴，曾经在其的著作《鼠璞》中，用货币数量学说来论述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造成通货膨胀
物价增升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宁宗时期（1195－1224年）
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因为宋金作战，军费损耗极大。而到了嘉定年间，每于会子发行过多，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易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
“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俱举，故粒米狼戾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之翔庳。……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百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以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又熙宁八年八月戊午……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仅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直百五十钱。而今收堤岸所率，每亩二百钱，有千亩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观太平兴国至熙宁止百余年，熙宁至今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
纵观宁宗嘉定年间的物价，比前代有较大的增加，这时期的纸币发行量已达二亿三千万缗，但是与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较，还是十分轻微。
理宗时期（1225－1264年）
理宗于公元1225年即位，改年号宝庆。宝庆年间承袭嘉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不十分昂贵。到端平年间，这种楮轻物贵的现象更为严重，“谷贵尤艰于和粜，楮轻尚费于称提。凡此数端，莫非当今之急务。钱币久壅而未通，谷价方踊而未艾”（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4）。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物价急剧上升的问题，在端平年间无法解决。到了嘉熙年间，水旱为灾，农田失收，米价腾贵，而其它百物亦受米价影响，而一致上涨。“嘉熙庚子（1240年）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粜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百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到了淳宝祐年间，因农田失收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不但未能遏止而且更为严重。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宋史·食货志》卷180）。“宝祐二年（1254年），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将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轻，盖楮之纸昂，物亦随之，楮之轻，物之贵也。楮之立价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价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继。视而弗救，长此安穷。姑举一二言之，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它百货增长者称是”（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
度宗时期（1265－1274年）
咸淳初年，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见钱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先帝（理宗）宫车晏驾，四海臣民，方举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而行关子，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物价踊，楮益贱。关子之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区仕衡《九峰先生集》卷1）。贾似道“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卷3）。
按照货币流量学说，物价过于低落，百姓的购买力不高，经济萧条将引发经济危机。而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采取轻微的通货膨胀政策，物价上涨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通货膨胀呈现恶性化，纸币贬值，物价急剧飞涨以后，货币制度紊乱甚至破坏，最终将导致经济崩溃。南宋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战乱原因很快出现贬值，“会子”一贯只能兑换子大概六百一二十铜钱。在宋金隆兴和议之后，南宋政府开始整顿、回收“会子”，流通中“会子”减少，逐渐升值。随后规定“会子”发行三年为一届，每届发行1000万，届满以新换旧。由于对纸币发行量的控制有效，淳熙二年(1175)四月，流通中的会子只有200万贯。会子成为难得之物，其币值也有所上涨，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甚至有“褚币重于黄金”之说。宋孝宗更是总结出“会子”币值与发行量的关系：“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这一关系的认知是纸币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后世纸币发行的重要理论。然而宋孝宗之后，“会子”管理逐渐背离宋孝宗经验，“会子”也没能摆脱贬值宿命。随后南宋政府又陆续发行了其他几种纸币，但都沦为南宋政府敛财的工具，影响较小。
金朝的交钞之兴定宝泉。
交钞简称“钞”。金朝与元朝的纸币名。金朝纸币的发行早于铜币。海陵王贞元二年 (1154年) 迁都燕京后，以国内铜少，仿北宋交子，发行交钞。金朝交钞有大钞、小钞两种。大钞面额有1贯、2贯、3贯、5贯、10贯5种。小钞有100文、200文、300文、500文、700文5种。以7年为限，期满换发新钞。旧钞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15文 (后经多次改变)。世宗大定二十九年 (1189年)，取消7年厘革制度，交钞字昏方换。
元朝建立后的“中统元宝交钞”是现存的最早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
历史沿革
中国纸币的历史，始于唐朝的“飞钱”。据考证，“飞钱”的起源是随着唐朝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而产生的，由于交通的发达,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兴旺，我国发行纸币起自南宋的交子，元朝开历史之先河，在世界上首创了纯纸币制度。以后历代皆有纸币与金属货币共同使用。
金朝时期
金建国之初，使用宋、辽钱币而未铸、印货币。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于11546月27日（金贞元二年五月丁夘），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纸币，称为交钞。在燕京设有交钞库，负责交钞的印制、兑换、管理等事物。
交钞发行之初，尚有节制，促进了金统治区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金王朝侵宋战争的升级，军费增加，财力不足，于是交钞发行量大增。其结果是钞值一贬再贬，恶性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怨嗟，聚语于市”，还发生商人罢市的情况。金统治者不得不用法令强制推行使用交钞。当时，一般市民“得钱（指金属货币）则收藏，而劵（指纸币）则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最后，交钞“万贯唯易一饼”，终致崩溃。金王朝南迁开封后发行的“宝劵”、“通宝”、“宝泉”、“珍货”等纸币亦与交钞命运相似。
元朝时期
将纸币作为主体货币，而纸币在全国大范围流通，却始于元朝，也唯有元朝采用纯纸钞流通体制。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听从开国军师刘秉忠的建议发行纸币。
元朝为了维护纸币的法定地位，采取了多项措施：禁止流通金、银、铜等重金属；停止使用蒙古旧钞；可用中统纸钞兑换南宋纸币，而且还规定所有的赋税都使用纸币支付。
元朝废除历代以铜币为主的价值尺度，改采用纯纸钞流通体制，为后世开创了以“银”为后备金的纸钞发行制，也就是银本位制，将纸钞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大元皇朝，横贯欧亚。
当时波斯的伊儿汗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国都曾经效仿元朝印造纸币。
金朝海陵王贞元二年，金朝仿造宋朝纸币开始发行“交钞”。金朝的“交钞”开始以七年为一届，后来设立无限期流通制度。无期限流通制度的创立让传统纸币具备了现代纸币的性质，是货币发展史的一项壮举。但是金朝并没有认识到纸币发行量与价值的关系，再加上政治腐败，军费开支浩大，纸币发行量大增，纸币贬值。金章宗即位后，纸币的流通区域逐渐扩大到金全境，纸币急剧贬值，虽然几经易名，但纸币日益恶化的贬值趋势却没有缓解，纸币流通制度终于在金末全面崩溃。
忽必烈
白银的价值尺度作用与元朝纸币
金朝末年货币制度崩溃，白银成为华北地区作为最普遍货币。元朝的税收和交易都是在金朝原有的货币制度基础上进行。从1230年起，元朝在其统治的华北地区将宋金时期以铜钱或纸币纳税的专卖税（酒、醋、盐为主）、商税改为以银纳税。太宗即位后，蒙古帝国还实施了“包银”制，每户缴纳4～5两。随着元朝官方收税方式的改变，贸易用丝料或者白银计价，华北地区民间交易逐渐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白银为价值尺度却面临两一个问题：白银产量低，流通不足，价值过高，小额交易不方便。
中统元宝钞
为了解决白银交易中价值过高、小额交易不方便问题。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发行“交钞”。元宪宗时设立交钞提举司，专职管理全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忽必烈在屮统元年（1260年）把纸币发行权完全收归中央，发行了以白银为准备金的“中统元宝钞”。由于战争频繁，战争开支较大，“中统元宝钞”发行量远大于准备金，严重贬值。到1280年在南宋统治区域施行时已经贬值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宝钞简介
宝钞是元、明、清政府发行的纸币。蒙古忽必烈即位后，沿袭金之交钞法，于中统元年 (1260年) 10月发行“中统元宝”纱，以金银为发行准备，持钞人如需用硬币，随时可到平准库依法定比价换银或金，币值稳定。中统以后，不能继续维持兑现。至元 (1264—1294年) 晚期和至正 (1341—1370年)年间发行的钞，缺乏金银准备，物价因而腾贵，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明洪武七年 (1374年) 设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同时使用。
至元宝钞
公元1287年，忽必烈又发行至元通行宝钞，即“至元宝钞”，同时颁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货币法《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规定了元代纸币流通的各项基本原则：纸币无时间限制、永久通用、公私通用、设置官库平衡纸币价值、纸币破旧不能使用的可到各地官库倒换，每贯抽取墨钱30文、回收的烂钞都要加盖毁钞印集中销毁、所有上交的苛捐杂税，交易买卖都要使用纸钞等等。它是世界上最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在世界货币史具有祟高地位。
《至元宝钞通行条划》编制人叶李
“至元宝钞”之后元朝又发行了多种纸币，但是都没能超过“至元宝钞”的职能。“至元宝钞”成为元朝流通时间最久、最保值的纸币。元朝发行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货币制度，却没能贯彻到底。在元朝末年纸币也没能摆脱沦为统治者敛财的工具的命运。纸币超额发行、准备金挪用，造成元朝末年通货膨胀严重，纸币制度崩溃。
元代白银
元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已经初步具备现代货币特征。在发行纸币的同时，禁止铜币的流行，让纸币成为了唯一流通货币。元朝纸币以白银为价值尺度，但是纸币面额却以铜币计量单位。例如“中统元宝钞”面额发行为“文”“百文”“贯”，但实际价值却是：“两贯同白银一两”，而不是铜钱多少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元朝贸易的价值尺度已经由铜币转换为白银，为白银货币化打下基础。
明朝纸币与白银政策
元朝末年江南地区出现多处割据武装，各割据武装为了筹措军费，纷纷发行铜币。明太祖朱元璋在也曾在应天府设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与历代铜钱一起使用。到朱元璋称帝之后于洪武元年发行“洪武通宝”，各省皆设宝泉局和宝源局铸钱，严禁私铸。受元朝时期成熟的纸币政策和白银价值尺度影响，再加上铜币铸造需要大量金属铜，铜币流通量不足成为明初经济恢复的制约因素。于是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并令民间通行。并同时出台禁止民间金银用于交易: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到洪武二十七年正式禁用铜钱，至此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形成。这种金银铜使用的禁止大约持续了100多年，到明孝宗弘治年间随着税法改革白银逐渐成为流通货币，纸币名存实亡。
朱元璋发行的大中通宝
“大明宝钞”发行之初，不分界，没有发行限额，不限时间和地区，也没有发行准备金，只有当不能使用时才允许兑换新钞。与元朝纸币制度相比简直属于“三无产品”。明朝虽然发行过铜币，但是“大明宝钞”的价值尺度却是白银与铜币并行。大明宝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六等。并规定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后来又发行了小面额宝钞，但是并未发行新的纸币。由于宝钞“三无产品”属性，导致宝钞很快便因发行量过大贬值，明朝虽然多次下令改革维护宝钞使用，但依然没能摆脱宝钞贬值命运。到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在上奏，宝钞由“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明朝中期纸币制度基本崩溃，白银逐渐成为贸易货币。
大明宝钞钱模
明朝的白银政策
明朝初年到明宣宗年间明朝多次明令禁止使用金银交易。但是处罚力度却不断减低，从明太祖的“违者治其罪”、明成祖的“犯者准奸恶论”最后到明宣宗时期则改为“皆罚钞”。这也从客观上反映出，明朝统治者维护宝钞流通的同时对于白银流通趋势的正视。明朝民间禁用金银的同时却又在官方事务中多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并且允许以白银计价之后，兑换宝钞交易“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例如在发行宝钞时就曾规定：“告发伪造宝钞赏银250两”。在税负方面，明朝初期也施行“两税法”即允许纳税中一部分折换称金银等上交。除此之外在赋役折纳、金银差发、金银课征、税课赃罚输纳、赏赐、采买特殊物资等诸多领域都曾允许使用白银。
大明宝钞
明朝这种民间禁止白银直接交易；赏赐、纳税等官方活动以白银流通的双轨政策让明朝出现了“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的奇葩现象。甚至在商品交易中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种双轨白银政策和强制性纸币政策严重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背离了人民的选择。
明代交易媒介
明朝白银货币化
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市场对抗政府货币政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伴随着明朝白银开采、外贸白银输入、赋税改革的进行。国内白银持有量大幅增加，促进了民间白银贸易，最终推行“一条鞭法”徭役改革时，明确准许以白银支付，白银取代“大明宝钞”成为流通货币！
明朝白银开采
明成祖时期，明朝解除朱元璋时期禁止开采银矿禁令，开始大力开采银矿。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篡位不久的朱棣接受陕西商县的建议，开采旧有八所银矿。永乐五年(1407年)，国家允许福建蒲城县开银矿3所，每年可得银1400余两。白银开采并不是明朝白银增多的主要途径，但是开采银矿所得白银却能直接在国内流通。
朱棣
海外贸易白银输入
海外白银输入是明朝白银增多的主要方式。至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应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之奏，宣布“开关”，解除海禁。国内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物产源源不断销往海外，受到周边国家的普遍欢迎，并远销西洋，于是乎，作为国际贸易硬通货的白银便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国内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对海外物品需求较小，白银流出很少，自此国内白银保有量大量增加。据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左右”。白银大量流入为白银在中国成为流通货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保证，自此，白银在逐渐用于赋税、贮藏、国际贸易等
张居正
白银货币化
白银真正实现货币化是被称为“一条鞭法”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在全国的推广。“一条鞭法”是指：“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一条鞭法”的推行把全国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按亩折算缴纳，合并征收银两。用银两支付各种杂征，并推广到全国，也标志着白银正式成为全国通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它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白银
后记
纸币作为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与货币流通量不足的矛盾。但是纸币诞生之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社会通着阶级对民间商品经济发展的操控和敛财工具。封建社会对纸币的发行严重违背了商品经济的需求，最终被社会淘汰。而白银作为贵金属成功的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逐渐由商品角色转变为本位货币，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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