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军事集团里有“五虎上将之说”：“干将”陈诚、“忠将”顾祝同、“福将”刘峙、“飞将”蒋鼎文、“虎将”卫立煌。
五人都担任过战区司令以上高职。
刘峙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司令；
顾祝同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蒋鼎文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陈诚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参谋总长；
卫立煌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司令。
在后人的评价中，其他四虎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唯独卫立煌将军是当之无愧的虎将。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后，他给孙中山当卫兵，因多次立功，官至旅长。北伐时期任第14师师长，1936年9月获授国民党陆军上将军衔。
他戎马大半生，一直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爱国将领。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度属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后，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又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与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
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13日、14日，八路军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
卫立煌非常高兴，盛赞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1938年2月，日军集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
朱德与卫立煌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
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
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
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
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前面是几个团？”杨勇答：“只有一个连。”卫立煌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
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
日寇发布了“大陆令八十三号”后，调整了华北方面日军的战略部署。时任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也相应地决定与中条山的主力军会合。他认为借道延安会合主力军是一条最好的路线，但延安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本营。因此，卫立煌于1938年4月17日到了延安，与毛主席相谈甚欢。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书赠卫立煌：“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当年７月，卫立煌收到了在延安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他精心地珍藏了起来。后来，他还多次和秘书一起多次研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
毛主席与卫立煌
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泛区偷袭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10月4日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调集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并亲至前线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
1941年底，国民党上层顽固派群起指责卫立煌没有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蒋介石也指责他不该在诸多事情上偏袒八路军。次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卫立煌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剥夺了他的军权，并暗行监视。
卫立煌的两任妻子都很有背景。
1927年12月24日，圣诞之夜，卫立煌与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婚礼。朱韵珩是宋美龄的好朋友，两人都留学美国，有许多共同语言，书信来往常用英文，见面对话也常讲英语 。
1939年10月，朱韵珩病逝。1945年6月，韩权华与时任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的卫立煌在昆明结婚，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将军为证婚人。
韩权华1922年考入北大，以“校花”闻名。据西夷写于1947年的《记北大的初期女生》一文回忆，当时北大甲部（理预）女同学较少，乙部（文预）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据家里老人回忆：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
韩权华是天津人，与邓颖超是小学同学，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在邓颖超身边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由于陈诚在东北战场失利过多，蒋介石于1948年1月17日命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代主任，令其指挥国军与解放军作战。
但蒋介石未能挽回危局。
辽沈战役惨败后，蒋介石迁恕于卫立煌，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把卫立煌软禁于南京家中。
卫立煌深知蒋介石的意图，便秘密地在一个晚上化装脱身，带几个随从人员经上海到香港隐居。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时，卫立煌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他立刻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表示祝贺。
毛主席收到电报后也很高兴。他在百忙中及时回了电报，经华南分局转给卫立煌。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鱼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了干涉。1月18日，人民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
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
朱德欣喜异常，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接风洗尘，并邀请了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
4月25日下午，卫立煌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并派车来接。下午5时，毛主席与卫立煌热情握手。自1938年分手后，已有17年未见面了。
毛主席对卫立煌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新中国，卫立煌感到身心舒畅，共产党没有把他当外人，给了他相当的尊重和礼遇。他的住宅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画栋雕梁，有树有亭。
卫立煌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职，议政议军，视察访问，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用卫立煌自己的话说：“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毛主席对卫立煌多次宴请，卫立煌感慨道：“共产党的胸襟最让我们佩服，所以能团结全国人士，其成就之大，气魄之宏伟，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
此后，毛主席有一些重要问题还经常征求卫立煌的意见。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意讲了卫立煌：“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为统一祖国，海峡两岸在进行一些秘密接触。为此，1956年９月号的《人民画报》上，特意刊登了一幅毛主席与卫立煌在宴会上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同时发表了卫立煌写的《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
1958年5月1日，卫立煌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回家后感觉身体不适，后经医生诊断为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当即送医院抢救。其健康日见恶化，除心肌梗塞外又并发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去世，终年63岁。
张治中致了悼词，评价卫立煌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爱国军人”。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卫立煌与林伯渠、陈赓将军等安眠在一起。
五人都担任过战区司令以上高职。
刘峙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司令；
顾祝同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蒋鼎文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陈诚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参谋总长；
卫立煌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司令。
在后人的评价中，其他四虎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唯独卫立煌将军是当之无愧的虎将。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后，他给孙中山当卫兵，因多次立功，官至旅长。北伐时期任第14师师长，1936年9月获授国民党陆军上将军衔。
他戎马大半生，一直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爱国将领。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度属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后，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又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与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
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13日、14日，八路军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
卫立煌非常高兴，盛赞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1938年2月，日军集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
朱德与卫立煌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
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
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
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
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前面是几个团？”杨勇答：“只有一个连。”卫立煌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
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
日寇发布了“大陆令八十三号”后，调整了华北方面日军的战略部署。时任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也相应地决定与中条山的主力军会合。他认为借道延安会合主力军是一条最好的路线，但延安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本营。因此，卫立煌于1938年4月17日到了延安，与毛主席相谈甚欢。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书赠卫立煌：“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当年７月，卫立煌收到了在延安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他精心地珍藏了起来。后来，他还多次和秘书一起多次研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
毛主席与卫立煌
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泛区偷袭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10月4日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调集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并亲至前线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
1941年底，国民党上层顽固派群起指责卫立煌没有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蒋介石也指责他不该在诸多事情上偏袒八路军。次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卫立煌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剥夺了他的军权，并暗行监视。
卫立煌的两任妻子都很有背景。
1927年12月24日，圣诞之夜，卫立煌与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婚礼。朱韵珩是宋美龄的好朋友，两人都留学美国，有许多共同语言，书信来往常用英文，见面对话也常讲英语 。
1939年10月，朱韵珩病逝。1945年6月，韩权华与时任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的卫立煌在昆明结婚，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将军为证婚人。
韩权华1922年考入北大，以“校花”闻名。据西夷写于1947年的《记北大的初期女生》一文回忆，当时北大甲部（理预）女同学较少，乙部（文预）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据家里老人回忆：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
韩权华是天津人，与邓颖超是小学同学，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在邓颖超身边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由于陈诚在东北战场失利过多，蒋介石于1948年1月17日命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代主任，令其指挥国军与解放军作战。
但蒋介石未能挽回危局。
辽沈战役惨败后，蒋介石迁恕于卫立煌，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把卫立煌软禁于南京家中。
卫立煌深知蒋介石的意图，便秘密地在一个晚上化装脱身，带几个随从人员经上海到香港隐居。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时，卫立煌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他立刻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表示祝贺。
毛主席收到电报后也很高兴。他在百忙中及时回了电报，经华南分局转给卫立煌。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鱼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了干涉。1月18日，人民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
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
朱德欣喜异常，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接风洗尘，并邀请了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
4月25日下午，卫立煌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并派车来接。下午5时，毛主席与卫立煌热情握手。自1938年分手后，已有17年未见面了。
毛主席对卫立煌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新中国，卫立煌感到身心舒畅，共产党没有把他当外人，给了他相当的尊重和礼遇。他的住宅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画栋雕梁，有树有亭。
卫立煌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职，议政议军，视察访问，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用卫立煌自己的话说：“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毛主席对卫立煌多次宴请，卫立煌感慨道：“共产党的胸襟最让我们佩服，所以能团结全国人士，其成就之大，气魄之宏伟，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
此后，毛主席有一些重要问题还经常征求卫立煌的意见。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意讲了卫立煌：“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为统一祖国，海峡两岸在进行一些秘密接触。为此，1956年９月号的《人民画报》上，特意刊登了一幅毛主席与卫立煌在宴会上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同时发表了卫立煌写的《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
1958年5月1日，卫立煌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回家后感觉身体不适，后经医生诊断为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当即送医院抢救。其健康日见恶化，除心肌梗塞外又并发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去世，终年63岁。
张治中致了悼词，评价卫立煌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爱国军人”。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卫立煌与林伯渠、陈赓将军等安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