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分宜（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严嵩的父亲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严嵩考中乙丑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的十年中，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经八个月的艰辛，到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严嵩任总纂，是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皇帝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一日，严嵩在家中设宴，邀请夏言，夏言一开始答应了，但后来却辞不赴宴，严嵩久久没等到夏言后，亲自去了夏言府里，门卫却告诉他，夏言不在。严嵩对着满座宾客和发凉的酒菜，将请帖原文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表演完之后，不顾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他独自吃饭。从此，对夏言仇恨种子埋下。随后，严嵩溜须拍马，步步高升，得明世宗喜爱。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被提拔为礼部尚书。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明世宗沉迷道教。渐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是，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发喜欢严嵩而嫌弃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明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
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明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被赐“忠勤敏达”银印。而明世宗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无人能见世宗一面。
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称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明世宗包庇。
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两，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明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严嵩考中乙丑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的十年中，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经八个月的艰辛，到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严嵩任总纂，是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皇帝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一日，严嵩在家中设宴，邀请夏言，夏言一开始答应了，但后来却辞不赴宴，严嵩久久没等到夏言后，亲自去了夏言府里，门卫却告诉他，夏言不在。严嵩对着满座宾客和发凉的酒菜，将请帖原文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表演完之后，不顾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他独自吃饭。从此，对夏言仇恨种子埋下。随后，严嵩溜须拍马，步步高升，得明世宗喜爱。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被提拔为礼部尚书。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明世宗沉迷道教。渐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是，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发喜欢严嵩而嫌弃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明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
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明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被赐“忠勤敏达”银印。而明世宗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无人能见世宗一面。
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称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明世宗包庇。
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两，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明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