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是我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民族英雄，而过去一直把杀害岳飞的最大罪责算在秦桧等人的头上，为此秦桧等人在岳飞像前跪了几百年。但稍微熟悉一下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会知道秦桧绝无权力杀掉岳飞。秦桧被认为是南宋初期的权相，但实际上秦桧不过一介文官而已，并不掌握有兵权，既无兵权在手，又谈何能成为“权相”？
宋朝是承接的残唐五代，而残唐五代时期，武将当权，“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极不稳固。但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建立宋朝，以“杯酒释兵权”，收缴了武将的兵权。自此，防范“武将”便成为了宋朝的国策。故而，才“重文轻武”，而以“文官制度”来统驭武将。
“文官制度”是依附于皇权的，一旦脱离了皇权就势必成枯槁。从宋朝至明清，文官制度都已相当成熟。比如明朝的那些所谓的“权相”或“权阉”，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等等看似权势熏天，而一旦被皇权抛弃，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对秦桧而言，何尝不是如此，秦桧再恶，对宋高宗来说，也不过是匹夫之贼，防范秦桧至多备一把匕首即可。而藩镇武将则不同，即便让宋高宗躲进兵器库也不会足够的安全感。
秦桧“权相”的帽子，不过是宋高宗给的，秦桧跟岳飞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一人为相，一人为将），更没有杀掉岳飞的权力。而有权力杀掉岳飞的，只有宋高宗，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等人在给岳飞等人定案时，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给出的定案是：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
也就是说，秦桧等人还打算放岳云一条生路，可最终遭到了宋高宗的拒绝。那既然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最大凶手，那么为何在岳庙里却没有宋高宗的跪像？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在帝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缺乏制约，以致沦为一种流氓政治，而没人敢委罪给皇帝。先秦时期，还能有“民贵君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等主张与说法。而至秦始皇一并天下之后，这些主张却都成为了“大逆不道”之言，孟子就曾因其“大逆不道”之言，一度被朱元璋赶出了孔庙。
在帝制时代，皇权不对任何人负责，“忠君”却成为了臣子们的单方面道德要求。“君让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冤杀你都是一种恩赐（赐死）。还能指望皇帝给臣子下跪认错，能给予平反都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就别“得寸进尺”了。故而，既打不得“阎王”，只能找“小鬼”撒气。并且在以后的朝代，站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同样角度，也不会有皇帝把冤杀岳飞的罪责扣在宋高宗身上。
再则，尽管宋高宗在很多人看来，都不怎么样。但宋高宗还是有历史功绩的，毕竟还稳住了江南半壁，是一代“中兴之君”。客观上讲，宋高宗无愧于中兴之名，其历史成就更不容抹杀。故而，让一个有光辉形象的中兴之君去给冤杀的臣子下跪，不但有违于君臣的上下等级观念，而在民意上也很难被接受。
倘若南宋并没有守住江南半壁，宋高宗也跟后来的明·弘光帝一样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宋高宗就会被当成“伪主”，而民间与官方也都会彻底否定掉宋高宗。那么，宋高宗也就可能真的跪在岳飞面前了。
岳飞之死，在本质上与汉·韩信、彭越之死，明·傅友德、冯胜等人之死是一样的。都是皇权对功臣武将放心不下，而非君主的个人好恶所致。而后世之所以特别缅怀岳飞，同情岳飞之死，是因为华夏民族正处于被外族侵凌的深重泥沼之中，故每当华夏民族遭受外族侵凌，就会更加想起岳飞。经过八、九百年的历史沉淀，岳飞已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一种爱国的标识，早已超越了真实历史上的岳飞。
宋朝是承接的残唐五代，而残唐五代时期，武将当权，“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极不稳固。但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建立宋朝，以“杯酒释兵权”，收缴了武将的兵权。自此，防范“武将”便成为了宋朝的国策。故而，才“重文轻武”，而以“文官制度”来统驭武将。
“文官制度”是依附于皇权的，一旦脱离了皇权就势必成枯槁。从宋朝至明清，文官制度都已相当成熟。比如明朝的那些所谓的“权相”或“权阉”，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等等看似权势熏天，而一旦被皇权抛弃，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对秦桧而言，何尝不是如此，秦桧再恶，对宋高宗来说，也不过是匹夫之贼，防范秦桧至多备一把匕首即可。而藩镇武将则不同，即便让宋高宗躲进兵器库也不会足够的安全感。
秦桧“权相”的帽子，不过是宋高宗给的，秦桧跟岳飞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一人为相，一人为将），更没有杀掉岳飞的权力。而有权力杀掉岳飞的，只有宋高宗，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等人在给岳飞等人定案时，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给出的定案是：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
也就是说，秦桧等人还打算放岳云一条生路，可最终遭到了宋高宗的拒绝。那既然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最大凶手，那么为何在岳庙里却没有宋高宗的跪像？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在帝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缺乏制约，以致沦为一种流氓政治，而没人敢委罪给皇帝。先秦时期，还能有“民贵君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等主张与说法。而至秦始皇一并天下之后，这些主张却都成为了“大逆不道”之言，孟子就曾因其“大逆不道”之言，一度被朱元璋赶出了孔庙。
在帝制时代，皇权不对任何人负责，“忠君”却成为了臣子们的单方面道德要求。“君让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冤杀你都是一种恩赐（赐死）。还能指望皇帝给臣子下跪认错，能给予平反都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就别“得寸进尺”了。故而，既打不得“阎王”，只能找“小鬼”撒气。并且在以后的朝代，站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同样角度，也不会有皇帝把冤杀岳飞的罪责扣在宋高宗身上。
再则，尽管宋高宗在很多人看来，都不怎么样。但宋高宗还是有历史功绩的，毕竟还稳住了江南半壁，是一代“中兴之君”。客观上讲，宋高宗无愧于中兴之名，其历史成就更不容抹杀。故而，让一个有光辉形象的中兴之君去给冤杀的臣子下跪，不但有违于君臣的上下等级观念，而在民意上也很难被接受。
倘若南宋并没有守住江南半壁，宋高宗也跟后来的明·弘光帝一样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宋高宗就会被当成“伪主”，而民间与官方也都会彻底否定掉宋高宗。那么，宋高宗也就可能真的跪在岳飞面前了。
岳飞之死，在本质上与汉·韩信、彭越之死，明·傅友德、冯胜等人之死是一样的。都是皇权对功臣武将放心不下，而非君主的个人好恶所致。而后世之所以特别缅怀岳飞，同情岳飞之死，是因为华夏民族正处于被外族侵凌的深重泥沼之中，故每当华夏民族遭受外族侵凌，就会更加想起岳飞。经过八、九百年的历史沉淀，岳飞已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一种爱国的标识，早已超越了真实历史上的岳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