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向天下人表述自我反省、自我谴责，以求得百姓和上天谅解的诏书。罪己诏的起源比较早，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固定“仪式”，当国家出现比较严重的天灾、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帝王犯了重大失误等，一般都会发布罪己诏。
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帝王：商汤
罪己诏的雏形出现很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大禹和商朝的商汤，《左传》：“禹汤之罪己，其兴也勃焉。”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君王也不是神，勇于自我反省的也不在少数，口头承认自己的错误，反省德行和施政失误，就是罪己诏的最早雏形，严格意义上讲，它还算不上真正的“诏”。
汉文帝二年，出现了日食。日食在古代被视为重大灾异现象，太阳指代君王，所以，日食通常被认为是帝王德行有亏。刚刚即位一年的汉文帝，于是心情沉痛地颁布了一份诏书，承认自己德行不够，招致上天谴责：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诞生了!
汉文帝的这份罪己诏，几乎成了后世帝王的范本，甚至基本措辞方式都被沿用。首先承认个人失德，施政有误，导致天生灾异，百姓受苦，表达对祖上的忏悔、对臣僚的歉意和对百姓的悔过，最后公布新的改进方案，以求得生民与上天的原谅。
随着历史的演变，罪己诏从最初的帝王个人“检讨书”，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变成了一种统治工具。
罪己诏的三大功效
罪己诏的颁布一般在三种情形下使用，一是出现重大的灾异现象，二是政权遭遇重大危机，三是帝王施政出现重大失误。当然，后期为了某些特定目的，罪己诏变得有点畸形。
1.面对重大灾异，帝王的自我反省罪己诏
汉文帝的罪己诏就属于这种类型，也是罪己诏表现最活跃的形式。古人信天命，认为皇帝是替天牧民，当皇帝圣明时，就降祥瑞以示嘉奖，当皇帝出现失德情况，就会以天象示警。
所以，当出现流星、日食、地震、洪水、干旱、蝗灾等异常天象时，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皇帝是否有过。看起来皇帝也不好当，老百姓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的日子。
2.政权出现重大危机时，帝王通常颁布罪己诏以安抚人心
最典型的就是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他一生五次颁布罪己诏，希望通过个人的垂范，打动臣僚，重振国民士气。然而，就像一个天天写检查书的调皮孩子，写多了，别人就拿这事当玩笑，无论崇祯皇帝多么诚恳，听的人都不会放在心里。
3.帝王出现重大施政失误时，用于自我检讨，宣布政策调整
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最具代表性。汉武帝一生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把祖上三代人积累起来的财物，全部耗在了对匈作战，和大兴土木上。其结果就是，到汉武帝末年，全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天下流民四起，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随着巫蛊之祸血的教训，汉武帝平生第一次对自己深刻反思检讨，这才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政策，西汉帝国必将重走亡秦老路。《轮台罪己诏》就是对施政方针的一次全面纠偏，也向天下宣布了今后的调整方向。
罪己诏向政治秀的演变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功效外，罪己诏还有众多的其它表现形式，可以简单概括为皇帝的“政治秀”，是皇权统治的辅助工具。
比如，避重就轻式的罪己诏。触及皇帝本质问题的事件不谈，在一些鸡毛蒜皮的，或者司空见怪的事件上做文章。最常见的就是说灾异事件，所谓灾异就是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中国幅员广阔，每年出现点特殊天象或灾害不可避免，这东西说多了就见怪不怪，拿这个说事，看着态度诚恳，其实没人当回事。
再比如，故意夸大说辞，以“卖惨”的方式，换取“圣明”的形象。比如李世民，曾经在贞观二年发布罪己诏，请求上天把灾难加在自己头上，换取百姓的年年丰收。这种过于夸大的表现方式，给人一种皇帝爱民如子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政治作秀。
还有一种罪己诏，表达的是皇帝内心深处无法自拔的矛盾冲突。比如顺治皇帝，这位六岁登基，自幼母爱缺失的少年天子，是一位典型的叛逆皇帝，他一生都处于与母亲作对，与朝臣作对，与世俗作对，甚至与自己作对的痛苦中。在理智与叛逆交替的折磨中，一份份罪己诏，透露的是顺治帝个人内心的挣扎。
还有一种被人冒名的罪己诏，即别人冒充皇帝的名义，下发的罪己诏。一般情况下，是在皇帝驾崩后，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书，顺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就被人冒名过，在这二位皇帝驾崩后，顺治帝的生母孝庄，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分别以二帝的名义，发布过措辞严厉的罪己诏。
历史上最狠的一份罪己诏出自于崇祯皇帝，当李自成攻破皇城后，崇祯留下最后一份罪己诏，宣布了对自己最严厉的处罚：死刑!
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帝王：商汤
罪己诏的雏形出现很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大禹和商朝的商汤，《左传》：“禹汤之罪己，其兴也勃焉。”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君王也不是神，勇于自我反省的也不在少数，口头承认自己的错误，反省德行和施政失误，就是罪己诏的最早雏形，严格意义上讲，它还算不上真正的“诏”。
汉文帝二年，出现了日食。日食在古代被视为重大灾异现象，太阳指代君王，所以，日食通常被认为是帝王德行有亏。刚刚即位一年的汉文帝，于是心情沉痛地颁布了一份诏书，承认自己德行不够，招致上天谴责：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诞生了!
汉文帝的这份罪己诏，几乎成了后世帝王的范本，甚至基本措辞方式都被沿用。首先承认个人失德，施政有误，导致天生灾异，百姓受苦，表达对祖上的忏悔、对臣僚的歉意和对百姓的悔过，最后公布新的改进方案，以求得生民与上天的原谅。
随着历史的演变，罪己诏从最初的帝王个人“检讨书”，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变成了一种统治工具。
罪己诏的三大功效
罪己诏的颁布一般在三种情形下使用，一是出现重大的灾异现象，二是政权遭遇重大危机，三是帝王施政出现重大失误。当然，后期为了某些特定目的，罪己诏变得有点畸形。
1.面对重大灾异，帝王的自我反省罪己诏
汉文帝的罪己诏就属于这种类型，也是罪己诏表现最活跃的形式。古人信天命，认为皇帝是替天牧民，当皇帝圣明时，就降祥瑞以示嘉奖，当皇帝出现失德情况，就会以天象示警。
所以，当出现流星、日食、地震、洪水、干旱、蝗灾等异常天象时，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皇帝是否有过。看起来皇帝也不好当，老百姓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的日子。
2.政权出现重大危机时，帝王通常颁布罪己诏以安抚人心
最典型的就是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他一生五次颁布罪己诏，希望通过个人的垂范，打动臣僚，重振国民士气。然而，就像一个天天写检查书的调皮孩子，写多了，别人就拿这事当玩笑，无论崇祯皇帝多么诚恳，听的人都不会放在心里。
3.帝王出现重大施政失误时，用于自我检讨，宣布政策调整
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最具代表性。汉武帝一生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把祖上三代人积累起来的财物，全部耗在了对匈作战，和大兴土木上。其结果就是，到汉武帝末年，全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天下流民四起，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随着巫蛊之祸血的教训，汉武帝平生第一次对自己深刻反思检讨，这才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政策，西汉帝国必将重走亡秦老路。《轮台罪己诏》就是对施政方针的一次全面纠偏，也向天下宣布了今后的调整方向。
罪己诏向政治秀的演变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功效外，罪己诏还有众多的其它表现形式，可以简单概括为皇帝的“政治秀”，是皇权统治的辅助工具。
比如，避重就轻式的罪己诏。触及皇帝本质问题的事件不谈，在一些鸡毛蒜皮的，或者司空见怪的事件上做文章。最常见的就是说灾异事件，所谓灾异就是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中国幅员广阔，每年出现点特殊天象或灾害不可避免，这东西说多了就见怪不怪，拿这个说事，看着态度诚恳，其实没人当回事。
再比如，故意夸大说辞，以“卖惨”的方式，换取“圣明”的形象。比如李世民，曾经在贞观二年发布罪己诏，请求上天把灾难加在自己头上，换取百姓的年年丰收。这种过于夸大的表现方式，给人一种皇帝爱民如子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政治作秀。
还有一种罪己诏，表达的是皇帝内心深处无法自拔的矛盾冲突。比如顺治皇帝，这位六岁登基，自幼母爱缺失的少年天子，是一位典型的叛逆皇帝，他一生都处于与母亲作对，与朝臣作对，与世俗作对，甚至与自己作对的痛苦中。在理智与叛逆交替的折磨中，一份份罪己诏，透露的是顺治帝个人内心的挣扎。
还有一种被人冒名的罪己诏，即别人冒充皇帝的名义，下发的罪己诏。一般情况下，是在皇帝驾崩后，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书，顺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就被人冒名过，在这二位皇帝驾崩后，顺治帝的生母孝庄，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分别以二帝的名义，发布过措辞严厉的罪己诏。
历史上最狠的一份罪己诏出自于崇祯皇帝，当李自成攻破皇城后，崇祯留下最后一份罪己诏，宣布了对自己最严厉的处罚：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