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历史共同铸就的不可重现的传说_写作素材

— (liumeiling) 普通帖 (2023-07-19 17:59) —

神明是幻想与现实结合的产物，被某个时代的信仰和习俗不断放大，又逐渐在后世中辗转流传，愈加明晰，或者渐渐模糊。
庆忌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一个在特定朝代特定信仰中崛起的神明，又逐渐沉睡到历史的洪流之下。
时代变迁，我们遗忘的不是某个神明或者妖怪，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信仰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所诧异的，所惊奇的，当时只道是寻常。
01
/庆忌之名/
庆忌之名，多出现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期间，由来已久。
拆解来看，也是十分有意思。
庆，繁体作慶。在关于古文的研究中，闻一多认为慶与麐是一个字，即慶字其实只是麐的省文。“麐”下云:“牝麒也。”这是后人的附会 ,犹凤凰分为牝牡。麐就是麒麟，麒麟是古人崇拜的仁兽，神话中的图腾, 也是吉祥福瑞的象征。

再说忌字。忌有畏惧之义，凸显其作为神明的神通和异于常人之势。
将庆忌之名拆解来看，庆忌之名，既有象征祥瑞的的文化内涵，也蕴含着人们对于仁兽神明的敬畏崇拜之意。
02
/不仅仅是泽神庆忌/
世人谈及庆忌，第一印象便是《管子·水地》篇：
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生蟡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
由此庆忌作为涸泽之神，大多以这样的形象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
只在湖泽干涸数百年而山谷没有移位、水源没有断绝的情况下孕育出现的泽神庆忌，其外形与一般人无异，但矮小，身穿黄色衣衫，头戴黄冠，载黄车盖，仪仗服饰类似世间王侯，有明礼威仪之势。有神通，性喜乘马飞驰，能日行千里。

这一番描述，不免让人觉得，庆忌虽有神通，仪仗齐整，但奈何身形矮小，总觉少了几分寻常故事中某神“身长八尺”“面目威仪”的肃穆感。
那为什么这样的庆忌能够受到当世以勇武为尚的人们的推崇呢。
首先，就其出处而言，《管子·水地》是一篇论述水的专论，围绕“水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文章多运用了以水的自然特性来解释人的品德和社会现象的论辩。关于水，其中论述道：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
即水的特性是社会伦理中仁、正、义、卑的化身。故而在《水地》中，庆忌作为人们将许多奇异的自然现象与水联系起来，从而“幻化”出来的四位神灵之一，与龙、龟、蟡等并列，不仅继承了水的仁、正、义、卑的品格，还有着类似“为万物先，为福祸正”的说法。
由此，《水地》认为，庆忌及其他水之神灵不仅具有超凡的力量，还能预言或者左右人间福祸，其地位可谓不轻。
此外，庆忌头戴黄冠，作为齐地流传的神话，形象特征上与齐人礼制习俗趋同。好乘马疾驰，迅捷无比，日行千里则是当时以勇武为尚的社会中力量与速度的象征。
《晋书 ·舆服志》称:“ 或云 : 齐人见千岁涸泽之神 ,名曰庆忌,冠大冠 ,乘小车, 好疾驰 ,因象其冠而服焉。”
因而，从战国到西汉，在那个崇尚勇武的时代浪潮之中，在呼唤铁血英雄成批涌现的时代，仁、义、礼、勇多种品德兼具的泽神庆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信仰。不仅如此，人们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泽神庆忌一般传奇的所在，纷纷以庆忌为子孙命名，望子成龙的美好祈望，也寄托于庆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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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人神共名，要离刺庆忌/
春秋战国至西汉崇尚勇武的风气，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庆忌为名的人。人神共名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成为一种现世追求与渴求虚幻神异的奇妙结合。由此，瑰丽的幻想走入凡间，与俗世的故事传奇结合在一起，交融着，继续编织属于庆忌之名的传说。
其一，是我们最熟悉的“要离之刺庆忌也 , 仓鹰击于殿上”（《战国策·魏策四》）中的“要离刺庆忌”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王子庆忌为吴王僚之子，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以“庆忌”为名的人。
笔者看来，要离刺庆忌，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如果一一对号入座，甚至可以认为故事的两个主角几乎是用各自的生命共同诠释了“庆忌”的要义。
要离的出场，正是专诸刺王僚之后，王僚之子庆忌逃出吴国立于诸侯之间仍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吴王阖闾正欲根除其之际，要离正是除去庆忌这一行动的关键人物。
为什么不大举出兵，而是要以“刺”达到这一目的呢？
庆忌其人，阖闾几次重兵围困都被他逃脱。吴王于他有这样一段描述： “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 ,而不能及 ;射之矢, 左右满把,而不能中。” 王子庆忌其人的形象，在这里已初具轮廓：他擅长疾奔, 速度极快, 六马驾的车都不能追赶上他；武艺高强,，用箭不但射不中他, 还被他左右手各接了满把的箭。
王子庆忌的形象与同名的泽神庆忌有许多相似之处，王子庆忌行动迅捷，速度奇快，而庆忌的特性中，日行千里的神异最广为人知。因而，王子庆忌的勇猛和迅捷使世人将他与泽神庆忌的影子交叠在了一起。
《吴越春秋》记载：“庆忌之勇，世所闻也。”
要离要刺杀的便是这样一个人。
而要离其人，身份低微，其貌不扬，“身高不足五尺。腰围只有一束，犹如草人，迎风则伏”。他因逼杀当世神勇之人——椒丘祈而名声大噪，但即便如此，其与庆忌之间的差距也太过悬殊，刺杀之事若要成，考验的是他的勇气、智谋、与忍耐。
于是，要离与吴王商议，甘愿受辱，于朝堂满朝文武之下决裂，自愿杀其妻、子，再断一臂。之后，逃出监狱，投奔庆忌，以求取得庆忌的信任。
谋成后，引兵南向途中，要离与庆忌共乘一船，要离力量薄弱，观其不备，趁着风势将短戟刺入了庆忌的心窝。庆忌乃血勇之人，即刻倒提要离，沉溺水中三次未果，末了竟将要离放在膝上，释然笑道：“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行刺我！”
左右卫兵举刀朝欲杀要离，庆忌却摇着手说：“这是天下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两个天下勇士呢?”又说：“还是放他回国，成全他吧!”说完庆忌便倒地而亡。

当时的局势，吴国百姓安居乐业，国势蒸蒸日上，庆忌的存在已然是吴国的拖累。要离刺杀庆忌后若是不死，自可回国论功行赏。
他却道：“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
感于成功刺杀庆忌后的悔悟，以“杀妻弃子”以及“为故主杀新主”的不仁、不义、不忠甘愿自绝而死。
这个故事之所以在千百年后，仍旧令人印象深刻，其原因有四：
其一，这个故事处于时代更迭的中心，其走向在后世仍有其研究价值；其二，庆忌的勇武在世人看来犹如泽神庆忌，令人畏惧和难以企及；其三，要离抛妻弃子，自断一臂，以积弱之势，智杀庆忌，其行事作风在不同立场上收到的褒贬不一；其四，结局出人意料，即便要离以一种当世认为“不义”的方式刺杀了庆忌，王子庆忌却以一日不杀两位英雄的名义保下了要离性命；其五，再度反转，要离感于王子庆忌之死，亦自绝而亡。
历史之事只是史书上寥寥几笔，其间究竟如何辗转蹉跎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只是远远看见，有一位名作庆忌之人，有泽神庆忌的迅捷勇猛之能，有释然大义之仁。而他的对手，以一种绝决的姿态靠近，亦以一种了悟的姿态死去。
而历史，于他们两人身后转折，倒是叫人觉得，泽神庆忌之说中，左右人间祸福，或许并不是一句妄言。
其二，至西汉，史书有记载的五位庆忌之中，最著名的是汉代名将辛庆忌。
其父辛武贤是汉代著名的将军，故而辛庆忌出身武将世家，“庆忌”之名寄托着父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心愿和期待。

后世记载，《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称辛庆忌其人“质行正直，仁勇得众心，通于兵事,，明略威重，任国柱石” ，亦不算辜负“庆忌”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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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庆忌的消弭/
庆忌的超凡地位不仅体现在其名字寓意之中，庆忌“孕育出现”的年代本身亦成就了庆忌本身在当时的深刻影响力。神话与现实交织，在当时的时代，令庆忌之名历久弥新。
有趣的是，西汉之后，以庆忌为人名的现象却在正史之中戛然而止。
一方面，其后历代王朝所建立的武功，除元朝以外，其他朝代无法与西汉相比，崇尚勇武的风气也逐渐式微；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上古神话中庆忌的传说逐渐生疏。
庆忌之名不再见于正史，终究是意味着，属于它的独有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泽神庆忌，在远离其特有的时代之后，再次沉眠于历史的洪流之下。
正如《管子·水地》篇所说。
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生蟡与庆忌。

“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
端午最初作端五。
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中“端午”条引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骛角黍。（最早的粽子）”

《艺文类聚》卷四引《风土记》仍作“端五”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
古人忌重，五月五日重五，被视为不吉。
又避“端五”忌讳称之为“端午”。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
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
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
一言以蔽之，民间之五月五，称“恶月”。
易疫病丛生，邪祟作怪。
大不吉。
故事便发生在某一年的五月五。

历史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关系？
作为历史学巨著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对于上古的历史，特别是三皇五帝，也运用了相当多的诸如此类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可见神话也并非一无是处，也并不光是“忽悠人的”，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和图腾，它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怎么说呢，浩瀚的神话与传说，它们不仅蕴藏了上古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华夏精神的发源地，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宝藏。司马迁通过自己的精挑细选，独具匠心的对这些神话和传说进行整合与取舍，并将其进行了历史化、文学化的描述，使之自然的融入到《史记》中，不仅补全了上古历史，也为《史记》成为历史性和文学性兼具的史传文学名著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先谈谈神话吧，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盘古来天地、夸父逐日乃至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的传说和神话，但是这些都是民族的精神寄托，是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所编的一些故事，也许后来传着越来越玄乎，才有了后面的传说乃至神话故事，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举之不尽。比如远古的时候，当我们的先民生活在大自然天天用到火却不知道火的产生，利用了文字记录又疑惑文字的起源，当然以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来说，人们是不可能知道火具体是怎么产生的，文字是怎么起源的。但是人们对这方面又要有一个解释，于是后面就有了比如燧人氏钻木取火和仓颉造字的故事！总而言之，神话不仅至少产生于先民的“无知”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也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征服自然的愿望。

相较于神话那样，传说就是有相对的历史依据的。顾名思义，传说就是经过人们代代以口相传所传下来的一些故事，也是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对过去事迹的记述或某种说法，它是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人们要对历史做纪录只能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传说似乎就没有神话那样玄乎了，它不像神话以鬼神为主角，而是以人为主角。比如中国最早的历史王朝——夏朝，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现在已经识别出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并非最早的文字），所以有关夏朝的历史事件在没有考古发现之时，都是经过口口相传的传说而流传下来的，等到被证实，它就可以成为历史。

总而言之，神话的产生比传说要早。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则。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自然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与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不朽源泉，对后世影响深远。

神话和历史是否存在界限？
在中国上古世代三皇五帝时期，社会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人们生产力低下，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略，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并且持续时间达几百年之久。

由于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文化历史和他们总结的经验就只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传播比如、舞蹈、民歌、神话故事，这些方式在当时无疑是最好的传播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的应用逐渐替代了以前的方式，但是神话传说由于他的趣味性便于传播的特性一直就流传到现在。
神话和历史是存在界限的那就是文字，有了文字就可以清晰记载人和事，从此以后神话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并没有绝迹，在一些文化不发达地区人们还是喜欢用传说来讲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人或事。
黄帝大战蚩尤就是当时的俩大部落联盟之间的对决，最终以黄帝炎帝一方获胜。
过去的遥远历史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多数与神话传说相流传
一方面是流传过程中逐渐变形，和神话传说结合或者取代，另一方面是记录历史人员也同时兼备着巫职，所以在遥远过去的厉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之书上还有黄神刑蚩尤的故事，蚩尤是人类的王黄神的手下背叛，黄神被刑
过去的人们认为一切都起源于“天”。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除自身仍然迷信，敬畏天道外，还出于其统治的需要，将“刑”的本源，强加于天，使刑法神秘化、权威化，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刑事镇压，说成是履行“天”的意志。
一方面撰写历史的人也是负责祀祭的人这样子借机掌握知识控制祭祀撰写史书，对于政权又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就会把各种制度通过神话神圣化，也会通过神话把过去历史上人的行为神圣化，比如说在商朝一个君主的治理好坏，跟尊敬神成正比，如果他是暴君是因为他不敬神，这其实也是种话语权，当祭司有很大权利的时候，神权和世俗王权总是会有一定的矛盾，而儒原意就是祭祀中负责礼仪的人，这种话语权也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会出现很多神话中不敬神被惩罚，或者是不敬祭司被惩罚的事情。
比如共公原来是舜的臣子，大禹即位后就取缔了他的位置，这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事件，神化中就有共工叛反被击败，最终只剩十四骑被追至不周山，怒而以头触之。
到了中近古时期有着详细的历史记载程序，专业的工作人员，越是完备神话的色彩越是淡溥
一方面是古代祀祭控制话语权，为了让各种事件制度和深化采用了神话的故事，另一方面为了话语权也造就了一些神话的故事，接着就是历史久远没有明确记载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被神化
当历史变成传说，当传说变成神话
说点感想，印加帝国结绳记事，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亲眼看到并留在文字作为证据，那等其帝国灭亡了，再过几百年上千年后，印加帝国是否存在以及他们的历史估计要成为不解之谜了。
不要忘记，蒙古被成吉思汗统一前都是没有文字的。而如果成吉思汗没有周边文明可以学习，创造文字，有人用文字记录他的历史，他前半生的传奇，类似王罕这样的枭雄和札木合这样的传奇，谁还会记得？
考古学资料表明，恰恰在此期，作为该集团权力中心的陶寺聚落充斥着暴力的迹象：
原来的宫殿区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头骨多被砍切；数十个个体的散乱人骨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大沟的底部一具30多岁的女性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阴部竟被插入一根牛角。
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发掘者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体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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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动乱又是如何发展酝酿和发生的？那些死去的人们是罪有应得还是无辜而死？曾经高高在上，他们是否意识到危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又是怎样失败的？我们永远不会知晓了。
就目前来说，个人感觉二里头是夏的可能很大，而商灭夏后曾经原地统治过一段时间其实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当然，没有证据。
其实看许宏先生的研究，总觉得十分感慨，那是华夏先民的开始，那是华夏文明的开始，从万邦林立到二里头一家独大，中间想必也是各种故事层出不穷，各种传奇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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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
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
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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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文字，这些历史记录下来会是如何的精彩？可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无数的精彩，先民的故事，都湮灭在岁月之中。
当历史变成传说，当传说变成神话，当神话都已经斑驳点点，当时间的沙尘湮没一切，只剩下一些名字和模糊不清的故事，依旧在岁月的长河中传播……

“神话 ”被考古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被改写！
提起中国，人们总会说“上下五千年”，但多少年来总有人要抹杀华夏文明的历史悠久只把它当“神话”说。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有5000年之久？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在2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有关情况。他表示,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就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它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经历了预研究等数个阶段的工作后,于2016年完成第4期结项。

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在发布会上说:“探源工程实施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遗址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下来的历史。”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同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工作还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
黄帝究竟只是一个神话传说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历朝历代都有公祭黄帝的活动。清明公祭黄帝活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盛事，此活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华儿女对黄帝的缅怀之情，旨在新睦九族，和合万邦，消弭战祸，趋于大同。
那么，黄帝是历史上确有其人，还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呢？也即黄帝的神格和人格的定位问题。
一方面，黄帝显然不像希腊神话中宙斯、奥丁、奥西里斯这些神话人物，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就是“神”，没有任何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可言。黄帝则不然，他不但长期作为历史人物存在，而且作为汉民族的先祖，占有崇高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看，黄帝又与上述的那些神话人物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黄帝和上述那些神话人物一样，都是英雄时代的产物，也是祖先崇拜时代的产物。正如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所说：与祖先崇拜相适应，出现了大量关于英雄祖先的神话传说。其特点是：认为当时各氏族和部落集团都分别出自一个想象中的神话式的男性先祖……黄帝被认为是北方一些氏族的祖先。他协助炎帝在涿鹿打败了蚩尤。后又在阪泉战胜了炎帝，统一了相当广阔的地区。这个传说反映了许多大的部落彼此斗争又相互融合，最后形成华夏族的复杂过程。

至于如何看待黄帝这个具体人物的真实性，黄帝并非像宙斯那样是一个没有历史依据的由自然神发展来的神，而是一位真实的华夏集团中能干的酋长，后来被神化和道德化。人类学的资料表明，部落中的酋长和部落中的大巫师是合二为一的。所谓“能干”，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必须身体强健，在战斗中能率领大家冲锋陷阵；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精通法术，能够“呼风唤雨”。在当时，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在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这显然是双方的酋长都在施法术。
上面的分析着重于黄帝作为历史人物和黄帝传说中的内涵。作为历史人物他已经是一个综合体。因为像立百官，制典章，造宫室，作衣裳，制舟车，定律历等，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多人的创造实践才能日臻完善。在这里把这一切物质文化创造都归于黄帝，显然这里黄帝是一个符号，是一个综合体。
我们可以对黄帝的身份做这样的归纳：黄帝是一位集最高神、雷电之神、英雄祖先、文化英雄于一身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中包含了从父系公社出现，经过部落之间斗争，到华夏民族逐步形成的漫长过程，在黄帝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和信仰。
神话可能才是历史
苏美尔王表，就是上图这个石头。它是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上面都是使用楔形文字书写的

苏美王表也可以叫苏美尔古代君主名录，因为它主要就是列举了苏美尔文明古代君主的名字和他们统治的时间。
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表格，在考古学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吵得不可开交。
苏美尔王表超古代君王
第一位王，阿卢利姆，他在位8 sars 也就是28,800 年。解释一下，“sar”是苏美尔文明的纪年单位，一个“sar”是3600年。
第二位王，阿拉尔加，他在位10 sars ，36,000 年。
第三位王，恩门卢安纳，他在位12 sars ，43,200 年。
第四位王，恩门加兰纳，他在位8 sars ，28,800 年。
第五位王，杜姆齐德，他在位10 sars ，36,000 年。
第六位王，恩西帕齐丹纳，他在位8 sars ，28,800 年。
第七位王，恩门杜兰纳，他在位5 sars 又 5 ners ，21,000 年。ners 是600年。
第八位王，乌巴拉图，他在位5 sars 又 1 ner ，18,600 年。
这八位国王加起来，一共统治了24万多年，那么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期讲过的——大洪水。
苏美尔王表最可怕的地方1
一个王在位三万年，四万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表格可能是瞎编的吧，就像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一样。
但是，苏美王表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大洪水之后的记载中，列表就渐渐和历史对应上了。到了考古学家能够证实的范围，就变得异常的精准。
而且，苏美王朝后面是巴比伦王朝，巴比伦王朝后面是亚述王朝。这三段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而且，巴比伦王朝和亚述王朝的王表都是可以考证的，没有问题的。
苏美尔王表最可怕的地方2
王表不是仅仅只有一份，在苏美文明遗迹里现在一共发现了27份，上面记载的内容，都是一致的。这仿佛就是真实的历史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超古代王朝是怎么回事？仿佛胡编乱造的一样。

目前，考古学家能考证得最早的一位王叫吉尔伽美什，但是并不确定他在位多少年，但是王表上有纪录，这位国王在位126年。
在位126年，在现在的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人家苏美文明给出了解释，苏美尔史书里面给出了解释，说这个国王吉尔伽美什，是神和人的后代。拥有神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再来看，他在位126年，似乎也就有了解释。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如果苏美文明的超古代君王，真的在位数万年，那么就证明了，神话就是历史。话又说回来了，什么是神话，顾名思义，神的故事就叫神话。假如说有一天，科技足够发达了，人类破解了自身基因的秘密，解除了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那么人类是不是就可以靠科技活很久。真到了那么一天，过去的人是不是也把我们看做是神。
我们现在的版图，陆域超过960万平方公里，水域超过300万平方公里，北到漠河，东到乌苏里江，西到帕米尔高原，南到曾母暗沙，境内有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等几大流域，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几大山系。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文明多点起源，不断融合、最终发展演变成为伟大的中华文明！

一、五帝三皇神圣事
在文字文明出现之前，人类对生产生活的经验、先人的事迹都是口口相传，在传播过程中，各民族的历史往往人物不清，顺序不清，事件不清，并杂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在里面，这些都是后人的追记，把诸多人的事迹或集体行为归为一人的结果，是上古时代一个个片段无序流传的结果，是上古时期留给我们的一个个印记,是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格化。
我中华民族提及上古时代，必及三皇五帝。最早有三皇五帝记载的是《周礼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大量史书典籍也多有三皇五帝的记载，暂略引一二。《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风俗通义》引《礼纬含文嘉》云：“遂人以火纪，火大阳，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白虎通》则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并有先天天皇、地皇、人皇。五帝之名，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曰黄帝、颛顼、喾、尧、舜；《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颛顼、喾、尧、舜，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在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的甲骨文，商代中期以后才有较为确切的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都是传说。四方之志已是泛指，三皇五帝也并非实指。商周（西周）的典籍对五帝及五帝之后时期的历史有所记载，虽然其中包括一些传说在里面，但毕竟年代较近，至少还有些影子，而三皇事迹完全是在春秋战国秦汉之后见之于书。《经学通论·诗经》云“周礼一书，与诸经本不相通，后人信之，反乱经义，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礼太卜，有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后人不求明易，而争论连山归藏，于是有伪连山归藏，孔子所定之书，尚书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书，后人不求明书，而争论三皇五帝之书，于是有伪三坟书，孔子所定之诗，风雅颂是也，周礼有武比兴豳雅颂，后人不求明诗，而争论赋比兴豳雅颂”。可见三皇是后人为了附会典籍而作，其目的也大多是托古言事。
司马迁修史时，认为有一部分的传说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而摒弃不要，所以《史记》只记五帝，未及三皇以及三皇之前，力求史书记录明确，然而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史书里仍然有很多“不雅驯”的地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其实三皇五帝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程稚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才为天、地、人，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以六代替五，是指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中华民族把参通天地人大道、具有仁义礼智信美好品格、精通六经知识的人塑造为“三皇五帝”，将其作为上古时期的领袖，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人民勤劳勇敢，民风淳朴,行仁义懂礼貌讲诚信，具有完备的技能。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造就时势，在我们民族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否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错误的，否认优秀人物的创造性同样是错误的，三皇五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塑造的理想化身，是民族精英的代表，我们是文明的民族！
但就是这些“不雅驯”、“难言之”的神话传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们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一步一步摸索，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早期际遇。我国虽然上古时期的遗址众多，但由于考古未能发现能准确代表三皇五帝时期至夏代的遗址，西方并不承认我们夏代以前的文明。西方认定盲人荷马的诗歌《伊利亚特》和《奥赛德》为史书，却不承认我们中华史书的严谨记录，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中华文明不需要他人的承认，无论他人是否承认，我们的文明都在这里，传承千年而不断！

二、人猿相揖别
早更新世时期（250万年前至73万年前），气候变冷，我国此时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有距今240万年至200万年前的人字洞遗址（安徽芜湖），在这里发现了人类使用的自然石；距今215万年至187万年前的龙骨坡遗址（四川巫山），在这里发现了人工制造的石器。简单的工具并不能严格的把人类同动物区分开，今天还能看到一些动物会使用简单的自然工具，甚至黑猩猩还会制造极其简单的工具。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继续缓慢的发展。“古者民不知衣服”，“未有麻丝，衣其羽皮”，“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原始人过着茹毛饮血衣不遮体的生活。“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火是人类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掌握的，人们归集于燧人氏。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山西芮城），发现了石制品32件和烧骨、有砍痕的鹿角，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其他的还有170万年至16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云南元谋）、110万年前的蓝田人遗址（陕西蓝田）和匼河遗址（山西芮城）等，都发现了使用火的痕迹。火用于烤熟食物（此时没有陶器，还不能烹饪），还可以照明、取暖、驱赶野兽，人类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掌握，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第一次实践。火的掌握，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而最终把人与动物分开，火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更新世（73万年前至约12-13万年前），气候继续变冷，全球冰量增加，海平面下降。但是在中更新世最温暖的时候，亚热带森林最北界限达到黄河中下游。此时我国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有12万年前丁村遗址（山西襄汾）、10万年前许家窑人遗址（山西阳高）等。此时我国地理大约以黄河中下游为分界线，北部以石片石器为主，南部以砾石石器为主，这也反应了北部食物多依赖动物，南部食物多依赖植物的根茎和果实。
晚更新世（12-13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气候继续变冷，此时我国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亚热带森林南移，片石石器与砾石石器的分界线逐步南移至南岭一带，人类的采摘对象除了植物的果实类和根茎类，还有坚果。在下川遗址（山西沁水）和白莲洞遗址（广西柳城）出土了磨制坚果的石器以及烹饪的陶器，此时的文化遗址还有山顶洞遗址（北京）、虎头梁遗址（河北阳原）、小孤山遗址（辽宁海城）、阎家岗遗址（黑龙江哈尔滨）、福林遗址（四川省汉源县）、张二塘遗址（重庆市铜梁县）、猫猫洞遗址（贵州省兴义市）等。
在这百万年的岁月里，仅仅有食物还不能保证人类生存下来，伤病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上古人类生存环境恶劣，“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在自然界，熊会在伤口涂抹松脂，以免伤口感染化脓；猩猩牙龈发炎，会在患处涂上湿泥土，待炎症消了以后把坏牙拔掉；獾发现得了皮肤病，便会去洗温泉澡；猴子患了痢疾，会去啃食金鸡纳树皮；野猪患了肠胃病，自寻青草爵吃，以便吐出积食；狼消化不良，便去吃荨麻叶。人类也是动物界中的一员，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人类是否自带一定范围的先天属性，但是百万年的狩猎，我们的祖先逐渐熟悉了动物的生活习惯和治疗本能，动物医学给他们启示，他们便去亲自尝试，百万年的采摘，我们的祖先逐渐积累了植物的特性和功效，渐渐地，原始中医诞生了，中医起源的具体时代尚待考证，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中医起源于“尝”。人们在传承中把这伟大的功绩归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不知道“神农”如何解毒的，但“神农”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百万年来前仆后继的探索者，他们用生命探索了中医中药，为保障我们民族抵御疾病、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对比爆发黑死病的中世纪欧洲和瘟疫入侵下的拉美，我们要感谢以神农氏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医药者，一直守护着我们民族走进现代，并继续在治病救人的道路上发挥重大作用。

三、传说中的史前大洪水
世界各民族的早期传说都有一场大洪水，西方就有诺亚方舟的传说，我国也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在人类早期，人们居住在距离河流较近的地区，或是降水增多河流泛滥，或是冰川期冷暖影响，亦或其他原因，发生过无数次洪水。在早期，人类生存以采摘渔猎为主时，洪水来临，迁往远处、高处，洪水退却再返回，或者另寻他地，对洪水不会留下太多印象。在农业产生后，洪水的破坏力变大了，庄稼长在地里是带不走的，迁址之后重新耕种土地又何其艰辛，所以大洪水给上古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地质研究，我国确实发生过大洪水。人类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尚未完整地经历过一个地质周期，对地球地质的研究还在探索，此次大洪水发生时尚无文字，其成因并不清楚。
晚更新世以来，地球发生过磁极漂移事件，大致时间为11.8-11.4万年前、8.4-6.5万年前、5.9-5.7万年前、4.1-3.7万年前、3.5-3.2万年前、3.19-3.11万年前、2.31-2.25万年前、1.76-1.74万年前、1.51-1.43万年前、1.16-0.96万年前，目前的科学研究对于磁极漂移会带来什么结果尚不明确，与大洪水是否有关、有何关联也不明确。“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先天八卦向后天八卦的演变或许又多了一个不成熟的解释。
我国东部地区曾先后三次发生海侵，分别是10-7万年前，持续约2.5万年，4-2.5万年，持续约1.5万年，1.5-1.2万年前，持续约3千年，但这三次海侵的过程尚不明确，海侵的过程如果较为缓慢，人类尚有时间避难，海侵的过程如果较为迅速，对人类而言就是严重的灾难了。
华北地区也发生过河流泛滥，“末次冰期结束后，气候转型时期雨量增多，……必然伴随着洪水与河流的泛滥，……河流泛滥决口最多的时期大致在8000-4000aB.P.”。
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一次的大洪水终究是发生了。“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这个时间阶段正是农业文明出现、人类文明的大发展时期，大洪水摧毁了农业系统，许多先民因此丧命。同样面对大洪水，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躲进诺亚方舟祈求上帝的怜悯，而是努力与洪水抗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我们的祖先最终战胜了这次大洪水，我们是伟大的民族！

四、农业的产生与发展
更新世之后是距今约1万年前的全新世。全新世时期，气候向着我们今天的气候条件演化。在全新世初期，气候曾短暂恶化，猛犸象、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灭亡了，果实类、根茎类的植物生长受到很大限制。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寻找更多的食物来源。“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为了生存，人们采摘树木的坚果，狩猎小型动物，捕捞鱼类贝类，试着栽培野生稻，原始农业逐渐产生，后人把农业的产生这个伟大功绩归于神农氏。“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耜、耒都是木制柄结合石器的农耕器具，神农氏“人身牛首”，这应该是当时牛尚未完全驯化，以神农氏为代表的华夏先民带着牛角形的器具给牛做示范，一边驯化牛，一边拉着未驯化的牛耕地。我们伟大的祖先，生活何其艰辛！
黄河流域的农业以粟、黍为主。在南庄头遗址（河北徐水），考古学家发现了磨盘、磨棒，并发现了88处贮藏粟的痕迹，说明已经是成熟的农业社会了。根据裴李岗墓葬考古发现，男性的陪葬品包括石铲等，女性的陪葬品包括磨盘、磨棒等，说明此时男女分工已经出现，男性以耕田、土木作业为主，女性以磨制为主。后李遗址（山东淄博）和北辛遗址（山东滕州）出土了磨盘、磨棒和石铲。磁山遗址（河北武安）、裴李岗遗址（河南新郑）、大地湾遗址（甘肃秦安）都发现了碳化粟、碳化黍，龙山遗址（山东龙山）发现了碳化小麦。
长江流域的农业以稻为主。在玉蟾台遗址（湖南道县）发现了碳化米，专家学者认为此碳化米为野生稻，在彭头山遗址（湖南澧县）发现了碳化稻，此稻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还有争议，但是贾湖遗址（河南舞阳）、河姆渡遗址（浙江余姚）发现的碳化米均确定是栽培稻。在城头山遗址（湖南澧县）还发现了水田。草鞋山遗址（江苏吴山），不仅有水田，并在水田边建造有灌溉用的水沟、蓄水池水井，在良渚文化时期还发现了“千篰”、破土器和耘田器等新型石器。在农耕发展的同时，家畜的饲养也逐渐发展，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骨中，家畜占比飞跃提升。
农耕是一场伟大的变革，为我们民族提供了稳定高效的食物来源，人们逐渐转变为定居生活，定居生活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育儿环境，为人口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条件，而人口的增长，又为社会的分工、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从此，土地逐渐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我们中国人故土难离，割舍不掉对土地的执着就是源于此。

五、社会化发展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为了生存以及抵抗自然，人们必须结成群体，形成了血缘家庭。在家庭内部，人们实行着群婚制，所有的男女都互为夫妻，孩子的亲生父亲无法确定，因此，一切子女无论亲生还是非亲生都被同等看待，女性成为家庭的核心，人类社会处于母系社会。根据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墓葬数量在此阶段逐渐增加，女性陪葬的陶器多于男性。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期二期的考古也发现女性墓葬较多，女性墓葬的随葬品较多。这些都是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证明。
因为血缘家庭是近亲繁殖，其后代缺陷较多，限制了家庭的发展，群婚制逐渐发展到了普那路亚家庭阶段，进而导致了氏族的产生，氏族的发展又导致了部落的产生。我们的姓也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姓字左女右生，也表明了女性在血缘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姜、姒、姬、姚、妫等都是此时产生的古老的姓。这个时代，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就有了践足而孕或吞卵而孕的传说。“太皞庖犧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禹为姒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名弃。其母……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
考古学家对半坡文化时期的姜寨遗址进行了复原，其前期两组房屋列状分布呈现半族两分现象，每一列房屋还存在进一步两分的趋势。姜寨遗址在中期演变为四分群体，每一群体均有一屋处于核心，其他房屋呈圆心分布，形成了部落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发展到了一男一女或长或短时期内组成配偶的对偶制家庭。半坡时期的八里岗遗址（河南邓州）、大河村遗址（河南郑州）、下王岗遗址都出现了连排的房屋，从遗物的角度看，一间房屋是一对男女结成的夫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越来越多，私有制逐渐产生，阶层开始分化。大汶口遗址早期的墓葬构造除了土圹墓，还有木棺墓、木橔墓，到了中后期，阶层的差别更加明显。崧泽文化遗址三期的墓葬之间随葬品差距扩大，但同一墓葬中男女的随葬品数量基本无差异。湖南安乡的划城岗墓葬（大溪文化末期至屈家岭文化阶段）墓葬分为南北两区，南北两区随葬品多寡出现分化，南北两区内部也出现分化。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后期随葬品多寡悬殊，群体内血缘关系单位发生阶层分化。史家墓葬的未婚者男女比例没有差别，已婚的成年墓葬男女比例以男性居多，合葬墓男左女右的位置基本固定，男性的随葬品也略多于女性，父系血缘家族为单位社会差别逐渐深化。

六、王权的产生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城垣，城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如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河南新密的古城寨遗址、辉县孟庄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郾城昊家台遗址。在城垣遗址周围，还分布着大量规模较小的聚落。山东地区城址遗址案规模可分为三个等级，中心位置的大遗址，位于周边的卫星城式的中等规模遗址，更加外围散落的没有城垣的聚落，三者分布程金字塔式阶层构造。
城垣的出现，说明部落或部落联盟间的冲突加剧，部落的军事力量日益重要，此时的文化遗址也多有体现，其中最典型的是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的墓群由700余座墓葬构成，按规模分为有大型墓葬9座、中型墓葬80座，小型墓葬610座，随葬品数量多少同同墓葬规模打下成正比关系，并按是否包括鼍鼓和石磬这两种乐器分为甲乙两种墓葬。大型甲种墓葬与大型乙种墓葬分别建造在墓地内的不同地点，分布具有固定性和规则性，大型甲种墓葬葬主均为男性，说明世袭的父系血缘社会关系较为稳定。祭祀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活动，“以通神明之德”，大型甲种墓的随葬品包括了玉钺等物品，说明墓主拥有军事权和祭祀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权的萌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鬼神幻境] 神话与历史共同铸就的不可重现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