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对齐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鲁国的支持。对于鲁国来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削弱齐国的机会的。现在看来，唯一能够阻止楚人称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了。认可宋襄公“仁义”之风，并让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认为晋国之所以对宋国施以援手，是因为齐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中曾经受到过宋襄公的礼遇(当时泓水之战刚结束后不久)，所以才在刚登上君位后就帮助宋国对抗楚国。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实际上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感性了，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每作出一项决定都不会简单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国也曾经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否则重耳也不会对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诺。其实晋文公当时作出这种承诺，就已经在表明，晋楚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不失原则的承诺，比之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诺(割让河西之地)，的确显得更有远见。
正如楚国采取了“围宋救郑”的战术一样，晋国也没有直接对宋国施与救援，而是对楚国在河济平原中的盟友——卫国发起了攻击。在攻击卫国得手之后，旋即向南，越过济水，解决掉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晋楚两国最后的决战之处应该是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了。
不过晋文公最后还是将决战的地点选择在了河济平原的中心一个叫“城濮”的地方。在春秋之时，河、济两水之间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河流，叫作濮水，而“城濮”的位置，正是在濮水之南。
实际上濮水更象是济水的一条支流，而后来的历史中，濮水的部分河道，也的确被看作是济水的一个分支——北济水的一部分，而我们在春秋之时所认定的济水被称之为“南济水”。由于黄河与济水在历史当中都曾经多次变道，要想具体弄清，这两条河流在每一个时期的干流是什么流向，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我们来说，大致知晓它们的方位就行了。
简单来说，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是位于濮水之北，河水之南(春秋时期的河道)，水北为阳，濮阳之名也因此而来;而山东的菏泽市则是位于濮水之南，济水之北(南济水)。而二水在将至泰沂山脉时，共同形成了大野泽。
晋文公选择从济水之南的曹国(现山东定陶一带)，退至濮水之南的“城濮”(现山东湮城县临濮镇)。表面上看，是为了遵守当年对楚王所作出的“退避三舍”的承诺(一舍为三十里，汉以前，一里约为415.8米。三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华里)。而实际上，晋军的这种后撤，一是为了避楚军的锋芒;二是为了与前来支援的秦、齐两军会合。
齐国与晋国联手对抗楚国很好理解，因为在晋军到来之前，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谷邑，正遭受楚军的攻击。而秦军之所以和晋军结盟共图中原，则是秦穆公一直所希望的。当然，后来在秦国自觉有机会独自在中原打出一片天地时，秦晋之好还是变成了秦晋争霸，这种变化在下一节“崤之战”中会有详细的解读。
如果仔细测量曹国与城濮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止75华里，大约在120华里左右。不过所谓三舍之数，本来也不必太过细究。多退一点，反而更显得晋文公是个守信之人。如果从表面上看，晋文公选择在濮水南岸驻扎，有背水一战的气势。但实际上，晋国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决心。
所谓的背水一战，是需要自烧渡船以示决心的。而晋国选择在城濮这个重要的渡口处驻扎，恰恰是因为刚刚登上君位的晋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战胜兵锋正盛的楚军。如果晋军在城濮战败，他们可以迅速渡过濮水，然后延濮水之北，西向至黄河。在那里有一个渡口叫作“棘津”，进入河北平原。晋军正是从那里渡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的。
晋军这次军号行动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先从“太阳渡”(也就是被灭的南北虢的所在地)南渡，然后延黄河南岸东行至洛阳盆地，再经由孟津北渡黄河进入河北平原(孟津就是当年武王伐纣渡河处，洛阳盆地进入河北平原的主要渡口)。而晋军如果战败由“棘津”退入河北平原后，将可以按原路回到晋国本部(临汾——运城盆地)。
如果从救援宋国，或迎战楚军的角度看，晋军所走的这条路线并不是最经济的。最直接的路线应该是在第一次渡过黄河后(太阳渡)，然后沿黄河南岸，经洛阳盆地，过虎牢关，进入中原，直至宋都“商丘”与楚军决战。问题是这条路线必须经由郑国所控制的虎牢之地(也就是郑国灭东虢所获得的战略要地，在郑国一节中有分析过)。
而引发“城濮之战”的原因，正是宋国由东向西进攻郑国，以至楚军以救援盟国——郑国的名义，围攻宋都商丘。因此如果晋军走这条路线的话，实际上等于是必须与郑国接战。即使是取得了胜利，宋国也早已被楚军所灭。因此晋军所采取的这种“曲线救宋”的方式，在战术上是非常合理的。而晋军退避三舍后，看似背水一战的布阵方式，也正是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在晋军联合了秦、齐两军在城濮布阵时，楚军也将进攻齐地“谷邑”的军队调回，与围攻商丘的军队会合后渡过济水，准备与晋军决战。对于这场战役，应该说晋楚两军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从整体实力来看，势头正盛的楚国，应该还略占上风(还带有淮河流域的陈、蔡两国军队)。问题是远在南阳盆地等候消息的楚王，面对三大强国的阻击，也显得信心不足。因此未能及时派遣足够的援军支援。
最终的结果是，晋军险胜楚军，楚国也暂时的推迟了称霸中原的时间。直到21年后的公元前611年，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重新向中原扩张，在与晋国经过多次战争后，终于在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战”中一战击溃晋军，从而称霸成为了新一任的“盟主”。
而“邲之战”的地点，正是在晋军上次所绕过的战略要地——“虎牢”一带。那一次，楚军是先灭了重新附于晋国的郑国，然后再在虎牢之地与急于东出中原，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晋军决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应该说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就击败楚国成为了新一任的霸主，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不过就晋国当时的实力而言(已经完成了临汾——运城两盆地的整合)，进入中原称霸，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以及在楚庄王死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晋景公、晋悼公，也都曾经称霸一时，甚至被列入“春伙五霸”的候选名单。
相比于晋国的风光无限，位于晋国后方的秦国，则是不甘心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秦穆公之所以在取得“韩原之战”胜利后，仍然希望将重耳扶上君位，以维持所谓“秦晋之好”，无非也是看清了晋国的整体实力强于秦国，暂时不愿意与之全面对抗罢了。在与晋国联盟，进入中原征战的过程中，秦穆公也在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新的霸主。而年事已高的晋文公并没有让他等太久，在他去世之后，秦国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实际上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感性了，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每作出一项决定都不会简单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国也曾经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否则重耳也不会对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诺。其实晋文公当时作出这种承诺，就已经在表明，晋楚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不失原则的承诺，比之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诺(割让河西之地)，的确显得更有远见。
正如楚国采取了“围宋救郑”的战术一样，晋国也没有直接对宋国施与救援，而是对楚国在河济平原中的盟友——卫国发起了攻击。在攻击卫国得手之后，旋即向南，越过济水，解决掉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晋楚两国最后的决战之处应该是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了。
不过晋文公最后还是将决战的地点选择在了河济平原的中心一个叫“城濮”的地方。在春秋之时，河、济两水之间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河流，叫作濮水，而“城濮”的位置，正是在濮水之南。
实际上濮水更象是济水的一条支流，而后来的历史中，濮水的部分河道，也的确被看作是济水的一个分支——北济水的一部分，而我们在春秋之时所认定的济水被称之为“南济水”。由于黄河与济水在历史当中都曾经多次变道，要想具体弄清，这两条河流在每一个时期的干流是什么流向，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我们来说，大致知晓它们的方位就行了。
简单来说，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是位于濮水之北，河水之南(春秋时期的河道)，水北为阳，濮阳之名也因此而来;而山东的菏泽市则是位于濮水之南，济水之北(南济水)。而二水在将至泰沂山脉时，共同形成了大野泽。
晋文公选择从济水之南的曹国(现山东定陶一带)，退至濮水之南的“城濮”(现山东湮城县临濮镇)。表面上看，是为了遵守当年对楚王所作出的“退避三舍”的承诺(一舍为三十里，汉以前，一里约为415.8米。三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华里)。而实际上，晋军的这种后撤，一是为了避楚军的锋芒;二是为了与前来支援的秦、齐两军会合。
齐国与晋国联手对抗楚国很好理解，因为在晋军到来之前，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谷邑，正遭受楚军的攻击。而秦军之所以和晋军结盟共图中原，则是秦穆公一直所希望的。当然，后来在秦国自觉有机会独自在中原打出一片天地时，秦晋之好还是变成了秦晋争霸，这种变化在下一节“崤之战”中会有详细的解读。
如果仔细测量曹国与城濮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止75华里，大约在120华里左右。不过所谓三舍之数，本来也不必太过细究。多退一点，反而更显得晋文公是个守信之人。如果从表面上看，晋文公选择在濮水南岸驻扎，有背水一战的气势。但实际上，晋国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决心。
所谓的背水一战，是需要自烧渡船以示决心的。而晋国选择在城濮这个重要的渡口处驻扎，恰恰是因为刚刚登上君位的晋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战胜兵锋正盛的楚军。如果晋军在城濮战败，他们可以迅速渡过濮水，然后延濮水之北，西向至黄河。在那里有一个渡口叫作“棘津”，进入河北平原。晋军正是从那里渡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的。
晋军这次军号行动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先从“太阳渡”(也就是被灭的南北虢的所在地)南渡，然后延黄河南岸东行至洛阳盆地，再经由孟津北渡黄河进入河北平原(孟津就是当年武王伐纣渡河处，洛阳盆地进入河北平原的主要渡口)。而晋军如果战败由“棘津”退入河北平原后，将可以按原路回到晋国本部(临汾——运城盆地)。
如果从救援宋国，或迎战楚军的角度看，晋军所走的这条路线并不是最经济的。最直接的路线应该是在第一次渡过黄河后(太阳渡)，然后沿黄河南岸，经洛阳盆地，过虎牢关，进入中原，直至宋都“商丘”与楚军决战。问题是这条路线必须经由郑国所控制的虎牢之地(也就是郑国灭东虢所获得的战略要地，在郑国一节中有分析过)。
而引发“城濮之战”的原因，正是宋国由东向西进攻郑国，以至楚军以救援盟国——郑国的名义，围攻宋都商丘。因此如果晋军走这条路线的话，实际上等于是必须与郑国接战。即使是取得了胜利，宋国也早已被楚军所灭。因此晋军所采取的这种“曲线救宋”的方式，在战术上是非常合理的。而晋军退避三舍后，看似背水一战的布阵方式，也正是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在晋军联合了秦、齐两军在城濮布阵时，楚军也将进攻齐地“谷邑”的军队调回，与围攻商丘的军队会合后渡过济水，准备与晋军决战。对于这场战役，应该说晋楚两军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从整体实力来看，势头正盛的楚国，应该还略占上风(还带有淮河流域的陈、蔡两国军队)。问题是远在南阳盆地等候消息的楚王，面对三大强国的阻击，也显得信心不足。因此未能及时派遣足够的援军支援。
最终的结果是，晋军险胜楚军，楚国也暂时的推迟了称霸中原的时间。直到21年后的公元前611年，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重新向中原扩张，在与晋国经过多次战争后，终于在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战”中一战击溃晋军，从而称霸成为了新一任的“盟主”。
而“邲之战”的地点，正是在晋军上次所绕过的战略要地——“虎牢”一带。那一次，楚军是先灭了重新附于晋国的郑国，然后再在虎牢之地与急于东出中原，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晋军决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应该说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就击败楚国成为了新一任的霸主，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不过就晋国当时的实力而言(已经完成了临汾——运城两盆地的整合)，进入中原称霸，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以及在楚庄王死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晋景公、晋悼公，也都曾经称霸一时，甚至被列入“春伙五霸”的候选名单。
相比于晋国的风光无限，位于晋国后方的秦国，则是不甘心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秦穆公之所以在取得“韩原之战”胜利后，仍然希望将重耳扶上君位，以维持所谓“秦晋之好”，无非也是看清了晋国的整体实力强于秦国，暂时不愿意与之全面对抗罢了。在与晋国联盟，进入中原征战的过程中，秦穆公也在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新的霸主。而年事已高的晋文公并没有让他等太久，在他去世之后，秦国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