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酝酿北伐的时候，蒋介石掌握了军政大权。当时，李宗仁要求把广西军队编为两个军，蒋介石坚决反对，只允许编为一个军（即第七军），并且拒绝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广东革命政府从苏联运来大批军火，包括步熗1万余支、重机关熗100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才分给笫七军步熗1000支、重机关熗4挺，其余大部分为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所有。对此，李宗仁、白崇禧很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
故从北伐开始，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既互相合作，又互相防备。蒋介石起用白崇禧当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后方），又命白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表面上似乎对白很信任，但据李宗仁看，蒋对白的使用是别有用心的。
一是蒋知李、白的关系密切，把白安插在总司令部作高级幕僚，就能够更好地指挥第七军，二是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有不少保定同学在北伐军中担任中上层军官，蒋想利用白来笼络这些人。三是蒋让白当参谋长，有时让白出面代理指挥作战，必要时可以把白当作替罪羊。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的参谋长不好当，蒋私心重，偏爰第一军，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再者，蒋为人控制欲很强，事不论大小，
1926年11月上旬，第七军和第六军在江西马口一役缴了孙传芳部队的3万多支步熗，白崇禧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拟将这批熗支分发给第一、二、三、六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蒋不作声。后来，白就把熗支分发出去了。蒋介石对白崇禧此举很不满意，认为这是白为讨好各军树立个人的威信。蒋介石同李宗仁虽然是结拜兄弟，发誓要“同心同德”、“始终如一＂，事实上他们自己心中都明白，这完全是一种互相欺骗、利用的把戏。
当北伐军攻下南昌的时候，蒋介石把随军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想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迁到南昌来，结果遭到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李宗仁也不热心支持。这一切说明，蒋桂双方从北伐开始以来就已经是貌合神离，且相猜忌，互相防备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政变之后，蒋、汪之间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7月间，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即一面反共，一面反蒋。当时，在武汉的第四军张发奎、第八军唐生智，在湖南的第二军谭延闿，在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等都拥护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还跃跃欲试，出兵东进到安庆一带准备攻打南京。
这时候，李宗仁、白崇禧拥有三个军，即第七军、十二军、十九军，且都在南京附近，在蒋、汪的斗争中举足轻重。蒋介石曾多次主张讨伐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但为李宗仁所反对。李宗仁坚持继续“北伐＂，并力主同武汉政府和解。实际上，他是暗中倾向于拥汪反蒋，曾派第七军参谋长王应瑜到武汉同各方面接触，保持联系。
在“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曾要张群出面，邀约孙传芳的代表杨文窊到南京密谈。蒋介石希望孙传芳挂起青天白日旗，许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由于孙传芳撤退到江北后，仍拥有20万完整的部队，且已与东北军阀张作霖实行合作（张除给孙部分军饷外，并命山东张宗昌全力支援孙传芳）。
因此，蒋、孙密谈没有达成协议。孙传芳反乘宁汉分裂之际，在津浦线上反攻蒋，占领徐州。“四一二”后，蒋介石又一度通过汪精卫的亲信褚民谊向汪试探有无合作的可能性。汪估计当时的形势于他有利，乃拒绝了蒋的建议。蒋介石看到自己正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乃于1月25日率领第一军的两个师离开南京奔赴津浦路前线，并亲自指挥第十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军攻打孙传芳占领的徐州。
他希望打一个胜仗，从军事上挽回声势。但结果却和他的愿望相反，部队8月初开始进攻，不几天就被孙传芳打败，退回到长江北岸，损失惨重。8月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又恼怒又羞窘。他把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逮捕起来作替罪羊，未经审讯就杀了。他自己也于8月12日宣布“下野＂，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对蒋的＂下野”，外传是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逼蒋下台的。对此，李宗仁极力否认。蒋介石以退为进．不到半年就卷土重来，重新上台，这是后话。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即去了上海，后转奉化老家，不久又到日本去了。在他的影响下，南京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如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也纷纷离开南京。蒋介石曾密令何应钦把第一军从南京和沪宁路一带向沪杭路方面撤走，以保全实力。但何应钦未及执行蒋的密令。
此时，孙传芳已经分兵两路，一路经运河，一路从江苏北部沿津浦线，直扑南京。与此同时，武汉国民党政府正由唐生智调动大部队沿长江两岸向东移动，南京形势相当险恶。
8月19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召开了蒋介石下台后的第一次军事委员会议。他们当即决定把所有在江北的部队向南撤退．沿长江南岸防守，保下南京。为了缓和武汉政府的进攻，避免两面作战，李宗仁并急急忙忙地于8月22日到九江和庐山会同武汉政府的首脑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举行会谈。李宗仁装出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中持党政大计的姿态，要求武汉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南京去商谈“宁汉合作”问题。
汪精卫同意并推谭延闿、孙科二人为代表，同李宗仁去南京探讨“合作“前景。但唐生智坚持武汉部队至少要推进到芜湖。23日，李宗仁偕孙科、谭延闿回到南京。他在回南京途中经过芜湖时，发现孙传芳的一小部队已在南京以西地区渡江，他判断这是孙传芳向南京大举进攻的征兆。这时，南京的国民党要人，除了李宗仁、孙科、谭延闿以外，就只有何应钦、李烈钧二人。
白崇禧为了向江浙财团筹措军饷，早儿天到上海去了。当时，负责守卫南京附近以西地区的是桂系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在南京以东附近地区守卫的是何应钦的第一军。25日，李宗仁为了加强南京以东地区的防务，将第七军主力从西区秘密调到东区布防，并乘机提出要何应钦发给子弹60万发。
何认为这个数目太大，只勉强答应给30万发，约为当时南京库存子弹的十分之一。可见即使是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他们也还有矛盾。孙传芳果然倾巢出动（计11个师、6个混成旅，官兵共7万人），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第一路以郑俊彦为总指挥，以郑的第十师为主力，由浦口附近渡江；第二路以刘士林为总指挥，以刘的第十二师、马葆珩的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师、段承泽的第九师、崔锦桂的第八师、陆殿臣的第十二师为主力，从大河口附近渡江；第三路以马玉仁为总指挥，以马师和张定奎旅为主力，由扬州攻镇江。
25日晚，从浦门渡江的孙军占领了第一军防守的南京东郊战略防御要地栖霞山等阵地。第七军立即协同第一军为夺回栖霞山而和孙传芳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阵地数次得而复失。与此同时，从大河口抢渡长江的孙军大部队26日晨占领了南京以东30余华里的战略要地龙潭。孙传芳亲自到龙潭火车站督战，扬言“要到南京度中秋节”。
白崇禧从上海回南京途中受阻于镇江，他就在镇江组织临时指挥所，指挥附近的第一军卫立煌师，又从沪杭线上调来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从东面进行反攻，配合在南京的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一部从正面、第十九军从西面向龙潭发动总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孙传芳背水而战，弹尽粮绝，死伤一万余人，被俘缴械4万余人，基本上全军覆没。
孙传芳只身带着随从、警卫人员乘小汽船逃往北方。李、白、何的军队伤亡约8000人。这是国民党北伐之战中伤亡最惨重的一仗。此役前，杨树庄统率的海军曾对孙传芳表示严守中立，但后来还是帮助了国民党军，发挥了一定的助战作用。
孙传芳军大败后，战场上丢满了熗炮和其他军用品。第七军和第一军争着抢这些“胜利品”，又加深了蒋桂之间的矛盾。李宗仁、白崇禧到处宣扬他们的龙潭战功，多少有些盛气凌人，又引起蒋系的嫉恨。后来，蒋介石砸烂李、白树立的“龙潭战役纪念碑”，就是他们之间尖锐矛盾的反映。
1927年9月3日，汪精卫从武汉到南京，同行的有顾盂余、何香凝、朱培德、程潜等人。汪精卫以为他得到李、白的拥护，就可以把他的武汉国民政府原封不动地搬到南京。不料就在他到南京的第二天，即发现街头贴有不少反汪的标语。汪精卫盛怒之下，责怪李宗仁不得要领。不几天，汪就溜到了上海。这时候，李宗仁、白崇禧既反蒋也不拥汪。他们勾结西山会议派组织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以取代宁汉两地的国民党政府。
“特别委员会”于9月15日正式成立，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张继、林森、蔡元培、于右任、戴传贤、孙科、谭延闿、吴敬恒、谢持、邹鲁、李烈钧、居正、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王伯群、覃振、何香凝、李济深、何应钦、伍朝枢、许崇智、李煌瀛、张人杰、杨树庄、唐生智等32人为委员；顾孟余、刘积学等9人为候补委员。
成立大会由谭延闿主持，张继（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作政治报告。接着，任命谭延闿、汪精卫、蔡元培、于右任、李宗仁等4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蔡元培，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轮流担任国家元首职务。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潜等66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务委员。
特别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表面上包含了宁、汉、沪三方面的国民党人。所谓宁、汉，就是蒋、汪两派；沪，主要是以张继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与桂系比较紧密。实际上，特别委员会为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所操纵，他们都以熗杆子作后盾。李、白的基本部队是夏威的第七军和胡宗铎的笫十九军，经过增强人员和装备的补充，成为当时南京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劲旅。
何应钦也不示弱，他除了牢牢抓住军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支配大权以外，还拼命扩充实力，把原第一军扩充为笫一、第九两个军，以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但刘、顾均是蒋介石的心腹，对蒋唯命是从。从这意义上说，南京特别委员会仍然是蒋、桂两派势力的对峙。汪精卫未就特别委员会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职，他于9月21日回到武汉后，即同唐生智一道发表声明反对“特别委员会＂。
同时，蒋派也发动江、浙国民党各级党部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蒋介石的干将陈果夫更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为中心任务，把留在上海的蒋派党政干部及各地方干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译为CENTRALCLUB，简称C。C，以后发展成为国民党中统），四处活动，攻击“特别委员会”。
另一方面，唐生智却派叶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南京（住在夏威家），与李宗仁洽谈。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一心想夺取唐生智的两湖地盘，扩充势力，对叶只虚与周旋。何应钦则想“调虎离山”，让李、白离开南京，为来为蒋介石“东山再起“扫除障碍。
于是10月中旬，“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宗仁为西征军总司令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程潜、朱培德分别为第四路、第五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以第七军、十九军和第六军为主力，沿长江南北两岸向西进军，讨伐武汉的唐生智。事前，李、白和程潜己秘密进行军事部署，以准备继续“北伐”为名调兵遣将，故第七军等部队到达游县和全椒后，突然来一个左旋回，直扑合肥、安庆；长江南岸则以程潜所率第六军等部突袭芜湖。
战斗打响后，在安庆的唐军何键部和在芜湖的刘兴部均猝不及防，一击即溃。由此，白崇禧和程潜分别率领第七、第六两军沿长江两岸向西追击；李宗仁并亲自率一炮舰溯江而上，一路没有遇到抵抗。这样，他们从发动“西征”到攻占武汉，为时还不到一个月。唐生智宣布退职，并由他手下的几个军长廖磊、李品仙、叶琪等率领大部队向湖南撤退。后来，他们接受了李宗仁、白崇禧的改编，成为第十二路军，以李品仙为总指挥，叶琪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同时，李、白把桂系的基本部队再扩编一个军，即第十八军，以陶钧为军长，从此，武汉地盘就为桂系所占。
1927年10月，正当李宗仁、白崇禧把持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时候，蒋介石从日本回国，阴谋夺回国民党军政大权，并重登“宝座＂。在武汉的汪精卫则由于桂系的“西征＂，已无立足之地。
11月初，汪带几个随从人员跑到广州。那时候，在广州的李济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并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桂系黄绍竑是副总指挥，有桂军一个师留在韶关。另一方面，拥汪的张发奎、黄琪翔在“八一“南昌起义时，率第四军沿赣江直回广州，受到了李济深的欢迎。因此，广州正在张、黄控制之下。
汪精卫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以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但李济深不同意，汪等一时陷入僵局。蒋介石则派宋子文去广州，在葵园汪精卫住宅商讨联合倒桂问题。11月16日，汪精卫以去上海筹备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为名，挟持李济深过香港搭船赴沪，因为李济深是张发奎、黄琪翔的老长官，张、黄不敢对他下毒手，所以设计把他送走。
同时，汪精卫电召黄绍竑到广州，准备阴谋杀害他。黄绍竑到广州后临时得讯，秘密化装逃回广西，布置军事准备同张、黄作战。张发奎则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第四军的全部兵力调离广州，井赴西江肇庆一带防范桂军东下。12月11日，共产党以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部队，在叶剑英、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下，发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
张发奎、黄琪翔惊惶失措，急忙把军队从西江调回市内向起义部队反扑。之后，南京、上海国民党人纷纷指责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认为广州起义是由于他们赶走李济深、黄绍竑而引起的，因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这就使汪精卫感到非常孤立和困窘，张发奎和黄琪翔也不得不离开广州，把军队交给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指挥。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在长沙击败唐生智并占领了武汉，形势对桂系十分有利。黄绍竑乘机以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为名，亲自率领伍廷飏师及两个独立团沿西江向广州进攻。并令黄旭初、吕焕炎两个师由怀集经广宁、清远，沿粤汉铁路线南下会攻广州。同时，李济深命在东江的陈铭枢第十一军的两个师和陈济棠的一个师从东江向广州挺进，准备粤桂两军在广州会师。
缪培南在两面夹击之下，不得已放弃广州。蒋介石为了反对桂系，暗中支持缪培南，叫缪必要时退入江西补充整顿。缪乃集中第四军和薛岳、黄振球等师全部兵力，奔赴东江迎击陈铭枢、陈济棠，企图先消灭两陈部队，再回师消灭黄绍竑部队。于是黄绍竑也改变作战计划，电令已到达清远县的黄旭初、吕焕炎两师停止向广州南进，而迳由清远经花县、增城向河源急进；伍廷飏师也不在广州停留，由水路乘船到石龙登陆与黄、吕两师会合向河源前进。
1928年1月初，李济深、黄绍竑回到广州。不数日，黄绍竑亲自到东江指挥作战，在紫金东北100余里的潭落圩同缪培南军血战3昼夜，双方主力都是4个多师，彼此伤亡惨重。缪军师长许志锐阵亡，黄振球负伤。缪军大败，缪按照蒋介石为他指出的退路向赣南撤走。李济探恢复了统治广东的局面，黄绍竑仍然留桂军一师在广东协助办理善后。桂系在两广的势力与武汉遥相呼应，更使蒋介石坐卧不安。由此，蒋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桂系先后在武汉、广东打垮了曾经拥护汪精卫的唐生智和张发奎、黄琪翔的军队，气焰更加嚣张。1927年11月下旬，李宗仁、白崇禧从武汉回到南京，企图继续把持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武汉军政大权则交由胡宗铎、陶钧二人掌管。胡是第十九军军长兼湖北全省清乡督办，陶是第十八军军长兼湖北全省清乡会办。
此时，汪精卫因唐生智、张发奎被桂系打败而垂头丧气，更加痛恨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他一改反蒋为拥蒋，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敦促蒋介石复职。蒋、汪并联合在上海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邀请蒋介石复职的决议案。会议还通过另一决议案：凡南京“特别委员会”决定的重大措施，必须事先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这是公开对桂系及“特别委员会”权力进行限制和打击李宗仁、白崇禧。
李、白知道蒋介石的复职不可阻挡，因为英、美支持他，江浙财阀支持他，冯玉祥、阎锡山也表示拥护他。而他们桂系则羽毛未丰，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可以取代蒋，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只好在会议地点问题上做文章。于是李、白联合另一部分中委通电，指出蒋、汪“在上海租界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主张二届四中全会在首都南京举行。
对此，蒋介石没有异议。因为这时候桂系军队已全部离开南京到武汉了，而南京戒严司令贺耀祖也是听命于蒋的。蒋介石于1928年1月9日在南京宣布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李宗仁、白崇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表示拥护，同时又迁怒于汪精卫，借口广州起义事件纠集部分国民党中委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9人，不许他们出席二届四中全会。后来汪精卫被迫离开南京到法国去了。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2月2日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宣告桂系操纵的“特别委员会”的终结，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又落到蒋介石个人手里。于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与蒋、汪不和的人纷纷出国，李宗仁、白崇禧也被排除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外。二届四中全会还作出了所谓“继续北伐＂的决定-当时，直鲁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支待下，把部队分布在津浦路沿线；张作霖则亲自指挥奉军部署在保定附近，准备同国民党军决战。
蒋介石为了对付张作霖、孙传芳等，决定把国民党军共编为4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并决定分别在武汉、开封、太原、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以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分别为各分会主任。开始，李宗仁假意不干，但一经蒋介石劝说也就答应了。这就形成了国民党军事各派暂时妥协的局面。
1928年4月，国民党军分兵四路“北伐＂：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在津浦、京汉线之间向北进发，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由山西直入河北，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当时，孙传芳和张宗昌在山东经过一两次战役，不久就被第一、二集团军压逼向济南溃退。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想把部队拉到东北去投靠张作霖，但官兵不愿出关。后经阎锡山派出南桂馨、高荣达为代表与孙军部将郑俊彦、李宝章、马葆珩等洽谈接受改编，分别任命三人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的第一、二、三军军长，并以郑俊彦为军团总指挥，其余二人兼副总指挥。孙传芳于6月3日宣布下野。
京汉线方面，白崇禧率领第四集团军（主要是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所属廖磊和叶琪的两个军）配合阎锡山的第二集团军与张作霖奉军作战，奉军不支，白崇禧于5月31日占领保定。6月4日，张作霖去沈阳途中在皇姑屯遇炸身死，奉军更是军心瓦解，士无斗志。张学良随即放弃北京、天津，把全部军队退回东北。白崇禧和阎锡山乃于6月8日进占北京。张宗昌指挥的直鲁联军残部10万余人拟向东北逃跑，但中途在长城一带被奉军阻挡，不久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至此，国民党的所谓“继续北伐＂告一段落。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要他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阎锡山、冯玉祥则主张打出关外，占领东北。桂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是李宗仁附和蒋的主张；另一方面白崇禧却在北京暗中同张作霖手下的干将杨宇霆勾结（杨是反对东北易帜的，后来，张学良把杨宇霆杀了，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后来，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充当“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东北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组织，则仍原封不动。
1928年夏季，国民党军队打到北京、天津后，蒋、桂、冯、阎四派所占的地盘大致如下：冯派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阎派拥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和北京、天津两市；桂派拥有广西、湖北和武汉三镇，以及河北的唐山地区；蒋介石则占据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和南京、上海两市。湖南的程潜和广东的李济深，表面上归蒋，但不完全服蒋。至于云南、贵州、四川，则完全处于“独立王国”的状态，内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如此。所以，蒋介石政权名为统一了中国，实际上是大小军事割据，国家依然是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1928年6月底，蒋介石偕同吴稚晖、戴传贤、李济深及随从人员20多人到武汉，邀请李宗仁、张继到郑州同冯玉祥去北京。此后，他们在汤山开了一次会议，商讨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参加会议的人除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外，还有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李烈钧、吴稚晖、戴传贤等人。
会上，冯玉祥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并说“北伐“军事结束后，所有总司令、总指挥等名义均应一律取消，以改变过去分裂割据的局面；各军事首脑人物都应到“中央＂供职，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国家能够达到真正统一。
冯玉祥这些话深得蒋介石的赞赏，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控制各派势力。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却都不表态。会议除了决定不对东北张学良用兵和筹备召开编遣会议外，其他一无所获。7月下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先后离开北京南下，独白崇禧留守北京。
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会上，蒋指使手下提出撤销中央政治会议各地分会的提案，但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静江、李石曾等反对。双方争论激烈，最后不了了之。蒋介石此计不行，就宣布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要他们几个头头常驻南京供职。
其目的是削弱他们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全会还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决定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实行“裁兵”。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50个师的指标（除东北外），要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酝酿讨论。
在这期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的革命声势越来越壮大。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曾私下商请李宗仁从武汉抽调桂军两师到江西协助＂剿共＂，李宗仁满口答应。李请示蒋介石，蒋疑李有乘机扩充地盘的野心，坚决反对。李宗仁为了表白他的“忠诚”，又向蒋介石建议，如对桂军不放心，可从南京派第一军的第二师去江西。
蒋又怀疑李企图削弱他在首都的防务，乃故装镇定，说什么“共产党在江西不足为患＂，叫李宗仁不要管，一切他自有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叫宋子文把上海工商业者和金融资本家20多人邀至南京，蒋亲自接见他们，说：“共产党在江西很猖獗'，“剿共＂需要大量军费，要他们共筹一笔巨款，限期交来。到会的资本家答应了。不久，蒋介石钱拿到手，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使用的。李宗仁从陈光甫那里知道这个消息后，认为蒋介石从来不对他说实话，因而非常愤慨。
1929年1月初，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最大，有约20个军和4个独立师，官兵总数50余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有10个军和8个独立师，约40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有14个军加上一些骑兵旅和独立炮兵团，30余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7个军和一些独立旅，约20万人。
编遣会议上，蒋、桂、冯、阎都想壮大或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削弱对方。李宗仁、白崇禧尤为提心吊胆，防范蒋介石假编遣之名，排除异己，对二、三、四集团军各个击破。会议期间，白崇禧和阎锡山密切来往，因他俩一度配合对张学良的奉军作战，关系比较好。阎锡山派他的参谋长周玳经常同白崇禧联系，白也亲自找阎密谈，交换意见。
冯玉祥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编遣原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熗者编，无熗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战功者编，无功者遣。根据这个原则，他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8个师。李宗仁、白崇禧对冯玉祥这个方案没有表态，蒋介石、阎锡山却很反感。
蒋不同意第二集团军和他的第一集团军保有同等数目的师；阎锡山也不甘居冯后。阎提出另一个方案，主张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11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自然要归蒋介石掌握。阎锡山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欣然同意（也有说是蒋授意阎提出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同，冯玉祥却认为这是阎锡山故意与他作对并挑拨他和蒋的关系。
不久，他就推托有病，并偷偷地溜回开封去了。阎锡山本来并无诚意，他比冯玉祥还先离开南京回到太原。李宗仁、白崇禧也觉没趣，李去上海，白回北京。所谓编遣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1927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同程潜联合“西征“打败唐生智以后，李宗仁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统辖两湖党政军事宜；程潜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仍兼第六军军长。李、程一时尚能相安。
1928年夏，白崇禧和阎锡山打到北京、天津以后，桂系势力进一步发展。湖南位于广西与武汉之间，对于联络桂系前后方极为重要。因而桂系部将、湖北全省清乡督办胡宗铎建议李宗仁去掉程潜，把湖南地盘夺过来。蒋介石通过吴忠信在李、程之间进行挑拨，说程潜在湖南截留中央税收，拒不上缴国库。李宗仁把程骗到武汉扣留起来，撤职查办。
当时为1928年5月21日。李原意以湘军军长何键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却抢先一步发表鲁涤平（第二军军长）接替程潜，并要李宗仁恢复程的自由，李宗仁这才知道上了蒋的大当。
1929年初的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后，李宗仁得知蒋介石曾秘密地经过江西给湖南鲁涤平送去一大批军火，故怀疑蒋计划对桂系用兵，于是大为惊恐。蒋介石还派人到武汉活动，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胡宗铎、陶钧，要他们脱离桂系（为胡、陶所拒绝）。此时，桂系意识到同蒋介石的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
2月下旬，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在武汉商定先发制人。当即派第七军李明瑞率领一个师，扬言回桂，路过长沙，对鲁涤平的第二军进行突然袭击。鲁涤平猝不及防，率部队逃出长沙向浏阳方向撤退。胡宗铎等即在武汉用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名义撤换鲁涤平，以何键接任湖南省主席。蒋介石闻讯十分恼怒，李宗仁在南京则甚为惊慌，随即化装潜赴上海躲在法租界里。湖南地盘的争夺就成为蒋桂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正当蒋桂紧锣密鼓酝酿厮杀的时候，李济深于3月1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准备去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李宗仁力劝李济深不要到南京去。李济深一向和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很好，不久以前，当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反对桂系和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的时候，李济深就坚决地站在李、白的一边。
后来，李济深又得黄绍竑之助，击败张发奎、黄琪翔，巩固了他在广东的统治。现在蒋桂战争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因而，李宗仁希望李济深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桂系，绝不能让他为蒋所谋。但蒋介石却装出要李济深充当蒋桂之间调解人的样子，派出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吴稚晖四人到上海去见李宗仁和李济深。
吴稚晖等说：“只有李济深到南京去，一场战争才能避免。”他们愿保证李济深的安全。谈了两天，李宗仁坚持己见，不让李济深去。最后，李济深为四人的甜言蜜语所软化，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蒋桂争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他本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3月13日，李济深到南京，蒋在李面前痛斥桂系违法乱纪，为非作歹，非武力讨伐不足以儆效尤。这时，李济深知蒋已下决心讨伐桂系，要他来不是谈什么调解问题，而是要他一致讨伐桂系。李济深感到受骗，后悔莫及。他一度想逃出南京，但在蒋介石特务监视下寸步难行。
3月21日，蒋介石公开把李济探扣留于汤山，罪名是＂勾结桂系，拥兵自护＂。蒋介石并派出孙科、古应芬到广州去策动粤军陈济棠等起来反对李济深，为讨伐桂系作好了准备。李宗仁听说李济深被蒋扣留之后，立即乘船逃离上海，于3月25日到广州。不数日，便回广西去了。3月30日，蒋介石亲自到九江下达讨逆总攻击令，指挥刘峙统率的十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向武汉进发，揭开了蒋桂战争的序幕。
蒋桂战争爆发前，双方都对盘踞河南的冯玉祥作了争取工作。先是李宗仁派温翘生为代表到河南百泉见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愿共同倒蒋。3月下旬，蒋介石派邵力子和贺耀祖先后到华山访冯，请冯出兵助蒋讨伐桂系，并答应事后委冯当行政院长以及由冯推荐湖北和湖南两省主席。
冯玉祥满口答应出兵助蒋，并即派韩复渠为总指挥，陈兵10万于豫鄂边境。但是，在蒋桂胜败未定之前，冯不公开表态，谁也不知道他是助蒋还是援桂，显然是作壁上观，静待变化。
桂系则积极备战，胡宗铎和陶钧在湖北横征暴敛，不惜耗费巨大资财，在武汉外围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诱蒋军深入攻坚，然后伺机出击，将其主力歼灭。
他们把在武汉的桂军分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配备4个旅，每旅3个团。第一纵队总指挥胡宗铎，第二纵队总指挥陶钧，第三纵队总指挥夏威，副总指挥李明瑞。第三纵队以原第七军为主，布防在第一线，即武汉东北方的青山、阳逻、黄陂一带，严阵以待。
当初桂系占领武汉后，胡宗铎和陶钧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垄断财经税权，搜刮民脂民膏，一方面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内部分赃不均，矛盾日益尖锐，第七军的桂籍军官对胡、陶更为愤恨，使蒋介石有机可乘。他通过俞作柏以重金（据说是150万元）收买原第七军的李明瑞和杨腾辉两个师对桂系倒戈，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4月4日，第三纵队副总指挥李明瑞以到前方视察为名，在黄陂县城附近原第七军第一师师部（经编遣改为第十五师第四旅）秘密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讲话。
他列举胡宗铎、陶钧擅权中饱私囊、贪污腐化的事实后，说：“我们第七军官兵受到胡、陶的歧视，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现在蒋介石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即使能打败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制造机会？流血牺牲的仍然是我们官兵。我的意见是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场肮脏战争，大家认为怎样？”到场的大多数军官立即举手高喊“同意”，表示服从指挥。
当晚，李明瑞就命全师拔队向西走，次晨到达孝感县，杨腾辉师也到了那里汇合。隔日，蒋介石即派钱大钧为代表同俞作柏到孝感来＂慰劳”他们。不久，便委李明瑞为第十五师师长，杨腾辉为第五十七师师长（均相当于编遣会议前的军长）。
原第七军的尹承纲师发现李明瑞、杨腾辉倒戈后，也因对胡、陶不满，自动脱离战场，向西经荆门到宜昌。后来尹承纲也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被任命为第九师师长。桂系的基本队伍第七军就这样被瓦解了，武汉的桂系防线也随之崩溃，蒋介石不费一熗一弹就拿下了这块地盘。
4月5日，蒋介石抵达武汉，布告安民。胡宗铎、陶钧和夏威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带着剩下的大约10万官兵逃到了鄂西、沙市一带，最后也全部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蒋任命原胡宗铎的纵队副总指挥程汝怀为编遣特派员，主持这部桂军的编遣事宜。
4月22日，胡、陶、夏几人通电引退，蒋介石允许他们搭英国船到香港去做寓公。但蒋桂战争仍没有结束，只是告一个段落而已。
武汉桂军的迅速瓦解，不但改变了蒋桂两派军阀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整个中原形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统治巩固了，冯玉祥、阎锡山对桂系的失败感到唇亡齿寒，岌岌自危，但又不得不通电拥蒋讨桂，以示敷衍。
此时，白崇禧在北平带领的第十二路军的李品仙、廖磊部队，也被蒋介石派唐生智去活动收编。因为这支部队是唐的旧部，虽然几个头头同白崇禧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关系也很好，但中下级军官不愿为桂系卖命，且因桂军在武汉失败太快，挽救也来不及。白崇禧只好只身秘密从天津搭船到香港，于4月初到广州。
当时，李济深旧部陈济棠已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又不得不化装从广州逃回广西，十分狼狈。在梧州，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重新聚首。他们内心的懊丧、恼怒自不待言。其时，白崇禧更是暴跳如雷，他主张把广西剩下的兵力（第十五军3个师）集中攻打广东，希望占领广州后扭转反蒋局面。
黄绍竑则觉得这样孤注一掷太冒险，倾向于同蒋介石媾和，暂图苟安。后来蒋介石提出了条件：一要黄绍竑交出李宗仁、白崇禧；二要广西现有的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留守部队合编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多余的武器上缴给蒋；三要黄绍竑当广西编遣区的副主任，而以广东的陈济棠兼主任。李、白、黄都认为蒋的条件太苛刻了，不能接受。
于是就由白崇禧任总指挥，于5月中旬率领第十五军的伍廷飏师、黄旭初师、吕焕炎师和王应瑜独立旅，由梧州取道怀集、广宁、四会进攻广州。开始，桂军攻势甚猛，14日就越过了四会，18日攻下大塘、芦苞。粤军纷纷向国泰圩、赤泥、白坭退却。后来，粤军增援部队集中兵力在白坭一线反攻，双方激战甚烈，战至5月20日上午，桂军不支。
白崇禧看见形势不妙，急令全军退却，撤回广西整顿补充。此役，桂军师长黄旭初负伤，旅长王应瑜被俘；粤军副旅长方伟阵亡。双方损失都不小。
当白崇禧进兵攻打广东的时候，蒋介石收买了湖南何键，并以讨逆第四路军总司令名义率刘建绪部进占桂林。同时，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率领在武汉倒戈的原第七军两个师（即李明瑞师和杨腾辉师）兼程从汉门乘轮船经上海、广州回广西。这是白崇禧不得不从广东迅速退兵的原因之一。
白崇禧从广东退兵回到广西后，除留吕焕炎师防梧州、韦云淞旅驻防桂平以防粤军外，伍廷飏师和黄旭初师（师长梁朝玑代）急向柳州一带集中，先后在柳城和沙塘打败湘军，追击到桂林，湘军即退向湖南去了。不久，俞作柏、李明瑞和杨腾辉率领原第七军的两个师从广州乘轮船到都城登陆向梧州进发。
驻防梧州的吕焕炎师因寡不敌众，又因连年内战，疲于奔命，官兵厌战情绪日有滋长。特别是看到同是原来第七军的袍泽，更不愿自相残杀。因此，吕焕炎自动撤出梧州，退至玉林一带。韦云凇在桂平也没有经过大打，就让开了一条路，俞、李很顺利地到达南宁，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遗特派员职。
白崇禧、黄绍竑见大势己去，遂经龙州逃往越南去了。李宗仁则早些时候去了香港，也到越南住过一段时间。至此，桂系的老巢也为蒋介石所捣毁。俞作柏、李明瑞统治广西后，把原第十五军的3个师改编为两个师，由吕焕炎、梁朝玑分别担任师长。吕师驻玉林地区，梁师驻平乐、荔浦一带。李明瑞的第十五师则驻梧州、桂平一带，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驻桂林、柳州和庆远地区。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下辖5个警备大队（相当千5个团），分别驻在左右两江，即龙州、百色一带。但是．俞作柏、李明瑞就职不久就失掉了蒋介石的信任。10月间，蒋介石另任命吕焕炎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广东陈济棠）兼广西省政府主席，任命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区主任，俞作柏和李明瑞被迫下野。这时候，不甘失败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乘机派人回桂四处笼络旧部。
黄绍竑先潜回容县活动，11月某日他在宾阳邀约杨腾辉、梁朝玑、梁重熙、黄权、许宗武等师、旅长会晤，以“大广西＂宗派主义思想，说服杨等一致同意再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二人回桂主持军政事宜。这样，桂系又得重整旗鼓，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广西老巢。
1929年冬，当李宗仁等重整旗鼓恢复广西老巢的时候，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同阎锡山、冯玉祥在北方酝酿联合反蒋。一向靠拢汪精卫的张发奎第四军，在湖北宜昌收编了从武汉西撤的一部分桂系部队，共拥有官兵约3万人。
此时，张也竖起了反蒋的旗帜，由宜昌经湘西移师至广西北部边境，准备进攻粤北，夺取广东地盘，建立反蒋根据地。事前，汪精卫有电报给李宗仁，要求尽弃前嫌，重新合作反蒋，并说张发奎第四军可归李指挥，以联合进攻广东。李宗仁当即组织护党救国军，自称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以杨腾辉为第七军军长，黄绍竑兼第十五军军长，张发奎仍任第四军军长；张军从粤北直趋清远、军田、花县；桂军沿西江经德庆、高要向四会、芦苞、白坭进击。蒋介石事前察觉张发奎回师攻粤的计划，派出何应钦率领朱绍良等军到广东协助陈济棠防守。他们采取内线作战方针，放弃粤北韶关、清远等城市，集中兵力布置于离广州仅数十里的军田、花县、芦苞、白坭一线。
当时，张发奎军担任左翼，进攻军田、花县；桂军担任右翼，进攻芦苞、白坭。蒋军以一部兵力在白坭一线构筑坚固工事，深沟高垒，对桂军采取守势。张军由千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在蒋军以逸待劳的反攻下遭到了惨败。桂军在白坭一线又进攻不力，毫无进展。李宗仁就令全军退兵。
1930年3月初，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太原邀约各方代表商讨联合反蒋。李宗仁、白崇禧派叶琪、胡宗铎和麦焕章为代表参加会议。汪精卫的改组派和张继、谢持的西山会议派也都派人参加。
会议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又决定以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直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又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反蒋。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南宁同时宣布就职。李宗仁并把成立不久的＂护党救国军”改为第一方面军，仍然由他担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押。张发奎则不愿要什么新的名义，只保待他传统的第四军军长职务。这时候，李、黄、白和张把他们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桂东北一带积极整训，准备行动。
主要的兵力是第四军两个师（师长薛岳、吴奇伟）、第七军两个师（师长雷飚、梁重熙）、第十五军两个师（师长梁朝玑、许宗武）。另外，还有两个教导师（师长梁瀚嵩、黄旭初）。每一个师的编制，都是三个步兵团。5月初，阎锡山和冯玉祥在郑州会面，认为联合反蒋的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具体战略方针，决定以攻下徐州和武汉为第一步作战目标，分别从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由第三方面军担任津浦路作战任务，第二方面军担任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
从5月中旬起，冯、阎和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便揭开了序幕。冯、阎及汪精卫均有电致李宗仁，请桂军即出兵湖南策应。桂军和张发奎的第四军进攻广东失败后，又在北流同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的三个师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都很大，桂军退守贵县和粤军在西江两岸对峙。蒋介石调云南的卢汉率滇军数万进占百色后杀奔南宁。在两面受敌的危急情况下，白崇禧和张发奎极力主张集中全部力量出兵湖南，拚命进攻武汉，即使放弃广西亦在所不惜。黄绍竑则认为连年作战，元气大伤，且粤军、滇军压境，广西基地不可不守，主张静观一个时候再说。
5月中旬，李宗仁在贵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纳白崇禧和张发奎的意见，作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冒险，倾巢出兵湖南。并决定以张发奎第四军为先头部队，其余按第七军、第十五军各师序列紧接前进，李宗仁、白崇禧随大军出发指挥。黄绍竑率教导第一师和教导第二师及一个警卫团作后续部队。
1930年5月下旬，桂、张军分三路入湘，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衡阳。接着，先头部队在醴陵城郊与湘军第一师接战，湘军大败，桂军乘胜追击，与6月3日占领长沙，8日占领岳州。蒋介石命令原在湖南的蒋军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部退守湖北，令何键退守湘西。
此时，桂军气焰甚盛，预计月中旬可进占武汉三镇与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会师。可是，当桂军向湖南移动的时候，陈济棠急调在桂南的粤军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等三个师回粤，利用粤汉铁路的便利，迅速在粤北集结。由于桂军黄绍竑统率的入湘后续部队行动迟缓，粤军蔡廷锴等部得以乘虚于6月10日进占衡阳，截断了入湘桂军的后路，打乱了桂军的作战计划。
冯玉祥在平汉线为了配合入湘桂军作战，曾于10日下令向蒋军发动全线总攻击。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蒋军不支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中原形势有利于反蒋联军。但自粤军占领衡阳后，桂系几个头目惊惶失措，意见不一。
黄绍竑抱怨当初不该冒险出兵，极力主张全军退回广西；张发奎主张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武汉挺进；白崇禧则认为蒋介石集中了大部兵力与冯、阎在中原大战，后方空虚，主张从湖南转入江西攻九江，沿长江东下直捣南京；李宗仁则主张回师绕过衡阳去攻取广东，建立两广基地。后来桉照李宗仁的意图，桂军于6月18日撤出长沙，回师湘南，但被衡阳粤军出击，被迫在洪桥一带展开激烈战斗。
由千桂军举棋不定，军心涣散，且仓促应战，丙而十分被动。而粮食补给和通讯联络均甚困难。苦战二天两夜后，第七军军长杨腾辉负伤，师长梁重熙阵亡，第四军则伤亡过半，溃不成军。李宗仁不得已放弃进攻广东计划，率全军退回广西。冯玉祥在平汉线也因桂军的败退停止前进，而把主力转到豫东去了。桂系没有从阎、冯和蒋的中原大战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因为冒险入湘蒙受了惨重损失。
1930年7月，桂系从湖南败退回广西后，李宗仁、白崇禧在柳州、来宾、迁江带集结第七军、第十五军、第四军，进行人员、装备的补充和整编训练，决心不惜以广西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同蒋介石作战到底。黄绍竑却认为大势已去，心灰意冷，忽萌退志。他打算通电辞职，呼吁”和平”，但为李宗仁、白崇禧所阻止。
此时，蒋介石一方面为了彻底歼灭桂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割据西南的地方军阀自相残杀，好坐收渔人之利，便命粤军陈济棠派余汉谋部进入广西，不但占领梧州，而且深人到横县、宾阳一线；又命云南龙云派卢汉、张冲等4个师3万余人，占领百色、田东、武鸣，围攻南宁。
桂系在南宁的守军只有韦云淞指挥的2000多人，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十分危急。8月下旬，李宗仁、白崇禧派第七军莫树杰师掩护，运送一批粮食、武器进城，并派黄旭初入城指挥，加强防守。
10月中旬，桂军集中力量从柳州、迁江奔向南宁。他们利用夜间经山区小道越过滇军防线直扑南宁城郊，与守军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围城的滇军，一举解了南宁之围。滇军全线向西撤退，桂军追过百色至滇桂边境。
滇军撤回云南后，接着占领宾阳、横县的粤军也向东撤退，不久从梧州全部撤回广东。陈济棠派代表来南宁见李宗仁，表示愿同桂系修好。桂系也鉴于连年作战精疲力竭，急需喘息休整，也就打着“亲仁善邻＂的口号，力求与邻省相安。
当时，蒋介石同阎、冯的中原战争，因得张学良东北军入关之助己“胜利”结束。但大战之后，蒋军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整补，故没有继续对广西进攻。历时将近两年的蒋桂战争至此暂告结束。
黄绍竑当桂军于7月间从湖南败退回到广西全州的时候，黄绍竑另起异心。黄认为同蒋介石争天下，搞了好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肯定是争不过的了。不如趁此投到蒋方，说不定还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于桂系间接作一些帮助，至少也可以图得自己下半生的安稳，何必在广西受苦？于是对白崇禧说：“我决心不干了，我对军事实在感到厌烦了。“
白崇禧听了很惊异，赶快对黄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对大家说出这话来，以免影响军心。你心情不好就先休息一个时期，专理行政，军事由我们负责好了。你如果坚持不干，要离开广西，也要等军事局面稍为安定后才好提出来。“黄绍竑接受了白的意见，当桂军退回到桂林后，他就到良丰花园休养去了。
10月中旬，桂军驱走滇军解了南宁之围后，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到了南宁，黄重新把要离开广西的问题提出来，李、白对他挽留一番之后也就同意了。不几天，黄绍竑从龙州经河内到香港，蒋介石巳派伍廷飏和陈适两人在那里等候，邀他去南京见面。蒋介石随即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并送给大洋20万元。但黄光杆一个回不了广西上任。后来，他分别担任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但同桂系仍藕断丝连。
补充：1929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讲话，里面有很精彩的一段。蒋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然称赞曾国藩、胡林翼等是“圣贤＂，骂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等是＂盗贼'。
所以，蒋此次讲话就把李、白比做太平天国首领。蒋说，“李、白的野心很大，他们自比洪、杨，还以广西出了杨秀清、石达开等而自豪。他们常说，“洪、杨由于内讧才未能统一全国，我们（桂系自称）定要紧密地团结，这样才能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完成洪、杨未竟的事业”，这就是李、白的阴谋。
因此，他们就又来夺取革命政权，攫取北伐胜利果实，消灭他们所说的异己分子！本校长告诉你们：有桂系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桂系。本校长让你们去参加讨伐桂系，你们要同仇敌忾，消灭这些革命的叛逆。同时，在实践中学习本领，将来好为革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完成总理的革命大业。”
蒋介石这段话并非空穴来风，后来赵子立接近桂系以后，的确见过他们有一本介绍石达开生平历史的书，每一段故事有一幅插图，印刷精致，装帧美观。这说明李、白确是以太平天国首领来激励桂系干部的。
1929年4月5日，蒋介石到武汉后兴高采烈，踌躇满志。乃大摆筵席，慰劳部属，把驻武汉附近讨桂部队中校以上的干部都找去会餐。席上，蒋站起来说：“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战而胜。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一一北平和武汉呢？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委员长，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
训完话，他又教给大家吃西餐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会餐后，蒋仍余兴未尽，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摄影留念。
张桂联军出击湖南前夕，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南宁体育场和一些官兵聚餐，表示官兵一致。李宗仁举杯劝酒，醉后狂言：一定要恢复张桂军前两年的“光荣局面”，打垮蒋介石，并鼓励要发扬钢军、铁军之光云云。
当时，张桂军一般官佐的反映是：1。到过长江、黄河南北两京的人，谁愿意被逼呆处广西山区呀！2。中国者，中国人的中国，蒋介石独霸不行，打了再算。3。广西太穷了，非向外发展不可。不过，战前，在桂军内部议论纷纷。
有人说：张军以前熗口向过桂军，血犹未干，忽然合作，未免有些那个。有人说：国民党内部变化多端，也许今天打仗，明天，蒋介石又和李宗仁一个桌子饮酒。有人说，这就是世道真相，你不干活该。你想升官发财就来，打不死总有份，当然你也可以及时引退，听你的便，谁也不强迫谁。
有人说：张军四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鸦片、禁逃亡，传染到桂军里面来了，真是他妈的诸多不便。你想，一个人当了军人，还要受这许多拘束，人生几何？有人说：张桂军待遇不一样，张军公积金多，能借支薪饷，桂军是呆板的官四毛钱一天，兵二毛钱一天，毫无外水可捞。有人驳说：什么呆板？高级军官们一样的大花特花，外表穿套旧军服装穷，问题在于打胜仗，打胜仗就大家有得捞了。
有人说：依照桂军的习惯，穷时才卖力打仗，发了洋财之后，便士无斗志，不堪一击了。有人说：据说：白崇禧总指挥在柳州开会，要求柳州绅商捐献军事费，遭到拒绝．那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解释说：这是“民主表现“，不敢乱发军用票，不敢加重税捐。有人说：反蒋就反蒋，为何又要反共？打湖南是为了反共吗？湖南何键也反共，入湖南反共，岂非替何键当了差？
有人驳说：何键纵容共军在湖南坐大，所以何键也打。有人说：既然号称护党救国为什么不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如干脆说“为本军利益而战”，倒也漂亮。有人解释说：“这叫做瞒外不瞒内”，自己人知道就算了。总司令（指李宗仁）常说：“政治、政治，原来是假的＂。
以上情形，在桂军中无论驻军或行军，茶楼或饭馆内，到处都可发现。李、白、黄、张等军头也知道，但无法解决问题。
广东革命政府从苏联运来大批军火，包括步熗1万余支、重机关熗100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才分给笫七军步熗1000支、重机关熗4挺，其余大部分为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所有。对此，李宗仁、白崇禧很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
故从北伐开始，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既互相合作，又互相防备。蒋介石起用白崇禧当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后方），又命白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表面上似乎对白很信任，但据李宗仁看，蒋对白的使用是别有用心的。
一是蒋知李、白的关系密切，把白安插在总司令部作高级幕僚，就能够更好地指挥第七军，二是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有不少保定同学在北伐军中担任中上层军官，蒋想利用白来笼络这些人。三是蒋让白当参谋长，有时让白出面代理指挥作战，必要时可以把白当作替罪羊。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的参谋长不好当，蒋私心重，偏爰第一军，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再者，蒋为人控制欲很强，事不论大小，
1926年11月上旬，第七军和第六军在江西马口一役缴了孙传芳部队的3万多支步熗，白崇禧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拟将这批熗支分发给第一、二、三、六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蒋不作声。后来，白就把熗支分发出去了。蒋介石对白崇禧此举很不满意，认为这是白为讨好各军树立个人的威信。蒋介石同李宗仁虽然是结拜兄弟，发誓要“同心同德”、“始终如一＂，事实上他们自己心中都明白，这完全是一种互相欺骗、利用的把戏。
当北伐军攻下南昌的时候，蒋介石把随军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想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迁到南昌来，结果遭到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李宗仁也不热心支持。这一切说明，蒋桂双方从北伐开始以来就已经是貌合神离，且相猜忌，互相防备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政变之后，蒋、汪之间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7月间，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即一面反共，一面反蒋。当时，在武汉的第四军张发奎、第八军唐生智，在湖南的第二军谭延闿，在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等都拥护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还跃跃欲试，出兵东进到安庆一带准备攻打南京。
这时候，李宗仁、白崇禧拥有三个军，即第七军、十二军、十九军，且都在南京附近，在蒋、汪的斗争中举足轻重。蒋介石曾多次主张讨伐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但为李宗仁所反对。李宗仁坚持继续“北伐＂，并力主同武汉政府和解。实际上，他是暗中倾向于拥汪反蒋，曾派第七军参谋长王应瑜到武汉同各方面接触，保持联系。
在“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曾要张群出面，邀约孙传芳的代表杨文窊到南京密谈。蒋介石希望孙传芳挂起青天白日旗，许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由于孙传芳撤退到江北后，仍拥有20万完整的部队，且已与东北军阀张作霖实行合作（张除给孙部分军饷外，并命山东张宗昌全力支援孙传芳）。
因此，蒋、孙密谈没有达成协议。孙传芳反乘宁汉分裂之际，在津浦线上反攻蒋，占领徐州。“四一二”后，蒋介石又一度通过汪精卫的亲信褚民谊向汪试探有无合作的可能性。汪估计当时的形势于他有利，乃拒绝了蒋的建议。蒋介石看到自己正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乃于1月25日率领第一军的两个师离开南京奔赴津浦路前线，并亲自指挥第十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军攻打孙传芳占领的徐州。
他希望打一个胜仗，从军事上挽回声势。但结果却和他的愿望相反，部队8月初开始进攻，不几天就被孙传芳打败，退回到长江北岸，损失惨重。8月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又恼怒又羞窘。他把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逮捕起来作替罪羊，未经审讯就杀了。他自己也于8月12日宣布“下野＂，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对蒋的＂下野”，外传是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逼蒋下台的。对此，李宗仁极力否认。蒋介石以退为进．不到半年就卷土重来，重新上台，这是后话。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即去了上海，后转奉化老家，不久又到日本去了。在他的影响下，南京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如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也纷纷离开南京。蒋介石曾密令何应钦把第一军从南京和沪宁路一带向沪杭路方面撤走，以保全实力。但何应钦未及执行蒋的密令。
此时，孙传芳已经分兵两路，一路经运河，一路从江苏北部沿津浦线，直扑南京。与此同时，武汉国民党政府正由唐生智调动大部队沿长江两岸向东移动，南京形势相当险恶。
8月19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召开了蒋介石下台后的第一次军事委员会议。他们当即决定把所有在江北的部队向南撤退．沿长江南岸防守，保下南京。为了缓和武汉政府的进攻，避免两面作战，李宗仁并急急忙忙地于8月22日到九江和庐山会同武汉政府的首脑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举行会谈。李宗仁装出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中持党政大计的姿态，要求武汉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南京去商谈“宁汉合作”问题。
汪精卫同意并推谭延闿、孙科二人为代表，同李宗仁去南京探讨“合作“前景。但唐生智坚持武汉部队至少要推进到芜湖。23日，李宗仁偕孙科、谭延闿回到南京。他在回南京途中经过芜湖时，发现孙传芳的一小部队已在南京以西地区渡江，他判断这是孙传芳向南京大举进攻的征兆。这时，南京的国民党要人，除了李宗仁、孙科、谭延闿以外，就只有何应钦、李烈钧二人。
白崇禧为了向江浙财团筹措军饷，早儿天到上海去了。当时，负责守卫南京附近以西地区的是桂系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在南京以东附近地区守卫的是何应钦的第一军。25日，李宗仁为了加强南京以东地区的防务，将第七军主力从西区秘密调到东区布防，并乘机提出要何应钦发给子弹60万发。
何认为这个数目太大，只勉强答应给30万发，约为当时南京库存子弹的十分之一。可见即使是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他们也还有矛盾。孙传芳果然倾巢出动（计11个师、6个混成旅，官兵共7万人），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第一路以郑俊彦为总指挥，以郑的第十师为主力，由浦口附近渡江；第二路以刘士林为总指挥，以刘的第十二师、马葆珩的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师、段承泽的第九师、崔锦桂的第八师、陆殿臣的第十二师为主力，从大河口附近渡江；第三路以马玉仁为总指挥，以马师和张定奎旅为主力，由扬州攻镇江。
25日晚，从浦门渡江的孙军占领了第一军防守的南京东郊战略防御要地栖霞山等阵地。第七军立即协同第一军为夺回栖霞山而和孙传芳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阵地数次得而复失。与此同时，从大河口抢渡长江的孙军大部队26日晨占领了南京以东30余华里的战略要地龙潭。孙传芳亲自到龙潭火车站督战，扬言“要到南京度中秋节”。
白崇禧从上海回南京途中受阻于镇江，他就在镇江组织临时指挥所，指挥附近的第一军卫立煌师，又从沪杭线上调来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从东面进行反攻，配合在南京的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一部从正面、第十九军从西面向龙潭发动总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孙传芳背水而战，弹尽粮绝，死伤一万余人，被俘缴械4万余人，基本上全军覆没。
孙传芳只身带着随从、警卫人员乘小汽船逃往北方。李、白、何的军队伤亡约8000人。这是国民党北伐之战中伤亡最惨重的一仗。此役前，杨树庄统率的海军曾对孙传芳表示严守中立，但后来还是帮助了国民党军，发挥了一定的助战作用。
孙传芳军大败后，战场上丢满了熗炮和其他军用品。第七军和第一军争着抢这些“胜利品”，又加深了蒋桂之间的矛盾。李宗仁、白崇禧到处宣扬他们的龙潭战功，多少有些盛气凌人，又引起蒋系的嫉恨。后来，蒋介石砸烂李、白树立的“龙潭战役纪念碑”，就是他们之间尖锐矛盾的反映。
1927年9月3日，汪精卫从武汉到南京，同行的有顾盂余、何香凝、朱培德、程潜等人。汪精卫以为他得到李、白的拥护，就可以把他的武汉国民政府原封不动地搬到南京。不料就在他到南京的第二天，即发现街头贴有不少反汪的标语。汪精卫盛怒之下，责怪李宗仁不得要领。不几天，汪就溜到了上海。这时候，李宗仁、白崇禧既反蒋也不拥汪。他们勾结西山会议派组织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以取代宁汉两地的国民党政府。
“特别委员会”于9月15日正式成立，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张继、林森、蔡元培、于右任、戴传贤、孙科、谭延闿、吴敬恒、谢持、邹鲁、李烈钧、居正、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王伯群、覃振、何香凝、李济深、何应钦、伍朝枢、许崇智、李煌瀛、张人杰、杨树庄、唐生智等32人为委员；顾孟余、刘积学等9人为候补委员。
成立大会由谭延闿主持，张继（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作政治报告。接着，任命谭延闿、汪精卫、蔡元培、于右任、李宗仁等4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蔡元培，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轮流担任国家元首职务。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潜等66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务委员。
特别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表面上包含了宁、汉、沪三方面的国民党人。所谓宁、汉，就是蒋、汪两派；沪，主要是以张继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与桂系比较紧密。实际上，特别委员会为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所操纵，他们都以熗杆子作后盾。李、白的基本部队是夏威的第七军和胡宗铎的笫十九军，经过增强人员和装备的补充，成为当时南京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劲旅。
何应钦也不示弱，他除了牢牢抓住军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支配大权以外，还拼命扩充实力，把原第一军扩充为笫一、第九两个军，以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但刘、顾均是蒋介石的心腹，对蒋唯命是从。从这意义上说，南京特别委员会仍然是蒋、桂两派势力的对峙。汪精卫未就特别委员会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职，他于9月21日回到武汉后，即同唐生智一道发表声明反对“特别委员会＂。
同时，蒋派也发动江、浙国民党各级党部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蒋介石的干将陈果夫更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为中心任务，把留在上海的蒋派党政干部及各地方干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译为CENTRALCLUB，简称C。C，以后发展成为国民党中统），四处活动，攻击“特别委员会”。
另一方面，唐生智却派叶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南京（住在夏威家），与李宗仁洽谈。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一心想夺取唐生智的两湖地盘，扩充势力，对叶只虚与周旋。何应钦则想“调虎离山”，让李、白离开南京，为来为蒋介石“东山再起“扫除障碍。
于是10月中旬，“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宗仁为西征军总司令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程潜、朱培德分别为第四路、第五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以第七军、十九军和第六军为主力，沿长江南北两岸向西进军，讨伐武汉的唐生智。事前，李、白和程潜己秘密进行军事部署，以准备继续“北伐”为名调兵遣将，故第七军等部队到达游县和全椒后，突然来一个左旋回，直扑合肥、安庆；长江南岸则以程潜所率第六军等部突袭芜湖。
战斗打响后，在安庆的唐军何键部和在芜湖的刘兴部均猝不及防，一击即溃。由此，白崇禧和程潜分别率领第七、第六两军沿长江两岸向西追击；李宗仁并亲自率一炮舰溯江而上，一路没有遇到抵抗。这样，他们从发动“西征”到攻占武汉，为时还不到一个月。唐生智宣布退职，并由他手下的几个军长廖磊、李品仙、叶琪等率领大部队向湖南撤退。后来，他们接受了李宗仁、白崇禧的改编，成为第十二路军，以李品仙为总指挥，叶琪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同时，李、白把桂系的基本部队再扩编一个军，即第十八军，以陶钧为军长，从此，武汉地盘就为桂系所占。
1927年10月，正当李宗仁、白崇禧把持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时候，蒋介石从日本回国，阴谋夺回国民党军政大权，并重登“宝座＂。在武汉的汪精卫则由于桂系的“西征＂，已无立足之地。
11月初，汪带几个随从人员跑到广州。那时候，在广州的李济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并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桂系黄绍竑是副总指挥，有桂军一个师留在韶关。另一方面，拥汪的张发奎、黄琪翔在“八一“南昌起义时，率第四军沿赣江直回广州，受到了李济深的欢迎。因此，广州正在张、黄控制之下。
汪精卫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以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但李济深不同意，汪等一时陷入僵局。蒋介石则派宋子文去广州，在葵园汪精卫住宅商讨联合倒桂问题。11月16日，汪精卫以去上海筹备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为名，挟持李济深过香港搭船赴沪，因为李济深是张发奎、黄琪翔的老长官，张、黄不敢对他下毒手，所以设计把他送走。
同时，汪精卫电召黄绍竑到广州，准备阴谋杀害他。黄绍竑到广州后临时得讯，秘密化装逃回广西，布置军事准备同张、黄作战。张发奎则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第四军的全部兵力调离广州，井赴西江肇庆一带防范桂军东下。12月11日，共产党以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部队，在叶剑英、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下，发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
张发奎、黄琪翔惊惶失措，急忙把军队从西江调回市内向起义部队反扑。之后，南京、上海国民党人纷纷指责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认为广州起义是由于他们赶走李济深、黄绍竑而引起的，因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这就使汪精卫感到非常孤立和困窘，张发奎和黄琪翔也不得不离开广州，把军队交给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指挥。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在长沙击败唐生智并占领了武汉，形势对桂系十分有利。黄绍竑乘机以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为名，亲自率领伍廷飏师及两个独立团沿西江向广州进攻。并令黄旭初、吕焕炎两个师由怀集经广宁、清远，沿粤汉铁路线南下会攻广州。同时，李济深命在东江的陈铭枢第十一军的两个师和陈济棠的一个师从东江向广州挺进，准备粤桂两军在广州会师。
缪培南在两面夹击之下，不得已放弃广州。蒋介石为了反对桂系，暗中支持缪培南，叫缪必要时退入江西补充整顿。缪乃集中第四军和薛岳、黄振球等师全部兵力，奔赴东江迎击陈铭枢、陈济棠，企图先消灭两陈部队，再回师消灭黄绍竑部队。于是黄绍竑也改变作战计划，电令已到达清远县的黄旭初、吕焕炎两师停止向广州南进，而迳由清远经花县、增城向河源急进；伍廷飏师也不在广州停留，由水路乘船到石龙登陆与黄、吕两师会合向河源前进。
1928年1月初，李济深、黄绍竑回到广州。不数日，黄绍竑亲自到东江指挥作战，在紫金东北100余里的潭落圩同缪培南军血战3昼夜，双方主力都是4个多师，彼此伤亡惨重。缪军师长许志锐阵亡，黄振球负伤。缪军大败，缪按照蒋介石为他指出的退路向赣南撤走。李济探恢复了统治广东的局面，黄绍竑仍然留桂军一师在广东协助办理善后。桂系在两广的势力与武汉遥相呼应，更使蒋介石坐卧不安。由此，蒋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桂系先后在武汉、广东打垮了曾经拥护汪精卫的唐生智和张发奎、黄琪翔的军队，气焰更加嚣张。1927年11月下旬，李宗仁、白崇禧从武汉回到南京，企图继续把持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武汉军政大权则交由胡宗铎、陶钧二人掌管。胡是第十九军军长兼湖北全省清乡督办，陶是第十八军军长兼湖北全省清乡会办。
此时，汪精卫因唐生智、张发奎被桂系打败而垂头丧气，更加痛恨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他一改反蒋为拥蒋，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敦促蒋介石复职。蒋、汪并联合在上海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邀请蒋介石复职的决议案。会议还通过另一决议案：凡南京“特别委员会”决定的重大措施，必须事先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这是公开对桂系及“特别委员会”权力进行限制和打击李宗仁、白崇禧。
李、白知道蒋介石的复职不可阻挡，因为英、美支持他，江浙财阀支持他，冯玉祥、阎锡山也表示拥护他。而他们桂系则羽毛未丰，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可以取代蒋，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只好在会议地点问题上做文章。于是李、白联合另一部分中委通电，指出蒋、汪“在上海租界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主张二届四中全会在首都南京举行。
对此，蒋介石没有异议。因为这时候桂系军队已全部离开南京到武汉了，而南京戒严司令贺耀祖也是听命于蒋的。蒋介石于1928年1月9日在南京宣布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李宗仁、白崇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表示拥护，同时又迁怒于汪精卫，借口广州起义事件纠集部分国民党中委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9人，不许他们出席二届四中全会。后来汪精卫被迫离开南京到法国去了。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2月2日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宣告桂系操纵的“特别委员会”的终结，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又落到蒋介石个人手里。于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与蒋、汪不和的人纷纷出国，李宗仁、白崇禧也被排除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外。二届四中全会还作出了所谓“继续北伐＂的决定-当时，直鲁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支待下，把部队分布在津浦路沿线；张作霖则亲自指挥奉军部署在保定附近，准备同国民党军决战。
蒋介石为了对付张作霖、孙传芳等，决定把国民党军共编为4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并决定分别在武汉、开封、太原、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以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分别为各分会主任。开始，李宗仁假意不干，但一经蒋介石劝说也就答应了。这就形成了国民党军事各派暂时妥协的局面。
1928年4月，国民党军分兵四路“北伐＂：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在津浦、京汉线之间向北进发，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由山西直入河北，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当时，孙传芳和张宗昌在山东经过一两次战役，不久就被第一、二集团军压逼向济南溃退。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想把部队拉到东北去投靠张作霖，但官兵不愿出关。后经阎锡山派出南桂馨、高荣达为代表与孙军部将郑俊彦、李宝章、马葆珩等洽谈接受改编，分别任命三人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的第一、二、三军军长，并以郑俊彦为军团总指挥，其余二人兼副总指挥。孙传芳于6月3日宣布下野。
京汉线方面，白崇禧率领第四集团军（主要是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所属廖磊和叶琪的两个军）配合阎锡山的第二集团军与张作霖奉军作战，奉军不支，白崇禧于5月31日占领保定。6月4日，张作霖去沈阳途中在皇姑屯遇炸身死，奉军更是军心瓦解，士无斗志。张学良随即放弃北京、天津，把全部军队退回东北。白崇禧和阎锡山乃于6月8日进占北京。张宗昌指挥的直鲁联军残部10万余人拟向东北逃跑，但中途在长城一带被奉军阻挡，不久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至此，国民党的所谓“继续北伐＂告一段落。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要他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阎锡山、冯玉祥则主张打出关外，占领东北。桂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是李宗仁附和蒋的主张；另一方面白崇禧却在北京暗中同张作霖手下的干将杨宇霆勾结（杨是反对东北易帜的，后来，张学良把杨宇霆杀了，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后来，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充当“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东北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组织，则仍原封不动。
1928年夏季，国民党军队打到北京、天津后，蒋、桂、冯、阎四派所占的地盘大致如下：冯派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阎派拥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和北京、天津两市；桂派拥有广西、湖北和武汉三镇，以及河北的唐山地区；蒋介石则占据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和南京、上海两市。湖南的程潜和广东的李济深，表面上归蒋，但不完全服蒋。至于云南、贵州、四川，则完全处于“独立王国”的状态，内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如此。所以，蒋介石政权名为统一了中国，实际上是大小军事割据，国家依然是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1928年6月底，蒋介石偕同吴稚晖、戴传贤、李济深及随从人员20多人到武汉，邀请李宗仁、张继到郑州同冯玉祥去北京。此后，他们在汤山开了一次会议，商讨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参加会议的人除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外，还有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李烈钧、吴稚晖、戴传贤等人。
会上，冯玉祥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并说“北伐“军事结束后，所有总司令、总指挥等名义均应一律取消，以改变过去分裂割据的局面；各军事首脑人物都应到“中央＂供职，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国家能够达到真正统一。
冯玉祥这些话深得蒋介石的赞赏，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控制各派势力。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却都不表态。会议除了决定不对东北张学良用兵和筹备召开编遣会议外，其他一无所获。7月下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先后离开北京南下，独白崇禧留守北京。
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会上，蒋指使手下提出撤销中央政治会议各地分会的提案，但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静江、李石曾等反对。双方争论激烈，最后不了了之。蒋介石此计不行，就宣布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要他们几个头头常驻南京供职。
其目的是削弱他们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全会还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决定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实行“裁兵”。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50个师的指标（除东北外），要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酝酿讨论。
在这期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的革命声势越来越壮大。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曾私下商请李宗仁从武汉抽调桂军两师到江西协助＂剿共＂，李宗仁满口答应。李请示蒋介石，蒋疑李有乘机扩充地盘的野心，坚决反对。李宗仁为了表白他的“忠诚”，又向蒋介石建议，如对桂军不放心，可从南京派第一军的第二师去江西。
蒋又怀疑李企图削弱他在首都的防务，乃故装镇定，说什么“共产党在江西不足为患＂，叫李宗仁不要管，一切他自有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叫宋子文把上海工商业者和金融资本家20多人邀至南京，蒋亲自接见他们，说：“共产党在江西很猖獗'，“剿共＂需要大量军费，要他们共筹一笔巨款，限期交来。到会的资本家答应了。不久，蒋介石钱拿到手，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使用的。李宗仁从陈光甫那里知道这个消息后，认为蒋介石从来不对他说实话，因而非常愤慨。
1929年1月初，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最大，有约20个军和4个独立师，官兵总数50余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有10个军和8个独立师，约40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有14个军加上一些骑兵旅和独立炮兵团，30余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7个军和一些独立旅，约20万人。
编遣会议上，蒋、桂、冯、阎都想壮大或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削弱对方。李宗仁、白崇禧尤为提心吊胆，防范蒋介石假编遣之名，排除异己，对二、三、四集团军各个击破。会议期间，白崇禧和阎锡山密切来往，因他俩一度配合对张学良的奉军作战，关系比较好。阎锡山派他的参谋长周玳经常同白崇禧联系，白也亲自找阎密谈，交换意见。
冯玉祥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编遣原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熗者编，无熗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战功者编，无功者遣。根据这个原则，他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8个师。李宗仁、白崇禧对冯玉祥这个方案没有表态，蒋介石、阎锡山却很反感。
蒋不同意第二集团军和他的第一集团军保有同等数目的师；阎锡山也不甘居冯后。阎提出另一个方案，主张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11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自然要归蒋介石掌握。阎锡山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欣然同意（也有说是蒋授意阎提出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同，冯玉祥却认为这是阎锡山故意与他作对并挑拨他和蒋的关系。
不久，他就推托有病，并偷偷地溜回开封去了。阎锡山本来并无诚意，他比冯玉祥还先离开南京回到太原。李宗仁、白崇禧也觉没趣，李去上海，白回北京。所谓编遣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1927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同程潜联合“西征“打败唐生智以后，李宗仁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统辖两湖党政军事宜；程潜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仍兼第六军军长。李、程一时尚能相安。
1928年夏，白崇禧和阎锡山打到北京、天津以后，桂系势力进一步发展。湖南位于广西与武汉之间，对于联络桂系前后方极为重要。因而桂系部将、湖北全省清乡督办胡宗铎建议李宗仁去掉程潜，把湖南地盘夺过来。蒋介石通过吴忠信在李、程之间进行挑拨，说程潜在湖南截留中央税收，拒不上缴国库。李宗仁把程骗到武汉扣留起来，撤职查办。
当时为1928年5月21日。李原意以湘军军长何键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却抢先一步发表鲁涤平（第二军军长）接替程潜，并要李宗仁恢复程的自由，李宗仁这才知道上了蒋的大当。
1929年初的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后，李宗仁得知蒋介石曾秘密地经过江西给湖南鲁涤平送去一大批军火，故怀疑蒋计划对桂系用兵，于是大为惊恐。蒋介石还派人到武汉活动，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胡宗铎、陶钧，要他们脱离桂系（为胡、陶所拒绝）。此时，桂系意识到同蒋介石的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
2月下旬，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在武汉商定先发制人。当即派第七军李明瑞率领一个师，扬言回桂，路过长沙，对鲁涤平的第二军进行突然袭击。鲁涤平猝不及防，率部队逃出长沙向浏阳方向撤退。胡宗铎等即在武汉用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名义撤换鲁涤平，以何键接任湖南省主席。蒋介石闻讯十分恼怒，李宗仁在南京则甚为惊慌，随即化装潜赴上海躲在法租界里。湖南地盘的争夺就成为蒋桂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正当蒋桂紧锣密鼓酝酿厮杀的时候，李济深于3月1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准备去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李宗仁力劝李济深不要到南京去。李济深一向和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很好，不久以前，当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反对桂系和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的时候，李济深就坚决地站在李、白的一边。
后来，李济深又得黄绍竑之助，击败张发奎、黄琪翔，巩固了他在广东的统治。现在蒋桂战争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因而，李宗仁希望李济深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桂系，绝不能让他为蒋所谋。但蒋介石却装出要李济深充当蒋桂之间调解人的样子，派出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吴稚晖四人到上海去见李宗仁和李济深。
吴稚晖等说：“只有李济深到南京去，一场战争才能避免。”他们愿保证李济深的安全。谈了两天，李宗仁坚持己见，不让李济深去。最后，李济深为四人的甜言蜜语所软化，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蒋桂争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他本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3月13日，李济深到南京，蒋在李面前痛斥桂系违法乱纪，为非作歹，非武力讨伐不足以儆效尤。这时，李济深知蒋已下决心讨伐桂系，要他来不是谈什么调解问题，而是要他一致讨伐桂系。李济深感到受骗，后悔莫及。他一度想逃出南京，但在蒋介石特务监视下寸步难行。
3月21日，蒋介石公开把李济探扣留于汤山，罪名是＂勾结桂系，拥兵自护＂。蒋介石并派出孙科、古应芬到广州去策动粤军陈济棠等起来反对李济深，为讨伐桂系作好了准备。李宗仁听说李济深被蒋扣留之后，立即乘船逃离上海，于3月25日到广州。不数日，便回广西去了。3月30日，蒋介石亲自到九江下达讨逆总攻击令，指挥刘峙统率的十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向武汉进发，揭开了蒋桂战争的序幕。
蒋桂战争爆发前，双方都对盘踞河南的冯玉祥作了争取工作。先是李宗仁派温翘生为代表到河南百泉见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愿共同倒蒋。3月下旬，蒋介石派邵力子和贺耀祖先后到华山访冯，请冯出兵助蒋讨伐桂系，并答应事后委冯当行政院长以及由冯推荐湖北和湖南两省主席。
冯玉祥满口答应出兵助蒋，并即派韩复渠为总指挥，陈兵10万于豫鄂边境。但是，在蒋桂胜败未定之前，冯不公开表态，谁也不知道他是助蒋还是援桂，显然是作壁上观，静待变化。
桂系则积极备战，胡宗铎和陶钧在湖北横征暴敛，不惜耗费巨大资财，在武汉外围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诱蒋军深入攻坚，然后伺机出击，将其主力歼灭。
他们把在武汉的桂军分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配备4个旅，每旅3个团。第一纵队总指挥胡宗铎，第二纵队总指挥陶钧，第三纵队总指挥夏威，副总指挥李明瑞。第三纵队以原第七军为主，布防在第一线，即武汉东北方的青山、阳逻、黄陂一带，严阵以待。
当初桂系占领武汉后，胡宗铎和陶钧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垄断财经税权，搜刮民脂民膏，一方面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内部分赃不均，矛盾日益尖锐，第七军的桂籍军官对胡、陶更为愤恨，使蒋介石有机可乘。他通过俞作柏以重金（据说是150万元）收买原第七军的李明瑞和杨腾辉两个师对桂系倒戈，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4月4日，第三纵队副总指挥李明瑞以到前方视察为名，在黄陂县城附近原第七军第一师师部（经编遣改为第十五师第四旅）秘密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讲话。
他列举胡宗铎、陶钧擅权中饱私囊、贪污腐化的事实后，说：“我们第七军官兵受到胡、陶的歧视，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现在蒋介石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即使能打败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制造机会？流血牺牲的仍然是我们官兵。我的意见是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场肮脏战争，大家认为怎样？”到场的大多数军官立即举手高喊“同意”，表示服从指挥。
当晚，李明瑞就命全师拔队向西走，次晨到达孝感县，杨腾辉师也到了那里汇合。隔日，蒋介石即派钱大钧为代表同俞作柏到孝感来＂慰劳”他们。不久，便委李明瑞为第十五师师长，杨腾辉为第五十七师师长（均相当于编遣会议前的军长）。
原第七军的尹承纲师发现李明瑞、杨腾辉倒戈后，也因对胡、陶不满，自动脱离战场，向西经荆门到宜昌。后来尹承纲也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被任命为第九师师长。桂系的基本队伍第七军就这样被瓦解了，武汉的桂系防线也随之崩溃，蒋介石不费一熗一弹就拿下了这块地盘。
4月5日，蒋介石抵达武汉，布告安民。胡宗铎、陶钧和夏威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带着剩下的大约10万官兵逃到了鄂西、沙市一带，最后也全部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蒋任命原胡宗铎的纵队副总指挥程汝怀为编遣特派员，主持这部桂军的编遣事宜。
4月22日，胡、陶、夏几人通电引退，蒋介石允许他们搭英国船到香港去做寓公。但蒋桂战争仍没有结束，只是告一个段落而已。
武汉桂军的迅速瓦解，不但改变了蒋桂两派军阀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整个中原形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统治巩固了，冯玉祥、阎锡山对桂系的失败感到唇亡齿寒，岌岌自危，但又不得不通电拥蒋讨桂，以示敷衍。
此时，白崇禧在北平带领的第十二路军的李品仙、廖磊部队，也被蒋介石派唐生智去活动收编。因为这支部队是唐的旧部，虽然几个头头同白崇禧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关系也很好，但中下级军官不愿为桂系卖命，且因桂军在武汉失败太快，挽救也来不及。白崇禧只好只身秘密从天津搭船到香港，于4月初到广州。
当时，李济深旧部陈济棠已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又不得不化装从广州逃回广西，十分狼狈。在梧州，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重新聚首。他们内心的懊丧、恼怒自不待言。其时，白崇禧更是暴跳如雷，他主张把广西剩下的兵力（第十五军3个师）集中攻打广东，希望占领广州后扭转反蒋局面。
黄绍竑则觉得这样孤注一掷太冒险，倾向于同蒋介石媾和，暂图苟安。后来蒋介石提出了条件：一要黄绍竑交出李宗仁、白崇禧；二要广西现有的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留守部队合编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多余的武器上缴给蒋；三要黄绍竑当广西编遣区的副主任，而以广东的陈济棠兼主任。李、白、黄都认为蒋的条件太苛刻了，不能接受。
于是就由白崇禧任总指挥，于5月中旬率领第十五军的伍廷飏师、黄旭初师、吕焕炎师和王应瑜独立旅，由梧州取道怀集、广宁、四会进攻广州。开始，桂军攻势甚猛，14日就越过了四会，18日攻下大塘、芦苞。粤军纷纷向国泰圩、赤泥、白坭退却。后来，粤军增援部队集中兵力在白坭一线反攻，双方激战甚烈，战至5月20日上午，桂军不支。
白崇禧看见形势不妙，急令全军退却，撤回广西整顿补充。此役，桂军师长黄旭初负伤，旅长王应瑜被俘；粤军副旅长方伟阵亡。双方损失都不小。
当白崇禧进兵攻打广东的时候，蒋介石收买了湖南何键，并以讨逆第四路军总司令名义率刘建绪部进占桂林。同时，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率领在武汉倒戈的原第七军两个师（即李明瑞师和杨腾辉师）兼程从汉门乘轮船经上海、广州回广西。这是白崇禧不得不从广东迅速退兵的原因之一。
白崇禧从广东退兵回到广西后，除留吕焕炎师防梧州、韦云淞旅驻防桂平以防粤军外，伍廷飏师和黄旭初师（师长梁朝玑代）急向柳州一带集中，先后在柳城和沙塘打败湘军，追击到桂林，湘军即退向湖南去了。不久，俞作柏、李明瑞和杨腾辉率领原第七军的两个师从广州乘轮船到都城登陆向梧州进发。
驻防梧州的吕焕炎师因寡不敌众，又因连年内战，疲于奔命，官兵厌战情绪日有滋长。特别是看到同是原来第七军的袍泽，更不愿自相残杀。因此，吕焕炎自动撤出梧州，退至玉林一带。韦云凇在桂平也没有经过大打，就让开了一条路，俞、李很顺利地到达南宁，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遗特派员职。
白崇禧、黄绍竑见大势己去，遂经龙州逃往越南去了。李宗仁则早些时候去了香港，也到越南住过一段时间。至此，桂系的老巢也为蒋介石所捣毁。俞作柏、李明瑞统治广西后，把原第十五军的3个师改编为两个师，由吕焕炎、梁朝玑分别担任师长。吕师驻玉林地区，梁师驻平乐、荔浦一带。李明瑞的第十五师则驻梧州、桂平一带，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驻桂林、柳州和庆远地区。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下辖5个警备大队（相当千5个团），分别驻在左右两江，即龙州、百色一带。但是．俞作柏、李明瑞就职不久就失掉了蒋介石的信任。10月间，蒋介石另任命吕焕炎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广东陈济棠）兼广西省政府主席，任命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区主任，俞作柏和李明瑞被迫下野。这时候，不甘失败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乘机派人回桂四处笼络旧部。
黄绍竑先潜回容县活动，11月某日他在宾阳邀约杨腾辉、梁朝玑、梁重熙、黄权、许宗武等师、旅长会晤，以“大广西＂宗派主义思想，说服杨等一致同意再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二人回桂主持军政事宜。这样，桂系又得重整旗鼓，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广西老巢。
1929年冬，当李宗仁等重整旗鼓恢复广西老巢的时候，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同阎锡山、冯玉祥在北方酝酿联合反蒋。一向靠拢汪精卫的张发奎第四军，在湖北宜昌收编了从武汉西撤的一部分桂系部队，共拥有官兵约3万人。
此时，张也竖起了反蒋的旗帜，由宜昌经湘西移师至广西北部边境，准备进攻粤北，夺取广东地盘，建立反蒋根据地。事前，汪精卫有电报给李宗仁，要求尽弃前嫌，重新合作反蒋，并说张发奎第四军可归李指挥，以联合进攻广东。李宗仁当即组织护党救国军，自称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以杨腾辉为第七军军长，黄绍竑兼第十五军军长，张发奎仍任第四军军长；张军从粤北直趋清远、军田、花县；桂军沿西江经德庆、高要向四会、芦苞、白坭进击。蒋介石事前察觉张发奎回师攻粤的计划，派出何应钦率领朱绍良等军到广东协助陈济棠防守。他们采取内线作战方针，放弃粤北韶关、清远等城市，集中兵力布置于离广州仅数十里的军田、花县、芦苞、白坭一线。
当时，张发奎军担任左翼，进攻军田、花县；桂军担任右翼，进攻芦苞、白坭。蒋军以一部兵力在白坭一线构筑坚固工事，深沟高垒，对桂军采取守势。张军由千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在蒋军以逸待劳的反攻下遭到了惨败。桂军在白坭一线又进攻不力，毫无进展。李宗仁就令全军退兵。
1930年3月初，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太原邀约各方代表商讨联合反蒋。李宗仁、白崇禧派叶琪、胡宗铎和麦焕章为代表参加会议。汪精卫的改组派和张继、谢持的西山会议派也都派人参加。
会议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又决定以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直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又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反蒋。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南宁同时宣布就职。李宗仁并把成立不久的＂护党救国军”改为第一方面军，仍然由他担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押。张发奎则不愿要什么新的名义，只保待他传统的第四军军长职务。这时候，李、黄、白和张把他们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桂东北一带积极整训，准备行动。
主要的兵力是第四军两个师（师长薛岳、吴奇伟）、第七军两个师（师长雷飚、梁重熙）、第十五军两个师（师长梁朝玑、许宗武）。另外，还有两个教导师（师长梁瀚嵩、黄旭初）。每一个师的编制，都是三个步兵团。5月初，阎锡山和冯玉祥在郑州会面，认为联合反蒋的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具体战略方针，决定以攻下徐州和武汉为第一步作战目标，分别从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由第三方面军担任津浦路作战任务，第二方面军担任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
从5月中旬起，冯、阎和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便揭开了序幕。冯、阎及汪精卫均有电致李宗仁，请桂军即出兵湖南策应。桂军和张发奎的第四军进攻广东失败后，又在北流同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的三个师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都很大，桂军退守贵县和粤军在西江两岸对峙。蒋介石调云南的卢汉率滇军数万进占百色后杀奔南宁。在两面受敌的危急情况下，白崇禧和张发奎极力主张集中全部力量出兵湖南，拚命进攻武汉，即使放弃广西亦在所不惜。黄绍竑则认为连年作战，元气大伤，且粤军、滇军压境，广西基地不可不守，主张静观一个时候再说。
5月中旬，李宗仁在贵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纳白崇禧和张发奎的意见，作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冒险，倾巢出兵湖南。并决定以张发奎第四军为先头部队，其余按第七军、第十五军各师序列紧接前进，李宗仁、白崇禧随大军出发指挥。黄绍竑率教导第一师和教导第二师及一个警卫团作后续部队。
1930年5月下旬，桂、张军分三路入湘，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衡阳。接着，先头部队在醴陵城郊与湘军第一师接战，湘军大败，桂军乘胜追击，与6月3日占领长沙，8日占领岳州。蒋介石命令原在湖南的蒋军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部退守湖北，令何键退守湘西。
此时，桂军气焰甚盛，预计月中旬可进占武汉三镇与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会师。可是，当桂军向湖南移动的时候，陈济棠急调在桂南的粤军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等三个师回粤，利用粤汉铁路的便利，迅速在粤北集结。由于桂军黄绍竑统率的入湘后续部队行动迟缓，粤军蔡廷锴等部得以乘虚于6月10日进占衡阳，截断了入湘桂军的后路，打乱了桂军的作战计划。
冯玉祥在平汉线为了配合入湘桂军作战，曾于10日下令向蒋军发动全线总攻击。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蒋军不支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中原形势有利于反蒋联军。但自粤军占领衡阳后，桂系几个头目惊惶失措，意见不一。
黄绍竑抱怨当初不该冒险出兵，极力主张全军退回广西；张发奎主张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武汉挺进；白崇禧则认为蒋介石集中了大部兵力与冯、阎在中原大战，后方空虚，主张从湖南转入江西攻九江，沿长江东下直捣南京；李宗仁则主张回师绕过衡阳去攻取广东，建立两广基地。后来桉照李宗仁的意图，桂军于6月18日撤出长沙，回师湘南，但被衡阳粤军出击，被迫在洪桥一带展开激烈战斗。
由千桂军举棋不定，军心涣散，且仓促应战，丙而十分被动。而粮食补给和通讯联络均甚困难。苦战二天两夜后，第七军军长杨腾辉负伤，师长梁重熙阵亡，第四军则伤亡过半，溃不成军。李宗仁不得已放弃进攻广东计划，率全军退回广西。冯玉祥在平汉线也因桂军的败退停止前进，而把主力转到豫东去了。桂系没有从阎、冯和蒋的中原大战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因为冒险入湘蒙受了惨重损失。
1930年7月，桂系从湖南败退回广西后，李宗仁、白崇禧在柳州、来宾、迁江带集结第七军、第十五军、第四军，进行人员、装备的补充和整编训练，决心不惜以广西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同蒋介石作战到底。黄绍竑却认为大势已去，心灰意冷，忽萌退志。他打算通电辞职，呼吁”和平”，但为李宗仁、白崇禧所阻止。
此时，蒋介石一方面为了彻底歼灭桂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割据西南的地方军阀自相残杀，好坐收渔人之利，便命粤军陈济棠派余汉谋部进入广西，不但占领梧州，而且深人到横县、宾阳一线；又命云南龙云派卢汉、张冲等4个师3万余人，占领百色、田东、武鸣，围攻南宁。
桂系在南宁的守军只有韦云淞指挥的2000多人，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十分危急。8月下旬，李宗仁、白崇禧派第七军莫树杰师掩护，运送一批粮食、武器进城，并派黄旭初入城指挥，加强防守。
10月中旬，桂军集中力量从柳州、迁江奔向南宁。他们利用夜间经山区小道越过滇军防线直扑南宁城郊，与守军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围城的滇军，一举解了南宁之围。滇军全线向西撤退，桂军追过百色至滇桂边境。
滇军撤回云南后，接着占领宾阳、横县的粤军也向东撤退，不久从梧州全部撤回广东。陈济棠派代表来南宁见李宗仁，表示愿同桂系修好。桂系也鉴于连年作战精疲力竭，急需喘息休整，也就打着“亲仁善邻＂的口号，力求与邻省相安。
当时，蒋介石同阎、冯的中原战争，因得张学良东北军入关之助己“胜利”结束。但大战之后，蒋军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整补，故没有继续对广西进攻。历时将近两年的蒋桂战争至此暂告结束。
黄绍竑当桂军于7月间从湖南败退回到广西全州的时候，黄绍竑另起异心。黄认为同蒋介石争天下，搞了好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肯定是争不过的了。不如趁此投到蒋方，说不定还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于桂系间接作一些帮助，至少也可以图得自己下半生的安稳，何必在广西受苦？于是对白崇禧说：“我决心不干了，我对军事实在感到厌烦了。“
白崇禧听了很惊异，赶快对黄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对大家说出这话来，以免影响军心。你心情不好就先休息一个时期，专理行政，军事由我们负责好了。你如果坚持不干，要离开广西，也要等军事局面稍为安定后才好提出来。“黄绍竑接受了白的意见，当桂军退回到桂林后，他就到良丰花园休养去了。
10月中旬，桂军驱走滇军解了南宁之围后，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到了南宁，黄重新把要离开广西的问题提出来，李、白对他挽留一番之后也就同意了。不几天，黄绍竑从龙州经河内到香港，蒋介石巳派伍廷飏和陈适两人在那里等候，邀他去南京见面。蒋介石随即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并送给大洋20万元。但黄光杆一个回不了广西上任。后来，他分别担任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但同桂系仍藕断丝连。
补充：1929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讲话，里面有很精彩的一段。蒋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然称赞曾国藩、胡林翼等是“圣贤＂，骂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等是＂盗贼'。
所以，蒋此次讲话就把李、白比做太平天国首领。蒋说，“李、白的野心很大，他们自比洪、杨，还以广西出了杨秀清、石达开等而自豪。他们常说，“洪、杨由于内讧才未能统一全国，我们（桂系自称）定要紧密地团结，这样才能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完成洪、杨未竟的事业”，这就是李、白的阴谋。
因此，他们就又来夺取革命政权，攫取北伐胜利果实，消灭他们所说的异己分子！本校长告诉你们：有桂系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桂系。本校长让你们去参加讨伐桂系，你们要同仇敌忾，消灭这些革命的叛逆。同时，在实践中学习本领，将来好为革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完成总理的革命大业。”
蒋介石这段话并非空穴来风，后来赵子立接近桂系以后，的确见过他们有一本介绍石达开生平历史的书，每一段故事有一幅插图，印刷精致，装帧美观。这说明李、白确是以太平天国首领来激励桂系干部的。
1929年4月5日，蒋介石到武汉后兴高采烈，踌躇满志。乃大摆筵席，慰劳部属，把驻武汉附近讨桂部队中校以上的干部都找去会餐。席上，蒋站起来说：“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战而胜。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一一北平和武汉呢？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委员长，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
训完话，他又教给大家吃西餐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会餐后，蒋仍余兴未尽，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摄影留念。
张桂联军出击湖南前夕，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南宁体育场和一些官兵聚餐，表示官兵一致。李宗仁举杯劝酒，醉后狂言：一定要恢复张桂军前两年的“光荣局面”，打垮蒋介石，并鼓励要发扬钢军、铁军之光云云。
当时，张桂军一般官佐的反映是：1。到过长江、黄河南北两京的人，谁愿意被逼呆处广西山区呀！2。中国者，中国人的中国，蒋介石独霸不行，打了再算。3。广西太穷了，非向外发展不可。不过，战前，在桂军内部议论纷纷。
有人说：张军以前熗口向过桂军，血犹未干，忽然合作，未免有些那个。有人说：国民党内部变化多端，也许今天打仗，明天，蒋介石又和李宗仁一个桌子饮酒。有人说，这就是世道真相，你不干活该。你想升官发财就来，打不死总有份，当然你也可以及时引退，听你的便，谁也不强迫谁。
有人说：张军四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鸦片、禁逃亡，传染到桂军里面来了，真是他妈的诸多不便。你想，一个人当了军人，还要受这许多拘束，人生几何？有人说：张桂军待遇不一样，张军公积金多，能借支薪饷，桂军是呆板的官四毛钱一天，兵二毛钱一天，毫无外水可捞。有人驳说：什么呆板？高级军官们一样的大花特花，外表穿套旧军服装穷，问题在于打胜仗，打胜仗就大家有得捞了。
有人说：依照桂军的习惯，穷时才卖力打仗，发了洋财之后，便士无斗志，不堪一击了。有人说：据说：白崇禧总指挥在柳州开会，要求柳州绅商捐献军事费，遭到拒绝．那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解释说：这是“民主表现“，不敢乱发军用票，不敢加重税捐。有人说：反蒋就反蒋，为何又要反共？打湖南是为了反共吗？湖南何键也反共，入湖南反共，岂非替何键当了差？
有人驳说：何键纵容共军在湖南坐大，所以何键也打。有人说：既然号称护党救国为什么不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如干脆说“为本军利益而战”，倒也漂亮。有人解释说：“这叫做瞒外不瞒内”，自己人知道就算了。总司令（指李宗仁）常说：“政治、政治，原来是假的＂。
以上情形，在桂军中无论驻军或行军，茶楼或饭馆内，到处都可发现。李、白、黄、张等军头也知道，但无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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