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战斗机，古代也有，那就是骑兵。
没错，这就是对于古代骑兵的定位。
现代战争若是没有战斗机参战，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肯定还没开始就输了，同样的道理，古代战争若是没有骑兵，那你就只有挨打的份，还手之力都没有。
在古代，衡量一个国家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看它的骑兵就行了，骑兵强则军队强，军队强则国强。
而作为骑兵的组成部分，战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像人类两条腿中的一条，缺之不可。
然而，能够胜任军马的，以高寒地区出产的马为佳，因为高寒之地才能养出好马。
条件如此“苛刻”，意味着能养出合格战马的地方少之又少。
在古代，能够养出合格战马的“天然牧场”，一是今天的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这些“天然牧场”一旦失去，中原地区只好求其次，自己养马，差是差了点，但有比无好。
而自己养马，意味着从人类口中夺食，因为养马的代价，大得不可想象，根据古人测算，养一匹马所需土地，如果用来种粮，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
这样养马太不合算，最好的办法是占领天然牧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用自己的特产比如丝绸等等，与北方游牧民族换马。
这意味着你的军队战力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你得和他搞好关系，否则他一旦翻脸，你只有干瞪眼，而这种友好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游牧民族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这个问题，历朝历代是如何解决的呢？
早在商代，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马的重要性，诞生了官方马匹管理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马政”。
而“马政”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
商代的统治者和贵族对马匹特别重视，因为马匹不但是战争和贵族狩猎时驾驶车辆的重要工具，也是祭祀鬼神的祭品，需求量大，专门从事马匹饲养的“队伍”也很庞大，由奴隶组成。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个观点虽然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提出的，但秦朝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政府非常重视，除了在边郡地区大搞官营养马基地，还在内地大建官马厩（养马场）。
而秦朝颁布的《厩苑律》，则无异于给马上了一道保险，其中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盗马是死罪，比盗牛的罪行大多了。
汉朝建国没多久，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马政制度，汉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制定的汉律中，就专门制定了有关养马的“厩律”，吕后称制时，为防止“军资遗敌”，明令禁止母马外流。
要想把马养好，就得给它吃粮，汉文帝有点舍不得，一度缩小了养马规模，御史大夫晁错立即予以“纠正”，并建议鼓励民间养马，汉文帝这才收回成命，并接受他的建议，颁布命令：民间养马可以免除劳役。
汉景帝则接受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卫绾建议，“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并将边境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扩大。
汉初战斗力一点不输匈奴的骑兵部队，与几代皇帝重视养马不无关系。
隋朝的养马业，比之秦汉毫不逊色。
据《资治通鉴》卷176，隋朝的马匹主要靠自己饲养，可是养马区陇右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常遭吐谷浑侵扰，隋文帝想放弃养马，把牧马场开垦成农田种粮，大将军贺娄子干上书反对，养马区才得以保留，继续养马。
隋炀帝继位后，不但保留了陇右地区的养马区，还在青海设置了马牧（官设牧马之地），进一步发展了养马业，以至于马的数量猛增，大业三年，隋炀帝到北方边境巡视，出行队伍竟然“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唐朝不但把马政列为“经国要政”之一，马政建设更是前所未有，设立了专门统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下设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将各地六十多所牧马场纳入统一管理，除此而外，还设立了掌全国驿马的驾部。
除了自力更生养马，唐朝还从诸胡国引进“外援”，比如属大宛国马种、“精力异常”的撒马尔罕良马，618—626年间，仅康国就进贡了4000匹，不但缓解了马力的不足，还改良了唐朝西北地区的马种，当地马与撒马尔罕良马杂交产生的后代，更加强壮。
相比之下，宋朝要比之前其他朝代都“惨”，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养马地，只能用丝绸、绢布去换马，但数量有限，而且非常被动，对方若“断供”，则只能徒唤奈何，所以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总体来说比较弱，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骑兵。
到了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持变法时专门制定了“保马法”，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以及开封府诸县保甲养马，具体内容为：户一匹，物力高而自愿者二匹，给以官马，或官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等一下户十户为一社；保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单独赔偿；社户马病死，由养马户与其他九户共偿其半，等等。
然而，由于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法很快被废止，“保马法”自然未能幸免。
图5 蒙古骑射
到了元朝，虽然蒙古族号称“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但据《新唐书·北狄·室韦》记载，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的母族）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并不发达，“无羊少马．有牛不用”，九世纪中叶以后，受突厥、契丹、女真等族以及中原的影响，畜牧业才得到发展，并将马匹的饲养提高到重要地位，发展成为战争的重要工具。
由于地利因素，蒙古人养马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牧场有牧场，要饲料有饲料，连驿站都有牧马地，养马业自然非常发达，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自然不在话下。
有证据表明，明太祖朱元璋是最重视马匹的帝王之一：与强大的元朝骑兵PK，必须同样依靠强大的骑兵。
据《明朝、高丽的贡马之争与明丽关系 》，早在“起江左”时，朱元璋就十分渴求战马，派人到处去买马，但所得有限，元顺帝北迁后，他于洪武二年还遣使去买战马，可惜未能如愿。
花钱也买不到，他决定自力更生，于洪武四年“置郡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随水草利便，立官署，专职牧养”。
图6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洪武六年，朱元璋更是制定了养马之法，令民共养马匹，洪武二十八年更规定“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也设立于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
至洪武七年，明朝设立的牧监达五个，下辖近百个马场。
太仆寺的设立，“标志着明朝战马繁殖与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明成祖登基后，朱棣对战马的重视一点不亚于朱元璋，亲自过问马政，还对兵部尚书刘俊做了这样的指示：“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
除此之外，向藩属国比如高丽索要贡马，也是明朝解决战马的途径之一，《明太祖实录》和《高丽史》对此皆有记载。
据《中国的养马业》，清朝的马政则让人“不敢恭维”，由于实行专制统治，清政府禁止汉人养马，对养马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虽然此政清末遭废止，但之前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各省的养马业，几乎破坏殆尽，要想恢复，已经不可能了。
没错，这就是对于古代骑兵的定位。
现代战争若是没有战斗机参战，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肯定还没开始就输了，同样的道理，古代战争若是没有骑兵，那你就只有挨打的份，还手之力都没有。
在古代，衡量一个国家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看它的骑兵就行了，骑兵强则军队强，军队强则国强。
而作为骑兵的组成部分，战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像人类两条腿中的一条，缺之不可。
然而，能够胜任军马的，以高寒地区出产的马为佳，因为高寒之地才能养出好马。
条件如此“苛刻”，意味着能养出合格战马的地方少之又少。
图1 秦末汉初河套地区
在古代，能够养出合格战马的“天然牧场”，一是今天的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这些“天然牧场”一旦失去，中原地区只好求其次，自己养马，差是差了点，但有比无好。
而自己养马，意味着从人类口中夺食，因为养马的代价，大得不可想象，根据古人测算，养一匹马所需土地，如果用来种粮，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
这样养马太不合算，最好的办法是占领天然牧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用自己的特产比如丝绸等等，与北方游牧民族换马。
这意味着你的军队战力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你得和他搞好关系，否则他一旦翻脸，你只有干瞪眼，而这种友好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游牧民族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这个问题，历朝历代是如何解决的呢？
早在商代，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马的重要性，诞生了官方马匹管理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马政”。
而“马政”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
图2 秦的骑兵
商代的统治者和贵族对马匹特别重视，因为马匹不但是战争和贵族狩猎时驾驶车辆的重要工具，也是祭祀鬼神的祭品，需求量大，专门从事马匹饲养的“队伍”也很庞大，由奴隶组成。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个观点虽然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提出的，但秦朝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政府非常重视，除了在边郡地区大搞官营养马基地，还在内地大建官马厩（养马场）。
而秦朝颁布的《厩苑律》，则无异于给马上了一道保险，其中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盗马是死罪，比盗牛的罪行大多了。
汉朝建国没多久，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马政制度，汉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制定的汉律中，就专门制定了有关养马的“厩律”，吕后称制时，为防止“军资遗敌”，明令禁止母马外流。
要想把马养好，就得给它吃粮，汉文帝有点舍不得，一度缩小了养马规模，御史大夫晁错立即予以“纠正”，并建议鼓励民间养马，汉文帝这才收回成命，并接受他的建议，颁布命令：民间养马可以免除劳役。
汉景帝则接受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卫绾建议，“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并将边境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扩大。
汉初战斗力一点不输匈奴的骑兵部队，与几代皇帝重视养马不无关系。
图3 浴马图
隋朝的养马业，比之秦汉毫不逊色。
据《资治通鉴》卷176，隋朝的马匹主要靠自己饲养，可是养马区陇右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常遭吐谷浑侵扰，隋文帝想放弃养马，把牧马场开垦成农田种粮，大将军贺娄子干上书反对，养马区才得以保留，继续养马。
隋炀帝继位后，不但保留了陇右地区的养马区，还在青海设置了马牧（官设牧马之地），进一步发展了养马业，以至于马的数量猛增，大业三年，隋炀帝到北方边境巡视，出行队伍竟然“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唐朝不但把马政列为“经国要政”之一，马政建设更是前所未有，设立了专门统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下设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将各地六十多所牧马场纳入统一管理，除此而外，还设立了掌全国驿马的驾部。
除了自力更生养马，唐朝还从诸胡国引进“外援”，比如属大宛国马种、“精力异常”的撒马尔罕良马，618—626年间，仅康国就进贡了4000匹，不但缓解了马力的不足，还改良了唐朝西北地区的马种，当地马与撒马尔罕良马杂交产生的后代，更加强壮。
图4 燕云十六州
相比之下，宋朝要比之前其他朝代都“惨”，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养马地，只能用丝绸、绢布去换马，但数量有限，而且非常被动，对方若“断供”，则只能徒唤奈何，所以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总体来说比较弱，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骑兵。
到了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持变法时专门制定了“保马法”，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以及开封府诸县保甲养马，具体内容为：户一匹，物力高而自愿者二匹，给以官马，或官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等一下户十户为一社；保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单独赔偿；社户马病死，由养马户与其他九户共偿其半，等等。
然而，由于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法很快被废止，“保马法”自然未能幸免。
图5 蒙古骑射
到了元朝，虽然蒙古族号称“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但据《新唐书·北狄·室韦》记载，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的母族）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并不发达，“无羊少马．有牛不用”，九世纪中叶以后，受突厥、契丹、女真等族以及中原的影响，畜牧业才得到发展，并将马匹的饲养提高到重要地位，发展成为战争的重要工具。
由于地利因素，蒙古人养马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牧场有牧场，要饲料有饲料，连驿站都有牧马地，养马业自然非常发达，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自然不在话下。
有证据表明，明太祖朱元璋是最重视马匹的帝王之一：与强大的元朝骑兵PK，必须同样依靠强大的骑兵。
据《明朝、高丽的贡马之争与明丽关系 》，早在“起江左”时，朱元璋就十分渴求战马，派人到处去买马，但所得有限，元顺帝北迁后，他于洪武二年还遣使去买战马，可惜未能如愿。
花钱也买不到，他决定自力更生，于洪武四年“置郡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随水草利便，立官署，专职牧养”。
图6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洪武六年，朱元璋更是制定了养马之法，令民共养马匹，洪武二十八年更规定“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也设立于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
至洪武七年，明朝设立的牧监达五个，下辖近百个马场。
太仆寺的设立，“标志着明朝战马繁殖与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明成祖登基后，朱棣对战马的重视一点不亚于朱元璋，亲自过问马政，还对兵部尚书刘俊做了这样的指示：“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
除此之外，向藩属国比如高丽索要贡马，也是明朝解决战马的途径之一，《明太祖实录》和《高丽史》对此皆有记载。
据《中国的养马业》，清朝的马政则让人“不敢恭维”，由于实行专制统治，清政府禁止汉人养马，对养马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虽然此政清末遭废止，但之前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各省的养马业，几乎破坏殆尽，要想恢复，已经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