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绿山考古发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领域。”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曾经这样评价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时至今日，铜绿山遗址仍是人们认为采冶延续时间最长、采冶规模最大、采冶链最完整、采冶技术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矿冶遗址，被国外冶金史专家称为“在其他任何地方看不到的奇迹”。
198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这是国家继西安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之后兴建的第三座遗址博物馆。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50周年之际，博物馆新馆于今年6月建成开放，以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生动的展陈形式，向世人呈现铜绿山作为中国青铜文化奇迹、中国矿冶考古奇迹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铜斧惊天下”到“神秘的脚印”
一次改写中国青铜文明历史的发现
“牙刷草，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春夏之交，位于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区西南的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遍地红茎绿叶的海州香薷生机勃勃，在风中摇曳，当地人称铜草花，又叫牙刷草。
草木花间，一座红铜色工棚屋顶建筑依山就势融入矿山，室内结构形如自上而下的斜巷矿道，这就是刚刚落成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矿道”底层，有宋、清时期的冶炼遗迹，室外北侧为近现代采掘机器布置的工业景观；新馆建筑上端则与古铜矿遗址连为一体，商周时期多处采矿遗址分布其间；在其西侧，还有现代采掘铜铁矿石而形成的一个巨大露天采矿坑。
错落起伏的景观视野，不仅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也映照着古代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2012年，也是春夏之交，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树祥等考古工作者在铜绿山岩阴山脚拨开一片铜草花，打开一个考古探方，惊奇地发现，深埋地下竟有一片神秘的脚印痕迹。
在矿冶遗址发现古人足迹十分罕见！考古人员迅速邀来公安部痕迹鉴定专家一同现场勘查，先后共发现足印35枚，数量较多，保存状态各异，鉴定为赤足脚印，具有年代久远的特征，完整印痕长者有26厘米。随机抽检部分足印推测，其中一人身高约有1.72米，而另一人约为1.52米到1.54米。有些脚印有内侧浅外侧深或者横向移位等迹象，似乎是当时正在湿地上负重前行。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古人脚印，正是铜绿山古铜矿的矿工们留下的。根据这些脚印，不仅可以推断古代矿工们的高矮胖瘦等特征，还可以还原他们当时或背或挑等各种劳动场景……
矿工劳动的足迹，将人们的视线牵回到古代矿冶文明的奇观。
大冶，其名最早源于《庄子·大宗师》，取“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之意。今天的大冶，因大冶铁矿、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等矿冶企业而著称。而翻开历史，黄巢筑炉、岳飞铸剑、朱元璋置铁冶所、张之洞创办大冶铁矿，千百年来这里铜铁矿山开采未停、冶炼炉火不熄。李白也曾记述“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之盛况。
6月9日，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展出的铜斧。（黄醒尘摄）
真正改写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历史的，是1973年，大冶铜绿山一把铜斧横空出世，震惊天下！
当时，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绿山铜铁矿企工人在铜绿山露天剥离和采挖过程中，先后发现冶炼渣、铜斧等物品，此外，还发现古坑木、古坑道等遗迹，似乎是一片当地人称为“老窿”的古矿井。有的古坑木被当地老百姓捡回，当作生火做饭的极好燃料。此后，湖北省博物馆还从当地居民手中征集了一件最大铜斧，重达16.3公斤，被誉为“中国第一斧”！
这些发现引起矿山负责人的注意，他们将其中一把重3.5公斤的铜斧邮寄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并函告现场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立即回电“保留现场”。几天后，来自北京和武汉的专家抵达铜绿山，经过一周的考古调查，初步认定这里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采矿遗址。
一个沉埋二千余年的古代矿坑被认知，从而重见天日。
1974年至198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对铜绿山矿山生产区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包括铜绿山、大岩阴山、小岩阴山等12个矿体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进而开展“考古大会战”，先后发现商周、汉唐时期采矿竖井和盲井231个，平巷和斜巷100多条，东周时期鼓风冶铜炉12座，宋代炒铜炉17座。推测古代采矿井巷总长度8000多米，冶炼炉渣达40万吨以上，冶炼红铜达8万至12万吨，其规模之宏大、采冶技术之高超举世瞩目。主要开采时间从3500年前商代中期一直到西汉时期，延续一千多年。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首次发现，使整个世界为之惊诧。1980年6月，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上，夏鼐先生宣读题为《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论文，向世界宣告，我国商周时代青铜器铸造业与采矿、冶炼业已经分工进行。国际考古学、冶金史等方面专家纷纷来到铜绿山，目睹“难得一见的古代矿冶遗物”。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内，游客驻足观看铜斧。（黄醒尘摄）
一团困扰考古学界多年的历史迷雾，也终于被铜绿山铜斧拨开，被炉火映红！
著名考古学家殷玮璋说，早在1928年发现安阳殷墟遗址之后，中国考古人就面临一个困惑：殷商时期如此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是由何人制造，铜料来自何方？考古工作者曾经寻找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结果。
重达875公斤的司（后）母戊大方鼎、气势磅礴的曾侯乙编钟、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古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青铜文化奇迹。但是因为缺乏考古证据，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有人甚至断言：“如果中国不产青铜，那中国的青铜器也应该是舶来品。”
陈树祥说，直到发现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长期让人困惑的青铜铸器用料来源问题才豁然雾解。
2012年发现的矿工脚印，再次引起轰动，古铜矿考古不仅“见物”，而且“见人”。在陈树祥带领下，铜绿山第二轮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18年。循着远古足印，他们在四方塘遗址区发现258座墓葬。根据随葬器物分析，墓主人大多为古代矿工和矿山管理者，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或归附楚国杨越人的墓葬，另有13座西周时期墓葬，两座商代墓葬，还有一座随葬器物反映出夏代特征。由此，铜绿山采矿历史或可上溯至夏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指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青铜文化是一部完整独立的发展史，彰显其在人类冶金史、科技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
198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荣列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一部诠释古代中国创造能力的实典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的核心，现场展示一处井巷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地下迷宫”。这便是考古发现铜绿山古铜矿7号矿体1号采矿点的原址。为了原地保护和展示，早在1984年，就建起这座长36米、宽30米的展览大厅。置身展厅回廊，俯身看去，只见脚下由黄土、木架构筑的“迷宫”错综盘亘，竖井、斜井、平巷、盲井层层叠压，排水巷道和木制水槽蜿蜒其间，清晰地展示了古代先民运用木架支护开拓井巷、采掘矿石的情景。
1号“老窿”主要是春秋时期地下采矿场，有的早到西周，距今超过2500年。在木制榫卯框架支护下至今仍保存完好，有些井巷变形较小，甚至可以容人爬身进入。
湖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劲是铜绿山第一任考古发掘领队，业界称她为中国矿冶考古第一人。她曾指出，铜绿山让我们解读了一部古代采矿技术的发展史。“从采掘地面露天铜矿开始，在追寻矿脉开采中，开创了凿井、拓巷向地下开采，在井下采掘中不断创新采矿技术，由开采地下浅层矿体，追逐至深层矿层的采掘，全凭人工劳作竟把井巷的开凿延到了距地表60余米，的确是让人震惊的深度。”
深井采掘既要实现井巷的开拓，又要保证矿井的安全，还要解决追踪矿脉、井巷通风、排水、照明以及运输提升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博物馆工作人员李妹讲解道，为保证安全，古代矿工发明和发展了一整套木构支护技术，从地表至地下凿竖井，井底凿平巷，巷底凿盲井，最终实现上下连贯，井巷相通。
为实现通风，古代矿工们在井下修建风墙，利用井口高低气压差，实现自然通风。但是，随着矿井越来越深，巷道越来越多，完全靠自然通风还不够。这时，他们又发明了“燃烧对流法”。考古人员在一部分竖井的底部，发现大量灰烬和残留的枯竹签（条）。原来，矿工们封堵废巷口，在一侧井底使用枯竹签（条）生火，使井巷内污浊空气受热膨胀，比重减轻，形成强大的热气流，沿竖井向上流动排出井外，而新鲜冷空气则从另一边的井巷进入，形成流动气场。
为了方便井巷照明，尽量减少井巷烟雾导致生产者窒息，矿工们选择燃点低、浓烟少的竹子削片浸油后，扎成火把；为防范地下水，工匠们用木头制成水槽、在废弃平巷底部挖出水沟，引导地下水汇聚，再用木桶把积水吊出去；他们还使用了中国最早的提升机械木绞车，在竖井中提升矿石、积水等物质……古代工匠们用聪明才智解决了地下深井一个个关键性技术难题。
“铜绿山最深的矿坑遗址有60多米，但未在矿坑中发现人体尸骸，这说明，矿坑内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地下安全事故。”陈树祥认为，这足以说明地下矿坑的安全性比较高。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之伟大，不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青铜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更因遗存上展现出的高超采冶技术，为人类冶金史、科技史、文明史作出的突出贡献。”湖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吴宏堂说，走进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古人找矿有方、采矿有道、炼铜有术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
6月9日，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展出的冶铜炼炉。（黄醒尘摄）
在博物馆新馆“炼铜有方”展厅里，一件特殊的“国宝”引人驻足：看来只是黄泥筑起的一座土炉灶，却凝聚着古代矿冶工匠们的智慧。熊熊炉火中，矿石熔炼为铜锭，成为青铜器铸造的主要原料。这是铜绿山遗址发掘的6号炼铜竖炉。
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人员共清理出16座冶铜炼炉。他们结构基本相同，由炉身、炉缸和炉基组成。保存完好的6号竖炉，复原高度为1.6米，炉缸为椭圆形，缸底有“火沟”（防潮沟），炉缸前设有“金门”（排渣、出铜口），炉缸两侧有“鼓风口”，整体上已经基本符合现代鼓风炉的构造。
春秋早期就发明和使用鼓风炉炼铜，这不仅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对铜绿山矿区的考古调查发现，50多处冶炼遗址上堆积着厚厚的炉渣，有的高度竟达3米，推算矿区古炉渣约40万吨，炼出的粗铜在8万到12万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古炉渣平均含铜只有0.7%，而含铁却高达30%—55%。铜绿山矿料是铜铁共生矿，冶炼的过程也就是将铜和铁分离的过程。铜的熔点在1200摄氏度左右，铁的熔点在1400摄氏度左右，二三千年前，工匠们已经能够恰到好处地控制炉温，使矿石中的铜高纯度地熔炼出来。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还发现一些铜饼，是古炼炉出产的铜锭，其含铜量超过93%，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考古工作者曾经专门仿制了两座竖炉进行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炼铜炉不仅可以持续冶炼，只要炼炉不坏，备足冶炼材料，便能日复一日地进行，而且冶炼出的粗铜，铜含量达到94%—97%，炉渣平均含铜0.8%，与考古发掘结果基本一致。
铜绿山堪称一个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已故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谭维四曾指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就是一部立体式的冶金史百科全书。他说：“当人类历史进入青铜时代后，铜矿的开采、铜的冶炼、青铜器铸造的水平，是其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铜绿山古铜矿的考古发掘表明，其采矿、冶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从楚庄王“问鼎”到曾侯乙编钟
一把破解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密钥
现代地质勘探资料表明，我国铜、锡、铅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西南的云南等地，尤其长江中下游是一条蕴藏丰富的铜矿带。
考古发现表明，除了大冶铜绿山遗址之外，长江中游还密集分布有湖北阳新港下村遗址、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安徽南部铜陵-南陵遗址群等古代铜矿遗址。可见，早在商周时期，一条十分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带沿江布局，因资源禀赋而生，又因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而兴。
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商代早中期重要城址。走进盘龙城遗址，青铜圆腹大圆鼎、雕花钺形器等精美青铜器向世人展示早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异彩纷呈。作为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晰、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城址，这里不同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鼎、甗、鬲、斝、爵、觚等青铜器共计300多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相关科研单位采用铅同位素技术，对盘龙城出土部分青铜器样品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和瑞昌铜岭古矿区出土矿料检测数据进行对比，显示盘龙城青铜器的铸器铜料分别来源于铜绿山和铜岭。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长江流域设置的重要城邑，其作用就是掌控长江中游一带铜矿资源。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一处商代铸铜遗址。经检测分析，其铜料分别来自赣东北、鄂东南及铜绿山。在商代，长江中游铜业已实现从开采、冶炼到铸造、运输的“全产业链”发展。
大冶铜斧。新华社资料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时代，铜是生产兵器、礼乐器及贵族生活用具的重要战略资源，铜资源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军事实力的表现。从地理位置来看，商人南下获取大冶、瑞昌一带的铜矿资源，并以盘龙城、郭元咀作为中转站、加工地，可以说是最佳选择。
周灭商以后，继续加强对南方铜矿的控制，保障铜料源源不断流向中原。史料记载，仅西周至春秋早期三百多年间，南土楚国、鄂国、百越集团、东夷、南淮夷先后发生数起反叛周人的大事件，对铜矿资源争夺十分激烈。
《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鄂”，有学者认为即今鄂州一带，其领地包括今大冶铜绿山。从而说明楚国在西周晚期曾一度控制铜绿山一带的铜矿资源。
著名楚史专家张正明曾表示：“楚国若没有铜绿山，就没有楚文化。”历史学家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一文写道：“春秋战国时代，90%以上的铜皆产于楚国。”丰富铜料为楚国问鼎中原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临洛水，向周王使臣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放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楚庄王如此耀武扬威，其底气当是来自对军事经济实力的高度自信。
无独有偶，在楚国的旁边，还藏着一个不显山露水却贵气十足的诸侯国，这就是曾国。考古发现，自西周早期直至战国中期，曾国一直保持着对青铜礼器和青铜乐器的特别钟爱，尤其到战国早期曾侯乙之时，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青铜器展现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巅峰技艺。
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陈列了一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文物部门批准制造的第七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它向参观者述说着曾侯乙编钟的铜料来源故事。
曾国何以也能源源不断获得铜绿山等矿山的铜料供给？一些研究者认为，曾国作为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担负的职责就是“镇抚淮夷”，扼守由长江中游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随枣走廊，也就是铜矿资源的运输之路，考古学上称为“金道锡行”。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铜壶上，有铭文记载“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且既卑方”。周王分封曾国，就是让其驻守此“金道锡行”。而曾国成为楚国的附庸之后，承担辅佐楚王掌管“金道锡行”之职，并充当了楚国与中原铜资源的“中间商”。
正因为如此，直至战国中期，曾国一直在楚国之侧保持着富有而繁荣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曾国的考古发掘，将我们带入一个璀璨的青铜文化的“高科技时代”。
有学者推算，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用铜总重量2.5吨，以铜绿山出产的铜料，至少可以铸造4万套编钟。夏鼐指出：“从铜绿山获得的丰富资料，说明楚国在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从而对于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总产量达到十吨之多的惊人数字，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舍弃十几亿也要“原地保护”
一场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交锋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作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之源，承载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所在地为铜绿山铜铁矿核心生产区的“状元矿”，其经济价值同样十分可观。
遗址在采矿过程中发现，现代铜铁开采与古老铜矿遗址孰轻孰重？一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采矿发展的交锋由此产生。
1971年开始现代机械化开采的铜绿山矿，在最初几年的露天剥离过程中，不断发现古代采矿遗迹和遗物，大量古矿井支护木甚至被附近村民纷纷拾去当作柴火。这令考古工作者一直引以为憾。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后，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1980年2月和1981年4月，国家文物局、原冶金部和湖北省文化局联合在黄石市先后两次召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座谈会，会议纪要确定将有代表性的铜绿山7号矿体（俗称大岩阴山）古铜矿遗址永久保存，不再露天开采，保护范围约5.5万平方米。1984年，在铜绿山7号矿体古遗址上建成了我国首个矿冶遗址博物馆，进行专门保护并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学习。
但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交锋一直激烈进行。由于遗址博物馆坐落于7号矿体上，原地将保留铜矿石139万吨、铁矿石64万吨。为争取对矿体进行开采，1983年，有关方面提出对古矿井发掘后进行异地保护的方案，将2000平方米的采矿遗存向东搬迁400米，进行异地拼装保护。
围绕“原地保护”还是“搬迁保护”的论战持续了长达8年时间。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问题。1991年8月，国务院宣布将铜绿山7号矿体的古铜矿遗址进行原地保护。八年论争，终于一锤定音！
国家舍弃了价值十几亿元的资源不开采，这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也是少见的。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德勤称，铜绿山创造了“中国大型文化遗址保护的典范”。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内，游客驻足观看铜斧。（黄醒尘摄）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论证，实质是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与国有资产取舍、文物保护长远利益与眼前经济利益在观念上的一次大博弈。”陈树祥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历时多年的论证，也为中国文物遗产如何保护探索了一条科学保护之路。
199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保护管理职责不明，一些企业及个人违法越界采矿或盗采7号矿体，导致遗址本体和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采矿、放炮、滑坡、地质裂缝……严重威胁到遗址安全。2006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从候选了十多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中撤了下来。2007年7月，遗址博物馆也因出现地表开裂等严重险情而不得不闭馆整顿。
历史教训十分深刻。2009年，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划归大冶市政府管理。为此，当地成立了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并大力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1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通过，湖北省政府批复同意实施，铜绿山保护范围由原来的5万多平方米扩大到555.7万平方米。当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第二次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翌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
露天开采彻底结束，保护区面积扩大100倍，第二轮抢救性考古发掘全面展开……铜绿山古铜矿遗产迎来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
今年6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正式建成开放，馆藏万件文物标本，新增展陈面积1.2万平方米，室外展示区域超14万平方米，“铜山有宝”“找矿有方”“采矿有道”“炼铜有术”“青铜有源”五个方面主题，集中展示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发掘、保护的全过程。
新馆室外考古发掘遗迹采取室内现场展示、模拟展示和标志性展示。此外，对考古遗址公园现存的矿山、矿石、泉塘和喜铜植物进行修复展示，并增添了研学设施，使公园内各类矿冶景观达到20多处，基本实现了“移步有景观，处处有故事”。这处考古遗址公园全方位展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人类冶金史、科技史、文明史上的突出贡献，阐释出先民们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和独具匠心的创新精神，传承青铜文明继往开来的时代精神。
目前，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规划、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大遗址保护利用还在逐步推进。专家认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矿冶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应当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动之中，持续擦亮、打响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品牌。
198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这是国家继西安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之后兴建的第三座遗址博物馆。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50周年之际，博物馆新馆于今年6月建成开放，以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生动的展陈形式，向世人呈现铜绿山作为中国青铜文化奇迹、中国矿冶考古奇迹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铜斧惊天下”到“神秘的脚印”
一次改写中国青铜文明历史的发现
“牙刷草，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春夏之交，位于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区西南的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遍地红茎绿叶的海州香薷生机勃勃，在风中摇曳，当地人称铜草花，又叫牙刷草。
草木花间，一座红铜色工棚屋顶建筑依山就势融入矿山，室内结构形如自上而下的斜巷矿道，这就是刚刚落成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矿道”底层，有宋、清时期的冶炼遗迹，室外北侧为近现代采掘机器布置的工业景观；新馆建筑上端则与古铜矿遗址连为一体，商周时期多处采矿遗址分布其间；在其西侧，还有现代采掘铜铁矿石而形成的一个巨大露天采矿坑。
错落起伏的景观视野，不仅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也映照着古代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2012年，也是春夏之交，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树祥等考古工作者在铜绿山岩阴山脚拨开一片铜草花，打开一个考古探方，惊奇地发现，深埋地下竟有一片神秘的脚印痕迹。
在矿冶遗址发现古人足迹十分罕见！考古人员迅速邀来公安部痕迹鉴定专家一同现场勘查，先后共发现足印35枚，数量较多，保存状态各异，鉴定为赤足脚印，具有年代久远的特征，完整印痕长者有26厘米。随机抽检部分足印推测，其中一人身高约有1.72米，而另一人约为1.52米到1.54米。有些脚印有内侧浅外侧深或者横向移位等迹象，似乎是当时正在湿地上负重前行。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古人脚印，正是铜绿山古铜矿的矿工们留下的。根据这些脚印，不仅可以推断古代矿工们的高矮胖瘦等特征，还可以还原他们当时或背或挑等各种劳动场景……
矿工劳动的足迹，将人们的视线牵回到古代矿冶文明的奇观。
大冶，其名最早源于《庄子·大宗师》，取“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之意。今天的大冶，因大冶铁矿、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等矿冶企业而著称。而翻开历史，黄巢筑炉、岳飞铸剑、朱元璋置铁冶所、张之洞创办大冶铁矿，千百年来这里铜铁矿山开采未停、冶炼炉火不熄。李白也曾记述“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之盛况。
6月9日，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展出的铜斧。（黄醒尘摄）
真正改写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历史的，是1973年，大冶铜绿山一把铜斧横空出世，震惊天下！
当时，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绿山铜铁矿企工人在铜绿山露天剥离和采挖过程中，先后发现冶炼渣、铜斧等物品，此外，还发现古坑木、古坑道等遗迹，似乎是一片当地人称为“老窿”的古矿井。有的古坑木被当地老百姓捡回，当作生火做饭的极好燃料。此后，湖北省博物馆还从当地居民手中征集了一件最大铜斧，重达16.3公斤，被誉为“中国第一斧”！
这些发现引起矿山负责人的注意，他们将其中一把重3.5公斤的铜斧邮寄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并函告现场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立即回电“保留现场”。几天后，来自北京和武汉的专家抵达铜绿山，经过一周的考古调查，初步认定这里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采矿遗址。
一个沉埋二千余年的古代矿坑被认知，从而重见天日。
1974年至198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对铜绿山矿山生产区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包括铜绿山、大岩阴山、小岩阴山等12个矿体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进而开展“考古大会战”，先后发现商周、汉唐时期采矿竖井和盲井231个，平巷和斜巷100多条，东周时期鼓风冶铜炉12座，宋代炒铜炉17座。推测古代采矿井巷总长度8000多米，冶炼炉渣达40万吨以上，冶炼红铜达8万至12万吨，其规模之宏大、采冶技术之高超举世瞩目。主要开采时间从3500年前商代中期一直到西汉时期，延续一千多年。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首次发现，使整个世界为之惊诧。1980年6月，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上，夏鼐先生宣读题为《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论文，向世界宣告，我国商周时代青铜器铸造业与采矿、冶炼业已经分工进行。国际考古学、冶金史等方面专家纷纷来到铜绿山，目睹“难得一见的古代矿冶遗物”。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内，游客驻足观看铜斧。（黄醒尘摄）
一团困扰考古学界多年的历史迷雾，也终于被铜绿山铜斧拨开，被炉火映红！
著名考古学家殷玮璋说，早在1928年发现安阳殷墟遗址之后，中国考古人就面临一个困惑：殷商时期如此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是由何人制造，铜料来自何方？考古工作者曾经寻找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结果。
重达875公斤的司（后）母戊大方鼎、气势磅礴的曾侯乙编钟、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古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青铜文化奇迹。但是因为缺乏考古证据，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有人甚至断言：“如果中国不产青铜，那中国的青铜器也应该是舶来品。”
陈树祥说，直到发现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长期让人困惑的青铜铸器用料来源问题才豁然雾解。
2012年发现的矿工脚印，再次引起轰动，古铜矿考古不仅“见物”，而且“见人”。在陈树祥带领下，铜绿山第二轮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18年。循着远古足印，他们在四方塘遗址区发现258座墓葬。根据随葬器物分析，墓主人大多为古代矿工和矿山管理者，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或归附楚国杨越人的墓葬，另有13座西周时期墓葬，两座商代墓葬，还有一座随葬器物反映出夏代特征。由此，铜绿山采矿历史或可上溯至夏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指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青铜文化是一部完整独立的发展史，彰显其在人类冶金史、科技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
198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荣列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一部诠释古代中国创造能力的实典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的核心，现场展示一处井巷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地下迷宫”。这便是考古发现铜绿山古铜矿7号矿体1号采矿点的原址。为了原地保护和展示，早在1984年，就建起这座长36米、宽30米的展览大厅。置身展厅回廊，俯身看去，只见脚下由黄土、木架构筑的“迷宫”错综盘亘，竖井、斜井、平巷、盲井层层叠压，排水巷道和木制水槽蜿蜒其间，清晰地展示了古代先民运用木架支护开拓井巷、采掘矿石的情景。
1号“老窿”主要是春秋时期地下采矿场，有的早到西周，距今超过2500年。在木制榫卯框架支护下至今仍保存完好，有些井巷变形较小，甚至可以容人爬身进入。
湖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劲是铜绿山第一任考古发掘领队，业界称她为中国矿冶考古第一人。她曾指出，铜绿山让我们解读了一部古代采矿技术的发展史。“从采掘地面露天铜矿开始，在追寻矿脉开采中，开创了凿井、拓巷向地下开采，在井下采掘中不断创新采矿技术，由开采地下浅层矿体，追逐至深层矿层的采掘，全凭人工劳作竟把井巷的开凿延到了距地表60余米，的确是让人震惊的深度。”
深井采掘既要实现井巷的开拓，又要保证矿井的安全，还要解决追踪矿脉、井巷通风、排水、照明以及运输提升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博物馆工作人员李妹讲解道，为保证安全，古代矿工发明和发展了一整套木构支护技术，从地表至地下凿竖井，井底凿平巷，巷底凿盲井，最终实现上下连贯，井巷相通。
为实现通风，古代矿工们在井下修建风墙，利用井口高低气压差，实现自然通风。但是，随着矿井越来越深，巷道越来越多，完全靠自然通风还不够。这时，他们又发明了“燃烧对流法”。考古人员在一部分竖井的底部，发现大量灰烬和残留的枯竹签（条）。原来，矿工们封堵废巷口，在一侧井底使用枯竹签（条）生火，使井巷内污浊空气受热膨胀，比重减轻，形成强大的热气流，沿竖井向上流动排出井外，而新鲜冷空气则从另一边的井巷进入，形成流动气场。
为了方便井巷照明，尽量减少井巷烟雾导致生产者窒息，矿工们选择燃点低、浓烟少的竹子削片浸油后，扎成火把；为防范地下水，工匠们用木头制成水槽、在废弃平巷底部挖出水沟，引导地下水汇聚，再用木桶把积水吊出去；他们还使用了中国最早的提升机械木绞车，在竖井中提升矿石、积水等物质……古代工匠们用聪明才智解决了地下深井一个个关键性技术难题。
“铜绿山最深的矿坑遗址有60多米，但未在矿坑中发现人体尸骸，这说明，矿坑内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地下安全事故。”陈树祥认为，这足以说明地下矿坑的安全性比较高。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之伟大，不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青铜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更因遗存上展现出的高超采冶技术，为人类冶金史、科技史、文明史作出的突出贡献。”湖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吴宏堂说，走进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古人找矿有方、采矿有道、炼铜有术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
6月9日，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展出的冶铜炼炉。（黄醒尘摄）
在博物馆新馆“炼铜有方”展厅里，一件特殊的“国宝”引人驻足：看来只是黄泥筑起的一座土炉灶，却凝聚着古代矿冶工匠们的智慧。熊熊炉火中，矿石熔炼为铜锭，成为青铜器铸造的主要原料。这是铜绿山遗址发掘的6号炼铜竖炉。
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人员共清理出16座冶铜炼炉。他们结构基本相同，由炉身、炉缸和炉基组成。保存完好的6号竖炉，复原高度为1.6米，炉缸为椭圆形，缸底有“火沟”（防潮沟），炉缸前设有“金门”（排渣、出铜口），炉缸两侧有“鼓风口”，整体上已经基本符合现代鼓风炉的构造。
春秋早期就发明和使用鼓风炉炼铜，这不仅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对铜绿山矿区的考古调查发现，50多处冶炼遗址上堆积着厚厚的炉渣，有的高度竟达3米，推算矿区古炉渣约40万吨，炼出的粗铜在8万到12万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古炉渣平均含铜只有0.7%，而含铁却高达30%—55%。铜绿山矿料是铜铁共生矿，冶炼的过程也就是将铜和铁分离的过程。铜的熔点在1200摄氏度左右，铁的熔点在1400摄氏度左右，二三千年前，工匠们已经能够恰到好处地控制炉温，使矿石中的铜高纯度地熔炼出来。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还发现一些铜饼，是古炼炉出产的铜锭，其含铜量超过93%，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考古工作者曾经专门仿制了两座竖炉进行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炼铜炉不仅可以持续冶炼，只要炼炉不坏，备足冶炼材料，便能日复一日地进行，而且冶炼出的粗铜，铜含量达到94%—97%，炉渣平均含铜0.8%，与考古发掘结果基本一致。
铜绿山堪称一个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已故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谭维四曾指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就是一部立体式的冶金史百科全书。他说：“当人类历史进入青铜时代后，铜矿的开采、铜的冶炼、青铜器铸造的水平，是其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铜绿山古铜矿的考古发掘表明，其采矿、冶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从楚庄王“问鼎”到曾侯乙编钟
一把破解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密钥
现代地质勘探资料表明，我国铜、锡、铅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西南的云南等地，尤其长江中下游是一条蕴藏丰富的铜矿带。
考古发现表明，除了大冶铜绿山遗址之外，长江中游还密集分布有湖北阳新港下村遗址、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安徽南部铜陵-南陵遗址群等古代铜矿遗址。可见，早在商周时期，一条十分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带沿江布局，因资源禀赋而生，又因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而兴。
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商代早中期重要城址。走进盘龙城遗址，青铜圆腹大圆鼎、雕花钺形器等精美青铜器向世人展示早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异彩纷呈。作为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晰、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城址，这里不同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鼎、甗、鬲、斝、爵、觚等青铜器共计300多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相关科研单位采用铅同位素技术，对盘龙城出土部分青铜器样品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和瑞昌铜岭古矿区出土矿料检测数据进行对比，显示盘龙城青铜器的铸器铜料分别来源于铜绿山和铜岭。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长江流域设置的重要城邑，其作用就是掌控长江中游一带铜矿资源。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一处商代铸铜遗址。经检测分析，其铜料分别来自赣东北、鄂东南及铜绿山。在商代，长江中游铜业已实现从开采、冶炼到铸造、运输的“全产业链”发展。
大冶铜斧。新华社资料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时代，铜是生产兵器、礼乐器及贵族生活用具的重要战略资源，铜资源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军事实力的表现。从地理位置来看，商人南下获取大冶、瑞昌一带的铜矿资源，并以盘龙城、郭元咀作为中转站、加工地，可以说是最佳选择。
周灭商以后，继续加强对南方铜矿的控制，保障铜料源源不断流向中原。史料记载，仅西周至春秋早期三百多年间，南土楚国、鄂国、百越集团、东夷、南淮夷先后发生数起反叛周人的大事件，对铜矿资源争夺十分激烈。
《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鄂”，有学者认为即今鄂州一带，其领地包括今大冶铜绿山。从而说明楚国在西周晚期曾一度控制铜绿山一带的铜矿资源。
著名楚史专家张正明曾表示：“楚国若没有铜绿山，就没有楚文化。”历史学家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一文写道：“春秋战国时代，90%以上的铜皆产于楚国。”丰富铜料为楚国问鼎中原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临洛水，向周王使臣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放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楚庄王如此耀武扬威，其底气当是来自对军事经济实力的高度自信。
无独有偶，在楚国的旁边，还藏着一个不显山露水却贵气十足的诸侯国，这就是曾国。考古发现，自西周早期直至战国中期，曾国一直保持着对青铜礼器和青铜乐器的特别钟爱，尤其到战国早期曾侯乙之时，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青铜器展现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巅峰技艺。
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陈列了一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文物部门批准制造的第七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它向参观者述说着曾侯乙编钟的铜料来源故事。
曾国何以也能源源不断获得铜绿山等矿山的铜料供给？一些研究者认为，曾国作为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担负的职责就是“镇抚淮夷”，扼守由长江中游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随枣走廊，也就是铜矿资源的运输之路，考古学上称为“金道锡行”。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铜壶上，有铭文记载“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且既卑方”。周王分封曾国，就是让其驻守此“金道锡行”。而曾国成为楚国的附庸之后，承担辅佐楚王掌管“金道锡行”之职，并充当了楚国与中原铜资源的“中间商”。
正因为如此，直至战国中期，曾国一直在楚国之侧保持着富有而繁荣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曾国的考古发掘，将我们带入一个璀璨的青铜文化的“高科技时代”。
有学者推算，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用铜总重量2.5吨，以铜绿山出产的铜料，至少可以铸造4万套编钟。夏鼐指出：“从铜绿山获得的丰富资料，说明楚国在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从而对于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总产量达到十吨之多的惊人数字，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舍弃十几亿也要“原地保护”
一场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交锋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作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之源，承载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所在地为铜绿山铜铁矿核心生产区的“状元矿”，其经济价值同样十分可观。
遗址在采矿过程中发现，现代铜铁开采与古老铜矿遗址孰轻孰重？一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采矿发展的交锋由此产生。
1971年开始现代机械化开采的铜绿山矿，在最初几年的露天剥离过程中，不断发现古代采矿遗迹和遗物，大量古矿井支护木甚至被附近村民纷纷拾去当作柴火。这令考古工作者一直引以为憾。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后，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1980年2月和1981年4月，国家文物局、原冶金部和湖北省文化局联合在黄石市先后两次召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座谈会，会议纪要确定将有代表性的铜绿山7号矿体（俗称大岩阴山）古铜矿遗址永久保存，不再露天开采，保护范围约5.5万平方米。1984年，在铜绿山7号矿体古遗址上建成了我国首个矿冶遗址博物馆，进行专门保护并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学习。
但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交锋一直激烈进行。由于遗址博物馆坐落于7号矿体上，原地将保留铜矿石139万吨、铁矿石64万吨。为争取对矿体进行开采，1983年，有关方面提出对古矿井发掘后进行异地保护的方案，将2000平方米的采矿遗存向东搬迁400米，进行异地拼装保护。
围绕“原地保护”还是“搬迁保护”的论战持续了长达8年时间。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问题。1991年8月，国务院宣布将铜绿山7号矿体的古铜矿遗址进行原地保护。八年论争，终于一锤定音！
国家舍弃了价值十几亿元的资源不开采，这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也是少见的。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德勤称，铜绿山创造了“中国大型文化遗址保护的典范”。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厅内，游客驻足观看铜斧。（黄醒尘摄）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论证，实质是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与国有资产取舍、文物保护长远利益与眼前经济利益在观念上的一次大博弈。”陈树祥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历时多年的论证，也为中国文物遗产如何保护探索了一条科学保护之路。
199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保护管理职责不明，一些企业及个人违法越界采矿或盗采7号矿体，导致遗址本体和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采矿、放炮、滑坡、地质裂缝……严重威胁到遗址安全。2006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从候选了十多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中撤了下来。2007年7月，遗址博物馆也因出现地表开裂等严重险情而不得不闭馆整顿。
历史教训十分深刻。2009年，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划归大冶市政府管理。为此，当地成立了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并大力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1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通过，湖北省政府批复同意实施，铜绿山保护范围由原来的5万多平方米扩大到555.7万平方米。当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第二次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翌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
露天开采彻底结束，保护区面积扩大100倍，第二轮抢救性考古发掘全面展开……铜绿山古铜矿遗产迎来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
今年6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正式建成开放，馆藏万件文物标本，新增展陈面积1.2万平方米，室外展示区域超14万平方米，“铜山有宝”“找矿有方”“采矿有道”“炼铜有术”“青铜有源”五个方面主题，集中展示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发掘、保护的全过程。
新馆室外考古发掘遗迹采取室内现场展示、模拟展示和标志性展示。此外，对考古遗址公园现存的矿山、矿石、泉塘和喜铜植物进行修复展示，并增添了研学设施，使公园内各类矿冶景观达到20多处，基本实现了“移步有景观，处处有故事”。这处考古遗址公园全方位展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人类冶金史、科技史、文明史上的突出贡献，阐释出先民们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和独具匠心的创新精神，传承青铜文明继往开来的时代精神。
目前，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规划、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大遗址保护利用还在逐步推进。专家认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矿冶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应当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动之中，持续擦亮、打响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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