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大汉“女强人”，给夹在汉匈之间的乌孙蹚了条明路

提到汉代的和亲公主，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王昭君。千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对美人西去独留青冢的萧索结局扼腕叹息。实际上，和亲政策作为大汉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一环，仅西汉一朝，派往西域的和亲公主就达十余人。


这些和亲公主，大多出身宗室，或是宫中宫女，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或封号者却寥寥无几。我们能知道名号的汉代和亲公主仅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与王昭君。在这些仅有的留名公主中，细君公主、王昭君最后都郁郁而终，唯有解忧公主一人，不但在汉匈战争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重要作用，还最终落叶归根、回到长安。







解忧公主的祖父是第三任楚王刘戊，为西汉宗室。刘戊何许人也？单看名字或许一时间想不起来，但楚王刘戊与吴王刘濞掀起的“七国之乱”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刘戊本是汉高帝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他行事荒唐，在薄太后丧期间饮酒作乐，被人告发。汉景帝碍于与刘戊的堂兄弟之情，未采纳部分大臣诛杀刘戊的建议，但也借机缩小了刘戊的封地范围，收回了东海郡。刘戊不满，遂与吴王刘濞通谋反叛。次年，刘戊起兵与吴、赵等国西攻梁，与汉将周亚夫战，战败后自杀，军队随之投降汉廷。刘戊的家人匆忙将他下葬于徐州狮子山的楚王陵。后来，汉景帝并未过多追究其家人的罪过，并同意了刘戊按诸侯王规格下葬王陵之中。


解忧公主便出生在这样一个血统为皇室宗亲，身份却是罪臣之后的没落贵族之家中。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薨逝，解忧公主奉命远嫁乌孙昆弥军须靡。两位前往乌孙国和亲的公主在身世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细君公主为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解忧公主为罪臣楚王刘戊之孙女，皆是“罪臣之后”。弱势的母家、女子的身份、罪臣后代的束缚，这些都意味着，她们是汉廷可以随意利用与抛弃的政治“工具”。


以大汉公主身份嫁入乌孙后，解忧公主并未从一开始就在乌孙国后宫获得最高的礼遇身份。在嫁给军须靡之前，骑墙的军须靡同时娶了来自匈奴的左夫人与来自汉廷的右夫人（即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作为细君公主的接替者，同样被封为右夫人，三人的关系与汉、匈奴、乌孙三国之间的关系紧密关联，乌孙王宫的后宫情势之复杂可见一斑。




然而，就在解忧公主嫁入乌孙不久后，军须靡便死亡了。依乌孙旧俗本应其子继位，然而其子尚年幼，故而将王位传于堂弟翁归靡，但有一个要求，即在他的匈奴夫人生的儿子泥靡长大成人后，由泥靡继承翁归靡的王位。从这个遗嘱可以看到，亲附匈奴的思想在当时的乌孙统治集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翁归靡继位后，解忧公主改嫁给了翁归靡，两人感情十分融洽，共生育三男二女：长子元贵靡，次子万年，三子大乐，长女弟史，次女素光。

那么，为什么解忧公主需要再嫁给翁归靡呢？原来，是因为游牧民族历来奉行的“收继婚制”。“收继婚”，又称续婚、转房。是指女子在丈夫离世后不得守寡，而是应当转嫁给家族内的其他人，夫君的兄弟、无血缘关系的儿子或是族中的其他亲属。

解忧公主与翁归靡的这段婚姻，对汉与乌孙的联合、汉匈战争的最终结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解忧公主以汉家公主的身份转嫁给翁归靡，代表着汉廷对翁归靡继任乌孙王权的法统承认。其次，解忧公主与翁归靡的蜜月关系又有助于汉与乌孙的联合，翁归靡从此转变了乌孙在汉与匈奴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全面投向汉廷。最后，解忧公主取得翁归靡信任后，在乌孙国政治生活与军事行动中积极活动，发挥了“断匈奴右臂”的重要作用。




元康二年（前64，一说神爵二年，前60），翁归靡死，军须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泥靡嗣位。解忧公主又改嫁之，并生一子，名鸱（chī）靡。因泥靡暴虐无道，失去民心，解忧公主本欲于甘露元年（前53）与汉使魏和共谋，谋杀泥靡，却未成功，还被泥靡之子细沈瘦困于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西南伊什提克）。所幸西域都护郑吉等人将解忧公主救出。




解忧公主出身“罪臣之后”，身为皇室宗亲却不受重视，甚至接受三次“收继”，令人唏嘘。但解忧公主并未因此自怨自艾，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乌孙政局中大放异彩，更协助汉廷“断匈奴右臂”的筹谋，使得乌孙国彻底由在汉匈之间摇摆，甚至趋向于匈奴的状态，转变为归附汉廷。



翁归靡统治时期是乌孙国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乌孙与汉友好关系的高潮，这里离不开解忧公主的助攻。


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后，使乌孙由惧匈奴疏汉逐渐变成叛匈奴亲汉，这也引起了匈奴对乌孙的嫉恨。昭帝末年，匈奴大举西伐乌孙，并发骑兵占领车师，与车师联兵，共侵乌孙。在这一紧要关头，解忧公主上书昭帝，及时报告了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动向，并请求汉朝派兵，共击匈奴。汉朝得悉这一消息，“养士马，议欲击匈奴”（《汉书·西域传》）。宣帝继位后，解忧公主又与翁归靡上书宣帝，言匈奴出重兵夺取乌孙的车延、恶师等地，并要乌孙交出解忧公主“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中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汉书·西域传》），汉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样一来，西汉与乌孙由亲戚关系发展成事实上的军事联盟。


本始二年（前72），西汉与乌孙实现了对匈奴的联合作战。在这次战役中，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由东面击匈奴；乌孙王翁归靡亲自率领翕侯以下五万骑，在汉使常惠“使护”下，从西方入，直捣右谷蠡王庭，俘获匈奴单于的叔父、嫂子、公主，以及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获马牛驴骤骆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东部战线五将军各出塞二千余“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汉书·匈奴传》）。这次战争，“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匈奴遂衰耗，怨乌孙”（《汉书·匈奴传》)。常惠因护乌孙发兵有功，被封为长罗侯。汉朝为表彰乌孙立大功，又派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汉书·常惠传》)。


匈奴单于不甘心失败，这年冬，他亲率一万骑兵袭击乌孙，掳掠了一些老弱民众。结果恰逢天降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 还者不能什一” (《汉书·匈奴传》)，匈奴反而又遭一次沉重打击。这时，曾经臣服于匈奴的各个部族也开始反攻匈奴，并取得胜利。匈从此走向衰败。对汉廷来说，这一连串的胜利是汉武帝反击匈奴以来六十多年间的决定性胜利，是“断匈奴右臂”的一次决战，汉武帝长期经营西域的事业至此才得以付诸实现，其影响十分深远。


其中，汉与乌孙和亲的效果在这场战争中被充分展现出来，若没有解忧公主及时递出的情报与计策，汉军也很难做到兵贵神速，并与乌孙快速形成联盟。


身在乌孙的解忧公主一直思念故乡。她时常派遣自己的子女去长安，学习汉族的文化，当然这一行为也促进了汉与乌孙之间的使者往来。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解忧公主遣其长女弟史到长安“学鼓琴”三年。后来，汉朝特派侍郎乐奉护送弟史回乌孙。解忧公主的次子万年也曾到长安生活过一段时间。宣帝五凤年间（前57-前54），解忧公主还有“侍子”（古代属国之王或诸侯遣子入朝陪侍天子、学习文化，所遣之子称侍子）在长安，汉朝曾派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回乌孙。


通过这一系列友好往来，汉廷与乌孙，乃至西域得到充分交流。乌孙原来不善冶炼，“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后来“颇得汉巧”而有所改进。解忧的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时，夫妻双双来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徽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龟兹传》）汉宣帝还赐弟史“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倚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汉书·龟兹传》）。汉地的文化与技术也进一步在西域传播，这些自然离不开解忧公主个人的呕心经营。


解忧公主的子女后来也大多活跃于乌孙政治舞台，这对促进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她的长男元贵靡，后来作了乌孙的大昆弥（受汉册封的一种乌孙王国的名号）；次子大乐是乌孙的左大将（乌孙国的官名，掌军事）；小女素光嫁给了乌孙贵族若呼翎侯。元康二年 （前64），翁归靡通过汉使常惠上书，主动提出“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立为太子。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汉的亲密关系，翁归靡要求汉朝准许元贵靡“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同时表示坚决“畔绝匈奴” (《汉书·西城传》)。这是乌孙方面主动采取的加强与汉友好的重要步骤。这项要求虽然遭到萧望之的反对，汉宣帝还是批准了它，“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翁归靡、元贵靡以及乌孙贵族派出三百余人的使团，入汉迎娶公主。汉宣帝以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许配元贵靡。


但是，相夫一行走到敦煌，得知乌孙政情变化，翁归靡死，乌孙贵族拥立军须靡的匈奴夫人所生儿子泥靡继位，元贵靡不得立。汉宣帝便召还了相夫。汉乌关系遭受了一段波折。


泥靡继位后，号“狂王”，复娶解忧公主为妻，两人关系不好。狂王“暴恶失众”“为乌孙所患苦”，失去乌孙人心。在这一情况下，解忧公主与汉使合谋，于酒席中刺杀狂王。但剑刺斜，狂王负伤而逃。狂王的儿子细沈瘦起兵包围。解忧公主和汉使藏于赤谷城。后来幸好得到西域都护郑吉的救援方才脱困。


这时，翁归靡的匈奴夫人还有一子名叫乌就屠，他依靠母家支持，袭杀狂王，自立为王。乌孙一时出现了倒向匈奴的局面。西汉一面派破羌将军辛武贤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准备以武力征讨，另一方面由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进行斡旋调停。




冯嫽“能史书，习事”，为解忧公主提供了许多计策，是个颇有政治素养与外交才干的人。她的丈夫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密切。西域都护郑吉便利用这一关系让冯嫽去说服乌就屠。冯嫽向乌就屠分析形势，晓以利害，使其答应让出王位，“愿得小号”。为了详细了解乌孙政局，汉宣帝召冯燎回长安，亲自询问。又派冯燎作为汉朝使节，“锦车持节”前王乌孙处理这一事。冯嫽把乌孙贵族和乌就屠召到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印绶。由于冯嫽的斡旋，“破羌将军不出塞还”（《汉书·西城传》)。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鸱靡皆病死。此时的解忧公主已经年逾古稀，她向汉宣帝上书，陈言自己的故土之思：“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宣帝对这位将大半美好年华洒在西域的公主颇为同情，便准许其回京。


解忧公主归汉后，宣帝赐公主级别的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礼仪也比照公主。根据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简牍《敦煌悬泉汗简释粹》记载，解忧公主由常惠护送，甘肃三年（前51）十月由阳关入塞，编号195简云：“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请部。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渭成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202号简云：“……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可见迎护解忧公主回京之盛况。


虽得以回乡，但京城早已物是人非，再加上年岁已高，回京后不过两年，解忧公主便寿终正寝。幸而，纵然一生命途多舛，最后也完成了中国人落叶归根的夙愿。


千古以来，评价和亲政策的文人不胜枚举，大多持贬斥态度。唐朝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全唐诗》卷270）唐人刘贶认为：“高祖之和亲，不能久安。”（《全唐文》卷378）北宋司马光认为：“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资治通鉴》卷12）鲁迅亦撰文批判和亲是“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鲁迅《坟·灯下漫笔》）。


让我们先回到和亲政策制定的“起点”，即开国不久便发生白登之围的汉初。从汉初到武帝，匈奴正处于上升时期。冒顿单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败东胡、赶跑月氏、兼并楼烦，控弦之士达三十多万，自然会对西汉十分蔑视。而汉初的情景如《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因此，和亲是当时众多维系和平的举措中，对汉王朝而言成本最低的选择。


解忧公主的和亲对象为乌孙国，相较于与汉长期敌对的匈奴，乌孙处于“中间地带”，和亲的目的更在于怀柔拉拢。和亲女子跋涉千里之外的边疆，忍受着与故乡完全不同的文化与风土，强忍自幼接受的“礼”的思想而被迫奉行收继婚姻，这些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但正如清人刘献廷和陆次云所言“汉家长策在和番”“安危大计在和亲”，解忧公主终其一生都在履行汉王朝赋予的使命，无论改嫁、教育子女还是深度参与乌孙政局、向汉传递重要情报，她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令汉廷多了一个“盟友”，匈奴多了一个“敌人”，尽可能维护了两地人民的和平生活。可以说，“女强人”解忧公主“以柔克刚”，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源，在异国他乡促成汉与乌孙，乃至西域的友好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历史贡献不亚于沙场之上的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