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争] 诸葛亮的最后一搏，止步五丈原

从建兴六年（228）到建兴九年，蜀汉几乎年年出师北伐，可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粮草不济，无法扩大或巩固战果，故而建兴九年后诸葛亮屯田汉中，一面休士劝农，一边训兵讲武，同时积极着手解决前几次北伐暴露的问题。经过三年休养生息，蜀军兵甲已足，诸葛亮亲率大军北上，同时联络东吴出兵攻魏。
此次北伐规模不小。司马懿为安抚朝中诸人情绪曾给弟弟司马孚写信言：“（诸葛亮）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他对蜀军兵力判断大致不差，蜀亡时统计兵力也就甲士10万2千，考虑到当时蜀汉已经战略收缩，诸葛亮时代全国兵力应该更多，而且此次北伐前李严被罢黜，诸葛亮可以抽调江州的兵力投入北伐，因而出动10万大军应该是个合理数字，但如此规模的兵力也象征着诸葛亮动用蜀汉一切能抽调的机动兵力倾国来攻。

毕竟，当年他已53岁，在平均寿命约40岁的三国时代已属高龄，再不放手一搏，以弱抗强的北伐很难有胜利希望。春二月，诸葛亮进军斜谷，沿武功水（今陕西石头河）北上。此河发源于秦岭，向北流入从西向东的渭水，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为黄土台原地形。渭水北岸称积石原，诸葛亮的大军出秦岭后就驻扎与积石原夹渭相对的南岸台原之上。





关于五丈原之战的记载大都集中在《三国志》之《魏书·郭淮传》和《蜀书·诸葛亮传》，以及《晋书·宣帝纪》中，其中《诸葛亮传》最为简短：


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馀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从此传记来看，诸葛亮似乎上了五丈原就被魏军所阻，对峙之下一直没有作战机会，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分兵屯田，准备长期抗战，只可惜天不假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过后人对照魏方资料就知道，魏蜀两军虽没有大规模决战，但小规模斗智斗勇的机动作战不少。按《宣帝纪》的说法，诸葛亮本来要北渡渭水，司马懿就派周当驻阳遂引诱其来战，但蜀军却没有向此发动进攻，于是司马懿就告诉部下：“亮欲争（积石）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派遣胡遵、郭淮加强阳遂守备，随后同诸葛亮“会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


单看此段资料的人一定会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司马懿派人“屯阳遂以饵之”，大约是想露个破绽诱敌来攻，诸葛亮不上钩，司马懿就恍然大悟地表示我明白诸葛亮在想啥了。按一般叙事逻辑，难道不是应该他放弃诱敌之策，加强其他薄弱处防备以防蜀军奇袭？干嘛突兀地添兵本就要示弱的诱饵阳遂？


这段语焉不详文字背后的玄机可能藏在《郭淮传》中，在陈寿的笔下，魏军行动就毫无破绽：“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即是说，诸葛亮为了打破僵局，假装重兵向西机动，所有的将领都认为蜀军要集中全力攻魏军积石原西侧的营地，唯有郭淮认为蜀军真正目标是东侧的阳遂，转为加强阳遂的防备。


学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曾提到，阳遂是渭水以北、积石原以东的某处要地（一说为陕西岐山县蔡家坡镇），若蜀军夺取此地，便从中截断渭水南岸司马懿大营和渭北积石原郭淮营寨的联系，要不是郭淮看破诸葛亮的调虎离山之计，魏军又得被打崩——如此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司马懿传记中此战记载颠三倒四，他要么是“诸将皆谓”中一员，作为统帅判断失误；要么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根本没有参与郭淮部防御，自然不好着笔，成文时只能胡诌一气。


从一些其他零星的资料来看，五丈原之战并不是完全静态的对峙作战，除佯动攻阳遂外，诸葛亮一直在主动寻求战机，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曾提到，诸葛亮在五丈原之战曾给东吴大将步骘写了一封信：“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该条下又载有诸葛亮在战役中曾给后主上表汇报战争进程：“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涨），攻琰营，臣作浮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


第五次北伐是吴蜀联动，步骘当时代陆逊驻西陵，诸葛亮给他写信通报战况进展同给后主上表一样有可能性，假如郦道元记载的此两段资料可信，那么对峙期间诸葛亮其实越过武功水向东发起过进攻，甚至一路挺进了二十余里，只因魏军占据了名为马冢的高地，蜀军仰攻不利，方才停止不前。这些记载似乎恰能解释正史中一些细节问题：假若司马懿驻大营于渭水以南、武功水以东的某高地马冢，等讨论出结果让郭淮匆匆赶去五丈原对面布防，一路要跑20余里（约相当于现代7千米），自是无时间从容构建防御工事；而司马懿拱手将武功水两岸让给蜀军，蜀军大营在武功水东五丈原，别营据武功水东，正对着积石原，有着足够空间在郭淮眼皮子底下如入无人之境般从容机动，根本不用担心同在渭水以南司马懿部牵制。


司马懿为何不敢逼近蜀军隔武功水下寨？很大可能就是他自知魏军不如蜀军，不敢平原浪战。另一条材料清楚地表明了两军差距：蜀军出兵是二月，对峙于五丈原为四月，此时武功水水流稀少，蜀军大营别营夹岸扎寨相互策应，魏军不敢来攻，进入夏季后秦岭融雪降雨，山洪暴发使得孟琰的别营孤立，司马懿便集中优势兵力意图吃掉此坨孤立蜀军，结果蜀军隔水以弓弩射住阵脚便能从容作竹桥驰去，相比较之下，魏军战力实在一言难尽，司马懿只敢依险拒守，也算是知兵。


蜀军战力为何如此之强？从史料中透露的情况来看，诸葛亮在三年的休整针对蜀军弱点下了很大功夫，研制出不少提升战力的秘密武器，而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当属木牛流马和诸葛连弩。



到建兴十二年，蜀汉的北伐战争已经打了6年，唯有建兴九年到十二年休战了三年。休战的原因就连司马懿都猜到，是“（诸葛）亮以粮少为恨”，但他接下分析蜀汉需要“归必积谷”却不太符合事实，蜀地向来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诸葛亮缺的不是粮，缺的是将粮运到前线的运输工具。


陇山、秦岭横亘于蜀魏之间，蜀军出陇右，就得翻越陇山，出关中就得翻越秦岭，诸葛亮二出祁山（第四次北伐）时，出兵为二月，抵达魏境为三月，最后一次出斜谷出兵为二月，抵达战场为四月，汉中到宝鸡直线距离不过210千米左右，平均下来每天蜀军大约只在地图上前进3.5千米左右，行军之难，实在难于登天。昔日曹操征汉中，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诸葛亮每次北伐都是十万大军携带粮草、辎重穿越秦岭、陇山，后勤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每每无法持久对抗，难以扩大战果，正是受自然地势限制。


因此，休战三年期间，诸葛亮工作重点之一大概就是解决己方后勤运输问题。此项工作其实早有端倪，建兴九年二出祁山时蜀军首次使用了木牛运输辎重，取得很好的效果，之后诸葛亮大概是加以改进，又针对斜谷方向制作了流马，在五丈原之战中投入实战，基本解决了运输问题。


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诸葛亮集》虽有记载，但只说明了外形和零件大小，并没有具体图纸样式，后世不得而知。《三国演义》中将其神话为牛马外形的自动机械，显然只是艺术夸张，因为记载明确说到木牛需要人力：“牛仰双辕，人行四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考虑古人说话时喜用比喻，因而学者们多猜测木牛大约就是一种适合山路栈道的手推车，装上粮食之后像腹部厚实，而运输者手扶的双辕又像牛角一样支起，故而呼起为“牛”，所谓牛舌有可能是转向或制动装置，而牛足牛领之类名称则可能是指车上固定、承重或支撑的装置。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记载中讲木牛之时明确提到需要人推，但流马却并未提到使用人力的问题。按其描述，流马同木牛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有很多“孔”，而且记载中特别详加介绍了每个孔的位置、大小，加上该工具名字中有“流”字，因而有学者推测其并非推车，而是一种方便拆卸和组装的快船。此说颇有道理，《史记·河渠书》曾载西汉武帝时张汤受命在褒斜道开漕运，打通汉水流域的褒水和渭河流域的斜水（武功水），后因“水湍石，不可漕”而罢，若流马为可拆卸组装快船，在两河“水湍石”及中间陆路中木牛运输，在可水运处便重新组装以漕运物质，能节省大量人力。以是观之，记载言流马多孔，应该是榫接插口；而提到流马腿短小，应该是牵纤或搬运时的把手；流马有方囊两枚盛米，则是适应在湍急河谷中密闭运输的需要。


五丈原一战，蜀军能和魏军从四月对峙到八月，嗣后刚好是春麦收获之时，而当地屯田蜀军靠着收获新麦坚持下去也不是难事。可见经过三年准备，诸葛亮依靠木牛流马基本解决蜀军的补给问题，若他不死，后来等到战机实属未可知。


诸葛亮为五丈原之战准备之充分，可能远超后人想象，他不仅为蜀军大量装备木牛流马解决运输问题，还很有可能训练一支连弩部队。正史曾记载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而注解则解释诸葛亮具体损益是“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可见时人公认他发明了能极大增强射击威力的武器“诸葛连弩”。早在三年前的第四次北伐时，蜀军就在木门“乘高布伏”射杀魏军名将张郃，而五丈原之战中又有“越水射之”，掩护己方部队从容撤退的记载，情况颇似先是在木门乃初试啼声，取得战绩后，趁三年休整期设立连弩部队大量装备，在五丈原战场上成为一支奇兵。


汉代弩机已经相当发达，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一支带有刻度的弩机，郭（弩机机架）长9.5厘米，机牙（勾弦的钩括）待射状态是高度为1厘米，此外还配有相当精细的瞄准装置——望山：望山垂直于郭面，距郭面1厘米处开始有刻度，刻度总高4.5厘米，最上刻线与机牙上端平齐，刻度用金、银线区分标注，度距从下自上递减，从7.5毫米到6.5毫米不等，让射手可以根据距离远近不同进行瞄准，之后拨动悬刀（扳机）射出。


所谓诸葛连弩大约正是汉弩基础进行“损益”而成，能够“一弩十矢俱发”。后世学者多认为“十矢俱发”并不是说一次性发射十支箭，而是诸葛亮给弩添加了箭匣，使得弩能实现连续射击，具体方法大约如《天工开物·佳兵第十五卷》中记载，“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另安机木，随手扳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则又扳木而上”，简而言之便是增加一个利用重力为弓弩上箭的装置，就其工艺来说并不复杂，在三国时代实现可能性极大。20世纪60年代，成都曾出土后主景耀四年（261）的铜弩机，有郭、牙、悬刀和望山俱全，望山较刘胜墓弩机更为先进合理，外形更为小巧，大约便是诸葛连弩实物。


利用木牛流马解决后勤问题，加上利器诸葛连弩的助力，五丈原上的蜀军在战场上的确可以横着走，反观魏军则不然，局部战斗中很难吃下对手，主帅判断和对阵又经常有偏差，只是他们乃本土内线作战，能够利用地形据险不出，苦撑待变——这可能正是他们此次战争中唯一正确的策略。




作为曹魏西线统帅，司马懿同诸葛亮交战过多次，对于双方战力差别还是有着客观认识。在第四次北伐之战中，他已经尽量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但还是被诸葛亮在运动战中抓到机会，先是在卤城惨败，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后又损失大将张郃。


野战不利的现实，迫使司马懿只能采取保守战术。历次战争，他都率领大军尾随诸葛亮，可一旦靠近蜀军就“敛兵依险”“登山掘营”，保持压力的同时不与敌军交战，拖到蜀军粮尽自行撤去。公正地说，此战术不能说有错，昔日罗马打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即是应用此消耗拖延战术获得成功，然而司马懿问题在于太过极端，张郃曾经建议分奇兵骚扰蜀军后路，但他唯恐中诸葛亮诱敌之计而加以拒绝，使得诸将皆以为他怯蜀如虎，进而影响到他的威信。


尽管前线将士颇有怨言，但魏明帝曹叡却是司马懿的坚定支持者，就在诸葛亮出斜谷后，他给司马懿下诏说：“但坚壁据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实际上完全采纳司马懿的保守战略。


曹魏皇帝之所以采纳司马懿的消耗拖延战略，很可能与其整体防务形势有关。曹魏建国后，始终面临吴蜀联盟两个方向的战略挑战，相比较而言，蜀军进军方向是其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陇右，而东吴则既可从荆州南阳直向统治中心洛阳，又可从合肥一线北上威胁淮南腹地，况且陇右关中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而荆襄、合肥一带则相对难以防守，无论怎么看都是东吴威胁更大。所以，曹魏在整体战略上采取先东后西、西守东攻战略，西线委托给司马懿守住，而东线则往往是皇帝亲征，同东吴展开对攻大战。




第五次北伐之战正是如此，曹魏在东线摆出寸土必争的架势，五月东吴刚发起进攻，曹魏立即就派出满宠率领大军对抗。满宠一度想放弃合肥新城，将吴军放入寿春，利用内线优势战胜之，但遭到曹叡坚决拒绝，“勑诸将坚守”，并告诉前线诸将自己将会御驾亲征。七月，曹叡亲自东征，孙权攻合肥不下，只能撤走。吴军撤走后，群臣建议曹叡西幸长安以督军，而曹叡则以“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为由加以拒绝。


曹叡所言“大将军以制之”的底气，应该是来自他对司马懿的了解。司马懿不敢同蜀军大规模决战，但坚守自保的实力还是有的，不过克敌制胜的“制”就不用想了。魏军占据了积石原和马冢等战略要地，可能只在前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接触战，之后就任凭蜀军百般挑战坚守不出，逼得诸葛亮也只能在五丈原驻军等待时机。此时，司马懿的策略就是拖到蜀军粮尽撤退，而代价则是日日受到部下指责他“畏蜀如虎”的巨大压力，而诸葛亮则面临着一旦粮尽就不得不退兵，第五次北伐又只能无疾而终的压力，五丈原上的交战双方虽没有真刀真熗对敌，却展开了一场相互比拼意志和心态，且更为焦灼煎熬的心理战。


孙权退兵后，司马懿令人在军营东南角高呼万岁，诸葛亮派人打听，司马懿则让人说是东吴有使者来替孙权请降，此话遭到诸葛亮的嘲讽：“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双方心理战的高潮便是诸葛亮派人送给司马懿妇人衣服以激怒之，魏军将领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出战，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则以给曹叡上表请战为由拖延，而曹叡也明白司马懿心思，派辛毗持节阻止，三人表演一台大戏，实情却如诸葛亮所言：“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苟能制吾，岂千里请战耶！”最终，司马懿从蜀汉使者一次失言中获得这场心理战的胜利。在得知诸葛亮每日不过食米三四升，处理事物“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后，他料定诸葛亮食少事烦，不能持久，坚定了自己避战的决心。


到了八月，秋风起于五丈原，独自撑起蜀汉的诸葛亮终于积劳成疾。据说某天夜里有人看到一颗流星自东北向西南划过长空，坠落在诸葛亮大营之中，连续三次落下又腾起，一次比一次低，最后就像力量耗尽一般，再也没有腾起。诸葛亮也如这颗流星一般，再也没能站起，逝世于军中。蜀军秘不发丧，按计划撤往汉中，魏军不敢追赶。第五次北伐同诸葛亮时代一起随之结束，苦撑待变，司马懿算是获得此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