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犹太人的“建国之路”：他们经历过哪些地区方案？

近期的“巴以冲突”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双方矛盾可追溯到犹太人的到来，领土问题则是矛盾的重点。翻开历史，我们不禁想要了解历史上犹太人选择在这里建国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历史上的他们是否有过其他选择？

犹太人是源自古代黎凡特（不精确的历史地理名称，相当于现代东地中海地区）的特殊民族，传说中其居住地迦南（今以色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过犹太王国及其自治领地。根据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以色列地区是犹太人的所谓“应许之地”。而根据考古和人类学研究，该地区曾于铁器时代存在过犹太部落王国，时间约在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

然而，公元1世纪的“犹太战争”和2世纪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除出以色列地区，并将该地方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虽然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等地区仍有犹太人居住，但其作为一个民族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已宣告结束，犹太民族从此进入“大流散”时期。

“大流散”时期，经济上的压力、政治上的无助、文化上的迷惑，一度令犹太民族沦为典型的“边际性客民”。但不断强化的犹太教信仰，基于各类传统犹太典籍而日益固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令犹太民族形成了极强的向心力。也正因这种“内向化”的文明发展趋势，令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格格不入。这种精神层面的壁垒在和平年代尚可相安无事，而一旦因为天灾人祸而导致资源匮乏，或因意识形态的纷争引发族群间的猜忌加深，犹太民族都因其“内向化”和“边缘性”而遭到其他民族的攻击。这种周期性的反犹、排犹浪潮，令犹太民族不胜其扰，不得不向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交界地带迁徙，流浪到地中海沿岸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意大利等地。15世纪中叶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为犹太人打开大门，犹太民族首次燃起了重归典籍上记述的故土的希望。

1561年，犹太籍活动家约瑟夫·纳西通过其在奥斯曼宫廷的人脉，拟定了将欧洲的犹太人通过塞浦路斯、威尼斯共和国中转，最终安置在巴勒斯坦北部下加利利地区的相关方案。为了保证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约瑟夫·纳西本人甚至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

虽然，约瑟夫·纳西的计划最终由于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全面战争而夭折，却由此点燃了犹太民族的信念。17世纪中叶，奉行“神秘主义”犹太裔社会活动家萨巴泰·泽维再度试图以宗教为旗号感召犹太民族重返以色列地区。不过，颇有自知之明的萨巴泰·泽维不敢要求奥斯曼帝国给予耶路撒冷等大城市，只能将犹太社区的地址放在加沙地带。可惜，即便是这样一座小城，奥斯曼帝国也不愿意让出，直接把萨巴泰·泽维投入监狱。

萨巴泰·泽维后来重获自由，但犹太民族的有识之士却对建立以色列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看来，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虽然可以庇护犹太民族免遭基督徒的排挤和迫害，但伊斯兰世界同样对犹太民族并无好感。奥斯曼帝国非但不愿出让土地，更会对犹太居民收取重税。与此同时，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带来的人权、民主的思潮，令犹太民族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善，而工业革命引发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令善于经商的犹太民族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

个人财富的增长和身份地位的变迁，令犹太民族在19世纪进入高速发展期。1800年，全世界犹太人的总数约为250万左右，而1900年已上升到1050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19世纪也是犹太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大城市进行大规模迁移的高峰。

在德国，大量东欧犹太人从以前属于波兰的东部地区向莱比锡、科罗涅、法兰克福，尤其是柏林、汉堡等地迁移。到19世纪末，德国犹太人口总数有50多万，其中半数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仅柏林的犹太人就占全国犹太总人口的1/3；法国大批犹太人向巴黎迁移，到19世纪中叶，巴黎已成为欧洲“犹太城市文化的主要中心”；在当时的奥地利，犹太人也从摩拉维亚、加利西亚等地纷纷向维也纳迁移。

与此同时，犹太移民也在新大陆开枝散叶。1880年时，纽约犹太人占城市居民总数的1/10，1915年时，犹太人口增至140万，几乎占城市总人口的1/3，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大概有175万犹太人，成为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犹太社团被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自由、最发达的社群”，纽约市则被誉为“世界犹太人的母亲城”。财大气粗的犹太也由此开始干预欧美各国的政治决策，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其寻找理想的建国区域。

在被后世尊为“以色列精神国父”的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所撰写的《犹太国》一书中，曾这样设想犹太人未来的建国流程：“把地球上某个地方的主权授予犹太人，其面积能够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这块土地的主权必须有法律上的保证，由欧洲大国批准，并在国际法中正式注明。拥有土地后，全世界犹太人积极提供财力支持这一国家的建设。”

在具体的建国地点上，赫茨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历史家园；二是阿根廷，那里人口稀少、土地肥沃，已有不少犹太人前往那里定居。欧美政客看在钱和选票的份上，虽然愿意帮助以色列建国，却不想得罪奥斯曼帝国和阿根廷政府。

为了打破僵局，赫茨尔决定向自己的精神母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求援。1898年，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中东之际，在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两次拜见了他，但德皇对他的提议推脱了之。从1899开始，赫茨尔又极力接近土耳其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甚至不惜用重金贿赂土耳其官员，双方的接触几起几落，最后也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1900年，赫茨尔将外交活动的目标转向英国。英国虽然不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但表示可以考虑让犹太人在英国的某个殖民地定居。1903年，英国殖民秘书约瑟夫·张伯伦正式提出在非洲乌干达向犹太人提供土地，是为“英属乌干达计划”。

客观的说，“英属乌干达计划”虽然并不完美，却正中饱受沙俄帝国迫害的犹太民族的痛处。尽管在当年8月举行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来自东欧和沙俄的代表并不支持该方案，最终大多数与会者还是认为，犹太人目前急需一块安家之地，至于在什么地方安家并不十分重要。

翌年，“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派了三位代表前往预定的新家园考察，得出的结果却是，乌干达高原气候与欧洲气候相似，较适欧洲的犹太人移入，但高原上充满了危险的野生动物，且当地土著——“马赛人”也并不欢迎欧洲移民，考虑再三后，“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决定驳回英国政府的提议。

有趣的是，“英属乌干达计划”虽不受犹太民族的待见，却令英国政府念念不忘，以至于此后多次旧事重提。然而，此时的犹太民族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承诺，并不愿在非洲大陆为大英帝国出钱出人，去填补因“布尔战争”而导致的巨大亏空。

20世纪以来，拥有一定话语权和掌握了大量财富的犹太民族已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了英国积极向其推销“英属乌干达计划”外，一战前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多次向“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伸出橄榄枝，许诺如果德国在一战中获胜，将协助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而为了瓦解犹太民族对德国的支持，英国方面也开出了类似的条件。

1917年，随着整个战局逐渐明朗化，急于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属地的英法都不约而同地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视为其渗透中东地区的马前卒。当年11月2日，贝尔福以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方式发表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宣言。

犹太人将这个所谓《贝尔福宣言》视为其建国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但若仔细来看这份全文，除去抬头和落款，只有三句话、125个单词。英国人将外交话术发挥到极致，虽然表示“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要求犹太移民“不得有任何行为，是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可谓“又当又立”的典范。

与英国方面的“口惠而实不至”相比，刚刚成立不久的苏联却颇为大方。1928年，苏联颁布了《关于在远东阿穆尔河附近的科姆泽特市及周边土地以安置犹太族裔劳动人民的法令》，迈出了在苏联境内设立犹太自治州的第一步。此后更有人提出在克里米亚或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的设想，只是由于担心会激怒这些地区的非犹太族裔而被搁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大法西斯轴心也为了各自利益，打过替犹太人建国的主意。如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为了实现其将地中海化为“罗马湖”的非分之想，曾提议以“意属东非”的犹太人定居点为蓝本，将欧洲地区的犹太人全部安置到意大利征服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以协助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推行殖民统治。不过，墨索里尼根本没有推进该项计划的实力，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很多表态基本属于“口嗨”。无独有偶，纳粹德国也设想过将欧洲犹太人送往非洲，只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殖民，而是希望用这种方式逐步灭绝犹太人。

1933年纳粹夺权后，德国境内开始通过暴力和经济手段全面“排犹”。截至1939年，纳粹将德国近437000名犹太人中的近25万人迁往美国、阿根廷、英国、巴勒斯坦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纳粹政府并不满足，他们计划将剩余未迁离的犹太人强行遣送至海外。

1940年5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希特勒发出《东方异族人口待遇问题》备忘录，希望“通过将犹太人大规模遣往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彻底消灭‘犹太人’这一表达”。关于这些犹太人遣送的目的地，希姆莱首先想到的竟是巴勒斯坦。

不过，纳粹德国政府内也有人提出，不应在中东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国家，令希特勒放弃了将犹太人遣送至巴勒斯坦的设想，转而希望法国可以将其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移交予德国，作为欧洲犹太人的目的地。而有历史学家指出，希特勒此举是有意将困在马达加斯加的犹太人作为人质，以保证“其美国同胞未来表现良好”。

这个将犹太人送往马达加斯加的设想，早就是很多欧洲人的梦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有一系列遣送犹太人的计划。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在其1878年的《德意志文集》中提出了将欧洲犹太人送往马达加斯加。此后英国反犹太主义者也提出类似主张。

1937年，波兰政府在法国协助下建立特遣小组，前往马达加斯加实地研究将波兰犹太人遣送至马达加斯加的可行性。小组领导人米奇斯瓦夫·列佩茨基认为，马达加斯加岛能承载5000至7000个犹太家庭，而小组内的犹太裔成员则认为该岛只能安全承载不足500个犹太家庭。

在希特勒的首肯下，由里宾特洛甫领衔的纳粹外交团队开始就马达加斯加移交事宜同法国进行谈判，并就欧洲犹太人事宜商讨签订其他条约和协议。外交部信息局及约瑟夫·戈培尔领衔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则将控制国内外的信息流通。元首总理府人士维克托·布拉克则将负责交通运输事宜。党卫队将负责遣送犹太人及管辖马达加斯加岛。当时顺风顺水的战局，令纳粹德国认为通过“海狮作战”成功入侵英国之后，将可征募英国商船队协助遣送犹太人至马达加斯加。诸多犹太人将死于马达加斯加的恶劣条件之下或党卫队手中。

随着纳粹德国在“不列颠战役”的失败，马达加斯加计划也被推迟。1940年8月，华沙及波兰其他地方犹太区建设重启。希特勒仍旧不时提及这一计划，但在1942年英国发动马达加斯加战役，从维希法国夺取该岛后，这一计划基本已没有实行的可能。

与意大利的信口胡诌和纳粹德国的心狠手辣相比，日本在策动犹太人建国的问题上显得更为功利。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日本。战场上的两人并未有什么出彩表现，但在逃亡过程中，他们却被同行的沙俄籍犹太贵族成功洗脑，回到国内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与犹太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建立了联系。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夕，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为了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中国东北地区，提出了所谓的“河豚计划”。按照两人设想，通过其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关系，可以成功吸引数千名甚或数万名犹太人定居在中国东北地区或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这样不仅可以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取悦美国犹太人，推动他们向日本投资。

为此，两人制定了包括在各种人口规模情况下，犹太人定居点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安排，计划同意这些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可实行文化和教育自治等等。两人同时也指出，犹太人定居点表面实行自治，但必须接受日本军队的监管，以求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的监控之下。

1938年，“河豚计划”被提交到日本最高议事机构——“五相会议”之上。此时的日本高层却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签了反共协定，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性，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最终，日本人又拿出惯有的暧昧态度：“五相会议”批准了“河豚计划”，但又强调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不过，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东京的命令，向逃离的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签证的荷兰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库拉索。数千名犹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签证。许多犹太人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被允许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从海参崴上船到敦贺，最终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如此多的犹太难民住在神户，且靠近军港和商港，会影响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便要求住在神户的犹太人迁往日本占领的上海，只有原本就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可以留下。6月22日，德国撕毁条约，对苏联宣战，苏联亦提防日本和德国夹击自己，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

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夺取了上海公共租界，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资金、通讯全部停止。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也被当作敌对国公民逮捕。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河豚计划”。与此同时，纳粹德国也要求日本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日本政府随即于1943年2月18日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将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位于虹口区内面积一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

遥想当年，除了巴勒斯坦，阿根廷、英属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克里米亚、马达加斯加，甚至中国东北地区也被列强纳入吸收犹太人的地区选项中。在历史的进程中，犹太人最终在利用二战后大国博弈的关键时刻，抓住机遇，如愿建立了以色列国家。

如今，以色列已建国多年，拥有了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拥有压倒性优势；而巴勒斯坦人民还在苦难中挣扎。或许双方只有放下仇恨和欲望，真诚地回到谈判桌上，巴以和平才有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