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成了孔子的学生，都需要学些什么呢？相传，孔子教授“六艺”，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所谓的“六艺”则载于《周礼》：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在西周、春秋时期，这些都是贵族们的必备技能。礼、乐类似于政治与道德教育，用于提高自身修养、进行人际交往乃至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射、御是车战时必备的战斗技能；书、数是基础的文化课程。它们都是周王室统治天下的重要工具。
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孔子虽然精通六艺，却未必真的教授六艺课程。
子以四教
事实上，学界对于先秦时期是否真有“六艺”这个称呼存在争议——最早记录“六艺”的《周礼》，本身其实是汉代学者编纂的，很多内容都与先秦的真实情况存在出入，有的内容甚至根本就是汉代学者自己的想象。很多学者认为，“六艺”实际上是“六经”的别称，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书》《春秋》这六部孔子编纂的典籍。
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有所体现，《伯夷列传》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虞夏之文可知也。”这里明确提到“六艺”中有《诗》《书》；《儒林列传》也有同样的表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秦始皇“焚诗书”导致“六艺从此缺焉”，显然也说明这是儒家经典。《滑稽列传》有更加明确的描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通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贾谊《新书》也说：“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这些足以说明，在西汉初年，六艺是指儒家的六部典籍。
直到清代初年，才有学者将孔子六艺等同于《周礼》六艺，这要从颜元、李塨的颜李学派说起，他们都提倡实用之学，反对宋明以来僵化的理学，于是用这种“托古改制”的手法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声称孔子教授的都是实用的技艺，并做了诸多论述：
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四存编·存学编·性理评》
六艺为圣贤学习实事，孔子习礼、学乐、执射、执御、笔削、会计，无不精当，可证。——《颜氏学记·恕谷》
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四存编·存学编·明道》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并一直影响至今。但也有学者对此进行驳斥与澄清，国学大师马一浮表示：
旧以礼、乐、射、御、书、数当之，实误……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自必蒙上而言，六艺即是六经无疑。与《周礼》乡三物所言六艺有别，一是艺能，一是道术。乡三物所名礼，乃指仪容器数；所名乐，乃指铿锵节奏：是习礼乐之事，而非明其本原也……今依《汉书·艺文志》以六艺当六经。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
从孔子所处时代看，由于当时社会的巨变，传统“六艺”也处于逐渐被淘汰的状态：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分封制、宗法制都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遵守周礼了；民间文化蓬勃发展，丝竹演奏、曲调活泼多变的“新乐”开始广受追捧，连国君贵族们都喜欢听，雅乐失宠了；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参战人数逐渐增多，军队对组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步卒结阵而战的形式淘汰效率低下的车战，射、御这些技能更不再是贵族们独享……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即便以复兴周礼为梦想，孔子和儒家也同样在谋求转变，开发出全新的教学内容。
在《论语》中，孔子开设的课程有两个版本，一种来自《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意思是，孔子用文学、品行、忠诚、守信来教导弟子；另一种来自《先进》，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两个版本都有“文学”，这里专指对各种典籍和文献的学习，子游、子夏是这门课程的优等生，而他们所要用到的课本，就是“六经”。
《诗》的实用性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经历在列国间的14年漂泊后回到鲁国，此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无论心气还是精力都已不复当年，复兴周礼的政治理想也不再有任何实现的可能，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开始对现有的各种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六经由此正式确定。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来看，孔子应该是早就开始整理《诗》《书》《礼》《乐》这四部典籍，并形成初稿，晚年回到鲁国后才最终定稿，并完成后两部典籍《易》《春秋》的编纂。
六经当中，今人最熟悉的该是《诗经》，它在汉代之前叫《诗》。在弟子的协助下，孔子对各地流行的3000多首诗歌进行了删减整理，最后选出305首，汇总成这部典籍，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吟唱因此得以保留下来，也记录下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与喜怒哀乐。
不过除了审美，《诗》在春秋贵族阶层中的实用性也很强，当时贵族们有“赋诗”的习俗，也就是在宴饮等场合中从《诗》中引用诗句，借此委婉表达心意，《汉书·艺文志》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最有名的赋诗应该是秦穆公宴请公子重耳那次，两人接连赋诗多个回合。秦穆公引用《采菽》问重耳有什么需求：“君子来朝，何锡予之。”重耳答以《黍苗》：“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大意是自己仰仗秦穆公，就像黍苗仰仗阴雨，希望能得到他的庇荫膏泽。秦穆公又引用《鸠飞》表达对重耳的同情，重耳报之以《河水》以表明自己的处境。秦穆公最后引用著名的《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国。”重耳闻弦歌知雅意，立即稽首拜谢，秦穆公很快就为重耳发兵，帮助他回国夺取了君位。
反过来，外交场合中如果听不懂对方的赋诗，没有回答或者答错了，就很容易惹来嘲笑。齐大夫庆封曾经弑君、独自把持朝政，后来去鲁国出访，在宴会上“不敬”，负责招待的鲁大夫叔孙豹故意唱了首《相鼠》，不学无术的庆封却没听懂，顿时成了天下的笑柄，因为只要看看诗句就能明白，其直白程度几乎等同于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也正因此，孔子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他还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可以让人开心，可以了解风俗民情，可以社交，可以讽喻时政，其中的道理近可以孝敬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认识各种鸟兽草木。
《书》泛指上古三代的朝廷公文、天子诸侯做的训话与誓言等，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后人熟悉的有讲述“九州”地理的《禹贡》，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训诰之词《盘庚》、武王在牧野之战前所作的《牧誓》等，孔子对它们分类编次汇总，形成了《书》，后来成为《尚书》。
《礼》是孔子对周礼的部分归纳，前面已提过礼的重要性，它本身是一个极尽庞大复杂的体系，尤其需要许多相应的动作、礼器，在特定场合施行，才能完整呈现；宗族内部的言传身教、日常演练，显然比阅读文字的效率更高，所以这项工作，孔子很可能完成得并不圆满。后世儒家才编纂出《仪礼》《礼记》《周礼》这三部以礼为主题的典籍，合称“三礼”。
与《礼》相似的还有《乐》。《乐》其实是与《诗》相搭配的曲谱，孔子曾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该是指他整理《乐》的经历，但这部书如今已经散佚不存。
《易》是卜筮之书，今人眼中当然属于“封建迷信”，但先秦时代生产力不发达，先民们对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解释，因此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也试图以卜筮的方式预测吉凶，无论《左传》还是《史记》中都大量记载了卜筮的内容。相传《易》最早是伏羲发明的，也就是“伏羲作八卦”，后来又有周文王将其演化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等传说，《易》也有了《周易》的称呼。孔子原本“不语怪力乱神”，晚年却对《易》产生浓厚兴趣。他认为，任何人都能从《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为智，随仁智也。”这就是“见仁见智”的出处，他曾反复阅读这部书，由于翻阅竹简太多，以至于穿竹简的皮条断了多次，于是又有“韦编三绝”这个成语。他还感叹：“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能精通《易》了。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相比这五部典籍，孔子自己最看重的还是最后一部典籍——《春秋》。
“春秋”本来不是专有名词，各国的编年史书都叫春秋，墨子就曾说，自己读过上百个国家的“春秋”。但孔子编好这部史书后，“春秋”就专指这部书了，这也足可看出其影响力之深远。孔子编《春秋》的目的，《孔子世家》交代得很清楚：“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九个月间，孔子埋首汗牛充栋的简册，对史料进行筛选，放弃其中大部分内容，只选取上至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这240年间的历史。
《春秋》的行文也极尽简约，写作立场却极为坚决，几乎每个字都在传递孔子自己的态度。同是写战争，如果写某国“伐”某国，就说明师出有名，是正义性质的战争；不正义的叫“侵”，偷偷摸摸进攻叫“袭”；同是写杀人，又有杀、弑、歼等不同用词。又比如，当时中原人心目中的“蛮夷”楚国、吴国都擅自称王，名号上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孔子就觉得你也配，仍然坚持“楚子”“吴子”称呼他们，因为那个子爵才是王室授予的。再比如，晋文公举行践土之会，召周天子过去开会，这也是大不敬，孔子又是觉得你也配，故意在书里记录，周天子是主动跑到那边去狩猎的。总之，写这部书的时候，孔子“笔则笔，削则削”，专断坚决得一反常态，连子夏等学生都不能多一句嘴，这叫“微言大义”。
说到底，他是要像当年担任大司寇时审案一样，审判这个时代，也审判整个历史，希望这部书问世后“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也希望后人能通过这部书认识自己，无论夸还是骂：“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孟子》则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则称，《春秋》这部书“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总体看，六经各有侧重，《庄子·天下》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它们不仅在内容上与西周“六艺”有明显区分，理念上更注入许多全新的思想，比如孔子所主张的“礼”，固然有维护旧秩序的一面，却也注入革新精神：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啊礼啊，仅仅说的是玉器和丝帛吗？乐啊乐啊，仅仅说的是钟鼓等乐器吗？（《论语·阳货》）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仪不必在意排场，与其奢华，宁可俭朴；举办丧礼，亲人与其办得奢靡，宁可更悲戚、感情更真挚。（《论语·八佾》）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论语·里仁》）
显然，孔子所教授的“礼”，已经有别于西周时期一味强调被动“守礼”的周礼，其目的固然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在限制贵族的僭越行为，从而间接减轻民众的负担。而《诗》中的讽谏诗、《春秋》的“讥世卿”，同样具有相对进步的意义。
变化更大的还有学生们。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垄断教育资源，只有“士”阶层以上的才有权接受六艺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官学”。而从春秋后期开始，官学废弛、私学兴起，平民子弟也得以接受教育，孔子门下便汇聚各种出身的弟子，既有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卞之野人”子路、“鲁之鄙家”子张、“梁父之大盗”颜涿聚、曾经“在缧绁之中”的公冶长；进入战国时代，士阶层正式崛起，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也进一步得到普及，儒家成为弟子遍布天下的显学。到汉代，汉武帝正式设置“五经博士”，学习除《乐》以外的其他五部经典，“五经”也被设为国家课程，并一直延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