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冬，草原上风霜漫天。一个眼神暗淡的年轻人坐在瓦剌人的大帐里，望着面前的生羊肉一言不发。身边只有一个叫袁彬的侍卫，一直默默陪伴着他。
就在半年前，他还是北京紫禁城里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存在，视瓦剌为小小贼寇，王师一到必定让对面俯首称臣。
他这并非全是狂妄。在他登基后的14年里，大明王朝继续对外开拓，几乎打赢了每一场对内对外战争，直到也先的大举南下武装“朝贡”。
土木堡之战的失败，并非简单因为他朱祁镇的“作死”行为，实则是多个必然因素综合的结果。
1435年，年仅8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皇太后张氏的张罗下登上帝位。此时的明朝，经过了他爷爷明仁宗朱高炽和父亲明宣宗朱瞻基的休养生息，总体保持了政治清明和国家稳定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休养生息，是以牺牲国家的国防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获得的。
朱瞻基驾崩时，留给朱祁镇的是一个并不算很好的边疆形势。
在西南，原本在洪武年间被打残、在永乐年间很老实的麓川王朝（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傣族先民为主的地方政权，当地人称“勐卯龙”，原意为“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当地设置麓川路，故官方将“勐卯龙”称为“麓川”），在宣德年间大举向外扩张，吞并了明朝西南许多宣慰司，俨然成为西南一霸。对此，朱瞻基可以说听之任之，没有遏制的举动。
在安南（越南古名），永乐年间夺下的交趾地区，朱瞻基用人失误、筹划失当，让明军接连受挫，最后草草放弃了事，安南又成为独立国家。
在草原，朱瞻基接连内迁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和兴和所（军事指挥机关名），致使北方边防出现较大漏洞。对那些将南迁至漠南、靠近边疆瓦剌人驱逐走的明军军士，朱瞻基反而给予呵斥，并武力打击对瓦剌人还有点制衡作用的兀良哈人。
被瓦剌打得穷途末路的鞑靼太师阿鲁台，跑到阴山和明朝长城边上求助。朝臣请求出兵将阿鲁台部收入囊中，让他效仿汉朝时期的南匈奴拱卫北方。朱瞻基拒绝了这一提议，致使瓦剌部彻底吞掉阿鲁台部，实力大涨。
在东北，朱瞻基接连弃置吉林船厂和奴儿干都司，放任海西女真被瓦剌人驱逐而不顾，让瓦剌人的势力延伸到东北女真地区。
在外交方面，原本明朝通过郑和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等外交活动营造的和亚洲、东非国家逐渐紧密的联系，也不再那么紧密了。也就是在宣德六年（1431）时发现来朝贡的藩属国越来越少，才想起来下一次西洋。
总体来说，宣德年间以休养生息为名进行的战略收缩，“不勤远略”，不但没有真正舒缓和恢复国力，反而让瓦剌等势力越来越强大，国防实力逐渐下降，边疆局势更加复杂，边境遭到入侵的次数大大增加。
朱瞻基不到37岁就去世了，还没能让年幼的朱祁镇充分领悟和体会自己的休养生息思想。朱祁镇从小学的都是太祖朱元璋和太宗朱棣时期的赫赫武功，尚武的血液从小在他身体里涌动着，他要重新恢复永乐时期的辉煌事业。
网上有种说法，朱祁镇是在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相继去世、宦官王振崛起后才开始追求武功的。其实不然，朱祁镇即位之初，他就已对边事展现出了莫大的兴趣。还在皇子时期，朱瞻基曾问他若有外敌入侵，他敢不敢上阵杀敌。朱祁镇用稚嫩的话音大喊：“敢！”这一点十分让朱瞻基喜欢，更加坚定地确定他的太子地位。
英国公张辅，明成祖朱棣靖难时期的第一大将张玉之子，永乐年间率军征服交趾，参与北伐，是威望卓著的老将。虽然仁宣二帝对张辅一直荣宠有加，但张辅对于消极收缩的国防战略一直不满，也痛心于永乐之后国家军事力量的退步。于是在朱祁镇刚继位时，张辅上奏痛陈利害：
“臣听说练兵备边是国家要务，共抗外敌是臣子应当承担的责任。如今陛下继承大统，百业待新，让大将守卫边疆，善选朝廷大臣，规制藩国和州县的典章，安定军心民心，实在是非常深远的谋划。最近辽东、山海、独石、大同时常被外族侵略，想要出塞追击又怕他们趁虚而入。我方进退维谷，敌方来去自如，就像星星之火，如果不扑灭就会造成燎原之势；涓涓之水，如果不堵塞就会导致堤坝之溃。希望陛下能够派将领出兵将他们剿灭。”
张辅对边疆局势看得很清楚，外敌是不能一味纵容的，不早点花大功夫处理，芥藓之疾就会发展成心腹之患。朱祁镇深以为然，让北京兵部讨论张辅的奏请。兵部尚书王骥指出，辽东、大同、宣府、独石、山海各处军马不能说不多，但没有进行扎实的训练，所以没有起到抗击敌寇的效果。只有开平哨备指挥使杨洪，只带五百兵马却能让贼寇绕着他走，希望朝廷能够选派大臣汇合总兵等军官，一起像杨洪那样操练人马、精选将士。
但此时大明还有一个问题——武器装备的供应腐败。正统元年（1436），东西广备库被发现明军衣袜有14万件不合格。正统二年（1437），陕西副都御史陈镒举报陕西屯堡士兵铠甲偷工减料。正统四年（1439），明朝军器局发给神机营的武器铠甲大多是残次品，京军三大营一度缺少马匹。正统五年（1440），总兵朱冕奉命查军仓发现粮食腐坏。正统六年（1441），明朝大同巡抚罗亨信揭发明军内部有武器走私到草原上。
除了朝臣的谏言外，韩王朱冲火和底层军士周谅也上奏建议改革和提振军事，说明经过任宣十年休养，曾经天下无敌的明军如今已经到处都是问题了。
于是，朝廷在1436年冬给边疆总兵等军事主官发布敕令：最近，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人说，敌酋还在猖狂逞凶，都是你们玩忽懈怠导致的。然而事情已经过去，朝廷不再追究。从今以后你们务必要竭尽全力安定边境，不能重蹈覆辙遗留后患。
从此开始，朱祁镇尽管还在张太皇太后的摄政下，也开始调整仁宣时期的保守国策，转而主动对外用兵，并大力整顿军队中的散漫和腐败现象。
而他第一个定下要打击的对象，就是阿鲁台之前拥立的鞑靼阿岱汗。
1434年，瓦剌部首领脱欢率军攻杀鞑靼太师阿鲁台后，阿岱汗率鞑靼余众西迁今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区，想要求助明朝庇护，借助明朝威势躲避瓦剌人的进攻。
1437年，阿岱汗部众侵扰甘肃边境，给了明廷征讨的借口。朱祁镇任命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将，兵部尚书王骥为督军，于1438年春出塞征讨。王骥和诸将一同出塞，以蒋贵为前锋，自己与任礼率大军随后跟进，与蒋贵相约说：“不胜不见。”颇有慷慨激昂、志在必得之感。
确实难得，从永乐末年的北伐到现在，朝廷已经有14年没有大举出塞作战了。
蒋贵作为先锋，在石城向鞑靼人发动大举进攻，鞑靼不敌，逃到兀鲁乃。蒋贵赶忙率领2500轻骑抄近路，历经三昼夜后追上鞑靼人，擒获敌军左丞脱欢，斩首三百余级，缴获数以千计的马匹军器。王骥与任礼从梧桐林到达亦集乃，一路上的进军也很顺利，擒获敌军枢密、同知、佥院等官员十五人、万户二人，余部皆降服。而赵安等将领也擒获了敌军右丞、达鲁花赤等三十人，几乎将鞑靼高层一网打尽。
经过此战，阿岱汗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阿岱汗和麾下贵族朵儿只伯远逃野狐，被瓦剌骑兵杀害。至此，鞑靼势力暂时退出历史舞台，瓦剌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瓦剌人夺取了东蒙古的核心地带，迫使兀良哈三卫也南迁到辽东-京师-大同-宣府一线的边境旁驻扎。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在洪武永乐年间是明军巡逻范围，鞑靼式微后逐渐为瓦剌人占据。
1439年，朱祁镇敕令边境诸将称瓦剌脱欢部人马在近塞沙净州打猎，此人诡谲狡诈，有侵犯边境的意图，所以应当打起精神严加守备，不能习以为常。
两年后，明朝史料《白塔题记第六零二条》记载当年在丰州有一场出动明军5万余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主将和具体针对对象不详，只说重新屯守洪武年间旧城及巡逻丰州滩、百眼井。从当时的边防情况来看，打击的对象应当是瓦剌部落。而《明实录》等史料并未记载此次作战，因而该次行动可能是一次针对瓦剌骑兵的驱逐作战，却实实在在地让明朝北疆又前进了一点。
兀良哈三卫，也就是明朝所称的朵颜三卫，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叛离明朝，朱棣登基后将其重新招抚。但这三卫表面上效忠明朝，入贡并接受赏赐，实则首鼠两端，在朱棣讨伐鞑靼时暗自援助阿鲁台，还在明军回师时试图偷袭后勤辎重，结果被一通好打。
永乐二十年（1422），朱棣第三次亲征草原时将兀良哈人的老巢一举荡平，使得兀良哈人的势力大为衰弱。宣德三年（1428），朱瞻基率军巡边时正好碰上兀良哈人犯边，于是亲率三千铁骑出喜峰口到宽河，大破敌军。朱瞻基亲手射杀三人，余众皆下马投降。由此可见，朵颜三卫一直都不是所谓明朝的好盟友，而是一直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正统九年（1444）正月，兀良哈人侵扰延绥和辽东。朱祁镇得知后，马上命朱勇与太监僧保出喜峰口，徐亨与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蒋马亮与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陈怀与太监但住出古北口，曹义、施聚等将领出辽东都司，多路并进讨伐兀良哈。随后又命杨洪与太监韩政出大同境外黑山以北截杀兀良哈，朱谦和石亨等将领也跟随前进。
东西两支大军在黄河土河两叉口（旧大宁都司东北界）等处会合。杨洪与韩政的西路军追至独石口，又在应昌城附近的别儿克击败敌军，夺回了兀良哈人所掳掠的人畜器械。在万全守备朱谦的助战下，杨洪等人继续追亡逐北，抵达以克列苏（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部）。
兀良哈人占据险要地形，分兵列阵。朱谦率军鼓噪前进，杨洪躬督兵进攻，大败兀良哈人，生擒其首打剌孩等。此战后，光是受封获赏的明军将士就有九千九百人。
由此可见，这三次北伐和永乐年间的三次北伐有相似之处，都分别打击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人，只是在用兵规模和作战地域上远不如永乐北伐。朱祁镇和他的父祖不一样，是效仿太爷爷永乐帝积极关注和介入草原事务的。他不是没有看出瓦剌人的狼子野心，但之所以没有发动深入草原的大规模的针对瓦剌人的进攻作战，有两点重要原因：
其一是从脱欢到也先执政前期，瓦剌部对明朝边境虽然屡有侵扰，但并没有大规模寇边，二人对明廷表现得比较恭顺，让明廷没有大规模进入草原讨伐瓦剌的借口。
其二是明廷在15世纪40年代，主要用兵方向是在西南地区，对今云南西部的一个新兴强国展开全面攻伐，全国最能打的将官大多云集于此，也就不好进行大规模两线作战了。
有人批评明朝不如汉唐的一个依据就是，明朝版图不够大，没有像汉唐那样开拓西域。但他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是古代封建王朝里最成功的。而正统年间就是开拓西南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
麓川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傣族先民为主的地方政权，主要活动地点在今云南西部的瑞丽、腾冲等地区。元朝时期在当地设立麓川路，麓川首领混依翰罕（思汗法）执政时期脱离元朝建立“勐卯龙”政权，并开始向外扩张，一路拿下“勐泐”“勐艮”“腊门”“腊光”等地。
麓川的扩张引起了元朝的警觉，连续几次出兵攻打，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在当地设立平缅宣慰司，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明朝建立后，思汗法的次子思伦法继位，在明朝攻克云南后称臣纳贡，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
洪武后期，麓川因为进攻效忠明朝的勐谷等西南土司，被前来援助的明军打得大败。1397年，思伦法请求朝廷帮忙对付麓川叛蛮刀干孟。何福和都督瞿能率军翻越高黎贡山，擒拿其酋长刀干孟。刀干孟服软投降。建文帝即位后，刀干孟再次叛乱，何福受命率军擒拿。
何福正准备拿下整个麓川时，被调回参与平定燕王朱棣的靖难战争。麓川得以喘息存活，思伦法被改为孟养（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宣慰使，刁氏取代了麓川宣慰使之职。永乐年间，朝廷在西南设置了“三宣六慰”，明朝行政机构直达印度洋沿岸。
正统初年，思伦法次子思任法野心勃勃，夺取刁氏的位置，随后开始大肆攻打西南地区的各个宣慰司，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西南小霸王，拥兵十余万，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当时的明廷周边可谓首屈一指。
黔国公沐晟拿着朝廷的金印让思任法归还侵夺的南甸州土官刁贡罕土地，思任法置若罔闻。朱祁镇派刑部主事杨宁前往谕令，思任法还是不给面子。麓川的气焰如此嚣张，对明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构成了很大威胁。
在朱祁镇看来，麓川其实已经很像唐朝时期的南诏，必须要快点将其剿除，否则后患无穷。正统四年（1439）正月，他命黔国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师讨思任法，太监吴诚、曹吉祥监军。
明军抵达金齿后，思任法见正面打不过，于是断江立栅而守。沐晟见明朝大军无法渡江，就派人劝降思任法，思任法假意答应，实则拖延时间。方政主张要建造战船速战速决，沐晟却不听，方政便自作主张打造战船，趁夜开到对岸去把麓川军吊打一通，一路追赶思任法到麓川重地上江。
经过连续作战，明军已经较为疲惫，请求沐晟增派援军。结果沐晟毫无大局观，记恨方政独自行动，对前方明军不管不顾。方政渡江后抵达空泥，因迟迟等不来援军，被麓川军以优势兵力围困击杀。沐晟得知前方战败，担心春天瘴气大发，于是焚烧江上积聚，仓促撤回永昌。
这一仗，沐晟算是把自己的一世英名给坑没了。朱祁镇下旨斥责，他羞惭满面，忧郁成疾而病逝。其子沐昂接替职位，再次受命征讨麓川，取得了一些胜利，不过还是没有重创思任法的主力。
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朱祁镇满意。1441年，他在杨士奇等大臣反对下坚持出兵，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和总兵，以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率军十五万进攻麓川。
王骥和蒋贵前两年刚打完阿岱汗，此时到南边打麓川人，可以说手感正好。参将冉保自缅甸抵达木邦、车里，王骥同蒋贵率领中路抵达腾冲内官曹吉祥、副总兵刘聚等自下江、夹象石抵达上江。王骥一把火烧了麓川人的木质栅栏，驱兵大进攻克上江，斩麓川军五万余级。
明军由夹象石、下江通高黎贡山道抵达腾冲，进攻麓川又一重镇木笼山。思任法亲率象军援救，被王骥用火器击破，乘胜追击到马鞍山。面对麓川人搭建的坚固营寨，王骥再次发动全军进行火攻，麓川人烧死无数，还有数万人溺死江中。思任法带着两个儿子逃到孟养，麓川都城被明军铲平。
思任法儿子思机法率领麓川余众住在居蓝，请求入朝谢罪。当时张太皇太后已死，王振获得专权机会，拒绝了朝臣招抚建议，反而督促朱祁镇再次发兵征讨。
1442年，朱祁镇又命王骥总督云南军务，率参将冉保、毛福寿准备前往征讨。缅甸宣慰司以抓住了思任法为条件，要朝廷以麓川之地换思任法。1443年，朱祁镇派蒋贵带五万人增援王骥，并命令王骥考虑夺取缅甸。
明军抵达金齿后，汇合木邦宣慰司的军队大破麓川和缅甸的联军。缅甸人假装答应交还思任法，却暗中将思任法用船送回去。王骥考虑到缅甸是害怕交还思任法后，思机法会怀恨攻打缅甸，于是率军到居蓝击破思机法部。思机法逃到孟养，继续和明朝为敌。
朱祁镇考虑到前线后勤压力很大，召回王骥，随后命云南千户王政诏命缅甸宣慰使卜剌浪马哈省索要思任法。卜剌浪马哈省害怕明军再来攻打，终于决心交还思任法给王政。回京途中思任法绝食而死，王政就带着他的头颅返回北京。
思任法死后，思机法继续在孟养搞事。朱祁镇决定彻底铲除他，于1448年再派王骥率军十三万出击，同时告诉他若是没法抓住思机法，就先抓住孟养土司和与其勾结的缅人，不能有漏网之鱼。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后，王骥于1449年春造船渡过金沙江，攻破鬼哭山，连拔十余寨。思机法无力抵抗，要么不知所踪，要么死于乱军之中，反正之后的史料再没有记载他的事迹。
明军一直打到孟养以西的孟那（缅甸西北克钦邦以西），已经越过了麓川一千余里，打到了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在西南最远的地域。见再前进也难有收获，明军因后勤问题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也在不断增加，王骥决定撤兵，与思任法的幼子思禄法立盟勒石，在大金沙江东岸立石为界，约定麓川人等到“石烂江枯”才能渡过江来。
明朝花了十年时间四征麓川，将西南霸主麓川王朝彻底打废，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而同期明朝的东南各省因矿禁问题，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朝廷又不得不派大军前往镇压。
明初时期，朝廷考虑到民生问题，很少开银矿和收矿税。到了永乐之后，矿禁逐渐松懈，银矿资源丰富的福建和浙江两省成了主要的矿税来源地。正统年间，两省开矿的力度越来越大，底层矿工所受到的剥削越来越多。朝廷甚至对闽、浙、赣的部分山区实行封锁，并派兵驻守，严禁私人开矿。穷苦矿工想要申讨权益，却屡遭镇压。
正统九年（1444），叶宗留带着一群矿工在福建福安开矿场，无视官府禁令，还打造兵器，拉起旗帜武装反抗官府。叶宗留率领的起义军转战多地，发展迅速，多次击败官军，占领多个闽浙赣边界的城镇。正统十三年（1448）四月，福建沙县农民邓茂七也举起义旗，在陈山寨建立政权，自称“铲平王”。两支起义队伍遥相呼应，三省顿时波涛汹涌。
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朝廷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前往镇压起义。陈懋尚未抵达前线，叶宗留便在同官军作战时中箭身亡。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邓茂七被叛徒出卖，遭官军伏击身亡。残部由其侄邓伯孙统领，继续征战，直到明代宗朱祁钰当上皇帝后才被彻底平定。
1449年，明朝主力大军分别在西南攻打麓川，东南平定农民起义。北方统一蒙古草原的新霸主也先，通过多年来对明朝的间谍侦查活动，看到明朝深陷南方战事，以朝贡问题借题发挥，开始对明廷正式发难。
1449年夏，也先裹挟不愿与明朝为敌的黄金家族大汗脱脱不花和兀良哈各部，分兵进攻辽东、宣府、大同和甘州，相当于对明朝北疆发动全面进攻。大同守军出击瓦剌人，被击败。消息传到京城，已经把控朝政的王振看到这又是一个立功的机会，撺掇朱祁镇率军亲征瓦剌。
这些年来，朱祁镇能够在南北两个方向取得这么多的战果，和王振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明廷最能打的王骥、蒋贵、陈懋等人多年转战，早已成长为一方帅才，和王振的关系也不错，被王振支持和保护过。
但是在瓦剌人大举南侵时，王骥率领的主力军团还没有回到北方，陈懋还在东南继续打义军，蒋贵于年初病逝，北方只剩下京城和宣大地区有足够多的兵力可以调配了。在这次瓦剌人入侵之前，朱祁镇在位期间的所有对外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这自然是朱祁镇敢于御驾亲征的最大底气，而不是什么无知无畏。和朱祁镇有关的电视剧里，总爱忽略正统年间的多次战争，给观众一种朱祁镇多年来无所作为，却对自己的军事能力莫名自信、一时上头就要亲征瓦剌的感觉，那样当然会显得朱祁镇是个愣头青了。
事实上，当时的北方也没有比朱祁镇更适合当主帅的人了。永乐年间的老将张辅已经年逾七十，且受到王振排挤，其他人的威望和资历更加不足。而朱祁镇早已没有年轻时期的锐气，对王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这自然更加助长了军事策略失误的风险。
而从整个土木堡之变的过程来看，朱祁镇的责任主要是放任王振上手微操。他下达动员令后，短短几天内就聚集大军上阵。以当时的动员力和朝廷大军主力在南方的现实情况来看，朱祁镇仓促动员的兵力绝无可能超过20万，且其中的兵员很多都是临时征召，而不是南征部队那样的精锐大军。粮草军械都不足，这样的军队自然难以御敌。
再看整个行军过程，明军抵达大同后，王振得知前线战败，拖延了许久才建议朱祁镇率军返京。臣下建议大军迅速从居庸关开进北京，但杨洪父子隐瞒了独石马营等地失守的消息，致使大军行程完全暴露在瓦剌大军的眼前。瓦剌人将后勤不济、士气低落、情报抓瞎的明军主力一举击溃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由此可见，土木堡之败的直接原因首先是朱祁镇过于信任不懂军事的王振，自己对具体的行军布阵和后勤工作不上心，仓促集结军队行动。如果他像即位初期那样能够和军事将领有良好的沟通，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多给点时间做好后勤准备，结局或未可知。其次，朱祁镇的运气也实在不好，杨洪父子隐瞒战败消息，客观上将明军主力引到了瓦剌人的伏击圈，自己又没有能够逃出去，成为“瓦剌留学生”。
从战略上说，仁宣二帝都没有明成祖朱棣的战略眼光，对瓦剌人的坐大不管不顾，对北方边防布置也多有疏忽，为后人埋雷。朱祁镇虽然认识到了瓦剌的威胁，但并没有将其列在朝廷主要敌人的位置上，没有像永乐年间那样花大力气去对付他们，而是将鞑靼、兀良哈和麓川王朝几通猛揍。在北方将领、兵力都不足的情况下，面对统一蒙古草原的瓦剌人的全面进攻，战局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从朱祁镇的一生看，他是比较尚武的皇帝，一直试图重振仁宣之后明朝逐渐颓废的军事，且大部分时间能够做到任人放权，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他登基时的年龄太小，朱瞻基又去世过早，没能让他在太子位上得到足够的军政历练，反而让太监王振成了他最倚重的人，最终将一世英名毁在土木堡的秋天，再加上后来夺门之变杀害于谦，更让他有了洗也洗不掉的历史污点。
就在半年前，他还是北京紫禁城里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存在，视瓦剌为小小贼寇，王师一到必定让对面俯首称臣。
他这并非全是狂妄。在他登基后的14年里，大明王朝继续对外开拓，几乎打赢了每一场对内对外战争，直到也先的大举南下武装“朝贡”。
土木堡之战的失败，并非简单因为他朱祁镇的“作死”行为，实则是多个必然因素综合的结果。
明英宗朱祁镇画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英宗即位之初堪忧的边防和军事形势
1435年，年仅8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皇太后张氏的张罗下登上帝位。此时的明朝，经过了他爷爷明仁宗朱高炽和父亲明宣宗朱瞻基的休养生息，总体保持了政治清明和国家稳定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休养生息，是以牺牲国家的国防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获得的。
《皇都积胜图》（局部）。作者/（明）佚名，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院
朱瞻基驾崩时，留给朱祁镇的是一个并不算很好的边疆形势。
在西南，原本在洪武年间被打残、在永乐年间很老实的麓川王朝（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傣族先民为主的地方政权，当地人称“勐卯龙”，原意为“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当地设置麓川路，故官方将“勐卯龙”称为“麓川”），在宣德年间大举向外扩张，吞并了明朝西南许多宣慰司，俨然成为西南一霸。对此，朱瞻基可以说听之任之，没有遏制的举动。
在安南（越南古名），永乐年间夺下的交趾地区，朱瞻基用人失误、筹划失当，让明军接连受挫，最后草草放弃了事，安南又成为独立国家。
在草原，朱瞻基接连内迁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和兴和所（军事指挥机关名），致使北方边防出现较大漏洞。对那些将南迁至漠南、靠近边疆瓦剌人驱逐走的明军军士，朱瞻基反而给予呵斥，并武力打击对瓦剌人还有点制衡作用的兀良哈人。
被瓦剌打得穷途末路的鞑靼太师阿鲁台，跑到阴山和明朝长城边上求助。朝臣请求出兵将阿鲁台部收入囊中，让他效仿汉朝时期的南匈奴拱卫北方。朱瞻基拒绝了这一提议，致使瓦剌部彻底吞掉阿鲁台部，实力大涨。
在东北，朱瞻基接连弃置吉林船厂和奴儿干都司，放任海西女真被瓦剌人驱逐而不顾，让瓦剌人的势力延伸到东北女真地区。
在外交方面，原本明朝通过郑和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等外交活动营造的和亚洲、东非国家逐渐紧密的联系，也不再那么紧密了。也就是在宣德六年（1431）时发现来朝贡的藩属国越来越少，才想起来下一次西洋。
总体来说，宣德年间以休养生息为名进行的战略收缩，“不勤远略”，不但没有真正舒缓和恢复国力，反而让瓦剌等势力越来越强大，国防实力逐渐下降，边疆局势更加复杂，边境遭到入侵的次数大大增加。
明宣德八年（1433）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朱瞻基不到37岁就去世了，还没能让年幼的朱祁镇充分领悟和体会自己的休养生息思想。朱祁镇从小学的都是太祖朱元璋和太宗朱棣时期的赫赫武功，尚武的血液从小在他身体里涌动着，他要重新恢复永乐时期的辉煌事业。
网上有种说法，朱祁镇是在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相继去世、宦官王振崛起后才开始追求武功的。其实不然，朱祁镇即位之初，他就已对边事展现出了莫大的兴趣。还在皇子时期，朱瞻基曾问他若有外敌入侵，他敢不敢上阵杀敌。朱祁镇用稚嫩的话音大喊：“敢！”这一点十分让朱瞻基喜欢，更加坚定地确定他的太子地位。
英国公张辅，明成祖朱棣靖难时期的第一大将张玉之子，永乐年间率军征服交趾，参与北伐，是威望卓著的老将。虽然仁宣二帝对张辅一直荣宠有加，但张辅对于消极收缩的国防战略一直不满，也痛心于永乐之后国家军事力量的退步。于是在朱祁镇刚继位时，张辅上奏痛陈利害：
英国公张辅画像
“臣听说练兵备边是国家要务，共抗外敌是臣子应当承担的责任。如今陛下继承大统，百业待新，让大将守卫边疆，善选朝廷大臣，规制藩国和州县的典章，安定军心民心，实在是非常深远的谋划。最近辽东、山海、独石、大同时常被外族侵略，想要出塞追击又怕他们趁虚而入。我方进退维谷，敌方来去自如，就像星星之火，如果不扑灭就会造成燎原之势；涓涓之水，如果不堵塞就会导致堤坝之溃。希望陛下能够派将领出兵将他们剿灭。”
张辅对边疆局势看得很清楚，外敌是不能一味纵容的，不早点花大功夫处理，芥藓之疾就会发展成心腹之患。朱祁镇深以为然，让北京兵部讨论张辅的奏请。兵部尚书王骥指出，辽东、大同、宣府、独石、山海各处军马不能说不多，但没有进行扎实的训练，所以没有起到抗击敌寇的效果。只有开平哨备指挥使杨洪，只带五百兵马却能让贼寇绕着他走，希望朝廷能够选派大臣汇合总兵等军官，一起像杨洪那样操练人马、精选将士。
但此时大明还有一个问题——武器装备的供应腐败。正统元年（1436），东西广备库被发现明军衣袜有14万件不合格。正统二年（1437），陕西副都御史陈镒举报陕西屯堡士兵铠甲偷工减料。正统四年（1439），明朝军器局发给神机营的武器铠甲大多是残次品，京军三大营一度缺少马匹。正统五年（1440），总兵朱冕奉命查军仓发现粮食腐坏。正统六年（1441），明朝大同巡抚罗亨信揭发明军内部有武器走私到草原上。
明代青铜火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了朝臣的谏言外，韩王朱冲火和底层军士周谅也上奏建议改革和提振军事，说明经过任宣十年休养，曾经天下无敌的明军如今已经到处都是问题了。
于是，朝廷在1436年冬给边疆总兵等军事主官发布敕令：最近，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人说，敌酋还在猖狂逞凶，都是你们玩忽懈怠导致的。然而事情已经过去，朝廷不再追究。从今以后你们务必要竭尽全力安定边境，不能重蹈覆辙遗留后患。
从此开始，朱祁镇尽管还在张太皇太后的摄政下，也开始调整仁宣时期的保守国策，转而主动对外用兵，并大力整顿军队中的散漫和腐败现象。
而他第一个定下要打击的对象，就是阿鲁台之前拥立的鞑靼阿岱汗。
北伐重创鞑靼和兀良哈，客观上帮助瓦剌一统草原
1434年，瓦剌部首领脱欢率军攻杀鞑靼太师阿鲁台后，阿岱汗率鞑靼余众西迁今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区，想要求助明朝庇护，借助明朝威势躲避瓦剌人的进攻。
1437年，阿岱汗部众侵扰甘肃边境，给了明廷征讨的借口。朱祁镇任命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将，兵部尚书王骥为督军，于1438年春出塞征讨。王骥和诸将一同出塞，以蒋贵为前锋，自己与任礼率大军随后跟进，与蒋贵相约说：“不胜不见。”颇有慷慨激昂、志在必得之感。
确实难得，从永乐末年的北伐到现在，朝廷已经有14年没有大举出塞作战了。
永乐十一年至宣德五年（1413-1430）的鞑靼和瓦剌。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蒋贵作为先锋，在石城向鞑靼人发动大举进攻，鞑靼不敌，逃到兀鲁乃。蒋贵赶忙率领2500轻骑抄近路，历经三昼夜后追上鞑靼人，擒获敌军左丞脱欢，斩首三百余级，缴获数以千计的马匹军器。王骥与任礼从梧桐林到达亦集乃，一路上的进军也很顺利，擒获敌军枢密、同知、佥院等官员十五人、万户二人，余部皆降服。而赵安等将领也擒获了敌军右丞、达鲁花赤等三十人，几乎将鞑靼高层一网打尽。
经过此战，阿岱汗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阿岱汗和麾下贵族朵儿只伯远逃野狐，被瓦剌骑兵杀害。至此，鞑靼势力暂时退出历史舞台，瓦剌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瓦剌人夺取了东蒙古的核心地带，迫使兀良哈三卫也南迁到辽东-京师-大同-宣府一线的边境旁驻扎。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在洪武永乐年间是明军巡逻范围，鞑靼式微后逐渐为瓦剌人占据。
1439年，朱祁镇敕令边境诸将称瓦剌脱欢部人马在近塞沙净州打猎，此人诡谲狡诈，有侵犯边境的意图，所以应当打起精神严加守备，不能习以为常。
两年后，明朝史料《白塔题记第六零二条》记载当年在丰州有一场出动明军5万余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主将和具体针对对象不详，只说重新屯守洪武年间旧城及巡逻丰州滩、百眼井。从当时的边防情况来看，打击的对象应当是瓦剌部落。而《明实录》等史料并未记载此次作战，因而该次行动可能是一次针对瓦剌骑兵的驱逐作战，却实实在在地让明朝北疆又前进了一点。
兀良哈三卫，也就是明朝所称的朵颜三卫，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叛离明朝，朱棣登基后将其重新招抚。但这三卫表面上效忠明朝，入贡并接受赏赐，实则首鼠两端，在朱棣讨伐鞑靼时暗自援助阿鲁台，还在明军回师时试图偷袭后勤辎重，结果被一通好打。
永乐二十年（1422），朱棣第三次亲征草原时将兀良哈人的老巢一举荡平，使得兀良哈人的势力大为衰弱。宣德三年（1428），朱瞻基率军巡边时正好碰上兀良哈人犯边，于是亲率三千铁骑出喜峰口到宽河，大破敌军。朱瞻基亲手射杀三人，余众皆下马投降。由此可见，朵颜三卫一直都不是所谓明朝的好盟友，而是一直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明成祖五次北征沙漠示意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正统九年（1444）正月，兀良哈人侵扰延绥和辽东。朱祁镇得知后，马上命朱勇与太监僧保出喜峰口，徐亨与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蒋马亮与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陈怀与太监但住出古北口，曹义、施聚等将领出辽东都司，多路并进讨伐兀良哈。随后又命杨洪与太监韩政出大同境外黑山以北截杀兀良哈，朱谦和石亨等将领也跟随前进。
东西两支大军在黄河土河两叉口（旧大宁都司东北界）等处会合。杨洪与韩政的西路军追至独石口，又在应昌城附近的别儿克击败敌军，夺回了兀良哈人所掳掠的人畜器械。在万全守备朱谦的助战下，杨洪等人继续追亡逐北，抵达以克列苏（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部）。
兀良哈人占据险要地形，分兵列阵。朱谦率军鼓噪前进，杨洪躬督兵进攻，大败兀良哈人，生擒其首打剌孩等。此战后，光是受封获赏的明军将士就有九千九百人。
由此可见，这三次北伐和永乐年间的三次北伐有相似之处，都分别打击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人，只是在用兵规模和作战地域上远不如永乐北伐。朱祁镇和他的父祖不一样，是效仿太爷爷永乐帝积极关注和介入草原事务的。他不是没有看出瓦剌人的狼子野心，但之所以没有发动深入草原的大规模的针对瓦剌人的进攻作战，有两点重要原因：
其一是从脱欢到也先执政前期，瓦剌部对明朝边境虽然屡有侵扰，但并没有大规模寇边，二人对明廷表现得比较恭顺，让明廷没有大规模进入草原讨伐瓦剌的借口。
其二是明廷在15世纪40年代，主要用兵方向是在西南地区，对今云南西部的一个新兴强国展开全面攻伐，全国最能打的将官大多云集于此，也就不好进行大规模两线作战了。
麓川之战和东南起义将全国明军精锐吸引到南方
有人批评明朝不如汉唐的一个依据就是，明朝版图不够大，没有像汉唐那样开拓西域。但他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是古代封建王朝里最成功的。而正统年间就是开拓西南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
麓川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傣族先民为主的地方政权，主要活动地点在今云南西部的瑞丽、腾冲等地区。元朝时期在当地设立麓川路，麓川首领混依翰罕（思汗法）执政时期脱离元朝建立“勐卯龙”政权，并开始向外扩张，一路拿下“勐泐”“勐艮”“腊门”“腊光”等地。
麓川的扩张引起了元朝的警觉，连续几次出兵攻打，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在当地设立平缅宣慰司，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明朝建立后，思汗法的次子思伦法继位，在明朝攻克云南后称臣纳贡，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
洪武后期，麓川因为进攻效忠明朝的勐谷等西南土司，被前来援助的明军打得大败。1397年，思伦法请求朝廷帮忙对付麓川叛蛮刀干孟。何福和都督瞿能率军翻越高黎贡山，擒拿其酋长刀干孟。刀干孟服软投降。建文帝即位后，刀干孟再次叛乱，何福受命率军擒拿。
何福正准备拿下整个麓川时，被调回参与平定燕王朱棣的靖难战争。麓川得以喘息存活，思伦法被改为孟养（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宣慰使，刁氏取代了麓川宣慰使之职。永乐年间，朝廷在西南设置了“三宣六慰”，明朝行政机构直达印度洋沿岸。
明代云南。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正统初年，思伦法次子思任法野心勃勃，夺取刁氏的位置，随后开始大肆攻打西南地区的各个宣慰司，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西南小霸王，拥兵十余万，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当时的明廷周边可谓首屈一指。
黔国公沐晟拿着朝廷的金印让思任法归还侵夺的南甸州土官刁贡罕土地，思任法置若罔闻。朱祁镇派刑部主事杨宁前往谕令，思任法还是不给面子。麓川的气焰如此嚣张，对明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构成了很大威胁。
在朱祁镇看来，麓川其实已经很像唐朝时期的南诏，必须要快点将其剿除，否则后患无穷。正统四年（1439）正月，他命黔国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师讨思任法，太监吴诚、曹吉祥监军。
明军抵达金齿后，思任法见正面打不过，于是断江立栅而守。沐晟见明朝大军无法渡江，就派人劝降思任法，思任法假意答应，实则拖延时间。方政主张要建造战船速战速决，沐晟却不听，方政便自作主张打造战船，趁夜开到对岸去把麓川军吊打一通，一路追赶思任法到麓川重地上江。
经过连续作战，明军已经较为疲惫，请求沐晟增派援军。结果沐晟毫无大局观，记恨方政独自行动，对前方明军不管不顾。方政渡江后抵达空泥，因迟迟等不来援军，被麓川军以优势兵力围困击杀。沐晟得知前方战败，担心春天瘴气大发，于是焚烧江上积聚，仓促撤回永昌。
这一仗，沐晟算是把自己的一世英名给坑没了。朱祁镇下旨斥责，他羞惭满面，忧郁成疾而病逝。其子沐昂接替职位，再次受命征讨麓川，取得了一些胜利，不过还是没有重创思任法的主力。
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朱祁镇满意。1441年，他在杨士奇等大臣反对下坚持出兵，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和总兵，以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率军十五万进攻麓川。
蒋贵画像，取自明张岱撰《于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图赞》，凤嬉堂刻本，乾隆六十年南涧佑启楼重修本。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王骥和蒋贵前两年刚打完阿岱汗，此时到南边打麓川人，可以说手感正好。参将冉保自缅甸抵达木邦、车里，王骥同蒋贵率领中路抵达腾冲内官曹吉祥、副总兵刘聚等自下江、夹象石抵达上江。王骥一把火烧了麓川人的木质栅栏，驱兵大进攻克上江，斩麓川军五万余级。
明军由夹象石、下江通高黎贡山道抵达腾冲，进攻麓川又一重镇木笼山。思任法亲率象军援救，被王骥用火器击破，乘胜追击到马鞍山。面对麓川人搭建的坚固营寨，王骥再次发动全军进行火攻，麓川人烧死无数，还有数万人溺死江中。思任法带着两个儿子逃到孟养，麓川都城被明军铲平。
思任法儿子思机法率领麓川余众住在居蓝，请求入朝谢罪。当时张太皇太后已死，王振获得专权机会，拒绝了朝臣招抚建议，反而督促朱祁镇再次发兵征讨。
1442年，朱祁镇又命王骥总督云南军务，率参将冉保、毛福寿准备前往征讨。缅甸宣慰司以抓住了思任法为条件，要朝廷以麓川之地换思任法。1443年，朱祁镇派蒋贵带五万人增援王骥，并命令王骥考虑夺取缅甸。
明军抵达金齿后，汇合木邦宣慰司的军队大破麓川和缅甸的联军。缅甸人假装答应交还思任法，却暗中将思任法用船送回去。王骥考虑到缅甸是害怕交还思任法后，思机法会怀恨攻打缅甸，于是率军到居蓝击破思机法部。思机法逃到孟养，继续和明朝为敌。
朱祁镇考虑到前线后勤压力很大，召回王骥，随后命云南千户王政诏命缅甸宣慰使卜剌浪马哈省索要思任法。卜剌浪马哈省害怕明军再来攻打，终于决心交还思任法给王政。回京途中思任法绝食而死，王政就带着他的头颅返回北京。
思任法死后，思机法继续在孟养搞事。朱祁镇决定彻底铲除他，于1448年再派王骥率军十三万出击，同时告诉他若是没法抓住思机法，就先抓住孟养土司和与其勾结的缅人，不能有漏网之鱼。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后，王骥于1449年春造船渡过金沙江，攻破鬼哭山，连拔十余寨。思机法无力抵抗，要么不知所踪，要么死于乱军之中，反正之后的史料再没有记载他的事迹。
明军一直打到孟养以西的孟那（缅甸西北克钦邦以西），已经越过了麓川一千余里，打到了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在西南最远的地域。见再前进也难有收获，明军因后勤问题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也在不断增加，王骥决定撤兵，与思任法的幼子思禄法立盟勒石，在大金沙江东岸立石为界，约定麓川人等到“石烂江枯”才能渡过江来。
明朝花了十年时间四征麓川，将西南霸主麓川王朝彻底打废，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而同期明朝的东南各省因矿禁问题，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朝廷又不得不派大军前往镇压。
明中期重要的农民起义
明初时期，朝廷考虑到民生问题，很少开银矿和收矿税。到了永乐之后，矿禁逐渐松懈，银矿资源丰富的福建和浙江两省成了主要的矿税来源地。正统年间，两省开矿的力度越来越大，底层矿工所受到的剥削越来越多。朝廷甚至对闽、浙、赣的部分山区实行封锁，并派兵驻守，严禁私人开矿。穷苦矿工想要申讨权益，却屡遭镇压。
正统九年（1444），叶宗留带着一群矿工在福建福安开矿场，无视官府禁令，还打造兵器，拉起旗帜武装反抗官府。叶宗留率领的起义军转战多地，发展迅速，多次击败官军，占领多个闽浙赣边界的城镇。正统十三年（1448）四月，福建沙县农民邓茂七也举起义旗，在陈山寨建立政权，自称“铲平王”。两支起义队伍遥相呼应，三省顿时波涛汹涌。
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朝廷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前往镇压起义。陈懋尚未抵达前线，叶宗留便在同官军作战时中箭身亡。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邓茂七被叛徒出卖，遭官军伏击身亡。残部由其侄邓伯孙统领，继续征战，直到明代宗朱祁钰当上皇帝后才被彻底平定。
路径依赖下的仓促出击与运气问题
1449年，明朝主力大军分别在西南攻打麓川，东南平定农民起义。北方统一蒙古草原的新霸主也先，通过多年来对明朝的间谍侦查活动，看到明朝深陷南方战事，以朝贡问题借题发挥，开始对明廷正式发难。
1449年夏，也先裹挟不愿与明朝为敌的黄金家族大汗脱脱不花和兀良哈各部，分兵进攻辽东、宣府、大同和甘州，相当于对明朝北疆发动全面进攻。大同守军出击瓦剌人，被击败。消息传到京城，已经把控朝政的王振看到这又是一个立功的机会，撺掇朱祁镇率军亲征瓦剌。
这些年来，朱祁镇能够在南北两个方向取得这么多的战果，和王振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明廷最能打的王骥、蒋贵、陈懋等人多年转战，早已成长为一方帅才，和王振的关系也不错，被王振支持和保护过。
王振的影视形象（魏宗万饰）。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惊变录》截图
但是在瓦剌人大举南侵时，王骥率领的主力军团还没有回到北方，陈懋还在东南继续打义军，蒋贵于年初病逝，北方只剩下京城和宣大地区有足够多的兵力可以调配了。在这次瓦剌人入侵之前，朱祁镇在位期间的所有对外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这自然是朱祁镇敢于御驾亲征的最大底气，而不是什么无知无畏。和朱祁镇有关的电视剧里，总爱忽略正统年间的多次战争，给观众一种朱祁镇多年来无所作为，却对自己的军事能力莫名自信、一时上头就要亲征瓦剌的感觉，那样当然会显得朱祁镇是个愣头青了。
事实上，当时的北方也没有比朱祁镇更适合当主帅的人了。永乐年间的老将张辅已经年逾七十，且受到王振排挤，其他人的威望和资历更加不足。而朱祁镇早已没有年轻时期的锐气，对王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这自然更加助长了军事策略失误的风险。
而从整个土木堡之变的过程来看，朱祁镇的责任主要是放任王振上手微操。他下达动员令后，短短几天内就聚集大军上阵。以当时的动员力和朝廷大军主力在南方的现实情况来看，朱祁镇仓促动员的兵力绝无可能超过20万，且其中的兵员很多都是临时征召，而不是南征部队那样的精锐大军。粮草军械都不足，这样的军队自然难以御敌。
土木堡之变示意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整个行军过程，明军抵达大同后，王振得知前线战败，拖延了许久才建议朱祁镇率军返京。臣下建议大军迅速从居庸关开进北京，但杨洪父子隐瞒了独石马营等地失守的消息，致使大军行程完全暴露在瓦剌大军的眼前。瓦剌人将后勤不济、士气低落、情报抓瞎的明军主力一举击溃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由此可见，土木堡之败的直接原因首先是朱祁镇过于信任不懂军事的王振，自己对具体的行军布阵和后勤工作不上心，仓促集结军队行动。如果他像即位初期那样能够和军事将领有良好的沟通，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多给点时间做好后勤准备，结局或未可知。其次，朱祁镇的运气也实在不好，杨洪父子隐瞒战败消息，客观上将明军主力引到了瓦剌人的伏击圈，自己又没有能够逃出去，成为“瓦剌留学生”。
从战略上说，仁宣二帝都没有明成祖朱棣的战略眼光，对瓦剌人的坐大不管不顾，对北方边防布置也多有疏忽，为后人埋雷。朱祁镇虽然认识到了瓦剌的威胁，但并没有将其列在朝廷主要敌人的位置上，没有像永乐年间那样花大力气去对付他们，而是将鞑靼、兀良哈和麓川王朝几通猛揍。在北方将领、兵力都不足的情况下，面对统一蒙古草原的瓦剌人的全面进攻，战局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从朱祁镇的一生看，他是比较尚武的皇帝，一直试图重振仁宣之后明朝逐渐颓废的军事，且大部分时间能够做到任人放权，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他登基时的年龄太小，朱瞻基又去世过早，没能让他在太子位上得到足够的军政历练，反而让太监王振成了他最倚重的人，最终将一世英名毁在土木堡的秋天，再加上后来夺门之变杀害于谦，更让他有了洗也洗不掉的历史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