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3年，纵横家公孙衍策划了一场“相王”运动，也就是召集许多国家共同会盟，彼此承认各自国君的王号。
“称王”是战国中期兴起的风潮。此前各诸侯的称号都是某某公、某某侯，天下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王只有周天子，楚、吴、越等国尽管早就自行称王，但中原诸侯一直视他们为蛮夷，不肯承认这些王号。如今，随着各国实力的膨胀，诸侯们终于按捺不住同样的野心，纷纷迈出僭越的最后一步，周天子由此失去最后一丝颜面。
公元前344年，最强大的魏国率先称王，国君魏侯罃正是魏惠王。此后20年里，齐、秦、韩几国也相继称王，首任称王的国君分别被称为齐威王、秦惠文王、韩宣惠王，眼下这次相王则是为了承认天下最后几个大国燕、赵、中山的王号。
作为会盟的发起者，魏惠王很难不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逢泽之会，当年他打着朝觐天子的名义召集天下十二诸侯，却又依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涂红梁柱，立起天子才能用的九斿七星之旟，还乘坐夏车、自称夏王，连名号都与天子平级，那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光辉伴随着阴影，魏国在逢泽之会十年前就已显露出颓势。公元前354年，魏国在桂陵之战中首败于齐国；同年，通过商鞅变法走上强国之路的秦国也在元里大败魏军，并夺取河西地区的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两年后（前352），秦军又在大良造商鞅的率领下攻入魏国河东，一度夺取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次年又围攻固阳，迫使其归降。
逢泽之会后，更多的败战接踵而至。公元前342年，魏国在马陵之战再次被齐国重创，“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公元前341年，齐将田盼包围魏国的平阳（今河南滑县南）。公元前340年，商鞅再度领军攻魏，用诈谋俘虏了魏将公子卬、乘势击败魏军。公元前338年，秦军又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市西）击败魏军，虏获魏军主将魏错……
公元前369年凭运气登上君位时，魏惠王从祖父文侯、父亲武侯手中继承的是一个独霸天下的强大魏国，半个世纪过去，却成功地凭实力葬送了这份霸业。他晚年向孟子回顾这一连串失败时叹：“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既源于魏惠王本人的各种决策失误，也与魏国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作为魏国的三晋伙伴、战国中后期的难兄难弟，韩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韩氏从山西平阳起家，三家分晋后把势力扩张到黄河以南，灭亡郑国后又将国都迁至新郑，统治中心由此南移。据《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在战国中期的国土“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大体包括今山西南部的一部分，以国都新郑为中心的豫东平原一带。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作为魏、韩统治核心区域的大梁、新郑都无可争议地位于当时天下的中心。众所周知，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把当时的天下分为山东、山西两部分，连通两大地理单元主要是靠两条交通要道：
第一条是黄河南岸的豫西通道，也就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水南岸东行，过华阴，入桃林、崤函之塞，过陕、焦、曲沃等城邑，经洛阳、成皋、荥阳至管城（今河南郑州），到达豫东平原。
第二条是黄河北岸的晋南-豫北通道，也就是由渭水北岸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翻越王屋山，从轵（今河南济源西北）穿过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进入冀南平原。
两条通道沿途的主要城邑，基本被魏、韩两国所分别掌握，甚至连南北向的要道也是如此。想要从燕赵之地南下入楚，最便利的路线是先到达魏国的邺、朝歌，渡过黄河后，经韩国的管城、新郑，再抵达楚国的方城。此外，魏惠王还修建了鸿沟，以沟通整个中原的水系。
正是因此，魏、韩两国一直享有“天下之枢”“天下之胸腹”的称号，同样是张仪在《战国策》中的描述：“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此后，张仪对魏国的命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几乎是对由盛转衰的魏惠王时代的总结：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会盟并不顺利，先是齐威王看不起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不屑与它并列为王，还断绝了与中山国的外交关系；此后赵国又主动放弃称王，国君给出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他便是后人熟悉的赵武灵王，不过这个称呼其实是追封的谥号。再后来，原本的盟友楚国又插手魏国立太子一事，翻脸攻打起魏国。总之，最后是魏、韩、燕、赵、中山五国参与了相王，这次会盟也被称为“五国相王”。随着这次会盟，一个新时代——合纵连横的时代到来了。
连遭惨败后，魏国很快因自己的地理位置四面受敌，魏惠王再也无力像从前那样肆意出击，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仔细揣摩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以便结交和依托其他强国，谋求生存发展。早在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就变服折节，拉上韩国一同在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侯因齐、尊他为王，这就是“徐州相王”，显然是五国相王的预演。之后的许多年里，魏国以及和它位置、地位皆相仿的韩、周，更是以出产纵横家而闻名，张仪、公孙衍、苏秦三兄弟，范雎、姚贾，无不出自这一地区，太史公因此有了“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的论断。
第一波合纵与连横的对抗主要发生在秦、魏这对老冤家之间，两位主角是公孙衍（又名犀首）、张仪，《史记·苏秦列传》把公孙衍误记为苏秦。他们都是魏人，也都先后在秦、魏两国为官；无论在哪里，两人只要一碰面就少不了明争暗斗，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就好像DNA的双螺旋，始终在交错缠绕，直到把整个天下都拖入战局。
起初是公孙衍来到秦国担任大良造，率领秦军攻打母国魏国，夺取阴晋。很快张仪入秦，排挤公孙衍，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没计较他领兵攻魏的事，依旧重用了他。在公孙衍的促使下，魏国与齐、楚初步结成合纵同盟，之后就是“五国相王”。
“五国相王”谈不上成功，但已经给秦国敲响了警钟。次年（前322），秦国一边攻取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一边派张仪出使魏国，张仪又一次排挤走了公孙衍，第二年（前321）还同时在秦、魏两国为相。不过很快他也受了挫，前320年，秦国假道魏、韩进攻齐国，却被齐将匡章击败，魏惠王马上变了脸，又把张仪赶回秦国，重新任命公孙衍为魏相，回到合纵的老路上。
公元前319年，公孙衍在列国之间奔走游说，终于说服各国国君，组织起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合纵，楚、魏、赵、韩、燕五国都加入进来，公孙衍甚至还说动义渠国从后方进攻秦国。这便是人们熟悉的“六国合纵”的历史原型，其实整个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从没有在同一次合纵中共同出现过，总是会少一两个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合纵，魏惠王都应该是盟主的不二之选，不幸的是，他刚好在这一年去世，剩下四国的国君当中，以楚怀王威望最高，于是由他担任盟主，称为“纵约长”。在他的统领下，声势浩大的联军进逼秦国东大门函谷关；同时，义渠国也在秦国后方蠢蠢欲动。
这一战的结果大大出乎六国所料，也使他们第一次对天险函谷关的地形有了深刻体验。“函谷”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外形——一条藏在连绵山地中的狭长山谷，号称两辆车无法并行，就像漫漫峡谷中抽出一支狭长的木函。联军难以在此施展兵力，结果秦军刚一出击，他们就向东败退。次年，秦军又乘胜追击，名将樗里疾一直反击到韩国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俘虏韩将申差，击败赵国的公子渴、韩国的太子奂，一口气斩首了8.2万人。第一次合纵攻秦就这样失败了。
公孙衍剩余的纵横家生涯依旧在失败中度过。为维持魏、韩、齐之间的联合，他推荐齐国孟尝君担任魏相，自己则前往韩国任相，但秦国通过公元前315、314年的浊泽、岸门两战接连大败韩国，公孙衍只得临阵脱逃，这在《秦本纪》 《魏世家》中都有记载：“其将犀首走”“走犀首岸门”。此后魏、韩两国面对秦国的强大军力，不得不再次回到连横的老路上。
不过作为合纵路线的代表人物，公孙衍依旧得到许多人的推崇，《孟子》记载了景春的评价，尽管孟子本人并不认可：“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这是魏国的第一次合纵，几乎也是它最后一次在战国时代担纲主角。此后魏国便和韩国一样，或是沦为白起等秦国名将的经验包，或是成为秦、齐、楚等大国轮流争夺的对象。
在战国中期后的一连串战争中，齐、楚、秦等国谁能联合并控制魏、韩，谁就更容易取得胜利：
公元前313年，秦国联合魏、韩，与齐、楚、宋作战；秦国利用魏国抵挡齐、宋的攻势，并反击到濮水。韩国则助秦国攻楚。有了它们的牵制，秦得以在丹阳之战大败楚军。次年，秦楚又在蓝田交战，魏、韩袭击楚国后方，迫使楚国撤兵。
公元前303-前299年，齐国联合魏、韩攻楚，在垂沙之役中大胜楚军，杀其将唐蔑，攻占楚国宛、叶以北的大片领土。
公元前298-前296年，齐国联合魏、韩大举攻秦，甚至攻破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归还前所侵占的韩魏之河外、封陵、武遂等地。
公元前288-前287年，齐国主持五国伐秦，秦不敢应战，退地以求和，齐国趁机灭宋。
公元前285-前284年，秦国联合魏、韩，出兵攻占齐国九城，更操纵五国联军伐齐，几乎灭亡齐国，使之彻底退出争霸的行列。
除直接进行武力征服，秦、齐、楚还利用各种外交手段操纵魏、韩两国。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置相，也就是派遣本国的重臣到魏、韩出任相邦、丞相，以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如前所述，张仪就曾同时在秦、魏担任丞相，樗里疾代表秦国、公孙衍代表魏国、昭献代表楚国，都曾经相韩；到了战国后期，苏秦也在燕、齐先后任相。更著名的是孟尝君，他之前在齐国任相，秦国为拉拢齐国，于公元前299年邀请他赴秦任相，于是有了狡兔三窟、鸡鸣狗盗等故事。一年后他从秦国逃走，又在魏国任相，并组织合纵联军掉头攻破秦国的函谷关。
这种“相”到底是什么性质，学者们争论不休，因为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外邦人“空降”到某国后，就能立刻对该国进行有效治理，也很难想象他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同时治理两个以上的国家，甚至不排除泄露该国核心机密的可能。因此有学者推测，这类“相”应该近似客卿或外交官，不涉及内政，只涉及外交，也并不能完全决定所在国的外交策略。张仪相魏之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可见魏王并没有视他为心腹大臣，《战国策·魏策一》更明确指出魏惠王此举的目的：“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
迫使魏韩派遣质子、扶植某位公子为储也是常见的手段。魏惠王在马陵之战失败、失去太子申之后，被迫把新太子鸣（推测为太子嗣）派到齐国为质，楚国则企图扶植公子高为魏太子，以便和齐国争夺魏国。韩国也曾把太子仓派到秦国、公子虮虱派到楚国当人质，等到原本的太子婴去世，在楚国为质的公子虮虱又和公子咎争夺太子之位，楚国立即支持起公子虮虱，为的自然是虮虱即位后，自己能从韩国得到好处。
当然，秦、齐、楚等国也经常以实际利益为饵，拉拢魏、韩追随自己出战，许诺在胜利后一同瓜分土地，有时甚至会主动把占领的城邑土地归还对方。秦国是这方面的高手，公元前329年，秦国攻占魏国的汾阴、皮氏、曲沃和焦，后来又把曲沃与焦归还了魏国。公元前328年，公子华、张仪逼降魏国蒲阳，张仪随后通过游说，迫使魏惠王与秦修好，并向魏国归还了上郡、少梁。公元前308年，秦国攻克韩国的重镇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为防止韩国倒向齐、楚，把武遂退给韩国，三年后重新夺了回来。
不过，同样是争夺魏、韩，齐楚两国远没有秦国那样热心。
魏国衰落之后，齐国看起来是最适合继承霸主之位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国势蒸蒸日上，齐湣王前期更是达到顶峰，齐国对秦国组织过两次成功的合纵，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次是孟尝君统领齐、魏、韩联军，一度攻破秦国的函谷关；另一次是联合赵、魏、韩、楚再次逼近函谷关，秦国慑于兵锋，主动求和。
但这两次合纵并没给齐国带来多少好处，对秦国的打击也十分有限。齐国的地理位置就已决定，它对抗秦不会有多少热情。六国之中，齐国居于最东，距离秦国最远，不必像魏、韩那样终日担忧秦军的威胁；反过来，齐国即便攻占了秦国的土地城邑也无法守住，徒然为魏、韩作嫁衣。更有甚者，如果把秦国削弱太多，倒容易让魏、韩这两个近邻强大起来，那样反而对自己构成威胁。齐国真正在意的是淮北、泗上流域的土地，尤其是富庶的宋国，五国联军进逼函谷关的那次合纵，齐湣王正是企图让其他四国拖住秦国，自己趁机灭宋。
楚国也打着和齐国一样的算盘。春秋战国之交，楚国相继夺取江淮间的大片领土，战国前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泗水流域，这不可避免地与齐国产生利益冲突。
站在齐、楚当时的立场，争夺淮泗流域显得顺理成章，这一带小国林立又繁华富庶，既容易攻占又能获得巨大利益。但如果从天下局势着眼，淮泗流域对于争霸乃至统一，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当年魏惠王召集十二诸侯举行逢泽之会，商鞅就告诉他：如今大王召集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小国，它们固然可以供魏国驱使，魏国却不足以凭这些小国而称王于天下。
然而齐、楚两国终究还是没能忍住贪婪，尤其是齐湣王。他一意孤行，连续三次攻宋，最终独吞了整个宋国，付出的代价却是几乎得罪所有大国，引来乐毅统领的五国伐齐，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帝”只经历两次败战就滑落到灭国的边缘，齐湣王仓皇出逃，也死于非命。
楚国争霸的希望更加渺茫。因为缺乏魏、秦那样深入彻底的变法，进入战国时代，它逐渐失去春秋时那种强悍凶蛮的进取精神，变得暮气沉沉，在中原面对魏韩、在商洛面对秦国，基本都采取守势。更重要的是，楚国对纵横局势的误判同样严重，首先就是低估了秦国的威胁。楚怀王心目中的秦国，应该还是那个从春秋时代就保持着良好互动的邻邦，因此未对张仪的欺诈多加提防，直到张仪自食其言，楚怀王才恼羞成怒，两次出师伐秦，结果接连遭遇惨败。
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之处是，楚国同样忽视了韩国。韩国虽弱，但毗邻楚国的北部门户——方城隘口。秦楚蓝田之战、齐楚垂沙之战，魏、韩都是助秦、齐进攻宛、邓地区，导致楚国左支右绌而落败。如张仪所言：“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此后又有楚怀王被秦扣留、水灌鄢城、火烧夷陵等一系列堪称国耻的事件，楚国从此彻底衰败下去。
相比齐、楚的摇摆不定，秦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清晰，就是要踏入中原、向全天下伸展扩张，这几乎是从秦穆公时代就确立的国策。只是那时，秦国被强大的晋国死死堵在关中，三家分晋后，继承晋国的魏国更是把处于低谷的秦国挤压到华山以西。通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后，秦国先是逐步收复河西，又开始全力打通东出之路，而主要作战目标正是魏、韩，如《战国策·魏策三》所言：“夫秦强国也，而魏、韩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
公元前324年，张仪领兵攻陷魏国的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公元前314年，重新占领焦、曲沃。这几座城邑都位于函谷关外，秦国从此将触角伸向中原，主攻目标也由魏国转为韩国。公元前308年的宜阳之战在《史记》《战国策》中只留下只言片语，但对秦国的东出战略至关重要。历经整整五个月的激战，秦国终于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从韩国手中夺过这座重镇，完全掌握了豫西通道的西段。公元前294年，秦国更是在伊阙大败魏、韩联军，斩首24万，战神白起一战成名。从那以后，魏、韩的命运再无悬念，《魏世家》《韩世家》唯一值得记录的内容，几乎只剩“某某年，秦国攻占我某某城，斩首某某万”而已。
公元前257年，信陵君盗取虎符、暗杀晋鄙，统领魏军北上，解救了被围困近三年的赵国，也为奄奄一息的山东六国续了一口气；10年后（前247年），他又率领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国，这成为六国合纵的回光返照。很快，信陵君就因秦国的反间计而被魏安釐王解除兵权，自己也郁郁而终。公元前241年，五国在赵将庞煖的率领下最后一次伐秦，仍然草草收场，最终逐一亡于秦国。
回首这100年，始终在合纵连横中保持着清晰目标和灵活手腕，是秦国成为最后赢家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齐、楚的短视还是魏、韩的摇摆，也都决定了它们的失败。
“称王”是战国中期兴起的风潮。此前各诸侯的称号都是某某公、某某侯，天下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王只有周天子，楚、吴、越等国尽管早就自行称王，但中原诸侯一直视他们为蛮夷，不肯承认这些王号。如今，随着各国实力的膨胀，诸侯们终于按捺不住同样的野心，纷纷迈出僭越的最后一步，周天子由此失去最后一丝颜面。
公元前344年，最强大的魏国率先称王，国君魏侯罃正是魏惠王。此后20年里，齐、秦、韩几国也相继称王，首任称王的国君分别被称为齐威王、秦惠文王、韩宣惠王，眼下这次相王则是为了承认天下最后几个大国燕、赵、中山的王号。
作为会盟的发起者，魏惠王很难不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逢泽之会，当年他打着朝觐天子的名义召集天下十二诸侯，却又依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涂红梁柱，立起天子才能用的九斿七星之旟，还乘坐夏车、自称夏王，连名号都与天子平级，那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光辉伴随着阴影，魏国在逢泽之会十年前就已显露出颓势。公元前354年，魏国在桂陵之战中首败于齐国；同年，通过商鞅变法走上强国之路的秦国也在元里大败魏军，并夺取河西地区的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两年后（前352），秦军又在大良造商鞅的率领下攻入魏国河东，一度夺取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次年又围攻固阳，迫使其归降。
逢泽之会后，更多的败战接踵而至。公元前342年，魏国在马陵之战再次被齐国重创，“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公元前341年，齐将田盼包围魏国的平阳（今河南滑县南）。公元前340年，商鞅再度领军攻魏，用诈谋俘虏了魏将公子卬、乘势击败魏军。公元前338年，秦军又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市西）击败魏军，虏获魏军主将魏错……
公元前369年凭运气登上君位时，魏惠王从祖父文侯、父亲武侯手中继承的是一个独霸天下的强大魏国，半个世纪过去，却成功地凭实力葬送了这份霸业。他晚年向孟子回顾这一连串失败时叹：“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既源于魏惠王本人的各种决策失误，也与魏国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诸侯会盟像”雕塑，位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
天下之胸腹
作为魏国的三晋伙伴、战国中后期的难兄难弟，韩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韩氏从山西平阳起家，三家分晋后把势力扩张到黄河以南，灭亡郑国后又将国都迁至新郑，统治中心由此南移。据《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在战国中期的国土“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大体包括今山西南部的一部分，以国都新郑为中心的豫东平原一带。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作为魏、韩统治核心区域的大梁、新郑都无可争议地位于当时天下的中心。众所周知，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把当时的天下分为山东、山西两部分，连通两大地理单元主要是靠两条交通要道：
第一条是黄河南岸的豫西通道，也就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水南岸东行，过华阴，入桃林、崤函之塞，过陕、焦、曲沃等城邑，经洛阳、成皋、荥阳至管城（今河南郑州），到达豫东平原。
第二条是黄河北岸的晋南-豫北通道，也就是由渭水北岸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翻越王屋山，从轵（今河南济源西北）穿过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进入冀南平原。
两条通道沿途的主要城邑，基本被魏、韩两国所分别掌握，甚至连南北向的要道也是如此。想要从燕赵之地南下入楚，最便利的路线是先到达魏国的邺、朝歌，渡过黄河后，经韩国的管城、新郑，再抵达楚国的方城。此外，魏惠王还修建了鸿沟，以沟通整个中原的水系。
正是因此，魏、韩两国一直享有“天下之枢”“天下之胸腹”的称号，同样是张仪在《战国策》中的描述：“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此后，张仪对魏国的命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几乎是对由盛转衰的魏惠王时代的总结：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战国时期列国货币，现藏河南博物院
失败的合纵
会盟并不顺利，先是齐威王看不起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不屑与它并列为王，还断绝了与中山国的外交关系；此后赵国又主动放弃称王，国君给出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他便是后人熟悉的赵武灵王，不过这个称呼其实是追封的谥号。再后来，原本的盟友楚国又插手魏国立太子一事，翻脸攻打起魏国。总之，最后是魏、韩、燕、赵、中山五国参与了相王，这次会盟也被称为“五国相王”。随着这次会盟，一个新时代——合纵连横的时代到来了。
连遭惨败后，魏国很快因自己的地理位置四面受敌，魏惠王再也无力像从前那样肆意出击，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仔细揣摩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以便结交和依托其他强国，谋求生存发展。早在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就变服折节，拉上韩国一同在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侯因齐、尊他为王，这就是“徐州相王”，显然是五国相王的预演。之后的许多年里，魏国以及和它位置、地位皆相仿的韩、周，更是以出产纵横家而闻名，张仪、公孙衍、苏秦三兄弟，范雎、姚贾，无不出自这一地区，太史公因此有了“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的论断。
第一波合纵与连横的对抗主要发生在秦、魏这对老冤家之间，两位主角是公孙衍（又名犀首）、张仪，《史记·苏秦列传》把公孙衍误记为苏秦。他们都是魏人，也都先后在秦、魏两国为官；无论在哪里，两人只要一碰面就少不了明争暗斗，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就好像DNA的双螺旋，始终在交错缠绕，直到把整个天下都拖入战局。
起初是公孙衍来到秦国担任大良造，率领秦军攻打母国魏国，夺取阴晋。很快张仪入秦，排挤公孙衍，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没计较他领兵攻魏的事，依旧重用了他。在公孙衍的促使下，魏国与齐、楚初步结成合纵同盟，之后就是“五国相王”。
“五国相王”谈不上成功，但已经给秦国敲响了警钟。次年（前322），秦国一边攻取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一边派张仪出使魏国，张仪又一次排挤走了公孙衍，第二年（前321）还同时在秦、魏两国为相。不过很快他也受了挫，前320年，秦国假道魏、韩进攻齐国，却被齐将匡章击败，魏惠王马上变了脸，又把张仪赶回秦国，重新任命公孙衍为魏相，回到合纵的老路上。
公元前319年，公孙衍在列国之间奔走游说，终于说服各国国君，组织起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合纵，楚、魏、赵、韩、燕五国都加入进来，公孙衍甚至还说动义渠国从后方进攻秦国。这便是人们熟悉的“六国合纵”的历史原型，其实整个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从没有在同一次合纵中共同出现过，总是会少一两个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合纵，魏惠王都应该是盟主的不二之选，不幸的是，他刚好在这一年去世，剩下四国的国君当中，以楚怀王威望最高，于是由他担任盟主，称为“纵约长”。在他的统领下，声势浩大的联军进逼秦国东大门函谷关；同时，义渠国也在秦国后方蠢蠢欲动。
河南三门峡市函谷关景区，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
这一战的结果大大出乎六国所料，也使他们第一次对天险函谷关的地形有了深刻体验。“函谷”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外形——一条藏在连绵山地中的狭长山谷，号称两辆车无法并行，就像漫漫峡谷中抽出一支狭长的木函。联军难以在此施展兵力，结果秦军刚一出击，他们就向东败退。次年，秦军又乘胜追击，名将樗里疾一直反击到韩国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俘虏韩将申差，击败赵国的公子渴、韩国的太子奂，一口气斩首了8.2万人。第一次合纵攻秦就这样失败了。
公孙衍剩余的纵横家生涯依旧在失败中度过。为维持魏、韩、齐之间的联合，他推荐齐国孟尝君担任魏相，自己则前往韩国任相，但秦国通过公元前315、314年的浊泽、岸门两战接连大败韩国，公孙衍只得临阵脱逃，这在《秦本纪》 《魏世家》中都有记载：“其将犀首走”“走犀首岸门”。此后魏、韩两国面对秦国的强大军力，不得不再次回到连横的老路上。
不过作为合纵路线的代表人物，公孙衍依旧得到许多人的推崇，《孟子》记载了景春的评价，尽管孟子本人并不认可：“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如何控制韩魏？
这是魏国的第一次合纵，几乎也是它最后一次在战国时代担纲主角。此后魏国便和韩国一样，或是沦为白起等秦国名将的经验包，或是成为秦、齐、楚等大国轮流争夺的对象。
在战国中期后的一连串战争中，齐、楚、秦等国谁能联合并控制魏、韩，谁就更容易取得胜利：
公元前313年，秦国联合魏、韩，与齐、楚、宋作战；秦国利用魏国抵挡齐、宋的攻势，并反击到濮水。韩国则助秦国攻楚。有了它们的牵制，秦得以在丹阳之战大败楚军。次年，秦楚又在蓝田交战，魏、韩袭击楚国后方，迫使楚国撤兵。
公元前303-前299年，齐国联合魏、韩攻楚，在垂沙之役中大胜楚军，杀其将唐蔑，攻占楚国宛、叶以北的大片领土。
公元前298-前296年，齐国联合魏、韩大举攻秦，甚至攻破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归还前所侵占的韩魏之河外、封陵、武遂等地。
公元前288-前287年，齐国主持五国伐秦，秦不敢应战，退地以求和，齐国趁机灭宋。
公元前285-前284年，秦国联合魏、韩，出兵攻占齐国九城，更操纵五国联军伐齐，几乎灭亡齐国，使之彻底退出争霸的行列。
除直接进行武力征服，秦、齐、楚还利用各种外交手段操纵魏、韩两国。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置相，也就是派遣本国的重臣到魏、韩出任相邦、丞相，以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如前所述，张仪就曾同时在秦、魏担任丞相，樗里疾代表秦国、公孙衍代表魏国、昭献代表楚国，都曾经相韩；到了战国后期，苏秦也在燕、齐先后任相。更著名的是孟尝君，他之前在齐国任相，秦国为拉拢齐国，于公元前299年邀请他赴秦任相，于是有了狡兔三窟、鸡鸣狗盗等故事。一年后他从秦国逃走，又在魏国任相，并组织合纵联军掉头攻破秦国的函谷关。
这种“相”到底是什么性质，学者们争论不休，因为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外邦人“空降”到某国后，就能立刻对该国进行有效治理，也很难想象他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同时治理两个以上的国家，甚至不排除泄露该国核心机密的可能。因此有学者推测，这类“相”应该近似客卿或外交官，不涉及内政，只涉及外交，也并不能完全决定所在国的外交策略。张仪相魏之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可见魏王并没有视他为心腹大臣，《战国策·魏策一》更明确指出魏惠王此举的目的：“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
迫使魏韩派遣质子、扶植某位公子为储也是常见的手段。魏惠王在马陵之战失败、失去太子申之后，被迫把新太子鸣（推测为太子嗣）派到齐国为质，楚国则企图扶植公子高为魏太子，以便和齐国争夺魏国。韩国也曾把太子仓派到秦国、公子虮虱派到楚国当人质，等到原本的太子婴去世，在楚国为质的公子虮虱又和公子咎争夺太子之位，楚国立即支持起公子虮虱，为的自然是虮虱即位后，自己能从韩国得到好处。
当然，秦、齐、楚等国也经常以实际利益为饵，拉拢魏、韩追随自己出战，许诺在胜利后一同瓜分土地，有时甚至会主动把占领的城邑土地归还对方。秦国是这方面的高手，公元前329年，秦国攻占魏国的汾阴、皮氏、曲沃和焦，后来又把曲沃与焦归还了魏国。公元前328年，公子华、张仪逼降魏国蒲阳，张仪随后通过游说，迫使魏惠王与秦修好，并向魏国归还了上郡、少梁。公元前308年，秦国攻克韩国的重镇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为防止韩国倒向齐、楚，把武遂退给韩国，三年后重新夺了回来。
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以及青铜胄，现藏河南博物院
秦国东出的主要作战目标
不过，同样是争夺魏、韩，齐楚两国远没有秦国那样热心。
魏国衰落之后，齐国看起来是最适合继承霸主之位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国势蒸蒸日上，齐湣王前期更是达到顶峰，齐国对秦国组织过两次成功的合纵，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次是孟尝君统领齐、魏、韩联军，一度攻破秦国的函谷关；另一次是联合赵、魏、韩、楚再次逼近函谷关，秦国慑于兵锋，主动求和。
但这两次合纵并没给齐国带来多少好处，对秦国的打击也十分有限。齐国的地理位置就已决定，它对抗秦不会有多少热情。六国之中，齐国居于最东，距离秦国最远，不必像魏、韩那样终日担忧秦军的威胁；反过来，齐国即便攻占了秦国的土地城邑也无法守住，徒然为魏、韩作嫁衣。更有甚者，如果把秦国削弱太多，倒容易让魏、韩这两个近邻强大起来，那样反而对自己构成威胁。齐国真正在意的是淮北、泗上流域的土地，尤其是富庶的宋国，五国联军进逼函谷关的那次合纵，齐湣王正是企图让其他四国拖住秦国，自己趁机灭宋。
楚国也打着和齐国一样的算盘。春秋战国之交，楚国相继夺取江淮间的大片领土，战国前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泗水流域，这不可避免地与齐国产生利益冲突。
站在齐、楚当时的立场，争夺淮泗流域显得顺理成章，这一带小国林立又繁华富庶，既容易攻占又能获得巨大利益。但如果从天下局势着眼，淮泗流域对于争霸乃至统一，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当年魏惠王召集十二诸侯举行逢泽之会，商鞅就告诉他：如今大王召集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小国，它们固然可以供魏国驱使，魏国却不足以凭这些小国而称王于天下。
然而齐、楚两国终究还是没能忍住贪婪，尤其是齐湣王。他一意孤行，连续三次攻宋，最终独吞了整个宋国，付出的代价却是几乎得罪所有大国，引来乐毅统领的五国伐齐，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帝”只经历两次败战就滑落到灭国的边缘，齐湣王仓皇出逃，也死于非命。
楚国争霸的希望更加渺茫。因为缺乏魏、秦那样深入彻底的变法，进入战国时代，它逐渐失去春秋时那种强悍凶蛮的进取精神，变得暮气沉沉，在中原面对魏韩、在商洛面对秦国，基本都采取守势。更重要的是，楚国对纵横局势的误判同样严重，首先就是低估了秦国的威胁。楚怀王心目中的秦国，应该还是那个从春秋时代就保持着良好互动的邻邦，因此未对张仪的欺诈多加提防，直到张仪自食其言，楚怀王才恼羞成怒，两次出师伐秦，结果接连遭遇惨败。
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之处是，楚国同样忽视了韩国。韩国虽弱，但毗邻楚国的北部门户——方城隘口。秦楚蓝田之战、齐楚垂沙之战，魏、韩都是助秦、齐进攻宛、邓地区，导致楚国左支右绌而落败。如张仪所言：“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此后又有楚怀王被秦扣留、水灌鄢城、火烧夷陵等一系列堪称国耻的事件，楚国从此彻底衰败下去。
相比齐、楚的摇摆不定，秦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清晰，就是要踏入中原、向全天下伸展扩张，这几乎是从秦穆公时代就确立的国策。只是那时，秦国被强大的晋国死死堵在关中，三家分晋后，继承晋国的魏国更是把处于低谷的秦国挤压到华山以西。通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后，秦国先是逐步收复河西，又开始全力打通东出之路，而主要作战目标正是魏、韩，如《战国策·魏策三》所言：“夫秦强国也，而魏、韩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
战国跽坐人漆绘铜灯，战国，1975 年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地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公元前324年，张仪领兵攻陷魏国的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公元前314年，重新占领焦、曲沃。这几座城邑都位于函谷关外，秦国从此将触角伸向中原，主攻目标也由魏国转为韩国。公元前308年的宜阳之战在《史记》《战国策》中只留下只言片语，但对秦国的东出战略至关重要。历经整整五个月的激战，秦国终于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从韩国手中夺过这座重镇，完全掌握了豫西通道的西段。公元前294年，秦国更是在伊阙大败魏、韩联军，斩首24万，战神白起一战成名。从那以后，魏、韩的命运再无悬念，《魏世家》《韩世家》唯一值得记录的内容，几乎只剩“某某年，秦国攻占我某某城，斩首某某万”而已。
公元前257年，信陵君盗取虎符、暗杀晋鄙，统领魏军北上，解救了被围困近三年的赵国，也为奄奄一息的山东六国续了一口气；10年后（前247年），他又率领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国，这成为六国合纵的回光返照。很快，信陵君就因秦国的反间计而被魏安釐王解除兵权，自己也郁郁而终。公元前241年，五国在赵将庞煖的率领下最后一次伐秦，仍然草草收场，最终逐一亡于秦国。
回首这100年，始终在合纵连横中保持着清晰目标和灵活手腕，是秦国成为最后赢家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齐、楚的短视还是魏、韩的摇摆，也都决定了它们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