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海盗都是鬼鬼祟祟、劫持民船的败类。然而，在清代，海盗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硬怼官军。
不信？请看如下记载：
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浙江温州下辖的南九山，官兵家属、商人及水手八十人“遇海盗船只……七十三人为盗所杀”；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南澳镇标守备潘成龙等出海巡哨，遇到海盗，潘成龙被杀，船只器械被夺；
康熙五十一年（1712），“浙江等处海贼，沿途夺客商船只，杀伤官兵，直至盛京”。同年，黄岩总兵官李近标下属——左营游击郭国率杨把总、许把总守卫海口时，二贼船冒充商船诱骗兵船至洋面，遂致官军两面受敌，遭海盗“贼船夹击，兵丁二十二人尽亡……水师船被焚烧”；同年五月，黄岩镇奏报“……游击阎福玉、把总张世俊遇贼攻打……阎游击受伤身死，船被火烧；把总张世俊船亦被烧”。六月，浙江温州官兵见“有贼船数只在外行走，误认商船仓驶迫近，被贼用火烧沉哨船一只，伤兵二十四名”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温州总兵许峰之族子许殿社前往外国贸易时，遇海贼被抢，恐泄露消息，海贼将商船上的“二十二人俱系于船仓内与船一并焚烧，仅剩船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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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均出现在清朝中期。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历史上三大海盗活跃时期之一。
官军武器不如海盗？
海盗活跃的第一次高潮，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出没的倭寇，堪称中国海盗最为严重的时期。第二次高潮是明清之际的海寇，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也就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国海盗在沉寂近50年后重新掀起一股高潮，闽粤的海盗数量也在17世纪40至60年代重新达到顶峰。第三次高潮，即本文所讲的清中期的洋盗。
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上述三次海盗高潮仍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三次海盗高潮的根本原因均为饥荒、战争或经济停滞，从而导致民不聊生、丛聚为盗，而后由小变大，日益壮大。其次，海盗活动频发期都恰逢米价飙升之际。三次海盗高潮期间，朝廷均疲于应付内乱外患而无暇南顾（如明中期的胡患、晚明的清军入关、清中期的内乱和安南之乱），故而对南部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反应迟钝，从而造成海盗为祸的局面。另外，清军入关后很快堕落腐化、武备不修。事实上，到了清朝中期，官军的武器装备甚至不如海盗。
有清一代，虽然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受到各种政策限制，但活跃于海洋的中国帆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其船舶的式样较多，主要有：以北方天津卫为中心的卫船，以江南上海为据点、活跃于北方海域的沙船，还有适于浙江宁波以北海域的宁船，以及福建为中心适合于外洋航行的鸟船等等。
18世纪的中国海盗主要通过偷、抢等方式从渔民和海商手中获得船只，这些船只包括了中国沿海各地的船只式样，因而仅从船只外观上很难辨别哪些为良民所有，哪些为海盗所有。在海上抢劫案件中，曾出现了以下几种船只：三板船、小舢（杉）板、小钓船、红头乌波小钓船、无盖小船、客船、商船等等。也有一些官船和战船由于同海盗作战失败而落入海盗之手，在康熙后期就有海盗劫得官船和战船，但数量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乾嘉之际，水师提督李长庚修造“霆船”，意图一举击败当时最为猖獗的蔡牵海盗团伙。经过定海之战，清水师霆船充分发挥优势，蔡牵船队无法与之匹敌。然而，等清军撤退之后，蔡牵感觉己方战船力有不逮，于是用重金向闽商订造巨艇，建成后让商人满载粮械货物出海交船，以被劫为名，向清廷报告，于是便有与清军官船对等的船只，继续与清军对抗。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海盗大多是来自沿海地区的渔民、农民以及破产的手工业者等，而且也只是偶尔为盗，以海盗为职业的人较为罕见，再加上清廷对武器的控制比较严格，因此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或特制的武器。
此时，在实施抢劫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武器主要是日常使用的一些工具，如捕鱼铁叉、木棍、棒、刀、竹篙、铁钩等物，有时甚至是赤手空拳进行抢劫活动。
虽然清廷严格限制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一些大海盗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途径获得，其武器种类较多，火器的比重也较大。如在康熙五十年（1711）抓获的海盗供称：“我等所用火炮、鸟熗、大刀、腰刀、火药等项，皆由绿营兵浙江人金天祥、江子荣、金原、崔廷石等私人所给，将鸟熗、火炮、大刀、腰刀、火药藏于船内，二船将我等送至招宝山后，佯作为提督衙门砍伐烧柴船状，登记即出。”
康熙五十一年（1712），黄岩镇总兵遇贼，“贼见兵出，熗炮齐射”。
可见海盗所使用的火器多数为抢劫清军所得，或直接向清军私下购买。
雍正时期，海盗数量较少，他们使用的武器也与康熙朝没有太大区别。
乾隆后期，一些三五成群的海盗开始携带鸟熗、火药、短刀、竹篙熗等武器过洋行劫。虽然清廷对船只携带物品有明确规定，但多数海盗船为躲避官兵检查，并不从规定的汛口出洋，因而无从检查。同康熙朝后期一样，海盗的部分熗支火药是从驻防清兵处或买或抢来的。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孙士毅上奏：“拿获外洋行劫福盗匪谭华瑞等八名，获匪船一只，并过山鸟一杆，喷筒三枝，火药一斤，严究来历，据供系外委赵承恩兵丁吴有亮得钱租卖……”（可见清军当中甚至有出租自己武器的）
这些武器加强了海盗的抢劫能力和袭击清代水师的作战能力。如海盗陈读团伙不仅袭击商船，还攻击官船，甚至公然掠夺水师的兵粮和军器。
至乾嘉之际，中国沿海海盗，尤其是福建海盗已经形成了大的帮派，其武器来源更加广泛。《中国海盗史》一书中曾提到“蔡牵、朱濆海船皆配合火炮，熗铳和火罐诸类火器，每艘船发给火药二百斤”。实际上，清代海盗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解决火药的供应问题：一是派人私搭寮厂，赴各地购买硝磺，运回自造火药；二是委托海商、船户代购火药，或买通武营兵弁，让其“私偷盗卖”火药；三是依靠沿海商民接济火药。
除火器外，战船也在海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嘉庆时，程含章“尝半载在洋，与贼连战数次，颇知其略”。
后来，他在《复林若洲言时务疏》中说：“大抵外海之战，与内河陆路异。何则？……其战也，惟持船只炮火之多寡大小为强弱，而又有雾、有雨不可战，无风、大风、逆风、逆潮皆不可战，必天日晴朗，风力适中，师船乃出……方战之时，必以船大炮大为贵。故以大船攻小船，如以虎驱羊，一可当十；以小船攻大船，如以卵击石，十不当一。”指出了战船在海战中的重要作用。
乾嘉之际，清廷仿造性能较好的民船，如广东的米艇和福建“同安梭船”，分派粤闽水师各营，但因本身的制造技术和尺度都有严格限制，依其样式仿制的战船也难免受到影响。
嘉庆年间，清军战船不足敷用，因此往往用商船代替。但商船的防御能力较差，战斗力很弱，一旦征用进入军队，自然也影响到水师队伍的战斗力。
因此，清廷对民船的限制最终也影响了国家海上军队的力量。
“海贼王”张保仔的实力
在海盗最为猖獗的清嘉庆年间，要说谁堪称“海贼王”，那非在粤洋活动的张保仔莫属了。时至今日，他在华南沿海依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事实上，许多香港人都认为张保仔与香港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传说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香港是张保仔的巢穴，他在岛上分设东西营盘，并建立了多座天后庙，部分天后庙中设有地道，如遇官兵前来进剿，张保仔可从地道逃出。又传说其将出海劫得的宝物分藏长洲等岛的山洞之中，即为当今香港颇为知名的旅游景点“张保仔洞”。
民间传说众多，却并不符合史实。关于张保仔的生平，可靠史料记载如下：张保仔原名张保，出身广东新会江门一个渔民家庭。十五岁时，他跟随父亲在海上打渔，突然遇到当时的大海盗郑一率领战船至江门劫掠，张保随即被俘虏。
由于张保为人比较聪慧，而且“年少色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鲜肉，郑一见到他，非常高兴，马上令其随侍左右，成为他的男宠。不久，郑一出海时遭遇飓风，不幸随船沉没。这一海盗团伙在郑一死后，由其遗孀石氏即郑一嫂领导。郑一嫂提拔张保仔，让其统领分舰队——红旗帮，并与之结为夫妇。张保仔在听命于郑一嫂的同时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他责令属下劫掠有章，禁乱杀人，赏罚分明，使红旗帮在郑一死后，不但没有衰落，反而“独雄于诸部”。张保仔精明强干，极富个人魅力，这是红旗帮能在其带领下威震粤洋的重要原因。从《谱荔轩笔记》所载的一则轶事中，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张保为人：
番禺人刘某的父亲因货物被海盗所劫，郁郁而终，刘某认为是张保所为，遂卧薪尝胆，潜伏其左右，伺机报仇，后被识破。弄清真相后，张保并未报复刘某，反而赞刘为壮士，并“给四金遣之归”。此举足见张保仔任侠尚义、慷慨大度的一面，可谓“盗亦有道”。
另外，由于海盗生活在变幻不定的海洋世界里，环境异常艰苦，信仰神灵是消解不安心理的重要方式，因此当时的海盗普遍“迷信”。作为“海贼王”的张保仔，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每次行动前，海盗头目总要聚集到舰队一直拖着的浮塔上请求神谕。张保仔先是偷偷买通和尚，告诉他们航线，然后就在会上大谈自己的看法。在和尚的配合下，张说的话总是与神谕一致。这使那些虔诚的海盗头目们惊奇万分。他们都笃信神谕，所以每次张保仔的计谋总能得逞。于是，他受到海盗的顶礼膜拜，成为“海盗联盟”总头目，手下拥有8万人和600多艘帆船。
海盗打败官军，最终实现诏安
得到众多海盗团体的拥护后，张保仔的胆子也大了起来，甚至直接与朝廷派来的官军进行海战。《番禺县志》载：“嘉庆十三年（1808）七月，总兵林国良与（张保仔）战于马洲洋，力战而败，被执，骂贼死。八月，参将林发又败于阿娘鞋。嘉庆十四年（1809），提督孙全谋击之于万山，破之。再战，败于广州湾。六月，总兵许廷贵又败于桅夹门，自刎死。”
张保仔集团与官军鏖战，连战连捷，清廷在惊慌之下急忙“换帅”。不久，当时公认的“能吏”百龄转任两广总督，他采取了坚壁清野式的封港政策，张保仔无可奈何，只能侵入内河，劫掠岸上居民取得给养，此举严重侵害了珠江口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各地的乡绅纷纷组织起地方团练，抵御海盗，保卫家乡。
在百龄的指挥下，广东当局面对猖獗的盗情，也积极开展行动，寻找机会给予海盗打击。这一机会很快来临了。据《广州府志》记载：“冬，贼数百艘避风于新安之赤历角，昭麟侦其实，即请兵于提督孙全谋，并檄缯船、夷船分扼隘口。孙全谋军其西，昭麟军其东，为一举灭贼计。贼乘风张帆西出，孙全谋麾师船避之，昭麟觉，率缯船夷船追之不及。”
据《靖海氛记》记载：“是时，张保方聚于赤沥角之大屿山。夷船往迹之，适提督孙全谋亦率舟师百余号至，遂会同击贼。十三日（1809年11月20日）对阵……及二十二日（1809年11月29日），晨，南风微起，樯旗转动。贼喜，预备奔逸。午后，南风大作，浪卷涛奔。近暝，贼扬帆鼓噪，顺风破围而出。数百舟势如山倒。官军不意其遽逸，不能抵当。”
据张保仔阵中的英国人格拉斯波尔回忆：“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发现一大队中国水师船只驶到港外。他们驶近我们时，便一字排开，挨次轮流向我发炮……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张保仔船只的修理工作完竣了，他们便起锚扬帆冲了出去，一点也不把封锁的官兵放在眼里，反将水师船只追逐了一阵，然后才列队向东而去。可是事后葡方的海军向澳门报告，竟说他们至少曾摧毁了海盗舰队三分之一，并惋惜没有时间将海盗全部歼灭。”
官军想趁着张保仔舰队聚集在赤沥角的机会，一举消灭这股海盗集团，但在包围9天后，还是被成功突围。从上面史料可以看出，官方志书将失败责任归咎于提督孙全谋；半官方的文人笔记则把责任归于天气；而为张保仔俘虏的英籍船员格拉斯波尔，则根据亲身目睹而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一个“赤沥角之战”的不同版本，根据格氏的描述，张保仔舰队当时实力极为强大，根本没有把官军放在眼里，哪怕是加上助战的澳葡海军。
《靖海全图》中“大屿困贼”与“平海受降”
虽然张保仔屡次重挫官军，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人，他还是渴望重新回到主流社会，赢得高官厚禄，或者至少摆脱漂流不定的生活和“贼寇”的身份。他一直寻找机会向官军投诚，而实在打不过他的清廷也很愿意就坡下驴，保全面子，两者可谓一拍即合。张保仔投诚后，因助剿粤西海盗有功，获封守备，后官至福建同安协副将，于道光二年（1822）死于任内。与此同时，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盗黄金时代”也逐渐落下帷幕，更凶恶的“海盗”——西方人已经在中国外海频频出现，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