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延安时期如何过新年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这是作家路遥笔下的陕北春节。作为黄土文化集中区，陕北大地的年味充满着浓郁的黄土风情：窑洞里，蒸的是黄馍馍，贴的是红窗花；窑洞外，敲的是震天锣，扭的是大秧歌。

陕北是革命老区。陕北的春节拥有更多火红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从新秧歌运动、新年画运动到双向奔赴的军民大拜年，陕北的年味既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热烈，也有“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豪情，更洋溢着“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的自信。

延安时期有哪些火红年味？革命人又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激扬斗志？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在飞扬着红旗红花红腰带的黄土地上，重温那段孕育着无数希望、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芳华。

接地气的新秧歌“火出圈”


“小窑洞里，灯光如豆，安波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一支曲子谱完，感觉不理想马上就改，只是开头的‘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一曲，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临近春节，冬日暖阳中的延安年味渐浓，修葺一新的鲁艺旧址静候着佳节到来。镌刻在旧址安波纪念馆、描绘“小调大王”安波为《兄妹开荒》谱曲的这段文字，将时针拨回到81年前那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1943年春节，延安城中锣鼓喧天，一场精心筹备的军民联欢会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拉开大幕。尽管黄土飞扬，天寒地冻，但正如台下安波的回忆所言：“一座巍巍的人山赫然地从平地竖起。”

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来自鲁艺的艺术家们在“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号召下，将创作之笔对准人民、用群众语言创作后的汇报演出。

“挑起担儿上呀上山岗，一头是米面馍，一头是热米汤。”在两万多位军民的翘首以盼中，王大化身系红腰带，顶着陕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舞台，身边是穿着花棉袄的李波。两人唱的是陕北秧歌调，扭的是陕北秧歌舞，演的是陕甘宁边区农民马丕恩父女“早起晚眠，努力生产”的劳模事迹。虽然缺乏专业场地，也没有高端音响助阵，但在观者潮水般的叫好声中，以劳苦大众为主角的《兄妹开荒》，火了！



“《兄妹开荒》轰动了整座延安城，火到什么程度？《解放日报》配发了社论，刊登了曲谱。王大化和李波成为那个时代的‘顶流’，市面上出现了王大化牌的香烟、肥皂。”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当时很多群众到鲁艺看秧歌剧，不说剧名，都说‘去看王大化’。这部剧原名叫《王二小开荒》，也是群众把它喊成了《兄妹开荒》。”

《兄妹开荒》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代表作。“在陕北，秧歌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陕北人用扇子寓意风调，用花伞代表雨顺，用扭秧歌庆典祈福。他们如仙踏云地走，如醉发狂地扭，如风戏柳地摆，如浪奔腾地跳。”国家级非遗项目“陕北秧歌”省级传承人贺世成介绍。

扭秧歌至今仍是陕北最强春节仪式感之一。每逢正月，炸裂的鼓点配合飞舞的红腰带，让这片黄土地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今年春节，贺世成参与的两支秧歌队都已排练就绪，只等过年开闹。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陕北秧歌成为艺术家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金钥匙”，鲁艺成立了秧歌队。曾经接受西方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开始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艺术宝库中挖掘创作灵感。

“陕北原来只有秧歌调、秧歌舞，没有秧歌剧。鲁艺的艺术家们拜群众为师，通过田野采风，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去粕存精、提炼创新，开创性地发掘了有情节、有故事的秧歌剧。”刘妮说。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兄妹开荒》横空出世，新秧歌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鲁艺大秧歌队彩排的那一个晚上，当锣鼓敲打起来，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头。”鲁艺秧歌队乐队成员、作曲家李焕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也成了秧歌队的一员，有时敲锣鼓，有时拉手风琴。“陕北民间大秧歌的健壮、豪放的舞步、舞姿……那种沉宏、铿锵的秧歌锣鼓点……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生动，而又那么亲切近人。”

据《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记载，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成员多达150人，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除了《兄妹开荒》，还上演了为三五九旅战士们新编的秧歌舞《摇花篮》等文艺作品。

在阵容庞大、热火朝天的秧歌演出中，最抢眼的还属刘炽，这位后来创作了《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作品的音乐家，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伞头”。



在陕北大秧歌中，领舞、领唱的演员往往手执花伞为具，故称“伞头”。走进位于鲁艺旧址的刘炽纪念馆，几张黑白老照片定格着当年军民一起闹秧歌的动人瞬间。画面中，刘炽手持大花伞，正在延安城内演出，飞扬的舞姿中，透露出浓浓的年味。除了上阵演出，作为冼星海的学生，刘炽还创作了《减租会》《运盐去》《胜利鼓舞》等经典秧歌剧。

“新的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孕育出新的生命力。正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鲁艺发展起了新的歌舞形式、新的歌剧形式。到1944年春节，延安工厂、学校、部队组织的秧歌队多达27个，上演了150多个节目。延安到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节日氛围。”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强说。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随着革命节节胜利的嘹亮号角，陕北大秧歌更是扭遍了全中国。时至今日，当年被群众热捧的经典秧歌剧，仍是陕北不少地方的春节年味。

“近年来，我们复排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经典剧目，用腰鼓、秧歌剧等组合成原汁原味的红色文艺剧目《延安故事》，作为春节期间下乡演出的文化大餐。”延安市宝塔区民众剧团团长杜玉富说。

被抢购一空的年画是啥来头？

走进延安文艺纪念馆的新窗花、新年画展区，仿佛置身于除夕之夜的陕北农家。窑洞造型的展墙上，一格格新窗花淳朴厚重，流露着岁尾年初的富足安乐。而一幅幅新年画则像春节的“连环画”一般，于不动声色中娓娓讲述着革命战争岁月里的年画传奇。

1940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地区传统的小年。在晋东南的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时任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的胡一川，和同伴杨筠一起背着大包去赶集。包里装的是木刻工作团为配合抗日宣传，突击了好几个日夜赶制出来的水印套色新年画。

彼时，全国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铁蹄正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而疯狂的扫荡。《纺织图》《保卫家乡》《大家养鸡增加生产》……人来人往的大集上，由于价格便宜、画风新颖，这些鼓舞斗志、充满民族气节的新年画，很快被赶来买年货的山西老乡抢购一空。


据当时同在木刻工作团的美术家罗工柳后来回忆，因为太受欢迎，一些没买到的老乡追到了他们的住处，嚷着要买年画。有些住在偏远山区的百姓，甚至跑了几十里的山路赶来购买。

作为民间最盛行的年俗之一，年画是我国特有的春节装饰品。抗日救亡大潮中，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年画，也成为对敌斗争的阵地。“鲁艺木刻工作团突破重重封锁，从延安抵达太行山，通过办展览宣传抗战。”延安大学5·23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延雄说。

胡一川、彦涵、罗工柳等来自鲁艺的美术家，请来当地的年画工人作指导，在木刻版画的基础上，创新采用画面明朗的传统年画进行抗日宣传，以门画、连环画、四扇屏等多种形式，全景式表现保家卫国的主题。很快，群众家的门神由原来的秦琼、敬德，变为英姿飒爽的八路军战士，大批新年画陆续进入千家万户。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抗日前线创作的年画，紧扣抗日杀敌等主题，充满了战斗色彩，线条硬朗、风格阳刚。”王延雄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传统年画中色彩明艳、线条单纯、构图饱满的创作特点，被更多鲁艺的版画家所吸纳，他们围绕生产生活、拥军优属等主题创作了大批装饰性更强，生活气息更浓厚，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更鲜明的新年画。”

从天津杨柳青到苏州桃花坞，从开封的朱仙镇再到潍坊的杨家埠，中国传统年画盛行于大江南北。不同地区虽流派和风格迥异，但多围绕瑞禽祥兽、香草鲜花等充满吉祥寓意的主题展开创作，在春节张贴以祈福迎祥。随着形势的发展，延安新年画中的民间元素也多了起来，国人喜欢的兰花、牡丹、鲤鱼、灵兽等吉祥物逐步被融入到创作中。

“做人要老实，作画要调皮。”美术家胡一川的这句名言，或可形容当时新年画的创作风格。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了大批当年风行一时的年画作品，如古元创作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中，男女两个“门神”各手持麦穗、身骑灵兽，充满了喜庆色彩；力群创作的《丰衣足食图》简洁明快，色彩浓艳，陕北农家欢乐祥和的春节团圆氛围跃然纸上。

《全家福》《识一千字》《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自1942年鲁艺成立年画研究组到1944年春节，古元、彦涵、江丰等大批版画家以“延安学派”的风格，创作出许多在新年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作品。因为物质条件有限，许多艺术家的刻刀是用擦熗的捅条做成的，颜料甚至来自锅底灰，木板多取自陕北随处可见的枣木、榆木。

“正是这些来自土窑洞、沾满泥土味的美术作品，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在黄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结出了果。”刘妮说。

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古元、彦涵等人的15幅作品，并发表了《木刻帮助中国战斗》的文章。

双向奔赴的春节大拜年


“1944年春节，新秧歌活动闹得更红火了……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年来了。”“我很喜欢那位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唱出了与解放了的人民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情谊。”

这段文字出自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的李焕之著作《音乐创作散论》。通过回忆延安时期春节拜年等种种细节，李焕之创作了传世经典《春节序曲》，至今仍被国人称为过年专属“BGM”。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拜年方式，往往简单淳朴又情意浓浓，除了秧歌拜年，还有座谈聊天，或是互致问候。”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教授高慧琳说，比如，1945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央领导带着警卫员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其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也来给中央领导拜年。

蔬菜、鸡蛋、黄酒、油馍……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新春礼物，往往就是小杂粮和农家土特产。1943年春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在延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首演于当年的《拥军秧歌》，以质朴热烈的唱词，勾勒出军民鱼水情深的热闹年味。



“新年前后，子长募集慰劳品大肉万斤、豆子70石、鞋5000余双。吴起赠每户抗战家属大肉2斤。”这是1944年新春佳节，陕甘宁边区涌现的拥军热潮之一。

1946年春节，当时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带着老乡，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到王家坪拜年，给中央领导送来书有“人民救星”的大匾额。

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春节大拜年可谓是双向奔赴。1943年春节，毛泽东得知枣园村有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两位老人正月十五过生日，便在元宵节当天宴请24位老人，饭后给每人发了一块香皂、一条毛巾，还请大家看了场电影。

“有一年，秧歌队来杨家岭拜年，有户人家住在后沟里，因为要保障春节供应，忙着磨豆腐，顾不上看秧歌。”王延雄说，“毛主席请秧歌队专门绕到豆腐坊，给那户人家扭了场秧歌。”


用艺术礼赞生活

“联欢要提倡节俭”“秧歌不宜太多”“要关心群众疾苦”……延安时期春节前后的报刊上，常常刊登着暖心的过节提醒。“比如1946年陕北部分地区遭遇灾荒，春节来临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解放日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秧歌队时要遵循自愿原则，不宜铺张浪费，时间不能太晚，以免耽误群众生产。”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



“人民这么拥护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让劳苦大众找到了做人的尊严。”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所见所闻：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因为“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吃住都像人”；穷人分到了田地，娃娃能上学；很多工人过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

“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如此写道，红军到陕北后，“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他开始在自由、宽大、快活的空气中“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感叹“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

“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巨变，是延安时期火红年味的现实土壤。”杨晓红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劳动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里，用拜年、秧歌、社火等最朴实也最隆重的方式，表达翻身做主人的喜悦，表达最真实的欢畅。而艺术家们通过深入群众，创作大量接地气的年画、秧歌剧等文艺作品，为群众代言，用艺术礼赞这种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时代。”

当春节的脚步临近，今天的革命圣地，火红年味历久弥新：悠扬的民歌唱起来了，欢腾的腰鼓打起来了，热情的秧歌又扭起来了……

这“龙腾虎跃盛世春，五谷丰登又一年”的神州美景，恰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于1938年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中所愿：“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

（参考书目：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王树村著《中国年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