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上的一些城市名字，符号的意义可能远大于城市本身的风光， 哈瓦那 就是其中一个。对我而言， 哈瓦那 代表着爵士乐、霓虹灯、老爷车、芭蕾舞，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辉煌、偶然、落寞和脆弱。而每个来到 哈瓦那 的旅行者，也都有自己对它的预判，每个人似乎都在不断地验证这座城市符合自己的期待，而非在到达后重新探索，这似乎就是整个 古巴 当下困境的一个缩影 – 它无论新旧，都只存在于世界的想象中，它的存在本身好像并不重要。
我也是带着众多想象来到 哈瓦那 的旅行者之一，但是在此度过的两周，这里的气味、声音、画面和味道都在刷新我对这座 加勒比海 岛的认知。街头川流不息的老爷车就如时光的逆流， 哈瓦那 人也依旧有着上世纪三十年代对纸醉金迷生活的骄傲，在封闭的文化氛围中， 古巴 人在街头上演着能享誉 纽约 剧院的爵士和芭蕾，年轻人即使出门买菜也会精致打扮穿上最亮眼的服装，餐厅的龙虾并不输 波士顿 ，网络和通讯的普及也能让普通 古巴 人重新认知岛屿之外的生活。但是人们也在逃离，即使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人们也在谈论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向往，尽管每个人都从小被告知它才是贫穷的根源，年轻人在抱怨着人生选择的局限，地理位置如何成了他们的命运。无论是从时间的深度还是个体的情绪中， 古巴 都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观察对象，而我也只能尽力记录下一些当时的气氛与状态，和 古巴 人的一些日常。在一座古老的城市里，这些寻常的生活和情绪状态，或许能让 哈瓦那 保留有一丝意气，就像街头的 古巴 老人经常说：“我的过去才是你年轻的资本。”
行程单
机场
何塞马蒂机场是 古巴 唯一的国际机场，考虑到这座 加勒比海 孤岛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出入何塞马蒂对于生活于此的 古巴 人和国际旅行者就已接近于一次旅行，对于很多人而言，该机场也依旧充满着冷战的氛围。飞机降落后，机舱内的拉美人隆重地鼓掌呐喊向机长表达感谢，而后陷入漫长的沉默，人们东张西望，希望能从有限的机舱视角中找寻到能符合自己预期的 古巴 印象。尽管作为 古巴 唯一的对外交流口岸，但何塞马蒂机场本身破旧和小得令人诧异，从走出机舱到通过海关，繁琐的行政流程和几乎瘫痪的电子系统让本身狭小的到达大厅看上去就像某个混乱的集会，人群之外还孤零零站着几个因为系统无法读取护照而被人工单独询问每一页出入境信息的游客，一个小时前的绿色甘蔗地和金色夕阳已经成了眼前黑压压的肃穆和疑惑。
每个人对于 古巴 的基础设施状况都有做过心理建设，因此在飞机落地后都能快速地让自己调整好适应革命岛屿的耐心和节奏，但在两个小时的海关之后，我们在行李提取处面临了第一个意外之事：行李提取系统损坏。两个同时到达的国际航班近乎七百人，同时挤在只有两条传输带的提取厅，两条传输带共用一个行李出入口，人群已经挤满大厅，行李出入口只留下一个不到五平米的空地，工作人员正使用人力将行李一件一件往外搬，而天性乐观的 古巴 人也似乎高估了在狭小空间中做文章的生活，已搬出的6件行李已经占满了五平米的空地，后面的乘客无法往前认领，其他行李均搁置在外，一切都陷入了停滞，而这几乎就是 古巴 自身现状的缩影，在被封锁的有限空间内，人们永远无法获知下一秒能从墙的另一边搬运出什么。汗味、叫喊、毫无秩序、低效的解决方式，这些 古巴 政府竭尽所能阻止显于国内外媒体中的形象，现在正活生生地在每一个到达的旅客眼前上演。终于有个年轻的 西班牙 学生站出，和我们面前手足无措的工作人员沟通片刻，齐声大喊让挤成一团的游客们分成两部分，留出行李出入口的一条小道，已搬出的行李便可往后推到人群后边。行李开始一件一件从我们眼前的小道往后挪，工作人员终于找回工作的节奏，六个人需要从墙的那头为我们搬出近一千件行李，就像1956年11月25号，82名战士给几百万 古巴 人送来一座岛屿。
走出行李提取处已经是深夜，时间的流逝无法在当下的 古巴 带来意义和价值，这里的人们需要一切，除了大把的时间。这意外耽搁的六个小时，也成了两个航班上的游客被人生折叠的一部分，何塞马蒂机场也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在外部世界的节奏里，它冻结了我们的时光。
老爷车
一个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其本身的国土面积并无关联。 古巴 的国土面积仅有11万平方公里，即使聚焦在中美洲的 加勒比海 ，很多人也无法准确指定它的方位。然而这座小小的海岛在时间和社会的纵横中，成为了全世界超越体制和时光的观察对象。 古巴 的每一个讨论主题，都能像蜘蛛网一般牵扯出无数的议题，在如此庞大的观察对象下，再胸有成竹的初次到访者都会觉得眩晕和无所似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经济的封锁、政治的博弈…这些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可以被旅行者避而不谈的话题，在 古巴 就像贯穿全岛的 加勒比海 风一样，无所不在又黏湿不堪。而穿梭于 哈瓦那 的老爷车，就像是一个个迷你版的移动 古巴 ，他们集 古巴 的过去与当下于一身，在辉煌和困境中讲述此地普通人的状态。
目前行驶在 哈瓦那 的老爷车基本产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 卡斯 特罗在1958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 富裕 的 古巴 人和外国人嗅到高墙崛起而出逃，资金可以轻松地越过海峡，而车辆和房产则被遗留在身后的岛屿。这些高龄的古董车在七十年间转经几手，驶过 哈瓦那 老城的石板路，掠过城郊的甘蔗田，在飓风中破损，在海风里侵蚀，汽车工业的缺失和零部件的缺乏也使得 古巴 人成为修理古董车的技师。目前在 哈瓦那 的老爷车，除了车身颜色和造型外观内饰，其他的零部件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原配，和这座城市到处的修修补补一样， 古巴 人对于环境的改造十分愿意接纳先锋的理念，只不过每个地区先锋到来的时间略有差异，尤其是一座被海洋围剿的国度。
落日前的海滨大道是我在 哈瓦那 最爱的消遣。比起老城内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人群，海滨大道倒有种 好莱坞 的氛围，金色的 日光 可以遮盖一切陈旧和破败，宽阔的海洋也能让人暂时忘却身后的事态。在 普拉 多大道的尽头和23街的路口，余晖从左侧的 新城 洒下，海滨大道会呈现黄金一般的色彩，这让行驶其间的老爷车更增添了一丝历史的沧桑和忧郁。游客们可以花上六十美金挑选一辆老爷车沿着海滨大道游览一小时，这是 古巴 人三个月的薪水。这些作为出租车使用的古董车，大部分是雪佛龙Impala, 无论在外观还是内饰上都保存地要远远好于 古巴 人的自用车辆，普通民众如果拥有自用车辆，基本都是前苏联时代的拉达。 古巴 人需要新车，而新车的关税达到了百分之九百，如果没有 美国 亲戚的帮忙，对旧车的修补是 古巴 人唯一用轮子代步或者获取经济收益的方式。游客们都很偏爱Impala, 除了颜色讨喜，Impala即使是在诞生之初的七十年前，也是 美国 富裕 中产最偏爱的车型，它几乎代表着 美国 造车工业审美的巅峰，优雅的弧线有着父辈身上的 英国 绅士风度。而作为20世纪上半个时代西半球最为纸醉金迷的地方， 哈瓦那 满城 的Impala就是这座城市辉煌的见证者，众多的 好莱坞 巨星就曾乘坐Impala流连于城内的一个又一个派对酒会。当喧嚣退去，海浪割弃往日，Impala对于游客的吸引力正是人们对于往昔和阶层的向往。Impala的名字来源于栖息在 非洲 中南 部的黑斑羚，我曾在 南非 的荒野中无数次和它们相遇，奔跑、跳跃，敏捷的身姿，他们就像是草原上的精灵。而当下的 古巴 人，绝大部分是当年 非洲 黑奴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曾每日在家乡的土地上与黑斑羚一起奔跑。 非洲 先辈因为捕食而与黑斑羚作伴， 古巴 后裔因为封锁而与Impala拥抱，这是跨越大西洋和时光的一次巧合，不变的是他们骨子中的倔强，和在困境绝望之中寻求生机的坚忍。
我的名字叫Marco
“我叫Marco, 欢迎来我家餐厅吃饭！”
哈瓦那 主教堂广场四周的小巷中有众多的餐厅，大部分为家庭经营，Marco的工作就是在广场上招揽顾客。这种最为传统的营销方式对如今有备而来的游客并起不了太多作用，人们早已习惯了用沉默和科技来对抗意外之事。
我和Marco每天清晨都会在教堂广场偶遇，每次他都远远地冲我喊道：“记得来我家吃饭呀！”而我也只在离开 哈瓦那 前一晚才意外地来到他工作的餐厅。晚上七点的 哈瓦那 老城并无太多亮光，但是海岛的夜晚反而能给人更多的舒适，或许来自被海水包裹的安全感，或许来自小巷两边从楼房的门缝中闪出的电视光。我在转入广场的拐角时，迎头碰上了正往家走的Marco。
“你还没来我家吃饭呢！”他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你叫Marco，对吧？”
“你记得我的名字？”他一脸震惊。
“当然。你每天都在广场上喊出你的名字。”
哈瓦那 的社交并非是流动性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就如生长于兰萨罗特岛火山洼地中的葡萄藤，偶然和运气就决定了你一生中绝大多数的交谈对象。或许，Marco就是在我洼地中生长的另外一棵葡萄藤，随意的交谈把我们推向了他工作的餐厅。
餐厅非常小，比我所熟知的 哈瓦那 餐厅都要小。室内只有厨房和收银台，只在户外整齐摆放着五张桌椅。店里只有Marco和另外一个黑人女同事，女同事不会说英文，憨憨地看着我笑。看上去今晚生意并不好，五张桌椅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位顾客，另外一张桌子坐着三位弹吉他的老人。餐厅的菜单也并无亮点，就好像 哈瓦那 所有餐厅的菜单都出自一位平面设计师，由同一家打印店装饰，菜单代替了厨师决定着餐厅的食物品类。我出于习惯点了一份龙虾，这是在 哈瓦那 任何一家餐厅都不容易出错的美味。Marco欢快地下单，给我送上了一杯代基里酒，询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就座。
和我印象中广场上那个随时欢乐，总是精力充沛的Marco不同，此刻坐在餐桌对面的他显得极为疲惫和落寞。他向我了解关于 中国 的一些日常生活，以及他所认知的 中国 游客的印象。我惊讶于他熟练的英文，也困惑他每日的工作状态是否能对生活有所帮助。
“30美金，每个月，十一年，我没休息过一天，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十点。”他抿了一口柠檬水，略带害羞地讲起自己的收入。
这是 古巴 职场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我没有表现出诧异。“有想过去往其他地方生活吗？”这是 古巴 社交圈内的热门话题，无论你来自哪个社区，无关乎性别和阶层。“当然。但是怎么去呢？”Marco给我的回复也和其他与我交谈过的 古巴 人几乎一致。在这七十年中， 古巴 人就从未停止过为媒体提供关于逃离的素材。冰箱、汽车、木筏都能成为他们跨越 佛罗里达 海峡的工具，北上的寻梦之旅从一开始就没有梦幻的色彩，在 美国 的《 古巴 难民调整法案》，即干脚湿脚政策下，近五年已经有12%的 古巴 居民选择了风险最大但也最容易操作的海路偷渡方式前往 美国 ， 佛罗里达 海峡终年风高浪急，将近50%的偷渡客会在途中溺死或者葬身鱼腹。而即便如此， 古巴 人还是如同一只只亟待海水的龙虾一样跃入大洋，Marco或许有一天也会成为其中的某一只龙虾。在生命和选择的自由权中，永远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只需生活的最后一击，人就会在绝境之中义无反顾。
“地理位置是我的命运，我原本可以成为任何人…”话没说完，Marco猛地跳起招呼路过的顾客，瞬间恢复了白日的精神。在被安排好的一生中，最为可怕的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掠过其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Marco对于语言和外部世界的追求就是这种困境中的挣扎。没有人能给这种困境给出合理的解决方式，所以 古巴 人在生活中想出了众多具有创意性的途径，以满足自己想象中的模样，就像平静大海下狂傲舞动的沙丁鱼群，阳光与黑暗之中极具柔性地展现着万千种形状姿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古巴 活力。
和Marco告别的时候，邻桌的三位吉他手正静静地弹奏着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这是最好的 古巴 告别方式。深夜广场上，微弱路灯下他单薄的身子显得格外瘦长，挥手的力度却又像要鼓起一阵飓风。另外，这是我在 古巴 吃过的最为美妙的一顿龙虾，烹饪得极为到位，深藏在巷子里的小厨房中。
龙虾男孩
龙虾算得上是大自然给与 古巴 的四大赠与之一，比起雪茄、朗姆酒和蔗糖，龙虾从获取到被送上餐桌的过程更为快速直接，这也使得众多的 古巴 人把自己变成龙虾渔夫，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门槛的职业，收获就意味着现金。海滨大道有着众多的龙虾渔夫，在一个主动和被动选择了封闭的国度， 哈瓦那 海滨大道有着不同寻常的开放姿态，这条占据围绕老城海岸线将近一半的滨海之路如同一条细细的分割线，在地图上清晰地隔开了大陆和海洋，文明和自然，然后向外部世界煞有介事地敞开着胸怀。虽然拥有天然的良港，但是在禁运下，海滨大道漫长的海岸线几乎看不到一艘船，视野变得极为开阔，坐在大道石墙上的 古巴 人，完全可以将眼前所看的一切称之为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完成自己想象中的另一段人生。
在靠近莫罗堡垒的一侧，海湾变得狭窄，无风无浪使得这里更容易海钓，从午后到日落，每天这里都会聚集众多的渔夫。没有渔船，没有渔网，一根鱼竿已经是他们所能获取的最好工具。如果细看参与海钓的人群，初访的游客很难将这项活动归纳到任何的类目中，从不过十一二岁的儿童，到耄耋老人，在其他社会经济中视为常态的学习、工作在海滨大道都被让位于钓龙虾。即使是简单的鱼竿，也并非人人都有机会获得，绝大部分的垂钓工具，仅仅是一团鱼线。他们站在石墙，静止不动，一手握着成团的鱼线，一手缓慢地释放鱼线滑入水中，粗犷的身形下，渔夫们拿捏鱼线的双手极为优雅灵巧，就如 哈瓦那 盛名的芭蕾舞者。在渔夫的身旁，躺着几条海鱼，这是龙虾的诱饵，相比龙虾，海鱼在市场上的价值太低，所以个体渔夫一般只会将其作为龙虾诱饵或者家人的晚餐。游客对于龙虾的需求极大，刚刚出海的一只活龙虾是硬通货，餐厅的收购价最高可以有五美金，这对于人均月收入只有20美金的 古巴 人而言是个不菲的价格，这也驱动着男女老少投身于追逐龙虾的事业。每日一无所获是常态，静止的孤独可以消磨更多的锐气，但只要有收获，一家老少就有更多的底气面朝北方。
在村上春树《象的消失》中，庞大、行动缓慢的大象注定与这个飞速前进的世界格格不入，而小巧的龙虾则更容易成为世界的逃逸者，一个扭曲世界中的局外人。 古巴 正在发生着巨变，虽然充满着不情愿的扭捏姿态，就如深陷泥沼但想要追逐猎豹的大象，而捕龙虾的渔夫似乎是 哈瓦那 城内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对自由状态的局外人，自由的代价是孤独，但是细细的鱼线代表生活不再空无一物，在这座如沥青缓慢流过的岛屿上，太阳底下不再没有新事，也有好运和选择。
商店 – 时间和运气决定古巴人的餐桌
清晨的 哈瓦那 有着恬静而蓬勃的气氛，海岛在棕榈树的庇护下一夜好眠，海洋的潮气带着街巷的污秽蒸发在东方的第一缕阳光中。 古巴 人会在此时倾涌入狭窄的老城街道，就如新注入血管的血液，整个城市瞬间焕发生机。人们会在此刻忙着采购，在计划经济下，有限的低价物资供应意味着时间成本的高昂。在老城街头的国营商店门口，早晨和午后都有大量的居民在排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食品供应证。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排队，每个人都能根据家庭的人口数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固定数额的食品，例如一家四口可以每个月买到12枚鸡蛋。但在近三年疫情的打击下， 古巴 的物资供应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排队已经不再代表食物的保障。在老城中心的国营商店门口，队伍中的人数在两百人左右，但是商店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只剩下4个家庭的食物份额，礼貌的 古巴 人没有推攘，没有插队，但是人群在喧嚣，在一个满是受害者的群体里，互相攻击和谩骂并解决不了问题。平日总爱高声说话的 古巴 人，在匮乏的食物和物资面前总是以沉默相对。队尾的人们并没有离去，今晚的餐桌上可能不会有食物，但他们手握大把的时间，不在这里等待碰运气，又能去哪里呢。
古巴 的计划经济和食物配给制度诞生于“平等”的初衷，但在经济学中，平等和效率是一个永恒的矛盾，社会制度的选择也陷入两者不可兼得的困境。国营商店物资少， 古巴 人可以选择去往街头农民的自由市场。这些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自由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小三轮的摊位，摊位前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清楚写着蔬菜瓜果的价格，但走遍 哈瓦那 老城，摊位上的瓜果蔬菜不外乎洋葱、大葱、西红柿、青菜、大蒜和黄瓜，看得出质量也并不好。这是绝大多数 古巴 人可以用手中的比索获取的日常食物。近些年 古巴 政府也针对采购难的问题做了些许改革，例如开了不少外汇商店，游客和居民可以用手头的外汇购买更新更全面的进口商品，主要为食品、家电和五金，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价格高昂，在外部世界被视为日常的用品，对于很多普通 古巴 人而言可以说是奢侈品，游客和外国使馆工作人员成了外汇商店最大的受益者。在一个以旅游为收益重心的海岛，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需被让步于形象与口碑。
“需要换汇吗？”
这是街头陌生 古巴 人和我打招呼最常见的开场白。 古巴 比索的快速贬值和对外汇商品的向往， 古巴 人目前正急切地抛售手中的比索。银行给到游客的汇率并不高，大致是1美金兑换110 古巴 比索，而私人汇率可以给到160比索，两者的差价正是当下 古巴 官方和民间在政策和民生需求上出现的巨大裂痕。私人换汇并不合法，每个街区都会有一位负责人游走拉客，他们能从街头的人群里熟练地分辨出想要换汇的游客，四目相对，无需多言，双方说出理想的美金或者欧元汇率，走上一分钟进入居民楼，楼内的工作人员会快速清点好 古巴 比索交给你。整个过程行动迅速，不用多说一句，沉默之间便可完成一次在官方机构需要繁琐流程才可完成的工作，这是 古巴 民间残留的冷战思路。这些流向民间的外汇，会被快速地兑换成食品、五金和卫生设备，也会变成轮船、汽车的配件，也能铺就前往波多黎各和北方之国的道路。这些在街头换汇的男子，是 古巴 人口中的“那个男孩”，在游客与当地人两条完全平行的生活轨迹线上，那个男孩成了连接双方的齿轮。
建筑 – 街头垂直而上的舞台
哈瓦那 是个垂直而上的舞台。成片错落的居民楼紧挨着彼此向 加勒比海 辐射开，如此高的密度之下，生活的隐私是不存在的。 卡洛 斯在屋顶晾衣服，可以直接一脚跨进旁边路易斯的卧室；莫妮卡在二楼阳台听歌跳舞，脚下就是川流不息的老爷车和人力车；塞 巴斯 蒂安 在一楼看电视，微敞着的大门两米外就是喧闹的游客餐厅。 古巴 人没有购房的顾虑，所有的房子均按需分配，至于好坏，那便因人而异。这些建于殖民时期和上世纪初的房子，是曾经的 西班牙 帝国在 加勒比海 留下的野心，也是北方邻居在南方岛屿建立的纸醉金迷。在 卡斯 特罗政府将旅游作为 古巴 经济的重心后，保存状况良好的房子被修缮为酒店和餐厅，状况一般和较差的都被分配为居民楼。和 古巴 生活中绝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一生能住上怎样的房子，也纯靠运气和偶然。房子的外墙可以修修补补，内部的空间无法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扩增，几代同室的处理办法就是在屋内不断隔墙，即使是一楼的大门入口也被分割为几个独立的空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人曾每日出入于这些装饰豪华大气的房子， 西班牙 殖民者也曾划地而居，如今普通的 古巴 人依旧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内，分割着本就局促的空间，有些问题并不会随着外来者的消失而自动解决。
密集的建筑和狭窄的街巷容易带来视野上的压迫感，众多拥有绿植的广场就成了 哈瓦那 城内的绿洲，武器广场是我在 哈瓦那 除了滨海大道之外最爱的场所。和暴力粗犷的名字相比，武器广场却是 哈瓦那 四大广场中最为婉约的一个，在16世纪时这里曾作为 哈瓦那 的市中心。广场的主体是一个花园，西边是总督府，种植高大笔直的贵王棕榈，繁茂的热带植物占据整个广场的中心和四周。周边缺少餐饮也成了武器广场的优势，这里不是游客聚集之地，绿树掩映之下，安静的广场成了 哈瓦那 人热衷的休息场所。在清晨和午后，热带的阳光会被绿植切割成星星点点的碎钻洒落地面，石椅上的情侣沉默依偎，弹吉他的老人不带张扬地拨动琴弦，朋友围坐绿植聊天，身着白衬衣的学生正相互传阅着一个手机。当整个城市都被热烈和喧闹笼罩，武器广场低调的存在就如城内每一个默不作声沿街而坐的老人，他们从城市的顶峰急速跌落，他们化为世界中隐形的一员。
武器广场中央树立着塞斯佩德斯的雕像。1868年， 古巴 地主塞斯佩德斯在自己的德米哈瓜庄园起义，释放了自己的黑人奴隶，并给予他们武装，用以反抗 西班牙 的殖民统治，在19869年，塞斯佩德斯被选为战时 共和 国的首任总统。战时 共和 国从1869年到1878年只存在了不到十年，但历史的改变并不来自事件的时间跨度，在这十年中， 古巴 废除了奴隶制，宣扬宗教信仰自由，解放了东部的多个省份。在一个几乎基于奴隶制而建立的岛屿之上，黑奴重新获得了人生的选择权，他们成为革命者，成为作家，成为音乐家，成为最早点燃 古巴 文化的先驱者。如果没有塞斯佩德斯， 古巴 如今或许就不会拥有Buena Vista Social Club,也不会有Alicia Alonso闪耀世界舞台的机会。当下的 古巴 人，喜欢每日在阳光中沉默地仰望着塞斯佩德斯，是否也在期待着另一个人生选择权的降落。
摆脱殖民者需要流血和牺牲，而在殖民时期成长的文化景观在 古巴 根深蒂固，它们牢牢扎根在这片土地。在中 哈瓦那 和旧城的分界线上，是著名的 普拉 多大道。这条由 法国 景观师让.弗莱斯设计于1772年的大道原本只是作为 哈瓦那 贵族乘坐马车接受民众欢呼和瞻仰的骄傲之路，后来也成为独立战争期间士兵游行的荣誉之路。 普拉 多大道从国会大厦一直延伸至滨海大道，泥路贴上砖石，两侧遍植高大繁茂的绿树，这在终年炎热的 哈瓦那 是个馈赠。大道两边的建筑几乎是 哈瓦那 城内建筑设计的集大成者，这些巴 洛克 风格和伊斯兰风格，模仿 马德里 、 巴黎 、 维也纳 修筑的高楼虽已破败，部分建筑也处于废墟状态，但外墙的设计和色彩依旧可以看出当年统治者的野心。这条横穿城市中心云集 哈瓦那 最具代表性地标建筑的大道，取名自八千公里外 西班牙 马德里 的同名之路。 马德里 的 普拉 多大道拥有 欧洲 的艺术金三角，格尔尼卡、裸体的玛哈、丽池公园在大道周边闪耀着人类文化的光芒， 西班牙 殖民者曾想在 加勒比海 也拥有这样一个宝库，却低估了自由扼杀艺术的能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普拉 多大道是 哈瓦那 展示国际化和先锋性的场所，卡尔拉格斐曾把 普拉 多大道变成香奈儿的秀场，现在是 哈瓦那 人钟爱的纳凉之地，大道上的模特由普通民众替代，西半球最耀眼的楼阁台榭如今晒满衣物。
当“平等”成为 古巴 社会的核心时， 普拉 多大道便不再有任何阶级意义。在任何一个下午，大道两旁的 大理 石长椅总是人满为患，有三两相聚的姊妹，有在树荫下午睡的出租车司机，有在大道中央作画为生的画家… 古巴 人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意外，时间的流逝也没有价值， 普拉 多大道上的 哈瓦那 人总像电影中慢动作的人物，不紧不慢，从他们的神态看不出情绪的波澜。即使面对一张 亚洲 面孔，他们表达好奇的方式最多也就是一声口哨。 普拉 多大道就如 马德里 普拉 多美术馆的画廊，每张石椅就像一幅画框，石椅上的人们是画中的人物，他们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现 哈瓦那 人在时间真空里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都需要观者在画前细细品味。
在 普拉 多大道靠近海堤的一段， 哈瓦那 的青年人把这里变成了轮滑场所。 古巴 的娱乐方式匮乏，轮滑是年轻人热衷的运动。购买一双轮滑鞋对于普通 古巴 人而言并不简单，往往需要攒够长时间的外汇才能在外汇商店预定，或者作为来自 美国 亲戚探亲的礼物。这是在 哈瓦那 为数不多可以感受到青春、激情和动感的区域，在一个时间接近停滞，社会处事极其缓慢的国家，轮滑少年少女就像是一片荒漠中活跃的火山群，是粘滞的热带一缕清爽的晚风。也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 加勒比海 岛本该拥有的快乐和阳光。这些还未面临重大人生抉择的年轻人，还未成为政治巨轮上的一员，在极其有限的学业思维灌输下，他们所呈现的正应该是七十年前这个热带天堂的居民最真实的精神状态。
晚风掠过，大道附近的居民楼里传出一阵喜悦的呐喊。一家人正聚在卧室看世界杯的直播， 阿根廷 进球了。
和 阿根廷 一样， 古巴 民众喜欢形容自己是生而受难的人。和城内所有的人一样，这家人在 阿根廷 足球上找回了自己在世界中的骄傲。
海明威 – 用文字构筑哈瓦那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会被毁灭”，老渔夫在《老人与海》中的这一句独白，不经意间成了形容 古巴 人最好的描述。在文学史上，有很多的城市名字代表着一位作家，如 伊斯坦布尔 代表奥尔罕帕慕克， 都柏林 代表乔伊斯， 布拉格 代表 卡夫 卡，而 哈瓦那 就是海明威。海明威一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给了 哈瓦那 ， 古巴 的海洋和朗姆翻倒在纸页成了《老人与海》和《海湾的岛屿》，城市和作家的互相成全往往会给一个地方带来更多神秘的浪漫，读者在阅读文字，其实也是在探访城市，即使自己本身从未踏足这片土地。行走于字里行间，需要更专注地在段落里感受城市的情绪，体验那些偶然、难以捉摸、永恒、破碎和生命。对于读者而言， 哈瓦那 是一座海明威用混凝土和石头写就的一本书， 哈瓦那 的街道、酒吧、繁华和破败，都在书中有自己的韵律和节奏，都是海明威的畅饮、病痛、惊恐和归宿。
你无法忽略老城内的五分钱酒吧和小 佛罗里达 餐厅，这是海明威在 哈瓦那 为自己构建的混乱和欢乐，如今是游客们重建想象的必去之地。我对此类景点并无兴趣，何况这两者如今也不再是当年海明威所见所写的面貌，在 哈瓦那 期间我从没有踏进一步。但是在每个傍晚，当 哈瓦那 城用霓虹灯代替刺眼的 日光 时，我依旧会为所见而感动。小 佛罗里达 的招牌霓虹灯，周边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建筑和它一起熠熠生辉，它独自闪耀在黑暗，就像孤独的老渔夫在深夜的大海追逐那条发光的大鱼。海明威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 哈瓦那 城市精神的延伸。建筑可以倒塌，人可以死去，城市可以被抹平，但是人的精神和意识会永驻书中，这是 哈瓦那 的生物延续性。
在离五分钱酒吧和小 佛罗里达 餐厅不远的街巷中，如果仔细看墙面，可以看见大小不一的“2+2=5？”的文字涂鸦。这一句标语最初诞生于 乔治 奥威尔的《1984》，当人人都相信一个谎言就是真理时，谎言就是真理。这句反乌托邦的数学等号，围绕着海明威的足迹印刻在城市的石头上，我能看见在每个日出和深夜，那些在微弱的光中准备向海而生的老渔夫们。这是生物性的衰老，却是 古巴 保持生命的开端。
一个问题必定会等到一个答案。
音乐 – 父子乐队的两朵栀子花
离开 哈瓦那 的最后一天，我坐在老城广场一个咖啡馆的户外，听着街头的一个父子乐队演奏，父亲负责吉他和演唱，儿子弹奏小提琴。和其他的街头乐队相比，他们更能满足我想象中的 古巴 乐队，优雅也忧郁，不需要花哨的乐器，仅仅是沙哑的嗓音就能重现 古巴 爵士第一次震惊世界的感觉。正值圣诞期间，身旁的几桌欧美游客点了几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圣诞歌曲。我点了一首Dos Gardenias，老人似乎显得非常惊讶，这应该不是游客在 哈瓦那 的热门曲目，也不符合当下的节日气氛。老人对着我说：“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你确定吗？”
“当然。”这是我在 哈瓦那 唯一想听的歌曲。
即使放在专业的舞台，老人的嗓音都称得上惊艳， 古巴 音乐不需要过多的技巧，每日的真情实感足够动人。我惊喜于在 哈瓦那 的最后一天能重新找回我对 古巴 的最初印象，感动于歌手能在几秒内迅速从欧美的流行歌曲演奏中找回对故乡音乐的深沉和情感，也忧伤于在一个并无太多展示空间的城市， 哈瓦那 艺术家的一生似乎都需要用迎合他人的喜好而得到生存。
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但是最好的艺术不一定来自快乐和幸福。 古巴 人对此理解地更为深刻。
我深爱的歌手Omara Portuondo在Veinte Anos中唱过一句：我们看起来如此悲伤，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人生。Veinte Anos在拉美世界反复传唱， 古巴 人最爱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也曾无数次在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失去和渴望的意义。
但是在离别之际，对于我曾深爱的土地，我依旧想说，愿你不要伤怀，愿你不再留有遗憾，愿他们给予你我所不能，你曾点燃我灵魂深处的火焰，我钦慕你，我失去你，已经足够。愿你永远热血沸腾，愿你永远意气风发。
山高路远，就此别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