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西汉的中央军，一般都会想到汉初的南北军，汉武以后的北军八校，羽林期门等...总之，无一例外都是陆军。这似乎很符合常理，古代深居内陆的中央卫戍部队，除了车骑步兵组成的陆军，还能有别的什么兵种吗？其实，若仔细爬梳史料，会发现至少在西汉，还真就有那么几支，被人们遗忘的中央水军部队。本文尝试从汉初局势、地理等角度，在零星史料中梳理西汉中央水军的大致情况。
天子舟师-羽林黄头
西汉前中期的中央水军，名为羽林黄头。关于羽林黄头，早先学者多有注意到，如孙占民、程林的《秦汉楼船考》、王子今的《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等论文或著作均有提及，但大多没有深入分析，殊为可惜。
具体的史料可见于《汉书-枚乘传》中枚乘对吴王刘濞的劝谏，其提到“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这里循江而下的羽林黄头，注苏林曰：“羽林黄头郎习水战者也”、张晏曰：“天子舟立黄旄于其端也。”，按苏说，其全称为“羽林黄头郎”，黄头郎，又可见于《佞幸列传》“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舩为黄头郎。”此处，注中师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
如此，结合以上诸说，我们可以确定羽林黄头属于郎，著黄帽，其选拔要求是能持濯行船，平时则习水战，并有驾天子舟的职能。同时，枚乘劝谏吴王时特意提到羽林黄头可以循江而下破袭吴都（关于羽林黄头是否真能循江而下，则见下文分析），则证明了在时人眼中，羽林黄头还具备外出征战职能，在正儿八经的军事序列中，并非单纯为皇帝驾船。而通过邓通的事迹可知，至迟在文帝时期，中央即已设有黄头郎。更确切的时间，则不得而知。
不过，这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汉都长安深居内陆，为何要特设一支舟师？按过去将黄头郎单纯理解为为皇帝驾船的侍从性群体，尚能解释，但是通过枚乘的话，则说明羽林黄头是具备外出征战职能的中央军。汉初在内陆设立具备外出征战职能的中央水师，似乎有些匪夷所思。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秦汉京师的水官与水运交通入手。
秦汉京师的水官与水运交通
首先，秦代中央就设有船舶管理机构，相家巷出土的秦代封泥中有“都船”“都船丞印”，汉亦沿袭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 其职务包括了京师水火犯罪事宜、维护京师水运船只安全等。被置于中尉属官下，说明具备有一定的军事治安管理职能，武帝时所设水衡都尉同样也具备一定的军事职能，按张晏所言“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到三国时期，曹魏所设水衡都尉，更是直接负有管辖水师舟船器械职能。除了以上中央机构，关中地区还有船司空县。《汉书-地理志》载“京兆尹....县十二：...船司空”，关于船司空，王子今先生认为，其是以造船基地而置县，所在扼据于西汉漕运最关键之航道上。
总的来说，中央设立管理水运船只机构的历史悠久，其中不乏兼涉武事者，这就为中央水师的设立提供了人才基础。
这些中央水官的设立，当与当时黄河发达的水运交通有关。早在楚汉战争时期，萧何就通过黄河水运“转漕关中”，使得刘邦军“给食不乏”。到惠吕时期，“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到枚乘所处的景帝时期，黄河水运已经达到“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的盛况，对此，如淳曰：“言汉京师仰须山东漕运以自给也。” 其后的黄河漕运更盛，此不再一一赘述。
但，尽管黄河水运，尤其是其中的渭河航运，对连接关中与关东地区有巨大作用，但治安维护等问题靠地方的卒，和中央都船等机构就能大致满足，何必特设一支舟师呢？
这就要考虑到汉初前中期的特殊局势。
秦汉造船业发达区域，汉初北方则是环渤海、关中地区，南方则有以庐江、豫章、江陵、夷陵以及会稽等地为中心的造船基地。
▲孝文帝前元十一年地图/图源：逮马户秦非子
从地图上看在郡国并行体制下，环渤海，长江中下游等传统造船业发达地区基本为诸侯国占有，汉直辖的，则主要在关中地区。环渤海方面，孝文帝前元十一年时，有河间郡、景帝前元三年，汉又控有琅琊郡。但整体来说，在水师方面，汉劣势于吴楚。
再考虑到七国之乱前夕的齐、菑川、胶东、济南等控制环渤海的诸侯国皆亲近于吴楚，而怨中央，河间、琅琊两郡处于被包围状态，在这种紧张关系下，仅仅依靠都船的治安力量，是无法应对可能存在的漕运被断的威胁。所以，设立一支由中央直辖的水师力量，以实现循江运兵，遏制东部诸侯国，就成了必要的。
▲孝景帝前元三年地图/图源：逮马户秦非子
综上来说，出于保障漕运安全，应对可能存在的东方诸侯国反叛问题，汉前中期就设立了一支由郎组成的天子舟师。名曰：羽林黄头郎。
羽林黄头的战力与威慑作用
对于羽林黄头的战斗力，前引孙占民、程林《秦汉楼船考》一文认为中央所组建的常备水军是水军中最精锐的部分 ，这个说法未免绝对，且并无材料可以佐证。但是从枚乘举羽林黄头的例子以劝谏吴王刘濞，则侧面反映了，至少在枚乘眼中，羽林黄头是可以与吴国水师抗衡，甚至可能具备击破吴水师、登陆吴境能力。否则他完全不用担心所谓羽林黄头袭吴都之事。
而考虑到吴国坐拥会稽等发达的造船基地，其水上力量当是当时东亚数一数二的。如此来看，汉中央所掌握的羽林黄头这一水师力量，战斗力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名气上算得上有赫赫之名，最起码也是纸老虎。实际如何，由于其并无战绩传世，也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枚乘说的“循江而下”是否可行，则可以参考一下春秋时期，吴伐齐的事例。吴王夫差所构建的江淮水路，以及其遣徐承所尝试的自海上入齐，都可能成为汉军循江而下，破袭吴都的路线参考。所谓“吴可往，我亦可往” 。
中央水军的后续发展
前面笔者介绍了羽林黄头，但可惜的是，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并不清楚该部队之后的发展沿革。但从《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中“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来看，黄头似乎已经成为陆军军号。当然，这里的黄头是否就是西汉的羽林黄头郎，不得而知，或许只是同名。唐代亦有黄头军，有观点认为，唐代黄头军的军号，可能就传承自黄头郎，可备一说。但唐黄头军跟水军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不过，考虑到汉武帝时代，大修昆明池，进行水师校阅训练。其中在昆明池中操演的，可能就是羽林黄头。
关于昆明池的开凿，以往学者和爱好者多根据《史记 -平准书》中《索隐》引语：“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乃大修之。”以及《汉书-武帝纪》中臣瓒注：“《西南夷传》有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而认为昆明池的修建，是为训练水军以征讨西南夷。即所谓【穿池习战伐滇】之说。
但张宁、张旭二位先生在《汉昆明池的兴废与功能考辩》一文中，考诸史料驳斥了此说，滇与昆明是两国，且当时滇国与汉为善，并未交恶。
实际上，昆明池的穿凿共分两次，第一次是元狩三年，第二次则是元鼎元年到元鼎二年。第一次的兴建昆明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元朔三年天下大旱，修建昆明池来为长安城供水并调节漕渠。而真正与军事相关的，则是第二次兴建，其目的乃是伐越，而不是伐滇。《史记-平淮书》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 并且治楼船，在昆明池上教习水战。但这一军事功能仅在武帝朝有。其后，昆明池更多是作他用，如帝王游乐，供水调蓄，渔产养殖等等.......
当然，昆明池毕竟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军事功能，其中参与昆明池水战校阅的部队大概就是前文提到的羽林黄头郎。据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一下当时中央水军的规模。《西京杂记》载：“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毦，旍葆麾盖，照灼涯涘。余少时犹忆见之。” 关于其船大小，《平淮书》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两处记载当有夸大， 但考虑到现今考古发掘，昆明池遗址的面积在16.6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2240个足球场，足以容纳百余艘战船纵横。当时中央水师之盛，可见一斑。
▲汉代楼船形象/图源：《汉代的楼船和楼船军》
除此之外，在巫蛊之祸中，也能看到汉中央水师唯一一次实战记录。《汉书-刘屈氂列传》“（莽通）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师古曰：“辑濯士，主用辑及濯行船者也。” 不过此处参战的辑灌士显然是作为步兵，配合胡骑进行陆战，相当于“大汉版水军陆战队”。当然，若按王子今先生的观点，整个西汉的楼船水师，也大概是水军陆战队的性质。
小结
综括来说，可以明确的汉代中央水军力量，大概有三支：羽林黄头郎、昆明湖水军（疑似羽林黄头郎）、辑灌士。在汉代前中期，他们是保障漕运，威慑诸侯国的重要力量，但相较于战果辉煌的地方楼船士，汉的中央水师虽然在当时有一定威名，在整个西汉军事史上，却是籍籍无名的存在了。本文简单对其进行了一些梳理，更详细的内容，还有待方家挖掘。
参考著作/论文：
1.刘璐：《秦汉水运交通研究》
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
3.《中国战争史》
4.孙占民、程林：《秦汉楼船考》
5.张宁、张旭：《汉昆明池的兴废与功能考辩》
6.王子今：《汉代的楼船和楼船军》
7.刘亮：《黄头军考辩》
天子舟师-羽林黄头
西汉前中期的中央水军，名为羽林黄头。关于羽林黄头，早先学者多有注意到，如孙占民、程林的《秦汉楼船考》、王子今的《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等论文或著作均有提及，但大多没有深入分析，殊为可惜。
具体的史料可见于《汉书-枚乘传》中枚乘对吴王刘濞的劝谏，其提到“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这里循江而下的羽林黄头，注苏林曰：“羽林黄头郎习水战者也”、张晏曰：“天子舟立黄旄于其端也。”，按苏说，其全称为“羽林黄头郎”，黄头郎，又可见于《佞幸列传》“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舩为黄头郎。”此处，注中师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
如此，结合以上诸说，我们可以确定羽林黄头属于郎，著黄帽，其选拔要求是能持濯行船，平时则习水战，并有驾天子舟的职能。同时，枚乘劝谏吴王时特意提到羽林黄头可以循江而下破袭吴都（关于羽林黄头是否真能循江而下，则见下文分析），则证明了在时人眼中，羽林黄头还具备外出征战职能，在正儿八经的军事序列中，并非单纯为皇帝驾船。而通过邓通的事迹可知，至迟在文帝时期，中央即已设有黄头郎。更确切的时间，则不得而知。
不过，这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汉都长安深居内陆，为何要特设一支舟师？按过去将黄头郎单纯理解为为皇帝驾船的侍从性群体，尚能解释，但是通过枚乘的话，则说明羽林黄头是具备外出征战职能的中央军。汉初在内陆设立具备外出征战职能的中央水师，似乎有些匪夷所思。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秦汉京师的水官与水运交通入手。
秦汉京师的水官与水运交通
首先，秦代中央就设有船舶管理机构，相家巷出土的秦代封泥中有“都船”“都船丞印”，汉亦沿袭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 其职务包括了京师水火犯罪事宜、维护京师水运船只安全等。被置于中尉属官下，说明具备有一定的军事治安管理职能，武帝时所设水衡都尉同样也具备一定的军事职能，按张晏所言“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到三国时期，曹魏所设水衡都尉，更是直接负有管辖水师舟船器械职能。除了以上中央机构，关中地区还有船司空县。《汉书-地理志》载“京兆尹....县十二：...船司空”，关于船司空，王子今先生认为，其是以造船基地而置县，所在扼据于西汉漕运最关键之航道上。
总的来说，中央设立管理水运船只机构的历史悠久，其中不乏兼涉武事者，这就为中央水师的设立提供了人才基础。
这些中央水官的设立，当与当时黄河发达的水运交通有关。早在楚汉战争时期，萧何就通过黄河水运“转漕关中”，使得刘邦军“给食不乏”。到惠吕时期，“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到枚乘所处的景帝时期，黄河水运已经达到“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的盛况，对此，如淳曰：“言汉京师仰须山东漕运以自给也。” 其后的黄河漕运更盛，此不再一一赘述。
但，尽管黄河水运，尤其是其中的渭河航运，对连接关中与关东地区有巨大作用，但治安维护等问题靠地方的卒，和中央都船等机构就能大致满足，何必特设一支舟师呢？
这就要考虑到汉初前中期的特殊局势。
秦汉造船业发达区域，汉初北方则是环渤海、关中地区，南方则有以庐江、豫章、江陵、夷陵以及会稽等地为中心的造船基地。
▲孝文帝前元十一年地图/图源：逮马户秦非子
从地图上看在郡国并行体制下，环渤海，长江中下游等传统造船业发达地区基本为诸侯国占有，汉直辖的，则主要在关中地区。环渤海方面，孝文帝前元十一年时，有河间郡、景帝前元三年，汉又控有琅琊郡。但整体来说，在水师方面，汉劣势于吴楚。
再考虑到七国之乱前夕的齐、菑川、胶东、济南等控制环渤海的诸侯国皆亲近于吴楚，而怨中央，河间、琅琊两郡处于被包围状态，在这种紧张关系下，仅仅依靠都船的治安力量，是无法应对可能存在的漕运被断的威胁。所以，设立一支由中央直辖的水师力量，以实现循江运兵，遏制东部诸侯国，就成了必要的。
▲孝景帝前元三年地图/图源：逮马户秦非子
综上来说，出于保障漕运安全，应对可能存在的东方诸侯国反叛问题，汉前中期就设立了一支由郎组成的天子舟师。名曰：羽林黄头郎。
羽林黄头的战力与威慑作用
对于羽林黄头的战斗力，前引孙占民、程林《秦汉楼船考》一文认为中央所组建的常备水军是水军中最精锐的部分 ，这个说法未免绝对，且并无材料可以佐证。但是从枚乘举羽林黄头的例子以劝谏吴王刘濞，则侧面反映了，至少在枚乘眼中，羽林黄头是可以与吴国水师抗衡，甚至可能具备击破吴水师、登陆吴境能力。否则他完全不用担心所谓羽林黄头袭吴都之事。
而考虑到吴国坐拥会稽等发达的造船基地，其水上力量当是当时东亚数一数二的。如此来看，汉中央所掌握的羽林黄头这一水师力量，战斗力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名气上算得上有赫赫之名，最起码也是纸老虎。实际如何，由于其并无战绩传世，也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枚乘说的“循江而下”是否可行，则可以参考一下春秋时期，吴伐齐的事例。吴王夫差所构建的江淮水路，以及其遣徐承所尝试的自海上入齐，都可能成为汉军循江而下，破袭吴都的路线参考。所谓“吴可往，我亦可往” 。
中央水军的后续发展
前面笔者介绍了羽林黄头，但可惜的是，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并不清楚该部队之后的发展沿革。但从《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中“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来看，黄头似乎已经成为陆军军号。当然，这里的黄头是否就是西汉的羽林黄头郎，不得而知，或许只是同名。唐代亦有黄头军，有观点认为，唐代黄头军的军号，可能就传承自黄头郎，可备一说。但唐黄头军跟水军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不过，考虑到汉武帝时代，大修昆明池，进行水师校阅训练。其中在昆明池中操演的，可能就是羽林黄头。
关于昆明池的开凿，以往学者和爱好者多根据《史记 -平准书》中《索隐》引语：“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乃大修之。”以及《汉书-武帝纪》中臣瓒注：“《西南夷传》有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而认为昆明池的修建，是为训练水军以征讨西南夷。即所谓【穿池习战伐滇】之说。
但张宁、张旭二位先生在《汉昆明池的兴废与功能考辩》一文中，考诸史料驳斥了此说，滇与昆明是两国，且当时滇国与汉为善，并未交恶。
实际上，昆明池的穿凿共分两次，第一次是元狩三年，第二次则是元鼎元年到元鼎二年。第一次的兴建昆明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元朔三年天下大旱，修建昆明池来为长安城供水并调节漕渠。而真正与军事相关的，则是第二次兴建，其目的乃是伐越，而不是伐滇。《史记-平淮书》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 并且治楼船，在昆明池上教习水战。但这一军事功能仅在武帝朝有。其后，昆明池更多是作他用，如帝王游乐，供水调蓄，渔产养殖等等.......
当然，昆明池毕竟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军事功能，其中参与昆明池水战校阅的部队大概就是前文提到的羽林黄头郎。据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一下当时中央水军的规模。《西京杂记》载：“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毦，旍葆麾盖，照灼涯涘。余少时犹忆见之。” 关于其船大小，《平淮书》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两处记载当有夸大， 但考虑到现今考古发掘，昆明池遗址的面积在16.6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2240个足球场，足以容纳百余艘战船纵横。当时中央水师之盛，可见一斑。
▲汉代楼船形象/图源：《汉代的楼船和楼船军》
除此之外，在巫蛊之祸中，也能看到汉中央水师唯一一次实战记录。《汉书-刘屈氂列传》“（莽通）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师古曰：“辑濯士，主用辑及濯行船者也。” 不过此处参战的辑灌士显然是作为步兵，配合胡骑进行陆战，相当于“大汉版水军陆战队”。当然，若按王子今先生的观点，整个西汉的楼船水师，也大概是水军陆战队的性质。
小结
综括来说，可以明确的汉代中央水军力量，大概有三支：羽林黄头郎、昆明湖水军（疑似羽林黄头郎）、辑灌士。在汉代前中期，他们是保障漕运，威慑诸侯国的重要力量，但相较于战果辉煌的地方楼船士，汉的中央水师虽然在当时有一定威名，在整个西汉军事史上，却是籍籍无名的存在了。本文简单对其进行了一些梳理，更详细的内容，还有待方家挖掘。
参考著作/论文：
1.刘璐：《秦汉水运交通研究》
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
3.《中国战争史》
4.孙占民、程林：《秦汉楼船考》
5.张宁、张旭：《汉昆明池的兴废与功能考辩》
6.王子今：《汉代的楼船和楼船军》
7.刘亮：《黄头军考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