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国文化产物，也是中国文化标志之一。随着历史上的中外交往，源自中国的龙文化亦向外扩散，并结合当地文化衍生出龙的不同形象。
在域外，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可以说是龙文化氛围浓烈的地区之一。2013年，越南中部港口城市岘港（Đà Nẵng）建成一座横跨瀚江（Sông Hàn）的大桥（长达600多米，宽37.5米），并命名为“龙桥”。桥上的吊柱被装饰成龙形，整齐排列着尖锐龙鳍，风格独特的龙头里还设置了可以喷出烟火的装置。这座龙桥已然成为岘港城市象征与重要观光景点了。
今天越南地名，也有很多以龙命名。譬如越南北部广宁省著名旅游景点“下龙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东南亚最重要跨国河流湄公河（澜沧江）在越南南部境内分叉成九条支流入海，因其蜿蜒之势形似九条巨龙盘踞，因此也被越南人称为“九龙江”。越南近700个郡县市中，也有不少以“龙”命名，譬如其首都河内就下辖一个“龙边郡”、广宁省则有一个“下龙市”。当然，河内旧称“升龙”是这些地名中最著名、同时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1010年，越李朝太祖（李公蕴）将国都从华闾迁至地势高爽的大罗城（今河内）。传说其迁都船队抵达大罗城时，有金龙出现盘桓空中（“暂泊城下，黄龙见于御舟”），李公蕴因此将此地更名为“升龙”。“升龙”之名沿用约8个世纪，至19世纪阮朝建都顺化时才更名为“河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迁都升龙的整个过程中，李公蕴将大罗城视作“龙蹯”之地，显然是以“神龙”自封，而把大罗城更名曰“升龙”则更说明其对“凌云而奋鳞”“欲上则凌于云气”的中国神龙文化认同的心态。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越南“龙文化”实际上有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积淀。即便脱离中原封建王朝直接统治后，其统治者仍然必须依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才能维持和巩固新生封建政权。越南历代封建君主都如同中原皇帝一样，身穿“龙袍”，坐于“龙床”“龙椅”，其容貌称为“龙颜”，身体叫做“龙体”……便是一系列直观例子。
亦是由于这个原因，越南龙文化在许多地方都与中国龙文化有着同源关系。据说在越南流传最广的与龙有关的民间传说是“鱼化龙（鱼跃武门）”的故事。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与中国“鲤鱼跃龙门”民间故事的渊源。越南河内文庙墙壁上就刻有“鱼化龙”石雕，上面有龙从天上吐水的雕刻，是人们认为由于传说中的“武门”太高，鱼无论如何也无法跃过，龙王被鲤鱼的意志所感动，“作弊”吐水使水面升高，鱼才最终跃过“武门”而变成了龙。越南民间十二生肖里有猫无兔，与中国略有不同，但“龙”也是其中之一。越南人相当青睐“龙”这个属相，原因也与中国情形类似。 
与越南情况类似，龙文化也扩展到历史上与中原保持着密切往来，同样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一带。朝鲜半岛与中原交流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在数千年的交流过程中，中原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龙形象与概念也早已进入朝鲜半岛一带。朝鲜半岛历史上有一个“三国时期”，指的是高句丽（前37—668）、百济（18—660）、新罗（前57—935）三国并立时代。记述这段史事的半岛典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说，新罗国（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始祖朴赫居世“六十年秋九月，二龙见于金城井中，暴雷雨震城南门”。朴赫居世在位年代后世推定为公元前57年至公元4年。这可能就说明，早在两汉之交，新罗人已将龙视为雨神。
此后，“三国时期”的龙信仰逐渐盛行起来。其流传范围不单是新罗，也包括位于今天韩国西半部的百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己娄王二十一年（97）“夏四月，二龙见汉江”；古尔王五年（238）“夏四月，雷震王宫门柱，黄龙自其门飞出”；比流王十三年（316）“夏四月，王都井水溢，黑龙见其中”等等。其中明确提到“黑龙”和“黄龙”。一般来说，黑龙被看作帝王死亡的预兆，而“黄龙”则被理解为“皇龙”。《三国史记》成书于12世纪，距离“三国时期”相当久远，因此书中的这些记载可能来自百济时代传说。
除史籍上的文字记录，“三国时期”龙信仰广为流传的另一个证据是雕刻着龙图形文物大量出现。百济金铜龙凤蓬莱山香炉就是其中一件代表性器物，在其底座上可以找到龙的纹样。更引人注目的则是高句丽古墓壁画“四神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句丽是一个兴起于汉武帝设置的“四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旧地政权，其统治中心长期位于今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后期才迁都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因此其古墓壁画里“龙”的雕刻手法和图纹样式明显具有东汉风格。这一点也体现出其在龙文化传入朝鲜半岛时起到的中介作用。
在随后王氏高丽（918—1392）、李氏朝鲜（1392—1910）时期，朝鲜半岛的龙形象与中原龙也是大同小异。与元代龙相比，高丽龙不作嘴吻部的夸张（如火焰），显得柔媚；同清代龙相比，朝鲜王朝后期龙省略了象征威严的要素，显得亲切；与中原封建王朝的情况类似，这时龙在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了王权的象征（“真龙天子”），用以强化君主神圣性与正统性。譬如在高丽王朝的建国神话里，开国之主王建的第五代祖父和龙女结婚，所以他也就拥有了龙的血统。在继之而起的朝鲜王朝建国神话中，太祖李成桂也是因为帮助青龙而得以统治天下。而根据1917年的《朝鲜全道府郡面里洞名称一览》统计，像“龙岩里”“龙头洞”“青龙面”这样包含“龙”字的地名，有将近2000个；若再加上以“龙”命名的寺庙名和山川河流，其数自然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朝鲜半岛龙文化的兴盛。
至于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有龙文化流传。早在弥生时代（绳文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来自中原的“龙”就已经传入日本。在滋贺县长浜市鸭田遗址和弥生后期遗址出土的土器上，描绘了被认为是龙的图形。也就是说，当地人此时就已经接触到中国龙文化。而且这些图形上的龙有足和角，更能说明这些龙与中国龙之间的深厚渊源。
到平安时代（794—1192），随着佛教，尤其是密教传入日本，作为雨神的龙王、龙神信仰开始盛行。公元9世纪，日本开始出现“龙穴”概念，即龙居住的洞穴，人们在“龙穴”处祈雨。据平安末期成书的《日本纪略》记载，弘仁十年（819），京城（今日本京都市）出现白龙，狂风暴雨大作，这也是将“龙”看作雨水的象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日本人依然认为“龙”栖息在江河湖海中，是那里的神。譬如，获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名作《千与千寻》。
动画片男主人公称为“赈早见琥珀主”（阿白）。它忘记自己的过去，却记得救过落水的幼年千寻，而且也记得她的名字，并帮助她找回自我。动画片里有这样情节，当“阿白”化身为白龙载着千寻在大海上空飞翔时，千寻想起自己曾掉进河中、又被河水冲上岸得救的往事，说出河的名字叫琥珀川，所以 “阿白”的真名应该是琥珀川。这就是说，“阿白”实际上是琥珀川的主人，即河神“赈早见琥珀主”，而其形象为一条“白龙”。实际上，在《千与千寻》中还出现另一位河神。他是澡堂的一位客人，刚来时满身污泥和垃圾，全身散发着恶臭。澡堂错认其为“腐烂神”，命令小千用最脏的澡盆服侍他。谁知在小千的辛苦清洗下，客人焕然一新，变回龙形。众人这才发现他原来是河神，只是被人类制造的垃圾暂时遮住了真面目。总而言之，这部动画片中出现的两位河神，都是龙的形象。
因此，在日本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村，尤其是四国岛这种境内没有大河来水、只靠蓄存雨水灌溉庄稼的地区，被认为是掌管雨水的龙神几乎是以救世主姿态君临。在全国各地都有形式不同的祭龙仪式。如香川县大野原町田野野村的祭龙祈雨仪式非常著名。根据《日本龙文化研究》记载，此类活动当天，画着头朝下的“降龙”旗幡迎风飘舞，人们先对设在山顶的龙王祠敬酒，摆上供品干鱼和御神酒，并请来和尚念经。在念经过程中，町长代表参加者喝下据说可求得风调雨顺的御神酒。参加舞蹈的人在鼓点伴奏下，翩翩起舞，口中唱着求雨歌。据说这种祈雨舞并不是大家在一起跳跳舞热闹一下，对传承传统尽了义务就可以了结的。在有的地区经常会持续几天，一直到下雨——龙神接受自己的祈求为止。可见人们对龙的信仰虔诚。
另一方面，与中国乃至越南、朝鲜半岛的情况不同，龙在日本并没有成为皇（王）权的象征。的确，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序言中有“潜龙体元，游雷应期”的记载。这里的“潜龙”指还未即位的天武天皇，即大海人皇子。《古事记》编纂者以“潜龙”比喻尚未即位的大海人皇子，可见龙乃帝王这一观念当时已传入日本。然而《古事记》中仅有此一处相关记载。稍后模仿中国史书编纂而成的日本最古的正史《日本书纪》之中就全然不见关于帝王乃龙的说法。另外，参考唐代律令编纂而成的《大宝律令》（701）中尚有规定，天皇在新年（元日）穿着模仿中原皇帝衮冕十二章的“衮龙御衣”。而到了《养老律令》（757）中这一规定则被删去，天皇改着日本传统白衣。由此可见，尽管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龙”在日本还是逐渐失去象征帝王的寓意。
对于这个在古代东亚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的现象，有学者解读，这是因为日本上古之时便存在蛇崇拜。由于“龙”“蛇”两种动物形象相似，龙在日本被认为与蛇同类，甚至与蛇等同视之。如《和汉三才图绘》说道：“凡龙蛇，皆迂行，而有四足者为龙，属无手足者为蛇，属然龙蛇本一类矣。”作为天皇前身，大和王权为对抗蛇崇拜旧势力，而以太阳和镜作为权力的象征，自然也会排斥被视为蛇的龙。也有看法指出，在封建时期的中国，龙虽为祥瑞之物，但象征皇权的龙往往被用来证明“天命”的转移。譬如王莽篡汉之时，就号称有“黄龙下”。反观日本，其天皇则以天照大神子孙自居，“万世一系”乃是日本维护天皇制度的理论依据，对与“易姓革命”相关的龙自然不表欢迎。无论根源究竟为何，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中日“龙”文化存在相当重要差异，在中国“龙”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日本“龙”。
除身处“汉字文化圈”的几个邻国外，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不丹历史上深受藏文化影响，也继承了后者对龙的信仰。在这个小小山国，龙的地位至高无上。不丹人相信自己是龙的子民，而国王则是龙的化身。不丹人把其国家称作“竺域（druk yul）”，意为“雷龙之国”或“神龙之国”。不丹国旗上就有一条白色飞龙，4个爪子各抓一颗白而亮的宝珠，象征权力宏大和圣洁。
至于印度龙，虽不是由中国龙文化直接衍生而来，却也与之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印度早期文化中并没有龙的形象，而只有名为“那伽（Naga）”的地神。印度古代婆罗门教最著名法典《摩奴法典》里写道，那伽是“人面、蛇尾、蛇长颈的半神，以跋修基（Vāsouki）为王，住地狱中”。它们并不住在海里，甚至都不能飞跃大海，与中国龙形象大相径庭。“那伽”形象的转变，似乎与佛教兴起以及中印间文化接触有关。活动在公元2或3世纪的印度僧人龙树在《大智度论》里指出，“那伽，秦言龙”。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伽”与中国“龙”联系起来。同样是《大智度论》记载，“那伽，或名龙，或名象。是五千阿罗汉，诸无数阿罗汉中最大力，是以故言如龙，如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大象是印度人熟悉的动物，以力大无穷著称，龙树从中国僧人（或商人等）处闻知龙在中国也是大力者（神力和权力）；因此以其喻地神“那伽”，同样较为妥切。这是因为地神作为万物之母，无疑也具有大力。学者胡同庆就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龙树和尚本人就是印度龙的缔造者，而《大智度论》是产生印度龙的胚胎。
佛教里的“那伽”（龙），实际上是将古代印度婆罗门教里的传统神灵“收编”为佛教的护法（后来藏传佛教在传播中对苯教也有类似做法）。比如佛教里有“天龙八部”的说法，指佛教护法神队伍中以天、龙为首的8种神道怪物，包含天众、龙（那伽）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因为其中的“天众”及“龙众”最为重要，故称“天龙八部”。而《华严经》里则“有无量诸大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的说法。“兴云布雨”这一点也与中国龙的属性相当近似。
另一方面，佛教也根据自己的教义改造了“龙”的属性。无论是婆罗门教里的“那伽”，还是中国文化里的龙，它们都具有神性。进入到佛教领域的龙则明显神性衰退，甚至退却为无。佛教视野下的龙，繁衍出一个“龙”口众多的大家族，他们有生有死，轮回转生，在后世转为婆罗门的人类信徒；并且能够被菩萨、佛所掌控。在佛典里，龙有“三苦”：一是被热风热沙着身，皮肉骨髓都会被烧灼；二是龙宫里有暴起恶风，会卷走宝饰衣，龙身将现出；三是金翅鸟捉搏欲食龙。金翅鸟就是“天龙八部”里的“迦楼罗”，原是印度教中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坐骑，被佛教收编后专以龙为食，从这一食物链生态也可以看出龙在佛教中真实地位究竟几许了。
至于欧美文化中的龙，与中国龙就没有什么源流关系了。追根溯源，西方人对于龙形貌的想象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从词源看，英文和法文dragon、德文Drache以及俄文дракон可以追溯到希腊文drakōn或拉丁文draco。在希腊语中，drakōn这个词是指大蛇。任何一种大蛇在希腊语中都可以用drakōn来表示，包括人们想象出来的龙。随着时间推移，西方龙的形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龙的解释就是：“传说中的一种怪物。通常被想象成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蝙蝠的翅膀，身披鳞片，能吐火，也有人把它想象成一条蛇，有带刺的尾巴。”大体而言，西方文化一般认为神秘的龙体型非常庞大，身上有很多尖刺，长有锋利牙齿，颜色多样，能喷出强烈火焰。在J．K．罗琳所著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对龙有如下描述：“四只大吨量的成年大龙，咆哮着、喷着粗气，它们大张的嘴里不仅有尖牙，更喷出阵阵火流，它们伸长了脖子向五十尺高空喷出烈火。”
由于形象狰狞可怕，西方文化还形成“勇者斗恶龙”的观念。既然龙是人类敌人，英雄们的勇敢智慧就能够通过屠龙而彰显出来。譬如英国古老史诗《贝奥武夫》就生动地描述了年逾古稀的英雄贝奥武夫斩杀恶龙的故事。而德意志《尼伯龙根之歌》里也有英雄齐格弗里德杀死守护财宝的一条恶龙的传说。
显而易见，欧美文化中的龙与中国龙完全是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纯粹是一个翻译上的误会。日语中将中国（东方）龙写作汉字“龍（竜）”，读作“りゅう（Ryuu）”，将西方龙根据英语读音（dragon）用片假名写作“ドラゴン（doragon）”作为区分。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做法。遗憾的是，在实际使用中，日本人也没有做到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比如著名热血漫话《七龙珠》日文原名就是“ドラゴンボール（doragonbouru）”，意为“龙球（dragon ball）”，但是漫画里出现的“地球神龙”分明更像中国龙。漫画作者鸟山明的张冠李戴可能也与龙本身在日本文化中的“他者”地位有关。
尽管在名称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与误导，但龙仍然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标志。譬如在日本，三大“中华街”（长崎、神户、横滨）都有舞龙传统。其中，长崎舞龙表演称为“龙踊”（じゃおどり），是敬奉给长崎诹访神社神灵的表演活动，至今已有两个半世纪历史。“龙踊”由中国传入，以其浓郁中国风情以及威武有力的表演而闻名日本。1964年，长崎“龙踊”正式注册为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印度尼西亚，源于中国的舞龙（及舞狮）也深受民众喜爱，拥有广泛群众基础。长期以来，舞龙舞狮作为一种体现喜庆的民间娱乐方式，出现在印尼全国各地、各民族、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中。在保留中华龙狮文化传统基础上，印尼舞龙舞狮融入印尼各地、各民族不同文化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印尼“龙狮运动”。2016年在万隆举行的印尼全国运动会开始将舞龙舞狮列为表演项目，之后则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不仅在与中国邻近的亚洲国家，在欧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辛勤的足迹，就可以看到中国龙矫健的身影。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龙文化。2004年春节，法国隆重举行中国文化年，中国龙被来自北京的市民代表挥舞起来，吸引不少法国民众上街观赏。2006年9月中旬，一场独特的中国时代大型娱乐活动也在德国北部著名城市汉堡举行。一条7米长、5米多高、4吨多重的巨型青铜龙被塑造起来。时任汉堡市长奥勒·冯·伯思特感慨：在整整3周时间里，中国龙成了这座城市的重要象征。而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当地的中国农历新年大游行被誉为亚洲之外规模最大的春节庆祝活动。每年农历春节，这里都会举办规模宏大、丰富多彩的庆典活动。巡游队伍长达数千米。舞龙舞狮、武术、歌舞、行进乐队等多种形式表演吸引观众驻足。其中最受美国观众期待的节目之一就是舞龙表演。如2016年时，28英尺长的金龙，就在100人团队协作下，步行穿过旧金山街道。值得一提的是，旧金山农历新年庆典活动是收费的，但30美元的门票售价仍然挡不住观众的热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中国龙正在飞向世界，并在西方文化中重构对其的正确认知。
龙子仙孙
在域外，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可以说是龙文化氛围浓烈的地区之一。2013年，越南中部港口城市岘港（Đà Nẵng）建成一座横跨瀚江（Sông Hàn）的大桥（长达600多米，宽37.5米），并命名为“龙桥”。桥上的吊柱被装饰成龙形，整齐排列着尖锐龙鳍，风格独特的龙头里还设置了可以喷出烟火的装置。这座龙桥已然成为岘港城市象征与重要观光景点了。
今天越南地名，也有很多以龙命名。譬如越南北部广宁省著名旅游景点“下龙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东南亚最重要跨国河流湄公河（澜沧江）在越南南部境内分叉成九条支流入海，因其蜿蜒之势形似九条巨龙盘踞，因此也被越南人称为“九龙江”。越南近700个郡县市中，也有不少以“龙”命名，譬如其首都河内就下辖一个“龙边郡”、广宁省则有一个“下龙市”。当然，河内旧称“升龙”是这些地名中最著名、同时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1010年，越李朝太祖（李公蕴）将国都从华闾迁至地势高爽的大罗城（今河内）。传说其迁都船队抵达大罗城时，有金龙出现盘桓空中（“暂泊城下，黄龙见于御舟”），李公蕴因此将此地更名为“升龙”。“升龙”之名沿用约8个世纪，至19世纪阮朝建都顺化时才更名为“河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迁都升龙的整个过程中，李公蕴将大罗城视作“龙蹯”之地，显然是以“神龙”自封，而把大罗城更名曰“升龙”则更说明其对“凌云而奋鳞”“欲上则凌于云气”的中国神龙文化认同的心态。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越南“龙文化”实际上有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积淀。即便脱离中原封建王朝直接统治后，其统治者仍然必须依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才能维持和巩固新生封建政权。越南历代封建君主都如同中原皇帝一样，身穿“龙袍”，坐于“龙床”“龙椅”，其容貌称为“龙颜”，身体叫做“龙体”……便是一系列直观例子。
亦是由于这个原因，越南龙文化在许多地方都与中国龙文化有着同源关系。据说在越南流传最广的与龙有关的民间传说是“鱼化龙（鱼跃武门）”的故事。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与中国“鲤鱼跃龙门”民间故事的渊源。越南河内文庙墙壁上就刻有“鱼化龙”石雕，上面有龙从天上吐水的雕刻，是人们认为由于传说中的“武门”太高，鱼无论如何也无法跃过，龙王被鲤鱼的意志所感动，“作弊”吐水使水面升高，鱼才最终跃过“武门”而变成了龙。越南民间十二生肖里有猫无兔，与中国略有不同，但“龙”也是其中之一。越南人相当青睐“龙”这个属相，原因也与中国情形类似。
越南岘港市龙桥，跨越瀚江，全长666米，宽37.5米，为六车道公路桥，2013年竣工通车。桥上吊柱被装饰成龙形，整齐排列着尖锐龙鳍，风格独特的龙头里还设置了可以喷出烟火的装置。这座龙桥已然成为岘港城市象征与重要观光景点
越南顺化，皇城屋顶上的龙形象。越南古都顺化很多建筑及雕刻上可以看到四爪或三爪龙作为装饰，但只有宫廷才能御用至高无上的“五爪龙”
半岛崇龙
与越南情况类似，龙文化也扩展到历史上与中原保持着密切往来，同样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一带。朝鲜半岛与中原交流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在数千年的交流过程中，中原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龙形象与概念也早已进入朝鲜半岛一带。朝鲜半岛历史上有一个“三国时期”，指的是高句丽（前37—668）、百济（18—660）、新罗（前57—935）三国并立时代。记述这段史事的半岛典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说，新罗国（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始祖朴赫居世“六十年秋九月，二龙见于金城井中，暴雷雨震城南门”。朴赫居世在位年代后世推定为公元前57年至公元4年。这可能就说明，早在两汉之交，新罗人已将龙视为雨神。
此后，“三国时期”的龙信仰逐渐盛行起来。其流传范围不单是新罗，也包括位于今天韩国西半部的百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己娄王二十一年（97）“夏四月，二龙见汉江”；古尔王五年（238）“夏四月，雷震王宫门柱，黄龙自其门飞出”；比流王十三年（316）“夏四月，王都井水溢，黑龙见其中”等等。其中明确提到“黑龙”和“黄龙”。一般来说，黑龙被看作帝王死亡的预兆，而“黄龙”则被理解为“皇龙”。《三国史记》成书于12世纪，距离“三国时期”相当久远，因此书中的这些记载可能来自百济时代传说。
除史籍上的文字记录，“三国时期”龙信仰广为流传的另一个证据是雕刻着龙图形文物大量出现。百济金铜龙凤蓬莱山香炉就是其中一件代表性器物，在其底座上可以找到龙的纹样。更引人注目的则是高句丽古墓壁画“四神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句丽是一个兴起于汉武帝设置的“四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旧地政权，其统治中心长期位于今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后期才迁都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因此其古墓壁画里“龙”的雕刻手法和图纹样式明显具有东汉风格。这一点也体现出其在龙文化传入朝鲜半岛时起到的中介作用。
百济金铜龙凤蓬莱山香炉，现藏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该香炉为百济王室祭祀先王时使用的礼器，在其底座上可以找到龙的纹样
在随后王氏高丽（918—1392）、李氏朝鲜（1392—1910）时期，朝鲜半岛的龙形象与中原龙也是大同小异。与元代龙相比，高丽龙不作嘴吻部的夸张（如火焰），显得柔媚；同清代龙相比，朝鲜王朝后期龙省略了象征威严的要素，显得亲切；与中原封建王朝的情况类似，这时龙在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了王权的象征（“真龙天子”），用以强化君主神圣性与正统性。譬如在高丽王朝的建国神话里，开国之主王建的第五代祖父和龙女结婚，所以他也就拥有了龙的血统。在继之而起的朝鲜王朝建国神话中，太祖李成桂也是因为帮助青龙而得以统治天下。而根据1917年的《朝鲜全道府郡面里洞名称一览》统计，像“龙岩里”“龙头洞”“青龙面”这样包含“龙”字的地名，有将近2000个；若再加上以“龙”命名的寺庙名和山川河流，其数自然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朝鲜半岛龙文化的兴盛。
东瀛龙踪
至于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有龙文化流传。早在弥生时代（绳文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来自中原的“龙”就已经传入日本。在滋贺县长浜市鸭田遗址和弥生后期遗址出土的土器上，描绘了被认为是龙的图形。也就是说，当地人此时就已经接触到中国龙文化。而且这些图形上的龙有足和角，更能说明这些龙与中国龙之间的深厚渊源。
到平安时代（794—1192），随着佛教，尤其是密教传入日本，作为雨神的龙王、龙神信仰开始盛行。公元9世纪，日本开始出现“龙穴”概念，即龙居住的洞穴，人们在“龙穴”处祈雨。据平安末期成书的《日本纪略》记载，弘仁十年（819），京城（今日本京都市）出现白龙，狂风暴雨大作，这也是将“龙”看作雨水的象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日本人依然认为“龙”栖息在江河湖海中，是那里的神。譬如，获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名作《千与千寻》。
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剧照，女孩千寻与化身为白龙的河神 “赈早见琥珀主”。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日本人依然认为 “龙”栖息在江河湖海中，是那里的神
动画片男主人公称为“赈早见琥珀主”（阿白）。它忘记自己的过去，却记得救过落水的幼年千寻，而且也记得她的名字，并帮助她找回自我。动画片里有这样情节，当“阿白”化身为白龙载着千寻在大海上空飞翔时，千寻想起自己曾掉进河中、又被河水冲上岸得救的往事，说出河的名字叫琥珀川，所以 “阿白”的真名应该是琥珀川。这就是说，“阿白”实际上是琥珀川的主人，即河神“赈早见琥珀主”，而其形象为一条“白龙”。实际上，在《千与千寻》中还出现另一位河神。他是澡堂的一位客人，刚来时满身污泥和垃圾，全身散发着恶臭。澡堂错认其为“腐烂神”，命令小千用最脏的澡盆服侍他。谁知在小千的辛苦清洗下，客人焕然一新，变回龙形。众人这才发现他原来是河神，只是被人类制造的垃圾暂时遮住了真面目。总而言之，这部动画片中出现的两位河神，都是龙的形象。
因此，在日本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村，尤其是四国岛这种境内没有大河来水、只靠蓄存雨水灌溉庄稼的地区，被认为是掌管雨水的龙神几乎是以救世主姿态君临。在全国各地都有形式不同的祭龙仪式。如香川县大野原町田野野村的祭龙祈雨仪式非常著名。根据《日本龙文化研究》记载，此类活动当天，画着头朝下的“降龙”旗幡迎风飘舞，人们先对设在山顶的龙王祠敬酒，摆上供品干鱼和御神酒，并请来和尚念经。在念经过程中，町长代表参加者喝下据说可求得风调雨顺的御神酒。参加舞蹈的人在鼓点伴奏下，翩翩起舞，口中唱着求雨歌。据说这种祈雨舞并不是大家在一起跳跳舞热闹一下，对传承传统尽了义务就可以了结的。在有的地区经常会持续几天，一直到下雨——龙神接受自己的祈求为止。可见人们对龙的信仰虔诚。
另一方面，与中国乃至越南、朝鲜半岛的情况不同，龙在日本并没有成为皇（王）权的象征。的确，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序言中有“潜龙体元，游雷应期”的记载。这里的“潜龙”指还未即位的天武天皇，即大海人皇子。《古事记》编纂者以“潜龙”比喻尚未即位的大海人皇子，可见龙乃帝王这一观念当时已传入日本。然而《古事记》中仅有此一处相关记载。稍后模仿中国史书编纂而成的日本最古的正史《日本书纪》之中就全然不见关于帝王乃龙的说法。另外，参考唐代律令编纂而成的《大宝律令》（701）中尚有规定，天皇在新年（元日）穿着模仿中原皇帝衮冕十二章的“衮龙御衣”。而到了《养老律令》（757）中这一规定则被删去，天皇改着日本传统白衣。由此可见，尽管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龙”在日本还是逐渐失去象征帝王的寓意。
日本京都建仁寺法堂天井双龙图。建仁寺是京都最古老禅寺，该幅水墨画是2002年为纪念建寺800年所绘。尽管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龙”在日本还是逐渐失去象征帝王的寓意
对于这个在古代东亚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的现象，有学者解读，这是因为日本上古之时便存在蛇崇拜。由于“龙”“蛇”两种动物形象相似，龙在日本被认为与蛇同类，甚至与蛇等同视之。如《和汉三才图绘》说道：“凡龙蛇，皆迂行，而有四足者为龙，属无手足者为蛇，属然龙蛇本一类矣。”作为天皇前身，大和王权为对抗蛇崇拜旧势力，而以太阳和镜作为权力的象征，自然也会排斥被视为蛇的龙。也有看法指出，在封建时期的中国，龙虽为祥瑞之物，但象征皇权的龙往往被用来证明“天命”的转移。譬如王莽篡汉之时，就号称有“黄龙下”。反观日本，其天皇则以天照大神子孙自居，“万世一系”乃是日本维护天皇制度的理论依据，对与“易姓革命”相关的龙自然不表欢迎。无论根源究竟为何，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中日“龙”文化存在相当重要差异，在中国“龙”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日本“龙”。
龙在南亚
除身处“汉字文化圈”的几个邻国外，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不丹历史上深受藏文化影响，也继承了后者对龙的信仰。在这个小小山国，龙的地位至高无上。不丹人相信自己是龙的子民，而国王则是龙的化身。不丹人把其国家称作“竺域（druk yul）”，意为“雷龙之国”或“神龙之国”。不丹国旗上就有一条白色飞龙，4个爪子各抓一颗白而亮的宝珠，象征权力宏大和圣洁。
不丹国旗，以红黄两种颜色为底，上绘一条白色飞龙，4个爪子各抓1颗白而亮的宝珠，象征权力的宏大和圣洁。不丹历史上深受藏文化影响，并继承其对龙的信仰
至于印度龙，虽不是由中国龙文化直接衍生而来，却也与之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印度早期文化中并没有龙的形象，而只有名为“那伽（Naga）”的地神。印度古代婆罗门教最著名法典《摩奴法典》里写道，那伽是“人面、蛇尾、蛇长颈的半神，以跋修基（Vāsouki）为王，住地狱中”。它们并不住在海里，甚至都不能飞跃大海，与中国龙形象大相径庭。“那伽”形象的转变，似乎与佛教兴起以及中印间文化接触有关。活动在公元2或3世纪的印度僧人龙树在《大智度论》里指出，“那伽，秦言龙”。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伽”与中国“龙”联系起来。同样是《大智度论》记载，“那伽，或名龙，或名象。是五千阿罗汉，诸无数阿罗汉中最大力，是以故言如龙，如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大象是印度人熟悉的动物，以力大无穷著称，龙树从中国僧人（或商人等）处闻知龙在中国也是大力者（神力和权力）；因此以其喻地神“那伽”，同样较为妥切。这是因为地神作为万物之母，无疑也具有大力。学者胡同庆就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龙树和尚本人就是印度龙的缔造者，而《大智度论》是产生印度龙的胚胎。
佛教里的“那伽”（龙），实际上是将古代印度婆罗门教里的传统神灵“收编”为佛教的护法（后来藏传佛教在传播中对苯教也有类似做法）。比如佛教里有“天龙八部”的说法，指佛教护法神队伍中以天、龙为首的8种神道怪物，包含天众、龙（那伽）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因为其中的“天众”及“龙众”最为重要，故称“天龙八部”。而《华严经》里则“有无量诸大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的说法。“兴云布雨”这一点也与中国龙的属性相当近似。
另一方面，佛教也根据自己的教义改造了“龙”的属性。无论是婆罗门教里的“那伽”，还是中国文化里的龙，它们都具有神性。进入到佛教领域的龙则明显神性衰退，甚至退却为无。佛教视野下的龙，繁衍出一个“龙”口众多的大家族，他们有生有死，轮回转生，在后世转为婆罗门的人类信徒；并且能够被菩萨、佛所掌控。在佛典里，龙有“三苦”：一是被热风热沙着身，皮肉骨髓都会被烧灼；二是龙宫里有暴起恶风，会卷走宝饰衣，龙身将现出；三是金翅鸟捉搏欲食龙。金翅鸟就是“天龙八部”里的“迦楼罗”，原是印度教中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坐骑，被佛教收编后专以龙为食，从这一食物链生态也可以看出龙在佛教中真实地位究竟几许了。
龙飞寰球
至于欧美文化中的龙，与中国龙就没有什么源流关系了。追根溯源，西方人对于龙形貌的想象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从词源看，英文和法文dragon、德文Drache以及俄文дракон可以追溯到希腊文drakōn或拉丁文draco。在希腊语中，drakōn这个词是指大蛇。任何一种大蛇在希腊语中都可以用drakōn来表示，包括人们想象出来的龙。随着时间推移，西方龙的形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龙的解释就是：“传说中的一种怪物。通常被想象成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蝙蝠的翅膀，身披鳞片，能吐火，也有人把它想象成一条蛇，有带刺的尾巴。”大体而言，西方文化一般认为神秘的龙体型非常庞大，身上有很多尖刺，长有锋利牙齿，颜色多样，能喷出强烈火焰。在J．K．罗琳所著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对龙有如下描述：“四只大吨量的成年大龙，咆哮着、喷着粗气，它们大张的嘴里不仅有尖牙，更喷出阵阵火流，它们伸长了脖子向五十尺高空喷出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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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七龙佛，又称蛇神护法佛，是泰国的周六守护佛。佛教兴起后，根据自己的教义改造了“龙”的属性
由于形象狰狞可怕，西方文化还形成“勇者斗恶龙”的观念。既然龙是人类敌人，英雄们的勇敢智慧就能够通过屠龙而彰显出来。譬如英国古老史诗《贝奥武夫》就生动地描述了年逾古稀的英雄贝奥武夫斩杀恶龙的故事。而德意志《尼伯龙根之歌》里也有英雄齐格弗里德杀死守护财宝的一条恶龙的传说。
显而易见，欧美文化中的龙与中国龙完全是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纯粹是一个翻译上的误会。日语中将中国（东方）龙写作汉字“龍（竜）”，读作“りゅう（Ryuu）”，将西方龙根据英语读音（dragon）用片假名写作“ドラゴン（doragon）”作为区分。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做法。遗憾的是，在实际使用中，日本人也没有做到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比如著名热血漫话《七龙珠》日文原名就是“ドラゴンボール（doragonbouru）”，意为“龙球（dragon ball）”，但是漫画里出现的“地球神龙”分明更像中国龙。漫画作者鸟山明的张冠李戴可能也与龙本身在日本文化中的“他者”地位有关。
2019年2月23日，正值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街头，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舞龙节目在进行表演
尽管在名称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与误导，但龙仍然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标志。譬如在日本，三大“中华街”（长崎、神户、横滨）都有舞龙传统。其中，长崎舞龙表演称为“龙踊”（じゃおどり），是敬奉给长崎诹访神社神灵的表演活动，至今已有两个半世纪历史。“龙踊”由中国传入，以其浓郁中国风情以及威武有力的表演而闻名日本。1964年，长崎“龙踊”正式注册为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印度尼西亚，源于中国的舞龙（及舞狮）也深受民众喜爱，拥有广泛群众基础。长期以来，舞龙舞狮作为一种体现喜庆的民间娱乐方式，出现在印尼全国各地、各民族、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中。在保留中华龙狮文化传统基础上，印尼舞龙舞狮融入印尼各地、各民族不同文化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印尼“龙狮运动”。2016年在万隆举行的印尼全国运动会开始将舞龙舞狮列为表演项目，之后则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不仅在与中国邻近的亚洲国家，在欧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辛勤的足迹，就可以看到中国龙矫健的身影。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龙文化。2004年春节，法国隆重举行中国文化年，中国龙被来自北京的市民代表挥舞起来，吸引不少法国民众上街观赏。2006年9月中旬，一场独特的中国时代大型娱乐活动也在德国北部著名城市汉堡举行。一条7米长、5米多高、4吨多重的巨型青铜龙被塑造起来。时任汉堡市长奥勒·冯·伯思特感慨：在整整3周时间里，中国龙成了这座城市的重要象征。而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当地的中国农历新年大游行被誉为亚洲之外规模最大的春节庆祝活动。每年农历春节，这里都会举办规模宏大、丰富多彩的庆典活动。巡游队伍长达数千米。舞龙舞狮、武术、歌舞、行进乐队等多种形式表演吸引观众驻足。其中最受美国观众期待的节目之一就是舞龙表演。如2016年时，28英尺长的金龙，就在100人团队协作下，步行穿过旧金山街道。值得一提的是，旧金山农历新年庆典活动是收费的，但30美元的门票售价仍然挡不住观众的热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中国龙正在飞向世界，并在西方文化中重构对其的正确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