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俗] 都知道四大名著，但你知道“四大名注”吗？

我们都知道“四大名著”，指的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但你知道吗？历史上除了有“四大名著”之外，一些学者也有“四大名注”的说法。

清朝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之时，四库馆臣在谈到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时说：

“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十之九，唯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这大概是历史上首次将这四部注解作品并称。而 “四大名注”这一概念，则是钱穆先生最早提出的。自此之后，“四大名注”之说便被逐渐被今人学者广泛采用。


开辟史注新方法


说起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恐怕无人不知。其原著《三国志》成书于西晋时期，自问世以来就深受好评，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完美无瑕，《三国志》的很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它过于简略，很多史事并不清晰。由于陈寿编撰《三国志》是在书写当代历史，内容上颇多隐晦和难言之处，而且当时很多三国史的同类作品都尚在编撰中，或是在陈寿故去后撰成，很多资料陈寿未能得见，这两点原因就导致了《三国志》内容上的简略。






一直到陈寿去世100多年后，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这才使《三国志》简略的弊病得以弥补，使得《三国志》臻于完善。

裴松之在当时担任中书侍郎，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其“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历时数载，最终完成《三国志注》（后世俗称“裴注”），于元嘉六年（429）呈送宋文帝。宋文帝阅后，非常满意，说：“此为不朽矣。”后来，裴松之又奉命和何承天一起编撰国史，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写，就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去世了。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阐述了自己的创作宗旨和编撰体例，他特意强调自己为《三国志》作注，不在于训诂名物，而在于史料的补缺和纠谬。事实上，“裴注”在当时可谓是开辟史注的新方法，即以增补史料为目的，同时兼顾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使史注的功能得以扩大，开创了史注的新体例、新模式。当然，这也是“裴注”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所在。

“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裴注”的内容概括为以上六个方面。“裴注”搜求广博，征引史料多达140多种，其中90%以上的书目都早已亡佚，幸赖“裴注”征引，得以让今人略窥其貌。其注文更是多达54万字，而《三国志》原文仅20万字，所以历史上有“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的说法。“裴注”也成为后世治史者研习《三国志》不可或缺的注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裴氏一门的史学名家不止裴松之一人。裴松之的儿子裴骃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位列《史记》“三家注”之一，裴松之的孙子裴子野将沈约《宋书》删为《宋略》二十卷。裴氏一门三代都是史学名家，后世称之为史学“三裴”，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可与东汉“三班”（班彪、班固、班昭）相媲美。


独立的地理学著作


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是“四大名注”之一。郦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郦嵩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曾跟随慕容白曜打败南朝宋军，授青州刺史，后被册封为范阳公。郦道元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自幼便好学，尤其喜爱读奇书，特别是儒家经典中有关地理学的著作。在北魏孝文帝时期，郦道元先后担任了多个职位，包括尚书祠部郎中、尚书主客郎中和治书侍御史等。他因其出色的行政才能和深厚的学识，在官场上逐步升迁。北魏宣武帝时期，他历任冀中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等职。延昌年间，他被调任东荆州刺史，施政时表现得严酷威猛，当地的老百姓不堪其苦，向皇帝告其苛刻残酷，因此被罢官。孝明帝孝昌二年（526），他被任命为御史中尉，这期间，他又与汝南王产生了矛盾，并在次年因雍州刺史萧宝寅反叛之事被陷害，最终被执，遇害于阴盘驿亭。郦道元终其一生，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水经注》了。






《水经注》是一部怎样的书呢？这还要从《水经》说起。

《水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在历史上存在争议，《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认为作者是东晋时期的郭璞，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认为作者是东汉时期的桑钦，并且宋以后著作大多认为是桑钦。

《水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简要记述了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这部书原文仅一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也不够详细、具体。加之《水经》主要记录水道的发源和流向，不记流经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状况（“《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而且随着时光变迁，河流改道，周围地名也有变更（“但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所以，郦道元认为有必要在《水经》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扩充，丰富其内容，使其更为详备。

郦道元撰述《水经注》是非常谦虚的，他在《水经注》自序中谦虚地说：

“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

郦道元认为自己见识浅陋，对自己不知道没去过的地方就不予记载，他的创作宗旨主要是为《水经》作证，附上一些重要的内容，以避免遗忘和错误。

而事实上，郦道元创作的《水经注》多达40卷，34万多字，是《水经》原文的二十倍以上，时间涵盖了先秦到南北朝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内容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越原著《水经》，可谓是一部公元6世纪的地理百科全书。虽然郦道元的创作初衷是为《水经》作注，但其实最终成书后的《水经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独立的专著。同时，《水经注》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游记文学作品。我们今天的中学课本上就选有《水经注》的名篇《三峡》，郦道元用短短200字的篇幅描绘出了三峡的壮美风景。他的著作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曾评价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坎坷注解“名士教科书”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时期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撰的一部魏晋人物言谈小说集。其书本名《世说》，后为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相区别，故又名《世说新书》，此书经北宋晏殊删定整理后，世称《世说新语》。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名士的言行和轶事，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政治、思想、文学、哲学、社会生活等多方面），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由于《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魏晋名士的言谈风貌，故而此书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教科书”。

而这部“名士教科书”注解的作者刘孝标也是一生坎坷。他生于南朝宋，8岁时遭遇北魏攻掠青州，遂流落北方，之后被中山富人刘实收养，教以读书，听说他在江南有亲戚，就将其迁徙至桑乾。刘孝标非常好学，家里穷，寄居在别人家里，自己计划读书，经常点麻杆的火炬，从晚上到早晨，有时大白天困了，就烧他的头发，醒了以后就再读书，整夜不睡觉。南齐永明年间，刘孝标从桑乾回到江南，自己认为所见所闻不广博，又找奇异的书来读。听说京城里有什么书，就一定要去恳求借来。因此，刘孝标被当时的人称为“书淫”。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文学之士，刘孝标通过别人介绍请求为萧子良效职，但不被允许，此后他在南齐的仕途也都一直不顺。

直到南梁武帝时期，刘孝标被调至西省（中书省），与学士贺踪负责校对秘书的工作。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因为私自运送违禁物品，被免去官职。安成王萧秀（梁武帝之弟）很爱惜刘孝标的才华，到荆州赴任时，带他去作户曹参军，给他很多书籍，让他抄录归类，名叫《类苑》，不过此书并未完成，安成王萧秀就因病离世了。后来梁武帝召集文学之士，凡是才能显著者，大多被推荐和重用，并不以门第排列。但刘孝标率性而动，不能随波逐流，这让梁武帝非常不喜欢，所以他也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于是就写下了《辨命论》来寄托情怀。

刘孝标一生仕途坎坷，几经波折之后，最后选择归隐山林。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世说注》，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世说新语注》。刘孝标为这部著作广泛搜集资料，精心考察真伪，对原著内容或充实事实材料，或发明其蕴涵，或纠正谬误，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科举“热门教材”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文人汇编而成，萧统未即位而卒，死后谥号为“昭明”，故而此诗文集又名《昭明文选》。从内容和体例上来看，《文选》主要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年间的文学作品，涵盖了100位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诗、赋、文等。只不过《文选》在问世之初的社会影响非常有限，真正得到世人青睐是从隋朝开始的。






事实上，《文选》大显于世和隋唐科举制度的兴起密切相关。比如，在隋开皇十五年（595）的秀才科考试中，除《白鹦鹉赋》外，其它诸篇全都能在《文选》中找到，这就导致《文选》必然会引来当时人文士子的瞩目。唐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文选》的地位和影响也进一步水涨船高，“文选学”开始成为唐代社会的一门显学。至宋代，还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语，就是说只要把《文选》烂熟于心，文学水平就至少等于半个秀才了，这也是《文选》历经唐、宋、明、清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在隋唐时代“文选学”流传和发展的过程中，李善的《文选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

李善，唐初学者，是北海太守李邕的父亲。李善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有君子之风。由于他笃学好古，学贯古今，当时有“书簏”之称。他虽然在唐代有着崇高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并以著书和讲学而闻名于世，但一生却“显而不荣”。唐高宗显庆年间，李善出任太子府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并于显庆三年（658）向唐高宗进呈《文选注》，被宫廷秘府收藏。李善上呈《文选注》有功，受到嘉奖，很快升任从六品秘书郎。不过，李善之后在咸亨二年（671）被贬逐，从此与仕途无缘，彻底沦为布衣，此后以讲学为业，成为当世名儒。

李善自称“弋钓书部，愿言注辑”才最终完成《文选注》，可见其是李善凝结心血之作。由于李善晚年处江湖之远，专注于讲学，“诸生四远至”，学生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这也使得他的《文选注》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唐代“文选学”的传播和发展。







集中出现在南北朝之谜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四大名注”除李善《文选注》外，其余三部都是问世于南北朝时期。李善《文选注》虽然是问世于唐初，但距离南北朝其实也不过七十年而已。总而言之，“四大名注”集中出现在了南北朝到唐初这段时间里。

事实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是注解类作品大繁荣的时代。除了“四大名注”外，闻名于世的注释类作品还有很多，比如韦昭《国语注》、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颜师古《汉书注》等等。

那么，注解类作品为何会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呢？笔者认为，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书写材料从竹简逐渐蜕变为纸张，知识和学术的传播变得越发便捷，尤其是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知识的垄断被逐渐打破，知识和学术也因此迎来繁荣。同时，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佛教思想中逻辑分析、概念辨析和推理演绎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新的研究范式使得当时的学术逐渐倾向于对古典作品的新解。另外，这一时期官私藏书都极为丰富，统治者乐于在民间搜求文献，南梁时期萧绎就藏书八万余卷，隋唐时代也都进行了数次大范围的图书搜集和整理工作，这必然也带动了对史书典籍的注解事业。







魏晋以降，修史之风大盛，当时社会上流传有“八家后汉书”“十八家晋史”，尤其是到了唐代，光是贞观时期就编修了八部正史（史称“唐八史”），修史的盛况蔚为壮观。这种史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自然也就带动了典籍注解作品的大量涌现。

文章的最后，引用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对“四大名注”的阐述：

“我们已经讲过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再有大家知道的，如李善的《文选注》，像郦道元的《水经注》，再有就是下边要讲的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可说是当时四部有名的史注。”

这就是“四大名注”最早被提出来的一段阐述。无论如何，这四本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都深受后世推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王保顶：《前四史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刘治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丁红旗：《论《文选》在隋唐时期的经典化历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钱振宇：《历代文选学及其周边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原创 刘凯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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