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皇帝在清初诸帝拓土开疆的基础上，继之以“十全武功”，先后平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使我国领土东至库页岛，西达葱岭，北到兴安岭，南抵崖山，总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堪称历代之最。细数这“十全武功”，我们会发现，从乾隆十三年（1748）参加大小金川之役，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抗击廓尔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名臣阿桂的身影始终活跃其间，为“十全武功”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我们回顾历史，一同来领略阿桂的传奇人生吧。
阿桂（1717—1797），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满洲正蓝旗人，后因功抬入正白旗。在80年的人生中，阿桂先后历经康、雍、乾、嘉四朝，在乾隆时期最高官至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显赫一时，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关键人物。阿桂去世后，嘉庆帝亲临赐奠，赠谥号文成，故后世又称其为阿文成公。
阿桂出身于古老的满州贵族世家。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阿桂姓章佳氏，以地为姓，其祖先穆都巴颜屡次迁徙后，定居在费雅郎阿（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在清朝兴起时加入八旗，被编入正蓝旗。满族人虽然登上历史舞台较晚，文化水平落后，但在入关后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走上了文治的道路。到阿桂的父辈时，其父阿克敦倾心儒学，以科举成名，在康熙年间由举人而中进士，后至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对阿桂教育尤严，既特请儒学名师执教，又常以亲身感悟，用儒家施政理念熏陶阿桂。阿桂也自幼颖悟过人，很早便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他6岁读家塾，15岁入学，拜著名经学家沈彤为师，后考取了禀生、贡生，19岁时进入国子监，乾隆三年（1738）时中举，虽然没能继续考取进士，但最终也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父子二人又被誉为“父子大学士”。
除学业外，父亲的遗泽也深深影响了阿桂的仕途。阿克敦做官时，主张轻徭薄赋、宽刑轻罚、与民休息，恰好与乾隆皇帝继位之初的施政方针一致，因此颇受重用，其为人又醇厚多容，清正耿直，为时人所敬重。乾隆十三年（1748）冬，清军首征大、小金川，阿桂也随军出征。当时，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叛乱头目莎罗奔，却日久劳师，迟迟无功。乾隆帝命大学士讷亲协助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然而，几人间勾心斗角，龃龉不断。于是乾隆帝召讷亲、张广泗回京，先后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岳钟琪就此事弹劾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导致阿桂被捕入狱。乾隆帝顾及阿克敦的情面，决定对阿桂从轻处理，下谕道：
“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
阿桂这才逃过一劫。几年后阿桂东山再起，最终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乾隆一朝无人可比，可以说也离不开其父遗泽的深远影响。
历代官修正史的人物传，多为合传，极少有单为一人立传的情况，只有历史地位极高、影响极大的人物才有这种资格。遍览《清史稿》，单独立传者仅四人：阿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众所周知，曾、左、李均为晚清著名的“中兴功臣”，在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苦苦支撑，为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寿命。能在史书中获得与曾国藩等人同等的记述规格，足可见阿桂能力之杰出、功勋之卓著。与阿桂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梿，称阿桂“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清史稿·阿桂传》则称赞道：“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
其中阿桂的军事能力尤为突出，乾隆年间朝廷平叛、安边的征战，多有他的身影。他也曾作诗表明心迹：“欲扫妖气净，岩疆战不休”。虽然阿桂首次出征铩羽而归，还被诬入狱，但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蛰伏数年后，阿桂很快等来了复出的机会。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乾隆帝决定趁此良机出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的事业。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不赞成出兵之际，阿桂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拥护乾隆帝的平叛主张，这便成为阿桂建功立业的新开端。
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定达瓦齐叛乱，第二阶段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阿桂随军出征，在乌里雅苏台办理军务，传递军事文件。清军一路势如破竹，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败了叛军，占领了伊犁，擒获了叛乱祸首达瓦齐，取得了胜利。然而，清军主力仅撤走几个月，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便重新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再次发兵西北，阿桂又一次奔赴西北战场，率军与蒙古亲王、定边副将军成衮札布追击潜逃的阿睦尔撒纳及残兵。在追击叛军的途中，阿桂屡立战功，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
就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斗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天山南麓地区的回部首领霍集占兄弟纠集人马也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谕令清军出兵平叛，清军从天山北部转战到南麓。次年，阿桂率军驰赴霍斯库鲁克，与副将军富德一起全力进攻霍集占兄弟的叛军，很快消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霍集占兄弟率领少数叛乱分子弃城而逃，阿桂率军穷追不舍，在伊西洱库尔诺尔包围了叛军，溃败的叛军穷途末路，最终缴械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好带几百名残兵突出重围，逃往巴达克山。后来，巴达克山首领擒获霍集占兄弟，并把其首级献给了清军。至此，清军彻底平定了天山南麓回部的叛乱。
阿桂在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部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均立下大功，获得了绘像登紫光阁的殊荣。乾隆帝亲制赞语道：“身不胜衣，心可干城。楚才继出，为国之桢”，将其比作元朝著名能臣耶律楚材。而阿桂也正如同耶律楚材一样富有远略。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叛乱后，朝中大臣普遍认为新疆地处偏远，环境恶劣，驻守成本过高，有放弃之意。唯独阿桂主张屯田保疆，上疏奏言道：“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提出伊犁一带水土肥沃，适合屯田驻守。乾隆帝采纳了阿桂的建议。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阿桂率领官兵及回人到伊犁开始驻兵屯田垦荒，使西北边疆地区残破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此，新疆出现了“一如内地，数千里行祗晏然”的富饶祥和之象。
就在阿桂忙于伊犁垦荒的时候，清朝西南边疆又迎来危机。当时，缅甸连年滋扰云南边境，为了保卫云南边疆的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乾隆帝派军征讨缅甸，反击缅甸入侵者。攻打对缅作战共有四次，阿桂受命参加的正是第四次攻缅战争。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任命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出兵征讨缅甸。同年十一月，阿桂率军到达永昌后，决定与阿里衮军一同攻打缅甸城市木梳。攻下木梳后，阿桂率领一路军队进攻蛮暮、野牛坝等地。然而，清军最大的敌人不是敌军，而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在深入缅甸的途中，许多清军将士水土不服，染瘴身亡，连经略傅恒和副将军阿里衮也一病一亡，清军陷入进退两难的险境。值此危难之际，阿桂率军奋战，抵御住缅军的多次反攻。缅军统帅诺尔塔迫于清军的压力，遣使前来提出议和的要求。傅恒怕因议和而获罪，强撑病体表示反对。阿桂以三军安危为重，说服了傅恒，又和其他将领研究后，与缅甸达成了两国议和的协定：缅方送回被俘官兵，十年进贡一次，双方互不犯边，开关互市，清朝送回从缅甸逃往云南的土司。达成和议之后，缅军撤兵，阿桂率领清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平安班师回国，既为清朝保住了“天朝上国”的面子，又维护了国家利益。
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使阿桂遭遇了人生中的首次“滑铁卢”，但最终也成为阿桂一雪前耻、功成名就的军功章。乾隆十四年(1749)，清军因战事不利而撤兵，继续由金川土司治理地方。此后，金川各土司并未停止争端，叛乱相继发生。在此背景下，阿桂再度领衔出征。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不服，清军出师不利，阿桂也因几次失误被降职。但他仍忍辱负重，败中取胜，逐渐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命清军兵分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其中西路尤为要紧，非由阿桂统领不可；南路则由明亮，福德负责。经过周密筹划后，阿桂出师告捷，当年九月便攻克小金川，并收复美美卡、木兰坎、鄂克什等寨。十月收复路顶宗、明郭宗和美诺。随后又先后收复板昭，曾头沟等地。南路的明亮也顺利攻下僧格宗，与阿桂会师于美诺，仅用7天的时间就把小金川全境荡平。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金川酋长僧格桑死，其他酋长献尸给清军，以示臣服。阿桂乘胜进攻，大金川首领索诺木老巢被端，逃往刮耳崖。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又率清军包围了刮耳崖，索诺木及其族人、部众二千多人出降，清军最终平定了大金川。阿桂平定大金川的胜利，使乾隆帝大为赞叹，甚至说：“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在平定金川50名功臣中，阿桂名列第一，因功受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绘像紫光阁。清沿明制，以大学士组成内阁，虽然有军机处分权，但大学士仍被视为宰相。因此，阿桂的宰相生涯正是从平定金川之后开始的。
出将入相后的20余年，阿桂又参与了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立下了赫赫功勋，也因此4次绘像紫光阁。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仪封、兰阳等地黄河决口。阿桂受命赴河南修筑拦河堤坝，接续黄河。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地区的回部叛乱，进逼兰州，阿桂受命率兵剿除。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在台湾以天地会组织起义，乾隆命福康安、海兰察率军出征，阿桂建议清军应该控扼要害，分路进攻，并提出了具体的进兵方案，颇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在千里之外”的意思。乾隆帝令福康安照阿桂的建议行事，果然成功平乱。正因如此，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阿桂凭献策之功三登紫光阁。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经74岁高龄的阿桂仍旧老当益壮，率军出征廓尔喀（今尼泊尔），也获得了第四次在紫光阁绘像的荣誉。
阿桂一生历经戎马，参与了乾隆朝绝大多数军事行动。因为其忠诚能干，乾隆帝在阿桂的任用上，不但一件事接一件事，甚至还常常几件事同时交叉着令阿桂去办。以致史家记述阿桂事迹，不得不连用许多“又”字。“能者多劳”这个词，用在阿桂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和珅之名，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乾隆帝晚年所宠信的奸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贪官。而刘墉、纪昀（纪晓岚）等人与和珅斗争的故事也经《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经典影视剧的传播成为经典，流传已久。
但实际上，无论从旗籍、家世、官职地位、个人能力上看，阿桂才是与和珅抗衡的核心人物。据《啸亭杂录》记载，阿桂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十余年，且二人关系不和：
“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
乾隆朝后期，随着年事渐高，乾隆帝本人已经不能事必躬亲，军机大臣的权力逐渐增长。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其父阿克敦“社交朋友圈”的基础上，又通过结交官场同僚、举荐文武人才，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如刘墉与阿桂就为世交，阿克敦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受业师，刘统勋也曾向乾隆皇帝举荐阿桂。阿克敦还是纪昀的受知师（科举考试中自己的主考官），二人又为官场同僚，故来往也十分密切。同时，阿桂十分善于发掘人才，提拔了包括海兰察、铁保、吴锡麒等文武大臣，由此形成庞大的党羽势力。
为保证皇权的控制力，乾隆帝欲制衡阿桂集团，于是开始重用和珅。从军机大臣的排位来看，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而和珅的排位则不断上升，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时来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阿桂的军机大臣。二人的办公场所也不在一起，阿桂在军机处，和珅则在内右门或造办处。在权力分配上，乾隆皇帝安排阿桂与和珅二人分管内外两朝。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令阿桂频繁外任，和珅却久居京师，二人在内廷和外朝之间各司其职，互不统辖。乾隆皇帝令二人权力分散意图有二：一是防止正面冲突，二是防范任何一方势力过大。
除了分权术，乾隆帝还采取制衡的策略，令两大集团势力此消彼长。例如为尽快扶持起后起的和珅集团，乾隆帝任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掌管了人事大权，为其结党起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重大政治案件的处理上，乾隆帝也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之术：甘肃冒赈案由和珅揭发，由此牵扯出的陈辉祖最初由阿桂提拔；刘墉查办国泰案，而国泰为和珅一党。由此可见，在乾隆后期，刘墉、纪昀等人与和珅的斗争，不应仅看作简单的个人斗争，而应该是以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乾隆帝为维护皇权而施展的制衡之术。
阿桂与和珅两大集团的斗争对清朝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后期与嘉庆初年屡兴大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惩治了腐败现象，但也导致政治风气日浊，损伤了清朝的政治元气。与此同时，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除掉权臣及其政治势力维持政权平衡，造成清代后期人才不济，由此影响了社会治理。此外，在党争倾轧的政治风气下，社会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萎缩。可见，君臣博弈下的政治斗争虽然表面上维持了皇权巩固与政治稳定，但实际上却衍生出更多问题。
纵观阿桂的一生，20岁入仕，历任显官，出将入相，60岁任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进入朝廷权力中枢，又任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长达18年，最终以80岁高龄，逝世于权位巅峰上。阿桂的人生可谓传奇而又精彩，放眼中国历史也实属罕见，不愧为清朝的一代名臣。
清乾隆，“十全老人之宝”。来源/故宫博物院
让我们回顾历史，一同来领略阿桂的传奇人生吧。
名门之后
阿桂（1717—1797），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满洲正蓝旗人，后因功抬入正白旗。在80年的人生中，阿桂先后历经康、雍、乾、嘉四朝，在乾隆时期最高官至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显赫一时，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关键人物。阿桂去世后，嘉庆帝亲临赐奠，赠谥号文成，故后世又称其为阿文成公。
《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像》。来源/故宫博物院
阿桂出身于古老的满州贵族世家。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阿桂姓章佳氏，以地为姓，其祖先穆都巴颜屡次迁徙后，定居在费雅郎阿（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在清朝兴起时加入八旗，被编入正蓝旗。满族人虽然登上历史舞台较晚，文化水平落后，但在入关后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走上了文治的道路。到阿桂的父辈时，其父阿克敦倾心儒学，以科举成名，在康熙年间由举人而中进士，后至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对阿桂教育尤严，既特请儒学名师执教，又常以亲身感悟，用儒家施政理念熏陶阿桂。阿桂也自幼颖悟过人，很早便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他6岁读家塾，15岁入学，拜著名经学家沈彤为师，后考取了禀生、贡生，19岁时进入国子监，乾隆三年（1738）时中举，虽然没能继续考取进士，但最终也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父子二人又被誉为“父子大学士”。
除学业外，父亲的遗泽也深深影响了阿桂的仕途。阿克敦做官时，主张轻徭薄赋、宽刑轻罚、与民休息，恰好与乾隆皇帝继位之初的施政方针一致，因此颇受重用，其为人又醇厚多容，清正耿直，为时人所敬重。乾隆十三年（1748）冬，清军首征大、小金川，阿桂也随军出征。当时，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叛乱头目莎罗奔，却日久劳师，迟迟无功。乾隆帝命大学士讷亲协助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然而，几人间勾心斗角，龃龉不断。于是乾隆帝召讷亲、张广泗回京，先后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岳钟琪就此事弹劾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导致阿桂被捕入狱。乾隆帝顾及阿克敦的情面，决定对阿桂从轻处理，下谕道：
“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
阿桂这才逃过一劫。几年后阿桂东山再起，最终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乾隆一朝无人可比，可以说也离不开其父遗泽的深远影响。
《平定金川图册》之《郊劳将士》。来源/故宫博物院
戎马一生
历代官修正史的人物传，多为合传，极少有单为一人立传的情况，只有历史地位极高、影响极大的人物才有这种资格。遍览《清史稿》，单独立传者仅四人：阿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众所周知，曾、左、李均为晚清著名的“中兴功臣”，在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苦苦支撑，为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寿命。能在史书中获得与曾国藩等人同等的记述规格，足可见阿桂能力之杰出、功勋之卓著。与阿桂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梿，称阿桂“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清史稿·阿桂传》则称赞道：“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
其中阿桂的军事能力尤为突出，乾隆年间朝廷平叛、安边的征战，多有他的身影。他也曾作诗表明心迹：“欲扫妖气净，岩疆战不休”。虽然阿桂首次出征铩羽而归，还被诬入狱，但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蛰伏数年后，阿桂很快等来了复出的机会。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乾隆帝决定趁此良机出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的事业。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不赞成出兵之际，阿桂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拥护乾隆帝的平叛主张，这便成为阿桂建功立业的新开端。
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定达瓦齐叛乱，第二阶段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阿桂随军出征，在乌里雅苏台办理军务，传递军事文件。清军一路势如破竹，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败了叛军，占领了伊犁，擒获了叛乱祸首达瓦齐，取得了胜利。然而，清军主力仅撤走几个月，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便重新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再次发兵西北，阿桂又一次奔赴西北战场，率军与蒙古亲王、定边副将军成衮札布追击潜逃的阿睦尔撒纳及残兵。在追击叛军的途中，阿桂屡立战功，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
就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斗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天山南麓地区的回部首领霍集占兄弟纠集人马也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谕令清军出兵平叛，清军从天山北部转战到南麓。次年，阿桂率军驰赴霍斯库鲁克，与副将军富德一起全力进攻霍集占兄弟的叛军，很快消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霍集占兄弟率领少数叛乱分子弃城而逃，阿桂率军穷追不舍，在伊西洱库尔诺尔包围了叛军，溃败的叛军穷途末路，最终缴械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好带几百名残兵突出重围，逃往巴达克山。后来，巴达克山首领擒获霍集占兄弟，并把其首级献给了清军。至此，清军彻底平定了天山南麓回部的叛乱。
阿桂在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部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均立下大功，获得了绘像登紫光阁的殊荣。乾隆帝亲制赞语道：“身不胜衣，心可干城。楚才继出，为国之桢”，将其比作元朝著名能臣耶律楚材。而阿桂也正如同耶律楚材一样富有远略。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叛乱后，朝中大臣普遍认为新疆地处偏远，环境恶劣，驻守成本过高，有放弃之意。唯独阿桂主张屯田保疆，上疏奏言道：“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提出伊犁一带水土肥沃，适合屯田驻守。乾隆帝采纳了阿桂的建议。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阿桂率领官兵及回人到伊犁开始驻兵屯田垦荒，使西北边疆地区残破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此，新疆出现了“一如内地，数千里行祗晏然”的富饶祥和之象。
清代伊犁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就在阿桂忙于伊犁垦荒的时候，清朝西南边疆又迎来危机。当时，缅甸连年滋扰云南边境，为了保卫云南边疆的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乾隆帝派军征讨缅甸，反击缅甸入侵者。攻打对缅作战共有四次，阿桂受命参加的正是第四次攻缅战争。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任命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出兵征讨缅甸。同年十一月，阿桂率军到达永昌后，决定与阿里衮军一同攻打缅甸城市木梳。攻下木梳后，阿桂率领一路军队进攻蛮暮、野牛坝等地。然而，清军最大的敌人不是敌军，而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在深入缅甸的途中，许多清军将士水土不服，染瘴身亡，连经略傅恒和副将军阿里衮也一病一亡，清军陷入进退两难的险境。值此危难之际，阿桂率军奋战，抵御住缅军的多次反攻。缅军统帅诺尔塔迫于清军的压力，遣使前来提出议和的要求。傅恒怕因议和而获罪，强撑病体表示反对。阿桂以三军安危为重，说服了傅恒，又和其他将领研究后，与缅甸达成了两国议和的协定：缅方送回被俘官兵，十年进贡一次，双方互不犯边，开关互市，清朝送回从缅甸逃往云南的土司。达成和议之后，缅军撤兵，阿桂率领清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平安班师回国，既为清朝保住了“天朝上国”的面子，又维护了国家利益。
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使阿桂遭遇了人生中的首次“滑铁卢”，但最终也成为阿桂一雪前耻、功成名就的军功章。乾隆十四年(1749)，清军因战事不利而撤兵，继续由金川土司治理地方。此后，金川各土司并未停止争端，叛乱相继发生。在此背景下，阿桂再度领衔出征。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不服，清军出师不利，阿桂也因几次失误被降职。但他仍忍辱负重，败中取胜，逐渐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命清军兵分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其中西路尤为要紧，非由阿桂统领不可；南路则由明亮，福德负责。经过周密筹划后，阿桂出师告捷，当年九月便攻克小金川，并收复美美卡、木兰坎、鄂克什等寨。十月收复路顶宗、明郭宗和美诺。随后又先后收复板昭，曾头沟等地。南路的明亮也顺利攻下僧格宗，与阿桂会师于美诺，仅用7天的时间就把小金川全境荡平。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金川酋长僧格桑死，其他酋长献尸给清军，以示臣服。阿桂乘胜进攻，大金川首领索诺木老巢被端，逃往刮耳崖。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又率清军包围了刮耳崖，索诺木及其族人、部众二千多人出降，清军最终平定了大金川。阿桂平定大金川的胜利，使乾隆帝大为赞叹，甚至说：“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在平定金川50名功臣中，阿桂名列第一，因功受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绘像紫光阁。清沿明制，以大学士组成内阁，虽然有军机处分权，但大学士仍被视为宰相。因此，阿桂的宰相生涯正是从平定金川之后开始的。
出将入相后的20余年，阿桂又参与了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立下了赫赫功勋，也因此4次绘像紫光阁。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仪封、兰阳等地黄河决口。阿桂受命赴河南修筑拦河堤坝，接续黄河。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地区的回部叛乱，进逼兰州，阿桂受命率兵剿除。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在台湾以天地会组织起义，乾隆命福康安、海兰察率军出征，阿桂建议清军应该控扼要害，分路进攻，并提出了具体的进兵方案，颇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在千里之外”的意思。乾隆帝令福康安照阿桂的建议行事，果然成功平乱。正因如此，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阿桂凭献策之功三登紫光阁。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经74岁高龄的阿桂仍旧老当益壮，率军出征廓尔喀（今尼泊尔），也获得了第四次在紫光阁绘像的荣誉。
清军反击廓尔喀。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阿桂一生历经戎马，参与了乾隆朝绝大多数军事行动。因为其忠诚能干，乾隆帝在阿桂的任用上，不但一件事接一件事，甚至还常常几件事同时交叉着令阿桂去办。以致史家记述阿桂事迹，不得不连用许多“又”字。“能者多劳”这个词，用在阿桂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党争和珅
和珅之名，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乾隆帝晚年所宠信的奸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贪官。而刘墉、纪昀（纪晓岚）等人与和珅斗争的故事也经《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经典影视剧的传播成为经典，流传已久。
但实际上，无论从旗籍、家世、官职地位、个人能力上看，阿桂才是与和珅抗衡的核心人物。据《啸亭杂录》记载，阿桂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十余年，且二人关系不和：
“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
乾隆朝后期，随着年事渐高，乾隆帝本人已经不能事必躬亲，军机大臣的权力逐渐增长。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其父阿克敦“社交朋友圈”的基础上，又通过结交官场同僚、举荐文武人才，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如刘墉与阿桂就为世交，阿克敦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受业师，刘统勋也曾向乾隆皇帝举荐阿桂。阿克敦还是纪昀的受知师（科举考试中自己的主考官），二人又为官场同僚，故来往也十分密切。同时，阿桂十分善于发掘人才，提拔了包括海兰察、铁保、吴锡麒等文武大臣，由此形成庞大的党羽势力。
为保证皇权的控制力，乾隆帝欲制衡阿桂集团，于是开始重用和珅。从军机大臣的排位来看，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而和珅的排位则不断上升，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时来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阿桂的军机大臣。二人的办公场所也不在一起，阿桂在军机处，和珅则在内右门或造办处。在权力分配上，乾隆皇帝安排阿桂与和珅二人分管内外两朝。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令阿桂频繁外任，和珅却久居京师，二人在内廷和外朝之间各司其职，互不统辖。乾隆皇帝令二人权力分散意图有二：一是防止正面冲突，二是防范任何一方势力过大。
除了分权术，乾隆帝还采取制衡的策略，令两大集团势力此消彼长。例如为尽快扶持起后起的和珅集团，乾隆帝任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掌管了人事大权，为其结党起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重大政治案件的处理上，乾隆帝也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之术：甘肃冒赈案由和珅揭发，由此牵扯出的陈辉祖最初由阿桂提拔；刘墉查办国泰案，而国泰为和珅一党。由此可见，在乾隆后期，刘墉、纪昀等人与和珅的斗争，不应仅看作简单的个人斗争，而应该是以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乾隆帝为维护皇权而施展的制衡之术。
阿桂与和珅两大集团的斗争对清朝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后期与嘉庆初年屡兴大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惩治了腐败现象，但也导致政治风气日浊，损伤了清朝的政治元气。与此同时，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除掉权臣及其政治势力维持政权平衡，造成清代后期人才不济，由此影响了社会治理。此外，在党争倾轧的政治风气下，社会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萎缩。可见，君臣博弈下的政治斗争虽然表面上维持了皇权巩固与政治稳定，但实际上却衍生出更多问题。
纵观阿桂的一生，20岁入仕，历任显官，出将入相，60岁任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进入朝廷权力中枢，又任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长达18年，最终以80岁高龄，逝世于权位巅峰上。阿桂的人生可谓传奇而又精彩，放眼中国历史也实属罕见，不愧为清朝的一代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