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承丧乱之后，国家百废待兴。而朱元璋不断向四方用兵，多次北征漠北、稳步经略东北、西部战事没有停歇、云南战场更是进入泥潭状态，兵力动辄十数万，投送距离数千里。这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相信强如汉武帝也自愧不如。更关键的是，在朱元璋当政的几十年里，国家各项数据指标是蒸蒸日上的。清代的顺治、康熙推崇朱元璋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明初开支有多夸张？这种不差钱的情况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饷，士有饥色。古今中外，战争从来是最烧钱的“艺术”。因频繁战争而导致政权衰亡的案例不计其数。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战争持续不断。而频繁的开边作战需要大量的开支，聚敛之臣桑弘羊等通过各种方式为汉武帝筹集军费，导致天下户口减半，豪强从此演化发展。隋炀帝的频繁远征、好大喜功，更是把王朝推向了覆灭的境地。
明朝立国后，战事比起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1367年底，徐达、常遇春率明军北伐，先后作战近一年，取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1369年，明军在西北、北部两个方向出击。明军主力同元军在庆阳进行会战。
1370年，明军主力在徐达率领下与元军在沈儿峪进行会战，东线李文忠出塞。
1371年，明军分两路进取明夏，平定四川。
1372年，明军分三路北伐，徐达、李文忠两路深入漠北，败绩，未能一劳永逸解决草原问题；冯胜、傅友德部取甘肃。此战规模胜于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
1381年，傅友德率30万明军平定云南，前后作战两年之久。
1387年，冯胜率20万明军北征纳哈出。
1388年，蓝玉率15万明军出塞外千里，取得捕鱼儿海大捷。
以上都是明朝开国后，关乎国运的大军事行动，至于在各地几万人几千人的小军事行动更是不计其数。而每场战役都会对农时、民力产生影响。
《孙子兵法》讲：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将几十万人投送至千里之外，随军的后勤人员就会超过作战士兵人数，关于粮食筹集、装备制造等等，会有更多的脱产人员服务于战争，对国家财富的消耗不亚于天文数字。
朱元璋是拿什么撑起如此庞大的开支？
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自古已然。没有清晰的数据，一切都是白搭，可以说，清晰的数据是国家治理的前提。
萧何在进入咸阳后，第一时间即前往国家数据库，拿到了大秦积累的资料。在楚汉战争中，萧何用这套数据叠加秦的治理系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前线，使得刘邦在多次大败后依旧可以起死回生，而项羽失败一次就一蹶不振了。
元代治理相对粗疏，虽说“元无制度”比较夸张，但元对整个国家基层的了解程度与治理程度都比较浅显也是事实。在此背景下，国家在应对危机时连动员力的前提都没有，只能通过靠放权豪强来应对，而这也更进一步瓦解了元的统治基础，使得元朝皇帝在向汉献帝的路上一路狂奔。
朱元璋很重视基础工作，“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标准的政权建设指南。这意味着朱元璋在一匡天下之前，就有了有效的动员体系。至于田地、人口的了解和治理，负责后勤的李善长在开国前应该在江南一隅已经初步实现，如此才做到了“转调兵饷无乏”。
开国后，对于新增加的行政区，朱元璋要求各地收集旧的户口田地数；对于原有的行政区，要求部分地方一顷田（100亩）地摊派一个壮丁，去南京服役。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完善并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1370年，经过比较足的试点和准备，朱元璋发下了著名的白话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简单明了，任务是户口不清楚，朝廷缺乏详实数据；安排户部制作户帖发下去，明确需要填写的信息；人手就是回朝的大军，下到地方协助统计。填表变成军令，且没有地方利益，军队的落地效率显然要超过文官政府。
户帖类似今天的户口本+固定资产，有家庭地址、户别、家庭人口、性别、年龄、房屋、土地等信息。比如张三，潞州府某县某乡某里民户，全家三口人，其中男子两口，张三是成年人，40岁，儿子张四，12岁，媳妇李某39岁。家里有三间房，地有民田六亩官田一亩。
有了每家每户的户口、田土信息，全国的人力资源基本就有了谱，全国的土地资源也有了谱。大军去某个地方，当地能调发多少民力负责工程建设、后勤运输，能就地征发多少物资，大体就能有个谱。
1381年，朱元璋开始更新数据库。试点十年的黄册登上历史舞台。这次的数据量就比之前增加了很多，黄册在户帖基础上，展现了动态，“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在黄册基础上，朝廷还开始推行鱼鳞图册。通过这一次普查，朝廷掌握了纳税土地的土地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土地肥瘠、产权，理想上可以做到精准征税。如果从精致规范到每个细节来看，这个数据库还不完美，但若和其他朝代或者同时期的其他政权比较，已经相当精细了。
有了全国人口结构数据和全国土地详细信息（并配图），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就非常清晰了，剩下就是怎么用，用哪的问题。
正如叶伯巨所言“有户口而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清晰的数据库是要服务国家战略的。而明初，正如年号“洪武”一样，整个赋役体系是典型的军事导向。
明初虽然是两套治理体系，即一套是自上而下的军政体系，从五军都督府到各地卫所，卫所从事一定生产，尽可能在平时做到自给自足；一套是民政体系，从中书省到地方里甲。但从职能上，后者要保障前者，前者在许多时候具有优先性。
在最基层，朱元璋推行了里甲制，一百户为里，十户为甲，里甲长都为轮换制。国家治理可以深入到每一里每一甲。在军队，这个层面是总旗、小旗。朱元璋不信任郡县吏，让户部按照一万石粮为准，划分区域，选中粮长，通过“良民治良民”，做到“无侵渔之患”。
关于地方上的仓储，有所在地的卫所负责，到了仁宣时期，才移交地方。加上朝廷有大量的官田，自己直接做地主，又有一份较高的收入。
在州县层面，州县的衡量等第就是以纳粮为准：
“定各县为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之下者为上县，知县从六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之下者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之下者为下县，知县从七品。”
洪武十四年，确定考核官员标准：
“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郡王府、都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之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之处俱为事简。”
可见，从府县定等、官员考核到仓储、粮长、里甲，核心就是粮食。明初，粮食是最大的硬通货。
到了中央层面也是这样，这时候的户部是全国赋役的会计单位，他本身并没有多少管理赋税的权限，与明中叶、尤其是与晚明差别巨大；兵部是军事行政部门，两部的共同点是保障军事作战。这也符合“血比汗值钱”的原则。整个国家的赋役体制导向就是军事战争。
大明宝钞以通胀而出名，传说明朝百姓用它来当窗户纸。作为纸币，宝钞并不特殊；作为通胀的纸币，宝钞也不特殊。宝钞特殊之处是在和平时期实现了超级通胀。至于为何通胀？显然是发行量太大。这些并不复杂。
按照学者分析，明代早期国家每年发行宝钞的能力在“490-730万锭左右”。关于宝钞的支出有常规性和临时性两种，常规性的主要在宫廷开支、宗室俸禄、官吏俸禄、军费，比较固定。临时性支出才是大头。
宝钞的临时性支出主要是军事支出。1382年、1383年的军事支出占临时性支出的90%以上，这时候明军主力投放在云南。1386年、1387年的军事支出占临时性支出的70%以上，这时候明军重点是在对纳哈出作战。1388年、1389年、1390年明军主力又远征大漠。对应的是，1384年，朱元璋因“国用既充，欲纾匠力”，决定停造大明宝钞。1385年复造，1391年复停造。
可见，在朱元璋这几次重大行动中，纸币的发行量都很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纸币铺出来的胜利之路。 
当宝钞发到军队、官员等人的手上，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获得等价物资，最终传导到消费末端就只剩下通胀了。正如黄阿明教授所言“大明宝钞实质上是一种单向可兑换纸币，对民间而言是不可兑换性纸币，对国家而言却是可兑换纸币”，宝钞的印制、发行、流通、使用，完全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推行。宝钞的快速贬值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却为国家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一里一外的差价，洪武时期朝廷通过发行宝钞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
在“金融炼金术”（现代融资）出现之前，财政无非是开源节流两途，开源即汲取，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朱元璋掌握了最详实的国家土地、人力数据，又大量发行“军用票”，手里有了大量财富可以使用。而朱元璋本身又比较节约，要求卫所从事生产，整个社会奢靡程度降低，做到了全方位节省支出。如此能把巨量的物资投放到战争中，创造了明初财政“不差钱”的“神话”。
频繁的军事行动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饷，士有饥色。古今中外，战争从来是最烧钱的“艺术”。因频繁战争而导致政权衰亡的案例不计其数。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战争持续不断。而频繁的开边作战需要大量的开支，聚敛之臣桑弘羊等通过各种方式为汉武帝筹集军费，导致天下户口减半，豪强从此演化发展。隋炀帝的频繁远征、好大喜功，更是把王朝推向了覆灭的境地。
明朝立国后，战事比起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1367年底，徐达、常遇春率明军北伐，先后作战近一年，取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1369年，明军在西北、北部两个方向出击。明军主力同元军在庆阳进行会战。
1370年，明军主力在徐达率领下与元军在沈儿峪进行会战，东线李文忠出塞。
1371年，明军分两路进取明夏，平定四川。
1372年，明军分三路北伐，徐达、李文忠两路深入漠北，败绩，未能一劳永逸解决草原问题；冯胜、傅友德部取甘肃。此战规模胜于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
1381年，傅友德率30万明军平定云南，前后作战两年之久。
1387年，冯胜率20万明军北征纳哈出。
1388年，蓝玉率15万明军出塞外千里，取得捕鱼儿海大捷。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以上都是明朝开国后，关乎国运的大军事行动，至于在各地几万人几千人的小军事行动更是不计其数。而每场战役都会对农时、民力产生影响。
《孙子兵法》讲：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将几十万人投送至千里之外，随军的后勤人员就会超过作战士兵人数，关于粮食筹集、装备制造等等，会有更多的脱产人员服务于战争，对国家财富的消耗不亚于天文数字。
朱元璋是拿什么撑起如此庞大的开支？
明晰的国家数据
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自古已然。没有清晰的数据，一切都是白搭，可以说，清晰的数据是国家治理的前提。
萧何在进入咸阳后，第一时间即前往国家数据库，拿到了大秦积累的资料。在楚汉战争中，萧何用这套数据叠加秦的治理系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前线，使得刘邦在多次大败后依旧可以起死回生，而项羽失败一次就一蹶不振了。
元代治理相对粗疏，虽说“元无制度”比较夸张，但元对整个国家基层的了解程度与治理程度都比较浅显也是事实。在此背景下，国家在应对危机时连动员力的前提都没有，只能通过靠放权豪强来应对，而这也更进一步瓦解了元的统治基础，使得元朝皇帝在向汉献帝的路上一路狂奔。
朱元璋很重视基础工作，“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标准的政权建设指南。这意味着朱元璋在一匡天下之前，就有了有效的动员体系。至于田地、人口的了解和治理，负责后勤的李善长在开国前应该在江南一隅已经初步实现，如此才做到了“转调兵饷无乏”。
开国后，对于新增加的行政区，朱元璋要求各地收集旧的户口田地数；对于原有的行政区，要求部分地方一顷田（100亩）地摊派一个壮丁，去南京服役。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完善并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1370年，经过比较足的试点和准备，朱元璋发下了著名的白话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简单明了，任务是户口不清楚，朝廷缺乏详实数据；安排户部制作户帖发下去，明确需要填写的信息；人手就是回朝的大军，下到地方协助统计。填表变成军令，且没有地方利益，军队的落地效率显然要超过文官政府。
户帖类似今天的户口本+固定资产，有家庭地址、户别、家庭人口、性别、年龄、房屋、土地等信息。比如张三，潞州府某县某乡某里民户，全家三口人，其中男子两口，张三是成年人，40岁，儿子张四，12岁，媳妇李某39岁。家里有三间房，地有民田六亩官田一亩。
有了每家每户的户口、田土信息，全国的人力资源基本就有了谱，全国的土地资源也有了谱。大军去某个地方，当地能调发多少民力负责工程建设、后勤运输，能就地征发多少物资，大体就能有个谱。
明朝前期疆域政区概貌。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1381年，朱元璋开始更新数据库。试点十年的黄册登上历史舞台。这次的数据量就比之前增加了很多，黄册在户帖基础上，展现了动态，“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在黄册基础上，朝廷还开始推行鱼鳞图册。通过这一次普查，朝廷掌握了纳税土地的土地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土地肥瘠、产权，理想上可以做到精准征税。如果从精致规范到每个细节来看，这个数据库还不完美，但若和其他朝代或者同时期的其他政权比较，已经相当精细了。
有了全国人口结构数据和全国土地详细信息（并配图），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就非常清晰了，剩下就是怎么用，用哪的问题。
军事动员导向的赋役体制
正如叶伯巨所言“有户口而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清晰的数据库是要服务国家战略的。而明初，正如年号“洪武”一样，整个赋役体系是典型的军事导向。
明初虽然是两套治理体系，即一套是自上而下的军政体系，从五军都督府到各地卫所，卫所从事一定生产，尽可能在平时做到自给自足；一套是民政体系，从中书省到地方里甲。但从职能上，后者要保障前者，前者在许多时候具有优先性。
在最基层，朱元璋推行了里甲制，一百户为里，十户为甲，里甲长都为轮换制。国家治理可以深入到每一里每一甲。在军队，这个层面是总旗、小旗。朱元璋不信任郡县吏，让户部按照一万石粮为准，划分区域，选中粮长，通过“良民治良民”，做到“无侵渔之患”。
“洪武十八年”款城砖。来源/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数字博物馆
关于地方上的仓储，有所在地的卫所负责，到了仁宣时期，才移交地方。加上朝廷有大量的官田，自己直接做地主，又有一份较高的收入。
在州县层面，州县的衡量等第就是以纳粮为准：
“定各县为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之下者为上县，知县从六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之下者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之下者为下县，知县从七品。”
洪武十四年，确定考核官员标准：
“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郡王府、都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之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之处俱为事简。”
可见，从府县定等、官员考核到仓储、粮长、里甲，核心就是粮食。明初，粮食是最大的硬通货。
到了中央层面也是这样，这时候的户部是全国赋役的会计单位，他本身并没有多少管理赋税的权限，与明中叶、尤其是与晚明差别巨大；兵部是军事行政部门，两部的共同点是保障军事作战。这也符合“血比汗值钱”的原则。整个国家的赋役体制导向就是军事战争。
宝钞铺出来的胜利之路
大明宝钞以通胀而出名，传说明朝百姓用它来当窗户纸。作为纸币，宝钞并不特殊；作为通胀的纸币，宝钞也不特殊。宝钞特殊之处是在和平时期实现了超级通胀。至于为何通胀？显然是发行量太大。这些并不复杂。
按照学者分析，明代早期国家每年发行宝钞的能力在“490-730万锭左右”。关于宝钞的支出有常规性和临时性两种，常规性的主要在宫廷开支、宗室俸禄、官吏俸禄、军费，比较固定。临时性支出才是大头。
宝钞的临时性支出主要是军事支出。1382年、1383年的军事支出占临时性支出的90%以上，这时候明军主力投放在云南。1386年、1387年的军事支出占临时性支出的70%以上，这时候明军重点是在对纳哈出作战。1388年、1389年、1390年明军主力又远征大漠。对应的是，1384年，朱元璋因“国用既充，欲纾匠力”，决定停造大明宝钞。1385年复造，1391年复停造。
可见，在朱元璋这几次重大行动中，纸币的发行量都很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纸币铺出来的胜利之路。
明“洪武通宝”铜钱。来源/永春县博物馆
当宝钞发到军队、官员等人的手上，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获得等价物资，最终传导到消费末端就只剩下通胀了。正如黄阿明教授所言“大明宝钞实质上是一种单向可兑换纸币，对民间而言是不可兑换性纸币，对国家而言却是可兑换纸币”，宝钞的印制、发行、流通、使用，完全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推行。宝钞的快速贬值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却为国家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一里一外的差价，洪武时期朝廷通过发行宝钞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
在“金融炼金术”（现代融资）出现之前，财政无非是开源节流两途，开源即汲取，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朱元璋掌握了最详实的国家土地、人力数据，又大量发行“军用票”，手里有了大量财富可以使用。而朱元璋本身又比较节约，要求卫所从事生产，整个社会奢靡程度降低，做到了全方位节省支出。如此能把巨量的物资投放到战争中，创造了明初财政“不差钱”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