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八月，一场轰动天下的葬礼在长安城内拉开帷幕。
当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所有人都在为一名妙龄女子的薨逝而哀伤。为了彰显葬礼的排场，皇帝不仅要求宫中内库无条件支出葬礼的一切花销用度，还亲自撰写了挽歌，并降旨要求在京官员必须全数披麻戴孝走上街头，为这名贵族女子祈福超度。
没错，逝者正是唐懿宗深爱的女儿同昌公主。
葬礼落幕之后，唐懿宗失去爱女的锥心之痛却久久不能平复。他没有办法看到那些涉嫌“杀害”公主的御医们仍存活于世，于是，下旨将韩宗绍、康仲殷等二十多名太医逮捕斩首，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口投狱，交京兆府从严治罪。
这个丧失理智的“宠女狂魔”，让晚唐政局更加风雨飘摇。
01
同昌公主降世时，唐懿宗李漼还未登基称帝。作为唐宣宗的长子，那时，他的原名还叫李温。
李温并不讨父亲喜爱，虽说唐代立储有立嫡立长的规矩，但唐宣宗从未想过要立李温，反倒是对年纪更小的皇四子、夔王李滋寄予厚望，欲以其为太子，正位东宫。更令李温难受的是，唐宣宗对待子女的教育比此前的皇帝都要严苛，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唐宣宗原本想将次女永福公主许配给出身河南于氏的户部侍郎于敖之子于琮，永福公主对自己未来的驸马也极其满意。可就在婚事即将敲定之际，永福公主与唐宣宗用餐时使了小性子，发了点脾气，当着她父皇的面把筷子折断了。唐宣宗二话不说，当天就下旨否决了这门亲事，改令第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琮为妻，从而让永福公主生生错过了这段天赐良缘。
好在李温并未让唐宣宗彻底边缘化，否则难保不会重蹈姐妹永福公主被疏离的命运。作为一名普通皇子，他还是如其他皇室子弟一般，早早得了父皇的封赏，赐爵郓王，在长安十六王宅开了府。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太子之位悬而未决，无形中也给郓王李温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史载，“宣宗在位，春秋高，恶人言立太子事。（郓）王以嫡长居外宫，心常忧惴”。
就在这个时候，李温的宠妾郭侍姬（即郭淑妃）给他生下了可爱的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出生后一直不曾开口说话，到了十岁那年，一日突然对父亲蹦出了两个字：“得活。”当时唐宣宗正在弥留之际，紧接着，在郓王府惴惴不安的李温受到了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的拥戴，改名李漼，进宫做了皇帝，史称唐懿宗。
同昌公主因为这一声“得活”，从此被唐懿宗视为福星。在他看来，不管这是小孩子的突然顿悟，还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同昌公主一生的荣辱都将与自己息息相关。
随着同昌公主一天天长大，唐懿宗准备要为爱女寻找一位出身高贵且同样无条件给予她爱宠的驸马。他属意的人选，正是出自世家京兆韦氏的韦保衡。
韦保衡是拥有进士功名的世家子弟，其祖父韦元贞、父亲韦悫也都是大唐进士出身。因此，韦保衡凭借“一门三进士”的威望，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羡煞天下读书人。
自同昌公主与韦保衡的婚事确立起，京兆韦氏就四处张罗公主出嫁后的衣食住行，并在家规上明令禁止包括驸马在内的族中子弟对同昌公主不敬，尽力为公主提供舒适且顺意的宫外生活氛围。
而唐懿宗给出的“嫁妆”则十分厚重。据《资治通鉴》记载，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嫁，唐懿宗为其赐第长安城的广化里，并“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还另外赐钱五百万缗做嫁妆。
在唐代，1000个铜钱为一缗，也称一贯，与一两银子的价值相当。同昌公主出降时，唐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赋税重地江淮刚刚传来了旱蝗灾害和饥荒的坏消息。另外，因为缺衣少食，初在桂州（今广西桂林）戍守的粮料官庞勋在调防徐州、泗州时，鼓动军中将士起义。一时间，“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江南震荡，烽烟四起，唐懿宗却拿着五百万两赞助同昌公主的婚礼，此爱女之切，对唐朝后期的经济、政局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但，沉浸于为女儿付出的唐懿宗，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失当。据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记载，同昌公主出嫁后，担心女儿在韦家不能享受到原有的生活水准，唐懿宗又给女儿送去各种美味佳肴，“其馔有灵消炙、红虬脯；其酒有凝露浆、桂花醑；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宗庙条支国所献也”。
所谓“灵消炙”，按书中记载，应该就是极品烤羊肉，“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见败”，其奢靡程度远超想象。而“凝露浆”，实际上就是采自清晨玫瑰花瓣上的露水。为了公主小抿一口，宫中内侍、宫女等人跑断腿，也是常有的事。至于“金麦、银米”，其来历更不容小觑。按《辞海》的解释，“条支”是古西域国名、地名，最早出现于《汉书》。此条支国，在安息西界，临大海（即波斯湾），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曾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海而止”。学界推测，“条支”最有可能在今天伊朗、伊拉克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由此可见，唐懿宗宠爱同昌公主，当真是为其付出全世界也心甘情愿。难怪《杜阳杂编》说，“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对待驸马韦保衡，唐懿宗亦十分慷慨。自从与同昌公主成亲以来，韦保衡就像一枚“火箭”，火速飞升至常人难以企及的高位，先是“累拜起居郎”，很快再“以（韦）保衡为翰林学士，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娶公主，做宰相，想必韦保衡做梦都会笑醒。
可活在“全世界的爱”里面，同昌公主的精神却一天不如一天。嫁给韦保衡不过年余，才步入桃李年华的她，就一病不起。
02
按照史书记载，同昌公主的这场病是“因梦而起”。
据说，某日，同昌公主午睡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出现了一名女子，自称是东昏侯萧宝卷的爱妃潘玉儿，她要索回同昌公主诸多嫁妆中一把“九鸾钗”，如若公主不给，便要实施强硬手段。同昌公主梦醒后，病根就落下了。
公主病笃，这可把韦氏一族及皇室吓坏了。
恨不得替女儿生病的唐懿宗，赶紧召来韩宗绍、康仲殷等二十多名御医为公主会诊，并下诏要求御医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公主。由于同昌公主的病来得蹊跷，唐懿宗又对女儿“过钟宸爱”，不断催促御医们报呈公主的诊病报告，致使韩宗绍、康仲殷等人害怕担责，胡乱判定公主所患之症为疑难杂症，治病需要用到世所罕见的药物方能见效。于是，以康仲殷为首的御医们给唐懿宗上奏，声称公主这病若“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
“红蜜”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仍无人知晓。而与“红蜜”仅一字之差的“石蜜”，则有明确史料记载产自古印度，自唐太宗时代起，就被引入中土，成为当时最优质的颗粒状红糖之一。因此，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猜测，“红蜜”或许是颜色更深且提纯度更高的沙糖。毕竟，在《本草纲目》中，“石蜜”也被认为有治疗“心腹热涨，口干咳”的功效，算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
至于“白猿膏”，在此之前也从未闻于任何一部医家专著中，倒是古今都无法证其真伪的《山海经》中记载：“南方有山，中多白猿。”可见，康仲殷等人所谓延医求药，从一开始就抱有诓骗唐懿宗的成分，使其知难而退。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唐懿宗在内库挖地三尺，还真就找来了西域贡的“红蜜”数石和南海贡的“白猿脂”数瓮。治疗同昌公主的药饵配齐了，接下来就该是韩宗绍、康仲殷等御医们的主场发挥了。
唐懿宗在宫里静候佳音，公主府内的御医们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拿着珍贵的红蜜白猿膏拼了命地喂给公主吃。
然而，同昌公主病殁的噩耗，还是在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初一传到了唐懿宗的耳中。
爱女的薨逝，让唐懿宗瞬间发狂。他誓要查明女儿去世的真相，而驸马韦保衡及京兆韦氏一族则担心公主之死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同昌公主一断气，韦保衡就跌跌撞撞地爬入皇宫，向唐懿宗举报韩宗绍、康仲殷等人“误投医药”致公主身死的医疗事故。
唐懿宗为人本就“中庸，流于近习”，加上这次死的是同昌公主，冲动、愤怒的情绪立刻冲昏了他那颗不算英明的脑袋。韩宗绍、康仲殷等人在皇威震怒下，迅速成为众矢之的。
随着同昌公主的离世，他们立马沦为了这场“宠女”悲剧的牺牲品：韩、康二人被杀，连带朝廷医官二十余人丧命，其宗族三百余人被收捕。
03
那么，假使唐懿宗并不着急催促韩宗绍、康仲殷等御医要所谓的诊断报告，凭借这支特命的专家医疗队以及当时的医疗水准，同昌公主是否能逃过死劫？
这也很难。
首先，韩宗绍、康仲殷等人的身份，史料中呈现两种不同的表达。在《新唐书》中，修史者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太医”。而在其他同类史料中，如《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他们的身份则被明确定义为“医待诏”“翰林医官”。
太医和医待诏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可大了！传统意义上的太医，指的是有明确编制的宫廷医生；而医待诏，只不过是唐朝待诏制度下的产物。“待诏”这项制度最早源自汉朝，主要是以才技征召士人，使其听候皇帝的诏令，备皇帝随时顾问，也作人才储备之用。唐朝的待诏制度则明确规定，天子在大明宫、兴庆宫、西内、东都、华清宫皆设待诏之所，其所待诏者，涵盖“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诸方面。其中，词学最被看重。也就是说，韩宗绍、康仲殷等所谓御医，很大概率并非专业人士。即使偶有医术高明者，也以书面功夫见长，多是纸上谈兵之辈。唐懿宗依靠他们给女儿治病，真应了一句俗话——病急乱投医。
当然，同昌公主年纪轻轻过早凋零，也不能全怪康仲殷等人诊断不明。
同昌公主去世后，宰相刘瞻曾为韩宗绍、康仲殷等亲族上书鸣冤，恳求唐懿宗不要矫枉过正。在这份奏疏中，刘瞻提到同昌公主薨逝前夕的状况是“久婴危疾，深轸圣慈；医药无征，幽明遽隔”。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同昌公主之死，皆因公主之病病程绵长，病情隐微难断，这才导致韩宗绍等人对错症、下错药，枉顾了公主卿卿性命，令陛下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刘瞻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同昌公主的救治，而他却能直接断言公主“久婴危疾”，且未获唐懿宗的针对性驳斥，说明公主久病之事，早就是皇室内外公开的秘密。
如果要在技术层面上深究同昌公主的死因，则她很有可能是死于自身所携带的某种原发性疾病。而这种病，以晚唐的医疗水平而论，即使再高明的医家也无法洞悉其成因，故才会导致公主久病夭折的结局。
04
同昌公主之死余波未了。
据《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记载称，同昌公主死后两年，即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国子监司业韦殷裕突然跑到宫门外向唐懿宗递状纸，控告同昌公主的舅舅、懿宗郭淑妃之弟、内作坊使郭敬述惑乱宫闱，给唐懿宗戴“绿帽子”。
韦殷裕爆出的猛料是：“内作使郭敬述与宰臣韦保衡、张能顺频于内宅饮酒，潜通郭（淑）妃，荒秽颇甚。”
看到韦殷裕的实名举报，唐懿宗要气炸了——不是针对被举报人，而是针对举报人。
韦殷裕刚把奏疏呈递御前，唐懿宗就顺手赏了他一个“杖杀，籍没全家”，罪名是“拟倾皇祚，别立太子”，企图颠覆皇权。随后，闻讯赶来的驸马兼宰相韦保衡，又在朝堂上掀起一轮“大清洗”，将与韦殷裕有关联的一众朝廷官员，包括工部尚书严祈、给事中李貺、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太仆少卿崔元应、中书舍人崔沆、前河阴院官韦君卿、閤门使田献铦等通通贬斥出朝，竭力消弭此案的巨大影响。
《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副产品”，旨在通过书证、物证、校勘等形式对一些记录指向不明的历史事件进行阐述。而国子监司业是专门负责教育、管理太学生的官员，不太可能接触到宫闱秘事。因此针对该书对此案的记载，史家胡三省曾认为，“其语杂乱无稽”，不可采信。
然而，就算《资治通鉴考异》存在野史成分，《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却都将该案所发生的情形记录了下来，唯独闭口不言韦殷裕参与“别立太子”的谋逆大事。参照《旧唐书》的阐述，该案发生之后，韦保衡、郭淑妃都“安和无事”，似乎说明唐懿宗受打击之后，只想一味掩饰某些丑闻。倘若真如韦殷裕所告发的一样，那《新唐书》中关于郭淑妃“以主故，出入娱饮不禁，是时哗言与（韦）保衡乱，莫得其端”的记载，应是不虚。
同昌公主作为郭淑妃与唐懿宗的“爱情结晶”，一路成长都有父皇母妃的保驾护航，唯独出嫁之后，却要耳闻目睹母亲与夫婿的乱伦之事。作为一位兴许有先天疾病的“温室公主”，岂有不病早夭之理？
05
面对郭淑妃的感情背叛与爱女的骤然离世，唐懿宗当真是彻底失去了理智。
惩治完韩宗绍、康仲殷等人后，唐懿宗又将矛头指向了替医待诏亲属们求情的宰相刘瞻。刘瞻是晚唐“牛李党争”核心人物李德裕的外孙女婿，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良相。明知唐懿宗爱女爱到痴狂，可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苦劝皇帝减少杀戮。
结果此举正触霉头，唐懿宗大怒，将刘瞻贬斥出朝，任荆南（治所在荆州）节度使。
正如刘瞻在求情的奏疏中泣血呈言：“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九族于狴牢。因两人之药误，老幼械系三百余人。”唐懿宗的滥罚无辜，最终还是引发了朝臣们的普遍抵触。
身为晚唐酷吏，京兆尹温璋曾以腰斩女道士鱼玄机而闻名天下。但在看到唐懿宗如此株连无辜时，这位向来执法严苛、只忠于皇命制度的官员，还是向唐懿宗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温）璋上疏切谏，以为刑法太深”。
唐懿宗又是大怒，“贬（温）璋振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司马”。万念俱灰的温璋当晚自缢身亡。
与此同时，在朝任执宰的同昌公主驸马韦保衡变得更加为所欲为了。
韦保衡虽说有进士功名，但品行恶劣，私德有亏。他是咸通五年（864）的进士，但同科的其他学子不屑与之为伍，甚至有人还耻于与其同科入仕。在同科入仕的士子里，有状元萧遘、宰相王铎等人。特别是状元萧遘，出身南兰陵萧氏，平日里为人孤傲，又有堪比李德裕的才学，这让韦保衡心里十分忌惮。成为同昌公主的驸马后，韦保衡就以对方不礼敬自己为由，将萧遘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逐出朝廷。
或许是出于宠爱女儿的情感转移，或许是由于与韦保衡家族达成政治联盟，总之，即便在同昌公主死后，唐懿宗仍对韦保衡宠遇有加。哪怕传出郭淑妃与韦保衡的乱伦之事，唐懿宗也未动摇。
而韦保衡则借助唐懿宗的无条件信任，“挟恩弄权”，只要对方有损他的自尊，不管是宰相还是节度使，一概竭尽全力扳倒。唐宣宗时代创下的些许中兴迹象，就此败坏殆尽。
06
唐懿宗久久无法走出丧女之痛，朝政和国家似乎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了。
朝局稍稍趋于宁静之时，他又沉浸于佛教虚无的精神世界。众所周知，唐朝的佛教势力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遭遇过一次毁灭性打击，直到唐宣宗即位后，因皇帝信佛，寺院经济才恢复生机。
与父亲唐宣宗相比，同样崇佛的唐懿宗却近乎疯狂。史载，他自即位起，就常在皇宫大内设坛，广度宫中人士受戒为僧尼。为此，咸通年间（860-874）曾有“两街大德僧尼二十八人入内”。可知，在这场持续的“佞佛”运动中，唐懿宗度人为僧的力度及影响绝无仅有。
朝臣针对唐懿宗的佞佛举动作出过严正的劝谏。咸通三年（862）左散骑常侍萧倣曾逆鳞直谏：“昔年韩愈已获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面对朝臣的冒死进谏，唐懿宗既没有降罪于人，但也没有调整自己的崇佛策略。
但所有人都知道，沉默的唐懿宗，佞佛比从前更甚了。
咸通十四年（873）春，迟迟未能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的唐懿宗，又以为同昌公主祈福的名义，派人进谒法门寺并请佛骨。
有谏臣为了让皇帝停止其荒唐举动，引述唐宪宗迎佛骨后一命呜呼的故事，恐吓唐懿宗。结果，唐懿宗表示，他若“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满足自己极致佞佛的私心，唐懿宗又如从前为同昌公主办婚礼和丧礼那般，给唐朝国库来了一次“大摸底”。史载，唐懿宗“广造浮图、宝帐、香攀、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
到了当年四月，佛骨顺利抵京，唐懿宗又令禁军全体出动，沿街奏播佛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随后，他亲自前往安福门，迎佛骨入禁中，并下跪磕头。佛骨在皇城内被供奉了三天，在此期间，唐懿宗下令赏赐宫中金帛，应施尽施。
这些被施予的钱财，历史上并未明确记载实数几何。不过，仅从同昌公主去世后的一连串反应来看，唐懿宗以女儿之名给唐朝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都不可胜记。
佞佛靡财的唐懿宗最终没有得到佛祖的保佑，同年七月便驾崩了。随着他的离世，那些曾经假借同昌公主之名，做着祸国殃民之事的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驸马韦保衡以排除异己、诽谤他人、结党营私等多项罪名被判贬澄迈（今海南澄迈）县令。之后，他的更多黑料被曝出，还未到海南，就被一纸诏令赐死于途。
然而，同昌公主之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还在持续蔓延。
唐懿宗驾崩后不久，对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黄巢起义爆发了。黄巢的出现，让好不容易重新拼凑起来的大唐帝国再度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对此，部分后世史家认为，唐朝覆灭之殇当始于同昌公主之死。
而这一切，并非她所愿看到，也并非她所能控制。她不过是衰世之中的一朵人间富贵花罢了，过早凋零之后，幻化成了后人观照历史的一面镜子。
当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所有人都在为一名妙龄女子的薨逝而哀伤。为了彰显葬礼的排场，皇帝不仅要求宫中内库无条件支出葬礼的一切花销用度，还亲自撰写了挽歌，并降旨要求在京官员必须全数披麻戴孝走上街头，为这名贵族女子祈福超度。
没错，逝者正是唐懿宗深爱的女儿同昌公主。
葬礼落幕之后，唐懿宗失去爱女的锥心之痛却久久不能平复。他没有办法看到那些涉嫌“杀害”公主的御医们仍存活于世，于是，下旨将韩宗绍、康仲殷等二十多名太医逮捕斩首，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口投狱，交京兆府从严治罪。
这个丧失理智的“宠女狂魔”，让晚唐政局更加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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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昌公主降世时，唐懿宗李漼还未登基称帝。作为唐宣宗的长子，那时，他的原名还叫李温。
李温并不讨父亲喜爱，虽说唐代立储有立嫡立长的规矩，但唐宣宗从未想过要立李温，反倒是对年纪更小的皇四子、夔王李滋寄予厚望，欲以其为太子，正位东宫。更令李温难受的是，唐宣宗对待子女的教育比此前的皇帝都要严苛，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唐宣宗原本想将次女永福公主许配给出身河南于氏的户部侍郎于敖之子于琮，永福公主对自己未来的驸马也极其满意。可就在婚事即将敲定之际，永福公主与唐宣宗用餐时使了小性子，发了点脾气，当着她父皇的面把筷子折断了。唐宣宗二话不说，当天就下旨否决了这门亲事，改令第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琮为妻，从而让永福公主生生错过了这段天赐良缘。
好在李温并未让唐宣宗彻底边缘化，否则难保不会重蹈姐妹永福公主被疏离的命运。作为一名普通皇子，他还是如其他皇室子弟一般，早早得了父皇的封赏，赐爵郓王，在长安十六王宅开了府。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太子之位悬而未决，无形中也给郓王李温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史载，“宣宗在位，春秋高，恶人言立太子事。（郓）王以嫡长居外宫，心常忧惴”。
就在这个时候，李温的宠妾郭侍姬（即郭淑妃）给他生下了可爱的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出生后一直不曾开口说话，到了十岁那年，一日突然对父亲蹦出了两个字：“得活。”当时唐宣宗正在弥留之际，紧接着，在郓王府惴惴不安的李温受到了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的拥戴，改名李漼，进宫做了皇帝，史称唐懿宗。
同昌公主因为这一声“得活”，从此被唐懿宗视为福星。在他看来，不管这是小孩子的突然顿悟，还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同昌公主一生的荣辱都将与自己息息相关。
随着同昌公主一天天长大，唐懿宗准备要为爱女寻找一位出身高贵且同样无条件给予她爱宠的驸马。他属意的人选，正是出自世家京兆韦氏的韦保衡。
韦保衡是拥有进士功名的世家子弟，其祖父韦元贞、父亲韦悫也都是大唐进士出身。因此，韦保衡凭借“一门三进士”的威望，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羡煞天下读书人。
自同昌公主与韦保衡的婚事确立起，京兆韦氏就四处张罗公主出嫁后的衣食住行，并在家规上明令禁止包括驸马在内的族中子弟对同昌公主不敬，尽力为公主提供舒适且顺意的宫外生活氛围。
而唐懿宗给出的“嫁妆”则十分厚重。据《资治通鉴》记载，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嫁，唐懿宗为其赐第长安城的广化里，并“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还另外赐钱五百万缗做嫁妆。
在唐代，1000个铜钱为一缗，也称一贯，与一两银子的价值相当。同昌公主出降时，唐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赋税重地江淮刚刚传来了旱蝗灾害和饥荒的坏消息。另外，因为缺衣少食，初在桂州（今广西桂林）戍守的粮料官庞勋在调防徐州、泗州时，鼓动军中将士起义。一时间，“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江南震荡，烽烟四起，唐懿宗却拿着五百万两赞助同昌公主的婚礼，此爱女之切，对唐朝后期的经济、政局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但，沉浸于为女儿付出的唐懿宗，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失当。据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记载，同昌公主出嫁后，担心女儿在韦家不能享受到原有的生活水准，唐懿宗又给女儿送去各种美味佳肴，“其馔有灵消炙、红虬脯；其酒有凝露浆、桂花醑；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宗庙条支国所献也”。
所谓“灵消炙”，按书中记载，应该就是极品烤羊肉，“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见败”，其奢靡程度远超想象。而“凝露浆”，实际上就是采自清晨玫瑰花瓣上的露水。为了公主小抿一口，宫中内侍、宫女等人跑断腿，也是常有的事。至于“金麦、银米”，其来历更不容小觑。按《辞海》的解释，“条支”是古西域国名、地名，最早出现于《汉书》。此条支国，在安息西界，临大海（即波斯湾），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曾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海而止”。学界推测，“条支”最有可能在今天伊朗、伊拉克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由此可见，唐懿宗宠爱同昌公主，当真是为其付出全世界也心甘情愿。难怪《杜阳杂编》说，“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对待驸马韦保衡，唐懿宗亦十分慷慨。自从与同昌公主成亲以来，韦保衡就像一枚“火箭”，火速飞升至常人难以企及的高位，先是“累拜起居郎”，很快再“以（韦）保衡为翰林学士，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娶公主，做宰相，想必韦保衡做梦都会笑醒。
可活在“全世界的爱”里面，同昌公主的精神却一天不如一天。嫁给韦保衡不过年余，才步入桃李年华的她，就一病不起。
02
按照史书记载，同昌公主的这场病是“因梦而起”。
据说，某日，同昌公主午睡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出现了一名女子，自称是东昏侯萧宝卷的爱妃潘玉儿，她要索回同昌公主诸多嫁妆中一把“九鸾钗”，如若公主不给，便要实施强硬手段。同昌公主梦醒后，病根就落下了。
公主病笃，这可把韦氏一族及皇室吓坏了。
恨不得替女儿生病的唐懿宗，赶紧召来韩宗绍、康仲殷等二十多名御医为公主会诊，并下诏要求御医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公主。由于同昌公主的病来得蹊跷，唐懿宗又对女儿“过钟宸爱”，不断催促御医们报呈公主的诊病报告，致使韩宗绍、康仲殷等人害怕担责，胡乱判定公主所患之症为疑难杂症，治病需要用到世所罕见的药物方能见效。于是，以康仲殷为首的御医们给唐懿宗上奏，声称公主这病若“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
“红蜜”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仍无人知晓。而与“红蜜”仅一字之差的“石蜜”，则有明确史料记载产自古印度，自唐太宗时代起，就被引入中土，成为当时最优质的颗粒状红糖之一。因此，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猜测，“红蜜”或许是颜色更深且提纯度更高的沙糖。毕竟，在《本草纲目》中，“石蜜”也被认为有治疗“心腹热涨，口干咳”的功效，算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
至于“白猿膏”，在此之前也从未闻于任何一部医家专著中，倒是古今都无法证其真伪的《山海经》中记载：“南方有山，中多白猿。”可见，康仲殷等人所谓延医求药，从一开始就抱有诓骗唐懿宗的成分，使其知难而退。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唐懿宗在内库挖地三尺，还真就找来了西域贡的“红蜜”数石和南海贡的“白猿脂”数瓮。治疗同昌公主的药饵配齐了，接下来就该是韩宗绍、康仲殷等御医们的主场发挥了。
唐懿宗在宫里静候佳音，公主府内的御医们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拿着珍贵的红蜜白猿膏拼了命地喂给公主吃。
然而，同昌公主病殁的噩耗，还是在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初一传到了唐懿宗的耳中。
爱女的薨逝，让唐懿宗瞬间发狂。他誓要查明女儿去世的真相，而驸马韦保衡及京兆韦氏一族则担心公主之死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同昌公主一断气，韦保衡就跌跌撞撞地爬入皇宫，向唐懿宗举报韩宗绍、康仲殷等人“误投医药”致公主身死的医疗事故。
唐懿宗为人本就“中庸，流于近习”，加上这次死的是同昌公主，冲动、愤怒的情绪立刻冲昏了他那颗不算英明的脑袋。韩宗绍、康仲殷等人在皇威震怒下，迅速成为众矢之的。
随着同昌公主的离世，他们立马沦为了这场“宠女”悲剧的牺牲品：韩、康二人被杀，连带朝廷医官二十余人丧命，其宗族三百余人被收捕。
03
那么，假使唐懿宗并不着急催促韩宗绍、康仲殷等御医要所谓的诊断报告，凭借这支特命的专家医疗队以及当时的医疗水准，同昌公主是否能逃过死劫？
这也很难。
首先，韩宗绍、康仲殷等人的身份，史料中呈现两种不同的表达。在《新唐书》中，修史者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太医”。而在其他同类史料中，如《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他们的身份则被明确定义为“医待诏”“翰林医官”。
太医和医待诏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可大了！传统意义上的太医，指的是有明确编制的宫廷医生；而医待诏，只不过是唐朝待诏制度下的产物。“待诏”这项制度最早源自汉朝，主要是以才技征召士人，使其听候皇帝的诏令，备皇帝随时顾问，也作人才储备之用。唐朝的待诏制度则明确规定，天子在大明宫、兴庆宫、西内、东都、华清宫皆设待诏之所，其所待诏者，涵盖“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诸方面。其中，词学最被看重。也就是说，韩宗绍、康仲殷等所谓御医，很大概率并非专业人士。即使偶有医术高明者，也以书面功夫见长，多是纸上谈兵之辈。唐懿宗依靠他们给女儿治病，真应了一句俗话——病急乱投医。
当然，同昌公主年纪轻轻过早凋零，也不能全怪康仲殷等人诊断不明。
同昌公主去世后，宰相刘瞻曾为韩宗绍、康仲殷等亲族上书鸣冤，恳求唐懿宗不要矫枉过正。在这份奏疏中，刘瞻提到同昌公主薨逝前夕的状况是“久婴危疾，深轸圣慈；医药无征，幽明遽隔”。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同昌公主之死，皆因公主之病病程绵长，病情隐微难断，这才导致韩宗绍等人对错症、下错药，枉顾了公主卿卿性命，令陛下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刘瞻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同昌公主的救治，而他却能直接断言公主“久婴危疾”，且未获唐懿宗的针对性驳斥，说明公主久病之事，早就是皇室内外公开的秘密。
如果要在技术层面上深究同昌公主的死因，则她很有可能是死于自身所携带的某种原发性疾病。而这种病，以晚唐的医疗水平而论，即使再高明的医家也无法洞悉其成因，故才会导致公主久病夭折的结局。
04
同昌公主之死余波未了。
据《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记载称，同昌公主死后两年，即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国子监司业韦殷裕突然跑到宫门外向唐懿宗递状纸，控告同昌公主的舅舅、懿宗郭淑妃之弟、内作坊使郭敬述惑乱宫闱，给唐懿宗戴“绿帽子”。
韦殷裕爆出的猛料是：“内作使郭敬述与宰臣韦保衡、张能顺频于内宅饮酒，潜通郭（淑）妃，荒秽颇甚。”
看到韦殷裕的实名举报，唐懿宗要气炸了——不是针对被举报人，而是针对举报人。
韦殷裕刚把奏疏呈递御前，唐懿宗就顺手赏了他一个“杖杀，籍没全家”，罪名是“拟倾皇祚，别立太子”，企图颠覆皇权。随后，闻讯赶来的驸马兼宰相韦保衡，又在朝堂上掀起一轮“大清洗”，将与韦殷裕有关联的一众朝廷官员，包括工部尚书严祈、给事中李貺、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太仆少卿崔元应、中书舍人崔沆、前河阴院官韦君卿、閤门使田献铦等通通贬斥出朝，竭力消弭此案的巨大影响。
《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副产品”，旨在通过书证、物证、校勘等形式对一些记录指向不明的历史事件进行阐述。而国子监司业是专门负责教育、管理太学生的官员，不太可能接触到宫闱秘事。因此针对该书对此案的记载，史家胡三省曾认为，“其语杂乱无稽”，不可采信。
然而，就算《资治通鉴考异》存在野史成分，《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却都将该案所发生的情形记录了下来，唯独闭口不言韦殷裕参与“别立太子”的谋逆大事。参照《旧唐书》的阐述，该案发生之后，韦保衡、郭淑妃都“安和无事”，似乎说明唐懿宗受打击之后，只想一味掩饰某些丑闻。倘若真如韦殷裕所告发的一样，那《新唐书》中关于郭淑妃“以主故，出入娱饮不禁，是时哗言与（韦）保衡乱，莫得其端”的记载，应是不虚。
同昌公主作为郭淑妃与唐懿宗的“爱情结晶”，一路成长都有父皇母妃的保驾护航，唯独出嫁之后，却要耳闻目睹母亲与夫婿的乱伦之事。作为一位兴许有先天疾病的“温室公主”，岂有不病早夭之理？
05
面对郭淑妃的感情背叛与爱女的骤然离世，唐懿宗当真是彻底失去了理智。
惩治完韩宗绍、康仲殷等人后，唐懿宗又将矛头指向了替医待诏亲属们求情的宰相刘瞻。刘瞻是晚唐“牛李党争”核心人物李德裕的外孙女婿，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良相。明知唐懿宗爱女爱到痴狂，可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苦劝皇帝减少杀戮。
结果此举正触霉头，唐懿宗大怒，将刘瞻贬斥出朝，任荆南（治所在荆州）节度使。
正如刘瞻在求情的奏疏中泣血呈言：“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九族于狴牢。因两人之药误，老幼械系三百余人。”唐懿宗的滥罚无辜，最终还是引发了朝臣们的普遍抵触。
身为晚唐酷吏，京兆尹温璋曾以腰斩女道士鱼玄机而闻名天下。但在看到唐懿宗如此株连无辜时，这位向来执法严苛、只忠于皇命制度的官员，还是向唐懿宗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温）璋上疏切谏，以为刑法太深”。
唐懿宗又是大怒，“贬（温）璋振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司马”。万念俱灰的温璋当晚自缢身亡。
与此同时，在朝任执宰的同昌公主驸马韦保衡变得更加为所欲为了。
韦保衡虽说有进士功名，但品行恶劣，私德有亏。他是咸通五年（864）的进士，但同科的其他学子不屑与之为伍，甚至有人还耻于与其同科入仕。在同科入仕的士子里，有状元萧遘、宰相王铎等人。特别是状元萧遘，出身南兰陵萧氏，平日里为人孤傲，又有堪比李德裕的才学，这让韦保衡心里十分忌惮。成为同昌公主的驸马后，韦保衡就以对方不礼敬自己为由，将萧遘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逐出朝廷。
或许是出于宠爱女儿的情感转移，或许是由于与韦保衡家族达成政治联盟，总之，即便在同昌公主死后，唐懿宗仍对韦保衡宠遇有加。哪怕传出郭淑妃与韦保衡的乱伦之事，唐懿宗也未动摇。
而韦保衡则借助唐懿宗的无条件信任，“挟恩弄权”，只要对方有损他的自尊，不管是宰相还是节度使，一概竭尽全力扳倒。唐宣宗时代创下的些许中兴迹象，就此败坏殆尽。
06
唐懿宗久久无法走出丧女之痛，朝政和国家似乎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了。
朝局稍稍趋于宁静之时，他又沉浸于佛教虚无的精神世界。众所周知，唐朝的佛教势力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遭遇过一次毁灭性打击，直到唐宣宗即位后，因皇帝信佛，寺院经济才恢复生机。
与父亲唐宣宗相比，同样崇佛的唐懿宗却近乎疯狂。史载，他自即位起，就常在皇宫大内设坛，广度宫中人士受戒为僧尼。为此，咸通年间（860-874）曾有“两街大德僧尼二十八人入内”。可知，在这场持续的“佞佛”运动中，唐懿宗度人为僧的力度及影响绝无仅有。
朝臣针对唐懿宗的佞佛举动作出过严正的劝谏。咸通三年（862）左散骑常侍萧倣曾逆鳞直谏：“昔年韩愈已获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面对朝臣的冒死进谏，唐懿宗既没有降罪于人，但也没有调整自己的崇佛策略。
但所有人都知道，沉默的唐懿宗，佞佛比从前更甚了。
咸通十四年（873）春，迟迟未能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的唐懿宗，又以为同昌公主祈福的名义，派人进谒法门寺并请佛骨。
有谏臣为了让皇帝停止其荒唐举动，引述唐宪宗迎佛骨后一命呜呼的故事，恐吓唐懿宗。结果，唐懿宗表示，他若“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满足自己极致佞佛的私心，唐懿宗又如从前为同昌公主办婚礼和丧礼那般，给唐朝国库来了一次“大摸底”。史载，唐懿宗“广造浮图、宝帐、香攀、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
到了当年四月，佛骨顺利抵京，唐懿宗又令禁军全体出动，沿街奏播佛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随后，他亲自前往安福门，迎佛骨入禁中，并下跪磕头。佛骨在皇城内被供奉了三天，在此期间，唐懿宗下令赏赐宫中金帛，应施尽施。
这些被施予的钱财，历史上并未明确记载实数几何。不过，仅从同昌公主去世后的一连串反应来看，唐懿宗以女儿之名给唐朝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都不可胜记。
佞佛靡财的唐懿宗最终没有得到佛祖的保佑，同年七月便驾崩了。随着他的离世，那些曾经假借同昌公主之名，做着祸国殃民之事的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驸马韦保衡以排除异己、诽谤他人、结党营私等多项罪名被判贬澄迈（今海南澄迈）县令。之后，他的更多黑料被曝出，还未到海南，就被一纸诏令赐死于途。
然而，同昌公主之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还在持续蔓延。
唐懿宗驾崩后不久，对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黄巢起义爆发了。黄巢的出现，让好不容易重新拼凑起来的大唐帝国再度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对此，部分后世史家认为，唐朝覆灭之殇当始于同昌公主之死。
而这一切，并非她所愿看到，也并非她所能控制。她不过是衰世之中的一朵人间富贵花罢了，过早凋零之后，幻化成了后人观照历史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