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在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的强力要求下，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颁布谕旨：
“着即自丙午科（1905）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自此，在中国推行了12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开始，历代读书人通过科举制步入仕途，成为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还可以为地主。
然而，科举制被废除后，这些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参与者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的是，这对于那些想要通过科举“逆袭人生”的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空前的噩耗。比如山西举人刘大鹏，在听闻科举制被废的消息后不禁“心若死灰”，并担忧此后“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更重要的是，“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大批本就寄希望通过科考实现人生更高理想与追求的读书人来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又该通过什么途径来维系生活呢？
顺应潮流，从事教育
科举制被废除的同时，清政府也相应建立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的推广，要求教学内容从以“四书五经”为主向西方自然科学转变，部分传统读书人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学习相关知识，并在新式学堂中任教。如晚清浙江平阳县秀才吴拱宸，科举被废之后转学数学，后任温州府中学堂数学教师，民国后主持平阳县高等小学堂教育工作17年，显有成效。又如近代著名国画家吕凤子，16岁即中秀才，科举被废之后其转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美术，毕业后分别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湖南长沙师范等学校。
当然，新式学堂的建设也存在“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尤其是在广大乡村地区，便将私塾学馆改为名义上的新式学堂。加之各地官员为了应付州县考核，遂以“换汤不换药”的“速成学堂”来完成政绩。因此，一批本就在私塾坐馆的秀才生员，摇身一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学堂专任教师，继续充当塾师。对此，当时有人作此评价：“至乡村初等小学，往往有徒悬牌额，虽有若无者。”私塾并未因科举废停而被取缔，而是一直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延续至民国。因此，大批秀才生员虽不熟悉新学，但依旧能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统计，“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间，至少有10万旧文人成为新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而他们在教学取向上也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身处沿海或发达城市的秀才生员，往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转投新学，故其教学也以趋新为主；而身处内陆乡村的旧文人，则“守旧观念太重，每立一小学则有用夷变夏之非难，以致年复一年，殊鲜进境”。由此一来，20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本就停滞不前，加之在趋新的社会潮流引领下，农村优秀人才大量涌入城市，乡村沉淀下来越来越多的保守士绅，城乡之间的鸿沟也愈发加深。
投身新学，留洋海外
此外，积极接纳新学并赴海外深造，也是废停科举后读书人的重要选择。在国外接受新式的西方教育，回国后便有了实现阶层跨越的资本，造就了大批成为读书人升官发财的机会。近代多位名士大都有留洋经历，他们学成归国后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01年发《广派游学》，清政府便鼓励有条件的学子游学海外，学成归国后通过考核便授予一定的功名。1908年，庚子赔款开始用于资助学生留美，为部分学子提供了留洋平台。次年，清政府拟定了《外交部学部会奏遣派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并规定：
“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除美国外，日本也成为停废科举后读书人的主要去向。其中，留美与留日的杰出代表便是胡适等人。幼年时期，胡适也曾入学私塾，并接受了传统的小学教育。1910年7月，胡适赴北京通过赴美留学考试，作为第二批留美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此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后学成归国。 由于这些人回国后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的经历也鼓励了更多的知识青年赴国外留学。
停废科举后读书人的主要去向为美国、日本、西欧等地，留学生人数也直线上升，尤其是赴日留学生， 根据学者 孟旭在《张之洞中体西用 教育观》中统计， 赴日留学生人数从早期的 274人增加到约3万人，赴欧美留学生人数也增加到1万多人。 针对陆续的海归， 清政府自停废科举后举办了6次留学生考试，共奖励游学进士出身157人。 而授予功名的也较为繁杂，诸如工科进士、文科进士、格致科举人，甚至牙科举人等等。 如1910年辜鸿铭被清廷授予“文科进士”，次年留日归来的章鸿钊和留英归国的丁文江均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总之，科举停废后，大批传统文人 留学海外，他们 学成回国后对近代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弃儒从商，兴办实业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国家体制将商业视为不入流的末业。所谓“商人近利”“无商不奸”，便成为经商者的社会标签。但晚清国门洞开后，越来越多持有功名的士子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士人更是发出了要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呼声。此后，部分读书人开始“下海”，投身商业经营。其中，最为醒目的便是江苏南通状元张謇，他一手创办的大生纱厂是近代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
科举废除后，越来越多的生员秀才对跻身仕途愈发失望，纷纷投入到商业领域，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社会限制，形成了新的“绅商”群体。如河南卫辉人王锡彤，他自幼聪明好学，19岁便以县第一名考中秀才。但此后的乡试他屡试不第，逐渐对科举之途失去信心。1905年科举停废后，王锡彤参与到三峰矿物公司管理，从而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他在水泥业、纺织业均有建树，被誉为“中国水泥大王”和“洋灰王”。又如上海巨商张逸云，他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科举废后，他将全部精力转入经营家族酱园。在他的运作下，其家族产业成为拥有9处酱园、门市部近百家的大企业。
此外，甲午战后清政府对发展民族企业也有扶持，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成立了商部 （后改农工商部） ，各省及地方也相继成立商会，为传统士人转营商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因此，全国范围内均有地方绅士进行产业投资，据不完全统计，清末绅士投资的民族企业至少有140余家。
进入媒体，以笔为生
晚清以来，报刊媒体成为国人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据统计，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各界报刊有100余份，而辛亥革命后仅半年的时间，全国报刊增至500余份。因此，大量报刊的存在为旧式文人提供了诸如编辑、记者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发的快速发展，通俗小说也逐渐在市民群体中流行开来，离开科举仕途的诸多旧式文人，转而全身心写稿以赚取稿费。
事实上，科举制尚未废除以前，就已经有传统文人投身报业，最为典型的便是包天笑。早在光绪二十年 （1894） ，时年19岁的包天笑便考中秀才，但此后他并未留心科场，而是将毕身精力投入报业。包天笑一生工作过、创办过的报刊不下十余家，《时报》《小说画报》等著名报刊均由他担任主编，由他创办的报刊有《苏州白话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等。科举停废后，越来越多科甲出身的读书人开始成为报业中的一员。黄远生，江西九江人，从1903至1904年，18岁的黄远生连中三榜，一时间名声大噪。中进士后黄远生“以知县即用，分发河南”，但他无意仕途，再三申请后被批准赴日留学。民国后，黄远生无意仕途，而是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因其文风“横肆锋利、辞兼庄谐”，最后甚至把“远生通讯”成功打造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此外，与黄远生并称“民国报界三杰”的徐凌霄、邵飘萍也是在停废科举后，感慨国运不济，并以给各大报纸写稿为生，并最终在报界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一部分旧式文人则瞄准小市民群体的阅读偏好，转型成为近代通俗小说作家。如如青浦人陆士谔，科举停废后仕途无望，遂来到上海专事通俗小说写作，其代表作有《十尾鱼》《精卫填海记》等。有趣的是，部分小说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因势利导，构想出旧式功名士人在停废科举后的出路。如颐锁在小说《黄绣球》中将停废科举后的老少秀才，贡、监、童生开列清册，依照个人意愿与程度，分别进入小学堂、中学堂读书；发给他们新式教科书，自立蒙馆；去各处演说。在他的构想中，如此安排之后便将旧士人改造成为新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
总之，进入报刊媒体或成为职业报人，是科举废停后旧式文人又一重要的去向。甚至某些大型报刊，主要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拥有功名者，据相关统计，民国初年某份重要报刊的48位编辑、记者、主笔中，竟多达42位拥有功名。而旧式文人转为通俗小说的专业写手，也极大繁荣了近代中国通俗小说的普及，甚至加速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诞生。
依靠功名，步入政界
清末新政是一个综合的改革进程，停废科举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在废除科举制的同时，清政府也随即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和预备立宪等新政制度的改革。地方自治的推行依靠于县地方议事会及董事会，而预备立宪的前提则是各省均要成立省谘议局，这两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有足够议员才能维持运转。因此，地方生员、秀才、举人等旧式文人又找到了进入仕途的新机遇。
清末地方自治设置的机构颇多，如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地方自治研究所，设有数量庞大的议员、职员、乡董、乡佐、文牍、庶务、办事员等职位，这也为地方旧有功名者带来了众多机会。尤其是各省谘议局，其议员几乎清一色都是之前科考场中持有功名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甲辰科会元谭延闿任湖南谘议局议长，甲辰科进士汤化龙任湖北谘议局议长。进入民国后，共和体制下对选举程序的强调，具体到每个县政府都有议会，其议员选举省议会议员，然后由省议会再选举出北京的国会议员，而持有旧式功名依然是选择的必备条件和重要人选。
从这方面来看，通过新式学堂进入政界的比例远低于传统士绅阶层。 学者苏云峰曾统计， 1909至1911年，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共选出议事会议员中，新式学堂及留学出身者仅约占全部人数的2.6%，绝大多数议员及董事为传统功名出身，议事会议员占比超过70%，董事会中占比超过65%。 因此，虽然科举被废，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官僚制度、新政管理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维系政治体制运转的核心依然是传统功名持有者。
投笔从戎，驰骋沙场
清末新政另一重要内容为编练新军。自1904年9月开始，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至武昌起义前，清政府编练新军总计14镇，另有18混成协和4标，以及禁卫军2协，共计269004人。在科举取士氛围下，重文轻武已成必然趋势，更有俗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停废科举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出身贫苦的秀才生员更倾向于投身军营，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温楚珩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分析：
“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
但是，大多数有功名的秀才生员，走的是先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新式军事知识，然后再进入军营的路子。如北洋新军的杰出代表吴佩孚，年轻时考上秀才，后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平班学习步兵科，1902年后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测绘科，1906年才加入北洋新军。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朱德元帅，1905年通过了科举府试，恰逢清廷废停科举，遂先后转入南充中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云南新建陆军任副目、司务长、队官。当然，也有文人直接以功名参军情况。在张之 洞的主导下，湖北新军编练更强调要招募“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其编订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便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因此，湖北新军中有功名者的比例甚高。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纂的《辛亥首义回忆录》中统计，1905年，该军在黄陂募兵96人，藉中竟有禀生12人，秀才24人。但总的来说，直接以功名参军的比例尚属少数，以1907年南洋陆军第九镇的调查数据为例，全镇各级军官348人，其中毕业于各类军事学堂的316人，占总数的91%。在32名非军事院校毕业生中，有功名者只有举人1人、文童2人、武童6人，仅占总数的2%。
总的来说，停废科举后投身军营的旧式读书人不可胜数，他们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传统士大夫军事化的趋向也催生了长期的军阀割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不宁。 正如许纪霖所说：
“1905年废除科举是大事件，科举制被废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至今还没有愈合。”
因此，面对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废除科举制后秀才生员们的出路，不只限于以上所举。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潮流中，有的人一生身份角色发生了多次转变。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山西举人刘大鹏，科举未废之前他是一名坐馆塾师；科举停废后，他步入政界，先后担任省谘议局议员和地方县议会长；民国时期，他先后对当地木材、煤矿、明矾等产业进行投资，是当地绅商的代表；抗日战争以后，刘大鹏又以务农为主要生计。透过其一生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其身份和角色转变的复杂性。因此，停废科举后读书人的出路并非是单一不变的，我们需要透过的个案来体会人们面对时代巨变为何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着即自丙午科（1905）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自此，在中国推行了12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开始，历代读书人通过科举制步入仕途，成为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还可以为地主。
然而，科举制被废除后，这些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参与者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的是，这对于那些想要通过科举“逆袭人生”的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空前的噩耗。比如山西举人刘大鹏，在听闻科举制被废的消息后不禁“心若死灰”，并担忧此后“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更重要的是，“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大批本就寄希望通过科考实现人生更高理想与追求的读书人来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又该通过什么途径来维系生活呢？
顺应潮流，从事教育
科举制被废除的同时，清政府也相应建立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的推广，要求教学内容从以“四书五经”为主向西方自然科学转变，部分传统读书人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学习相关知识，并在新式学堂中任教。如晚清浙江平阳县秀才吴拱宸，科举被废之后转学数学，后任温州府中学堂数学教师，民国后主持平阳县高等小学堂教育工作17年，显有成效。又如近代著名国画家吕凤子，16岁即中秀才，科举被废之后其转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美术，毕业后分别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湖南长沙师范等学校。
当然，新式学堂的建设也存在“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尤其是在广大乡村地区，便将私塾学馆改为名义上的新式学堂。加之各地官员为了应付州县考核，遂以“换汤不换药”的“速成学堂”来完成政绩。因此，一批本就在私塾坐馆的秀才生员，摇身一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学堂专任教师，继续充当塾师。对此，当时有人作此评价：“至乡村初等小学，往往有徒悬牌额，虽有若无者。”私塾并未因科举废停而被取缔，而是一直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延续至民国。因此，大批秀才生员虽不熟悉新学，但依旧能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统计，“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间，至少有10万旧文人成为新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而他们在教学取向上也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身处沿海或发达城市的秀才生员，往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转投新学，故其教学也以趋新为主；而身处内陆乡村的旧文人，则“守旧观念太重，每立一小学则有用夷变夏之非难，以致年复一年，殊鲜进境”。由此一来，20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本就停滞不前，加之在趋新的社会潮流引领下，农村优秀人才大量涌入城市，乡村沉淀下来越来越多的保守士绅，城乡之间的鸿沟也愈发加深。
投身新学，留洋海外
此外，积极接纳新学并赴海外深造，也是废停科举后读书人的重要选择。在国外接受新式的西方教育，回国后便有了实现阶层跨越的资本，造就了大批成为读书人升官发财的机会。近代多位名士大都有留洋经历，他们学成归国后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01年发《广派游学》，清政府便鼓励有条件的学子游学海外，学成归国后通过考核便授予一定的功名。1908年，庚子赔款开始用于资助学生留美，为部分学子提供了留洋平台。次年，清政府拟定了《外交部学部会奏遣派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并规定：
“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除美国外，日本也成为停废科举后读书人的主要去向。其中，留美与留日的杰出代表便是胡适等人。幼年时期，胡适也曾入学私塾，并接受了传统的小学教育。1910年7月，胡适赴北京通过赴美留学考试，作为第二批留美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此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后学成归国。 由于这些人回国后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的经历也鼓励了更多的知识青年赴国外留学。
停废科举后读书人的主要去向为美国、日本、西欧等地，留学生人数也直线上升，尤其是赴日留学生， 根据学者 孟旭在《张之洞中体西用 教育观》中统计， 赴日留学生人数从早期的 274人增加到约3万人，赴欧美留学生人数也增加到1万多人。 针对陆续的海归， 清政府自停废科举后举办了6次留学生考试，共奖励游学进士出身157人。 而授予功名的也较为繁杂，诸如工科进士、文科进士、格致科举人，甚至牙科举人等等。 如1910年辜鸿铭被清廷授予“文科进士”，次年留日归来的章鸿钊和留英归国的丁文江均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总之，科举停废后，大批传统文人 留学海外，他们 学成回国后对近代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弃儒从商，兴办实业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国家体制将商业视为不入流的末业。所谓“商人近利”“无商不奸”，便成为经商者的社会标签。但晚清国门洞开后，越来越多持有功名的士子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士人更是发出了要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呼声。此后，部分读书人开始“下海”，投身商业经营。其中，最为醒目的便是江苏南通状元张謇，他一手创办的大生纱厂是近代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
科举废除后，越来越多的生员秀才对跻身仕途愈发失望，纷纷投入到商业领域，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社会限制，形成了新的“绅商”群体。如河南卫辉人王锡彤，他自幼聪明好学，19岁便以县第一名考中秀才。但此后的乡试他屡试不第，逐渐对科举之途失去信心。1905年科举停废后，王锡彤参与到三峰矿物公司管理，从而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他在水泥业、纺织业均有建树，被誉为“中国水泥大王”和“洋灰王”。又如上海巨商张逸云，他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科举废后，他将全部精力转入经营家族酱园。在他的运作下，其家族产业成为拥有9处酱园、门市部近百家的大企业。
此外，甲午战后清政府对发展民族企业也有扶持，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成立了商部 （后改农工商部） ，各省及地方也相继成立商会，为传统士人转营商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因此，全国范围内均有地方绅士进行产业投资，据不完全统计，清末绅士投资的民族企业至少有140余家。
进入媒体，以笔为生
晚清以来，报刊媒体成为国人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据统计，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各界报刊有100余份，而辛亥革命后仅半年的时间，全国报刊增至500余份。因此，大量报刊的存在为旧式文人提供了诸如编辑、记者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发的快速发展，通俗小说也逐渐在市民群体中流行开来，离开科举仕途的诸多旧式文人，转而全身心写稿以赚取稿费。
事实上，科举制尚未废除以前，就已经有传统文人投身报业，最为典型的便是包天笑。早在光绪二十年 （1894） ，时年19岁的包天笑便考中秀才，但此后他并未留心科场，而是将毕身精力投入报业。包天笑一生工作过、创办过的报刊不下十余家，《时报》《小说画报》等著名报刊均由他担任主编，由他创办的报刊有《苏州白话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等。科举停废后，越来越多科甲出身的读书人开始成为报业中的一员。黄远生，江西九江人，从1903至1904年，18岁的黄远生连中三榜，一时间名声大噪。中进士后黄远生“以知县即用，分发河南”，但他无意仕途，再三申请后被批准赴日留学。民国后，黄远生无意仕途，而是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因其文风“横肆锋利、辞兼庄谐”，最后甚至把“远生通讯”成功打造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此外，与黄远生并称“民国报界三杰”的徐凌霄、邵飘萍也是在停废科举后，感慨国运不济，并以给各大报纸写稿为生，并最终在报界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一部分旧式文人则瞄准小市民群体的阅读偏好，转型成为近代通俗小说作家。如如青浦人陆士谔，科举停废后仕途无望，遂来到上海专事通俗小说写作，其代表作有《十尾鱼》《精卫填海记》等。有趣的是，部分小说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因势利导，构想出旧式功名士人在停废科举后的出路。如颐锁在小说《黄绣球》中将停废科举后的老少秀才，贡、监、童生开列清册，依照个人意愿与程度，分别进入小学堂、中学堂读书；发给他们新式教科书，自立蒙馆；去各处演说。在他的构想中，如此安排之后便将旧士人改造成为新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
总之，进入报刊媒体或成为职业报人，是科举废停后旧式文人又一重要的去向。甚至某些大型报刊，主要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拥有功名者，据相关统计，民国初年某份重要报刊的48位编辑、记者、主笔中，竟多达42位拥有功名。而旧式文人转为通俗小说的专业写手，也极大繁荣了近代中国通俗小说的普及，甚至加速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诞生。
依靠功名，步入政界
清末新政是一个综合的改革进程，停废科举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在废除科举制的同时，清政府也随即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和预备立宪等新政制度的改革。地方自治的推行依靠于县地方议事会及董事会，而预备立宪的前提则是各省均要成立省谘议局，这两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有足够议员才能维持运转。因此，地方生员、秀才、举人等旧式文人又找到了进入仕途的新机遇。
清末地方自治设置的机构颇多，如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地方自治研究所，设有数量庞大的议员、职员、乡董、乡佐、文牍、庶务、办事员等职位，这也为地方旧有功名者带来了众多机会。尤其是各省谘议局，其议员几乎清一色都是之前科考场中持有功名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甲辰科会元谭延闿任湖南谘议局议长，甲辰科进士汤化龙任湖北谘议局议长。进入民国后，共和体制下对选举程序的强调，具体到每个县政府都有议会，其议员选举省议会议员，然后由省议会再选举出北京的国会议员，而持有旧式功名依然是选择的必备条件和重要人选。
从这方面来看，通过新式学堂进入政界的比例远低于传统士绅阶层。 学者苏云峰曾统计， 1909至1911年，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共选出议事会议员中，新式学堂及留学出身者仅约占全部人数的2.6%，绝大多数议员及董事为传统功名出身，议事会议员占比超过70%，董事会中占比超过65%。 因此，虽然科举被废，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官僚制度、新政管理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维系政治体制运转的核心依然是传统功名持有者。
投笔从戎，驰骋沙场
清末新政另一重要内容为编练新军。自1904年9月开始，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至武昌起义前，清政府编练新军总计14镇，另有18混成协和4标，以及禁卫军2协，共计269004人。在科举取士氛围下，重文轻武已成必然趋势，更有俗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停废科举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出身贫苦的秀才生员更倾向于投身军营，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温楚珩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分析：
“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
但是，大多数有功名的秀才生员，走的是先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新式军事知识，然后再进入军营的路子。如北洋新军的杰出代表吴佩孚，年轻时考上秀才，后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平班学习步兵科，1902年后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测绘科，1906年才加入北洋新军。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朱德元帅，1905年通过了科举府试，恰逢清廷废停科举，遂先后转入南充中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云南新建陆军任副目、司务长、队官。当然，也有文人直接以功名参军情况。在张之 洞的主导下，湖北新军编练更强调要招募“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其编订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便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因此，湖北新军中有功名者的比例甚高。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纂的《辛亥首义回忆录》中统计，1905年，该军在黄陂募兵96人，藉中竟有禀生12人，秀才24人。但总的来说，直接以功名参军的比例尚属少数，以1907年南洋陆军第九镇的调查数据为例，全镇各级军官348人，其中毕业于各类军事学堂的316人，占总数的91%。在32名非军事院校毕业生中，有功名者只有举人1人、文童2人、武童6人，仅占总数的2%。
总的来说，停废科举后投身军营的旧式读书人不可胜数，他们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传统士大夫军事化的趋向也催生了长期的军阀割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不宁。 正如许纪霖所说：
“1905年废除科举是大事件，科举制被废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至今还没有愈合。”
因此，面对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废除科举制后秀才生员们的出路，不只限于以上所举。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潮流中，有的人一生身份角色发生了多次转变。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山西举人刘大鹏，科举未废之前他是一名坐馆塾师；科举停废后，他步入政界，先后担任省谘议局议员和地方县议会长；民国时期，他先后对当地木材、煤矿、明矾等产业进行投资，是当地绅商的代表；抗日战争以后，刘大鹏又以务农为主要生计。透过其一生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其身份和角色转变的复杂性。因此，停废科举后读书人的出路并非是单一不变的，我们需要透过的个案来体会人们面对时代巨变为何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