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承丧乱之后，国用充足；明中叶以降，社会经济大发展，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王朝繁荣程度进一步提高，可国用却经常不足。自弘治开始，士大夫在奏疏里经常提到“国初赋税充足，现在不足”，朝臣集体讨论国用的记录就没有中断过，可称之为“大明士大夫财政之问”。这究竟是何原因所致？
朱棣在榆木川驾崩后，明朝战略收缩，重心转向内政，社会经济愈加繁荣，史称“仁宣之治”。此后数朝，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风貌巨变。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货币充裕进一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市镇的繁荣和海内外贸易的兴盛，更是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此时期发展上的不均衡也让人足够震惊。
1569年，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其辖区主要为南直隶江南地区，此地乃明王朝最富饶之域，亦为国家财富要地，近四分之一税赋与漕运起运物资皆源于此。
海瑞到任后，一方面推进疏浚河道等民生工程，另一方面也必须直面所辖地触目惊心的、严重的贫富不均、赋役不均的问题。
海瑞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百姓将自家良田投献给有权势的大户，而赋役征派的都是贫家小户。还发现苏州、常州、松江三府官绅世家众多，这些人想尽办法兼并土地，应缴税赋能转嫁则转嫁，不能则拖欠。这不仅使百姓更贫困，还使国家赋税大量流失。百姓太穷就会为自己选择出路，国家太穷也会严重影响治理能力。而偏偏这些士大夫通过联姻、师承、讲学等方式织成了庞大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
调研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就要寻找原因。海瑞担任多年知县，对此了然于心，很轻松便发现了“府县原有此权，甘自卑琐”，即知县没有胆量和魄力去完成粮饷。为推动工作，海瑞明确指出，我推行的政令，阁老尚书家也要一体遵循。强调十遍不如行动一步，海瑞自然要有行动——拿徐阁老家开刀，似乎是最合适的。
此时的徐阶是退职居家的大学士，也是名满天下的阳明学传人，或许还是江南首富。昔日，徐阶意气风发，曾因捍卫圣门礼仪当面顶撞大学士张璁，让本应平步青云的仕途多走了十多年弯路。如果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徐阶也就被埋没了。
1547年，时任吏部侍郎的徐阶长子成婚，徐阶向弟弟借钱才才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而等到1569年，徐阶竟坐拥田产20万亩，仅华亭的田租就有13000石，商铺众多、纺织业规模庞大。
徐阶用非常规途径获得如此天量财富，很多人都看不下去，好友王畿就曾劝徐阶适可而止，但他显然没有听进去。
针对“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的情况，海瑞最初也是抱着商量着来的态度。毕竟在官场多年，他虽行事刚直，但并不傻。海瑞建议徐阶退还半数田地。但徐阶称自己没有那么多田，很多是别人恶意挂在自己名下的。海瑞再次商量，徐阶依旧不听。
于是，徐阶开始动员人让海瑞下台：徐阶和他的子弟多次联系李春芳、张居正，甚至直接上京求助。徐阶在言官圈的好人缘与徐家的关系网在这一刻开始生效。
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称其一系列措施给江南带来了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滥受词讼、违例论断等，还对海瑞进行了人身攻击。海瑞在江南期间推进一系列工程、同步开展大量改革、处理成千上万的公文、办理千头万绪的事务，出现些许问题本是正常现象，但一被放大就会从“四两变成千斤”。戴凤翔的奏疏很快就传开了，在官员中引起巨大震荡。吏部对海瑞做出了调整，这便是历史上知名的海瑞罢官。
值得注意的是，戴凤翔是松江大户，海瑞的改革迟早也会波及他。他这么做既是为徐阶，也是为自己。
士大夫群体中，像徐阶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张岱的舅爷朱石门，其父为大学士朱庚，依仗父亲，朱石门广置田宅，极喜收藏，甚至做到：
“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蓄之多，与分宜（严嵩）埒富。”
除士大夫外，藩王、宦官也都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藩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虽被根本性削弱，但经济权力却一直存在。蜀王及其支系占据了成都平原半数的土地，四川巡抚看不下去了。开封的周王、西安的秦王同样大量兼并土地，导致“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而且部分藩王拿到了经营盐业的权限，积累财富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太监和勋戚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京畿。明武宗时期，太监谷大用就以勘地为名，获得庄田数十万亩。
崇祯时期，毛九华描述王朝的状况为：
“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
总督卢象升则直接上奏皇帝：
“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明代的税赋有过几次调整，总体趋势是纳入土地，而土地又逐步集中，拖欠变成常态，转移变成日常，导致国家越来越贫困、百姓越来越困难；而社会经济大发展带来的收益，国库并未获得太多，百姓同样获益有限。
下滑的财政与贫困的百姓，是明代经济大发展后确实存在的现象，纵然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
在时间的剖面之下，许多人能认识到问题，也知道真实原因，但如何解释、如何选择却大不相同。
针对土地集中与税赋转移的问题，天顺年间，苏州知府杨贡尝试进行清丈（仔细的丈量土地），但因大族富豪抵制，压力过大而结束；海瑞在江南的退田，也遇到了盘根错节的困难。
万历六年，因言官奏请，张居正要求在全国清丈田土，计划万历十年完成。清丈土地就和朱元璋开国后做的国家数据库差不多，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税赋均衡。
万历八年十一月，户部上奏清丈八条，经御批同意在全国推行。明确清丈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重点要求田亩相对开国时有减少的要清丈。执行层面各省由布政使统一指挥，具体有兵备使、分守道等具体负责。府州县负责人具体负责境内清丈。
孟子有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没有清晰的数据、不熟悉家底，好政策也就形同虚设。“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念其实与王安石一致。
清丈开始后，法令森严，一般地主和士大夫不会阻挠，但部分藩王支系选择闹事赴京，一度打起黄旗，上书“拦挡着斩”（这听起来是不是类似孙悟空的大旗？当时应该是流行这种，辽王后来也打起大旗）。事态严重，万历严惩闹事者，并明令敢于阻挠清丈，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重处。这才平息了风波，也震慑了各地藩府势豪。为了推进政策，张居正先从自己开刀，主动放弃优免权（有74石，但各种混入有640石），与百姓一体当差。
到万历十年，全国基本完成清丈，新增地亩总额多达180万余顷，扩大了税基，自然也就减轻了税赋，而且土地确权后，税赋更加均衡。最关键的是，无地纳粮者的负担也减轻了。如果这类人中有穷人需要一直纳税，或许就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秩序。
但这一系列行动对既得利益群体触动太大。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只是对官员纪律和职责的要求，即按时按点完成朝廷和六部的文件，完成税赋征收，并将这些与考核升迁挂钩。考成法虽然造成“官不聊生”，但多少还在职责范围内，无法指责。但土地清丈就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张居正自己也清楚“丈田一事，从人情物理而言，所有人都不愿意，一定会说这是扰民之举”。而他做出这一选择，也就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正如当年明月所说：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自然，张居正的身后要比王安石惨太多。除了人亡政息，自己家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这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被人重新审视。
万历皇帝没有通过完善国家基础数据库扩大税基来增加收入的决心，也没这样的人力。他选择了从一派繁荣的经济领域入手，让亲信太监去各地开矿、在各节点征税，也就是史书所说的“矿监税使”。
对于矿监税使的记载一般比较负面，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一行动有其合理性，开矿收入与物流收入是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点。具备信息优势的万历皇帝想在这两个领域分一杯羹。根据后来的记载，矿监税使引起了巨大的负面问题，甚至和王朝灭亡挂钩。但矿监税使也确实为朝廷征收到了税收，正是这一积累，在天启初年，能够有1000多万两的内帑投入辽东战场以应对危机。毕竟既要强硬又不让加税的既得利益者和他们的道学家是靠不住的。
到了明朝后期，卢象升提出“累进税”，他表示，自己家里有20余顷田地，约合2000亩，愿意按照双倍纳税。他还提议，五省的乡官每人在纳税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对于纳税超过十两的人，再增加百分之十。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损害百姓利益，也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失，每年还可增加百万两税收。然而，这样的建议除了能获得一些名望外，没什么实际意义。杨嗣昌就在其奏议中指出，这个方案不可行。
后来，真正尝试救世的是孙传庭。进入陕西后，孙传庭便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几个月的时间即见效果：一番操作后，西安卫营“凭空变出”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在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而且很实在地说：“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他的举措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祖制，也就是让卫所能够提供兵员和粮草。如果这项工作（兵粮渐如原额）得以全面完成，那么兵员和粮草都会充足。显然，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然而，在政治层面，这又是一项面临巨大阻力的方案。孙传庭明确指出：
“权贵、豪强、衙蠧、学劣与各项奸徒，百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
即侵占卫所田地的权贵、豪强、官吏、士人等，比农民军和奸细对明朝的危害更大。如果这句话不是出自孙传庭这位陕西巡抚之口，那么将它作为农民军的口号也毫不违和。由此可见，孙传庭推行制度的阻力之大。显然，孙传庭的调整最终也没完全实现，战死潼关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辽东战争开始后，西北边军半两银子的月饷经常停发，山西民众的税粮一次次加派，而富裕的张岱却在泰山过着一人一餐一两银子的奢靡生活。明王朝的缺钱是结构性的，自然也就只有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改变。而不均的税赋遇上推不动的改革，终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当延绥吃不饱肚子的军人与民众揭竿而起的时候，天下贫民云集响应，明王朝风雨飘摇，而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与他的王朝会被一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不均衡的发展
朱棣在榆木川驾崩后，明朝战略收缩，重心转向内政，社会经济愈加繁荣，史称“仁宣之治”。此后数朝，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风貌巨变。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货币充裕进一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市镇的繁荣和海内外贸易的兴盛，更是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此时期发展上的不均衡也让人足够震惊。
明朝纺织工厂的工人。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1569年，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其辖区主要为南直隶江南地区，此地乃明王朝最富饶之域，亦为国家财富要地，近四分之一税赋与漕运起运物资皆源于此。
海瑞到任后，一方面推进疏浚河道等民生工程，另一方面也必须直面所辖地触目惊心的、严重的贫富不均、赋役不均的问题。
海瑞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百姓将自家良田投献给有权势的大户，而赋役征派的都是贫家小户。还发现苏州、常州、松江三府官绅世家众多，这些人想尽办法兼并土地，应缴税赋能转嫁则转嫁，不能则拖欠。这不仅使百姓更贫困，还使国家赋税大量流失。百姓太穷就会为自己选择出路，国家太穷也会严重影响治理能力。而偏偏这些士大夫通过联姻、师承、讲学等方式织成了庞大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
海瑞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调研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就要寻找原因。海瑞担任多年知县，对此了然于心，很轻松便发现了“府县原有此权，甘自卑琐”，即知县没有胆量和魄力去完成粮饷。为推动工作，海瑞明确指出，我推行的政令，阁老尚书家也要一体遵循。强调十遍不如行动一步，海瑞自然要有行动——拿徐阁老家开刀，似乎是最合适的。
此时的徐阶是退职居家的大学士，也是名满天下的阳明学传人，或许还是江南首富。昔日，徐阶意气风发，曾因捍卫圣门礼仪当面顶撞大学士张璁，让本应平步青云的仕途多走了十多年弯路。如果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徐阶也就被埋没了。
1547年，时任吏部侍郎的徐阶长子成婚，徐阶向弟弟借钱才才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而等到1569年，徐阶竟坐拥田产20万亩，仅华亭的田租就有13000石，商铺众多、纺织业规模庞大。
徐阶用非常规途径获得如此天量财富，很多人都看不下去，好友王畿就曾劝徐阶适可而止，但他显然没有听进去。
徐阶的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针对“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的情况，海瑞最初也是抱着商量着来的态度。毕竟在官场多年，他虽行事刚直，但并不傻。海瑞建议徐阶退还半数田地。但徐阶称自己没有那么多田，很多是别人恶意挂在自己名下的。海瑞再次商量，徐阶依旧不听。
于是，徐阶开始动员人让海瑞下台：徐阶和他的子弟多次联系李春芳、张居正，甚至直接上京求助。徐阶在言官圈的好人缘与徐家的关系网在这一刻开始生效。
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称其一系列措施给江南带来了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滥受词讼、违例论断等，还对海瑞进行了人身攻击。海瑞在江南期间推进一系列工程、同步开展大量改革、处理成千上万的公文、办理千头万绪的事务，出现些许问题本是正常现象，但一被放大就会从“四两变成千斤”。戴凤翔的奏疏很快就传开了，在官员中引起巨大震荡。吏部对海瑞做出了调整，这便是历史上知名的海瑞罢官。
值得注意的是，戴凤翔是松江大户，海瑞的改革迟早也会波及他。他这么做既是为徐阶，也是为自己。
海瑞的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士大夫群体中，像徐阶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张岱的舅爷朱石门，其父为大学士朱庚，依仗父亲，朱石门广置田宅，极喜收藏，甚至做到：
“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蓄之多，与分宜（严嵩）埒富。”
除士大夫外，藩王、宦官也都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藩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虽被根本性削弱，但经济权力却一直存在。蜀王及其支系占据了成都平原半数的土地，四川巡抚看不下去了。开封的周王、西安的秦王同样大量兼并土地，导致“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而且部分藩王拿到了经营盐业的权限，积累财富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太监和勋戚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京畿。明武宗时期，太监谷大用就以勘地为名，获得庄田数十万亩。
崇祯时期，毛九华描述王朝的状况为：
“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
总督卢象升则直接上奏皇帝：
“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明代的税赋有过几次调整，总体趋势是纳入土地，而土地又逐步集中，拖欠变成常态，转移变成日常，导致国家越来越贫困、百姓越来越困难；而社会经济大发展带来的收益，国库并未获得太多，百姓同样获益有限。
下滑的财政与贫困的百姓，是明代经济大发展后确实存在的现象，纵然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
张居正的努力
在时间的剖面之下，许多人能认识到问题，也知道真实原因，但如何解释、如何选择却大不相同。
针对土地集中与税赋转移的问题，天顺年间，苏州知府杨贡尝试进行清丈（仔细的丈量土地），但因大族富豪抵制，压力过大而结束；海瑞在江南的退田，也遇到了盘根错节的困难。
万历六年，因言官奏请，张居正要求在全国清丈田土，计划万历十年完成。清丈土地就和朱元璋开国后做的国家数据库差不多，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税赋均衡。
万历年造金锭。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万历八年十一月，户部上奏清丈八条，经御批同意在全国推行。明确清丈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重点要求田亩相对开国时有减少的要清丈。执行层面各省由布政使统一指挥，具体有兵备使、分守道等具体负责。府州县负责人具体负责境内清丈。
孟子有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没有清晰的数据、不熟悉家底，好政策也就形同虚设。“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念其实与王安石一致。
清丈开始后，法令森严，一般地主和士大夫不会阻挠，但部分藩王支系选择闹事赴京，一度打起黄旗，上书“拦挡着斩”（这听起来是不是类似孙悟空的大旗？当时应该是流行这种，辽王后来也打起大旗）。事态严重，万历严惩闹事者，并明令敢于阻挠清丈，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重处。这才平息了风波，也震慑了各地藩府势豪。为了推进政策，张居正先从自己开刀，主动放弃优免权（有74石，但各种混入有640石），与百姓一体当差。
张居正的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到万历十年，全国基本完成清丈，新增地亩总额多达180万余顷，扩大了税基，自然也就减轻了税赋，而且土地确权后，税赋更加均衡。最关键的是，无地纳粮者的负担也减轻了。如果这类人中有穷人需要一直纳税，或许就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秩序。
但这一系列行动对既得利益群体触动太大。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只是对官员纪律和职责的要求，即按时按点完成朝廷和六部的文件，完成税赋征收，并将这些与考核升迁挂钩。考成法虽然造成“官不聊生”，但多少还在职责范围内，无法指责。但土地清丈就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张居正自己也清楚“丈田一事，从人情物理而言，所有人都不愿意，一定会说这是扰民之举”。而他做出这一选择，也就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正如当年明月所说：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自然，张居正的身后要比王安石惨太多。除了人亡政息，自己家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这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被人重新审视。
有限的努力
万历皇帝没有通过完善国家基础数据库扩大税基来增加收入的决心，也没这样的人力。他选择了从一派繁荣的经济领域入手，让亲信太监去各地开矿、在各节点征税，也就是史书所说的“矿监税使”。
对于矿监税使的记载一般比较负面，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一行动有其合理性，开矿收入与物流收入是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点。具备信息优势的万历皇帝想在这两个领域分一杯羹。根据后来的记载，矿监税使引起了巨大的负面问题，甚至和王朝灭亡挂钩。但矿监税使也确实为朝廷征收到了税收，正是这一积累，在天启初年，能够有1000多万两的内帑投入辽东战场以应对危机。毕竟既要强硬又不让加税的既得利益者和他们的道学家是靠不住的。
神像铜板，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从铭文可推测，此神仙应与道教神祗有关。元、明、清时期，道教盛行，民间信仰尤甚，此神像便是这种信仰的真实反映。来源/故宫博物院
到了明朝后期，卢象升提出“累进税”，他表示，自己家里有20余顷田地，约合2000亩，愿意按照双倍纳税。他还提议，五省的乡官每人在纳税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对于纳税超过十两的人，再增加百分之十。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损害百姓利益，也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失，每年还可增加百万两税收。然而，这样的建议除了能获得一些名望外，没什么实际意义。杨嗣昌就在其奏议中指出，这个方案不可行。
后来，真正尝试救世的是孙传庭。进入陕西后，孙传庭便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几个月的时间即见效果：一番操作后，西安卫营“凭空变出”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的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明劫》截图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在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而且很实在地说：“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他的举措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祖制，也就是让卫所能够提供兵员和粮草。如果这项工作（兵粮渐如原额）得以全面完成，那么兵员和粮草都会充足。显然，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然而，在政治层面，这又是一项面临巨大阻力的方案。孙传庭明确指出：
“权贵、豪强、衙蠧、学劣与各项奸徒，百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
即侵占卫所田地的权贵、豪强、官吏、士人等，比农民军和奸细对明朝的危害更大。如果这句话不是出自孙传庭这位陕西巡抚之口，那么将它作为农民军的口号也毫不违和。由此可见，孙传庭推行制度的阻力之大。显然，孙传庭的调整最终也没完全实现，战死潼关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铜柄钮“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此为明代官印。明代实行卫所兵制，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之下设百户所。来源/故宫博物院
辽东战争开始后，西北边军半两银子的月饷经常停发，山西民众的税粮一次次加派，而富裕的张岱却在泰山过着一人一餐一两银子的奢靡生活。明王朝的缺钱是结构性的，自然也就只有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改变。而不均的税赋遇上推不动的改革，终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当延绥吃不饱肚子的军人与民众揭竿而起的时候，天下贫民云集响应，明王朝风雨飘摇，而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与他的王朝会被一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