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通州为起点，一直抵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这条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古代两项伟大的工程。运河穿过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五省市，纵贯南北，水系绵延数千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六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三十三倍。
明永乐年间，会通河南支开挖，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而且比隋朝京杭大运河缩短 了七百公里航程，使这条大运河成为一条重要的经济大动脉。
会通河竣工次年，明朝廷下令停止海运，南北漕运全部依赖京杭大运河。
《金瓶梅》的故事，也是延着运河展开的。
运河一带是《金瓶梅》人物的活动中心，不管他们行动到什么地方，都没有离个这 个中心的辐射范围─西门庆的长途贩运，尤其是绸绢丝棉之类商品的返运，是在苏州、扬州、杭州一带运河城市进行，而临清这个运河上的大码头不但是他卸货的首要通道，而且也是《金瓶梅》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之一。
大运河的全线贯通给沿河城市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一批城市如北京、天津、 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迅速发展、崛起，成为大码头。
在山东境内，除了以上提及的城市之外，还有一些名镇和县城也相继火爆热闹起来，如台儿庄、夏镇、南阳、南旺、袁口、安山、张秋、武城等。
这些城镇在运河开凿前，有的是不显眼的土城，有的是普通乡村，由于运河贯通，漕运 繁荣，工商业急速发展，人口剧增，这些城市和乡镇得以急骤膨胀，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以运河为纽带，隆起了一条繁华喧闹的商品流通经济带，资本主义因素也由此开始萌芽。
作为运河的发端─北京（明初称北平），自永乐迁都，遂成为明王朝政治、文化中 心，故「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
成化时，居民「不下数十百万」，嘉靖时，「城外之民，殆倍城中」。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
据万历初年统计，原编要应铺行之役的铺户有一百三十二行之多。共计三万九千八百多户。仅大兴一县，就有二万六千二百受铺户，占北京当时店铺的百分之六十六。
京师铺户中有很多资本大鳄，如明中叶大珠宝商屠宗顺、大盐商谭景清，万历时大 木商王天俊、大盐商吴守礼、吴养春等，皆拥资上千万，有几个或几十个店铺。
「身拥厚资，列肆连衢」。
天津，原是一片砂石遍地芦苇丛生的退海滩地，永乐迁都后，成为京师门户，联系 东北与东南沿海的枢纽，「拔草莱而立城」，到了明中叶，已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同时，天津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大码头，此地「北近北京，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
汪必东因有〈天津歌〉，谓：
「商舶浮海兮杳杳，鱼舟聚沽兮鳞鳞。楚艘吴舰，樯簇树而帆排云兮，仍仍而频频。」
沧州，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码头。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 上比隋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虏渠，明时称御河。
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青县李又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青县，全长二百一十五公里，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
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其兴盛，却缘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
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熙平二年（公元517 年）河运大兴。由于地理位置显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
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谓：「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这条南北贯通的运河，让沧州人产生了闯荡江湖的愿望。
有「世界杂技摇篮」之称的吴桥的杂技艺人，也正是从运河岸边，走向他乡异国，将足迹踏遍四海五洲。
德州，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港城，也是山东运河沿岸繁荣兴盛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因其地近京畿，「九达天衢」，「控燕云而引徐（州）兖（州），襟赵魏而带溟岳，神京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德州成为漕运南北转输之地和漕粮仓储重地。德州城内在明初因战争原因一度「皆军户，无州民」，至永乐九年（1411）四方商旅才被安置在城厢并设市，「南关为民市，为大市；西关为军市，为小市。」
万历四十年（1612）御河西徙，「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逐成市廛。」
临清，是因运河而兴盛的城市，号称「天下第一个码头」，不仅过商甚伙，而且坐 商亦众，据万历前不完全统计，有绸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座、粮食店百余家、大小客店数百家。
关于临清，下面再专门论述。
聊城，为东昌府治，是山东运河的一个大码头。京杭运河的贯通给东昌府带来长达 四百多年的繁华。
运河穿府城而过，府城东二里许设一闸，曰「通济闸」，是运河之水流经东昌府的咽喉要地，河中樯桅如林，航船如梭，岸上百货杂陈，商贾云集，被称为「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聊城同时又是沿河周边地区农副产品输出的集散码头，南北各地的货物卸于码头两岸，或在本地销售，或由行商转运周边各地。东关菜市设置总栈，收买当地和茌平、博平等县的乌枣及东平等地的烟叶，装船运往天津、镇江等地。
仅枣一项，「出入有数百万之多。」「它若瓜子、槐花、槐豆、杏仁、炭灰、萝卜干、 菟丝子，亦各装大包，一同南返。」
同时，聊城所需之煤油、红糖、白糖、糯米、纸张等洋广杂货，亦由天津、上海源源转输而至。
东昌府在山东六府中是最大的产棉区，当地市场上「江淮贾客」「辽左布商」「青州布客」云集，而本地经营棉花销售生意的客商也极多。聊城因而成为全国重要的棉花市场之一。
济宁，在元代运河贯通之后，便在运河北岸兴建土城，且治所连连升格，由「州」 升「府」，又升「路」。
京杭运河穿城区而过，济宁「南通江淮，北达京畿」，「南船北马，百货萃聚」，「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受似簇，聒耳厌喧啾」，是闻名遐迩的江北水陆大码头，有「小苏州」之称。
马可‧波罗来到济宁，不禁惊叹：「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业制品特别丰富」，「河中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
元延佑年间诗人朱德润有〈飞虹桥〉诗极赞济宁之繁华，略云：「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太平风物知几许，耕商处处增炊烟。」
扬州，是与西门庆关系密切的城市。不仅是西门庆纺织品生意的供应地之一，西门 庆贪赃卖法放走的杀人犯苗青是扬州人，后来送给了他两个歌童、与之交往颇厚的苗员外也是扬州人。
扬州在明建国之初只有十八户，但到了万历时期，已是「人烟浩穰，游手众多」， 到明末，发展到了八十多万人口。这里是运河上一个大码头，所以聚集了很多富商巨贾。
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介行业的繁荣，以牙侩为生的人很多，「经纪不下万数」。 其贸易盛况，由此可见大端。
苏州，是运河沿岸的名城。元末明初时一度荒凉，然而到了万历时，已被人称作「江 南首郡，财富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实为一大都会也。」
这里是全国丝织业中心，据万历时不完全统计，纺织、印染业的从业人员有近万人之多。
而运河沿岸诸多城市的发展，又对周边区域形成了辐射作用，客观上促成了「本业 抛农务，群情逐货迁」局面的形成。在商品经济初潮的冲击下，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弃农经商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从《金瓶梅》故事重要发生地─临清的状况，可见其大端。
《金瓶梅》时代的临清，已经是运河沿岸的一座大型商业城市了。
书中是这样描绘临清的：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 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西门庆从江南雇船贩运的绸缎，要在这里卸货，然后装车、纳税。《金瓶梅》这部书后 面几回的故事，主要是以临清码头为背景的。
又第九十三回，王杏庵老人指点陈经济说：
「此去离城不远，临清码头上，有座晏 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
第二天，两人「到于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
陈经济在这里开过一个规模很大的酒楼，从他的酒楼上，可一览临清胜景：
「四望 云山迭迭，上下水天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
陈经济开的这座大酒楼，是很有气派的：「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正是：多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
因这里南北商人齐聚，所以才有如此规模的服务设施。
临清，三国时魏文帝黄初元年隶于冀州清河郡，西晋武帝泰始元年隶于冀州部清河 国，自后赵建平元年改名临清县，隋时复属冀州部之清河郡，以后又多次改属。
到了明洪武年间，隶属于山东布政司东昌府，弘治二年升格为州，辖馆陶、丘县（今属河北）二县。
临清在会通河开凿之前其实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自从元代挖了会通河，（该 河自山东汶上引汶水而来，又称汶运河）地处会通河与卫河交汇流点的地带，在漕运的带动下，逐渐兴起一个会通镇。
明永乐年间，随着会通河南支的开竣，大运河实现了南北贯通。会通河自南来，与卫水合流，北流至津京，二水在临清城内形成一个三角洲。
临清城即夹河而筑。元代的会通河，后来淤塞，永乐九年（1411）疏竣从济宁北至临清段约三百八十五公里，南至沛县，凡三百里。
并因地置闸，定时启闭。会通河修竣后，运河成为漕粮的主要运输通道。每年在河道通行的漕船数以万计，俗称一百二十八帮。（每帮船队约漕船百只）「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
临清「自开渠运，始为要津」。因为这里「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 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
《明史‧食货志》亦载：「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这些都反映了临清来往商船的众多和交易的繁荣。
所以人称「天下第一个码头」。顾炎武也说：「山东要塞凡五，而临清首当其冲。」
临清既是南北要冲，又是京市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出而外入者，道所必由。」
临清成为全国卓有影响的商业城市，不但货物和商贾在此集散，便是士大夫和入京赶考的举子亦必在此中转。被称为东方威尼斯。
临清不只是一般的漕运码头，更是运河沿岸的一个货物集中的重要枢纽。南来的仓 粮在此转运，商船和漕船带来的货物要在这里发卖。
当时，在这里集散的南货，便有淮盐杭缎、景德镇磁器、绍兴南酒、金华火腿、金华酒、云贵药材等。
「苏州、南翔、信义三家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奇』，『一左元』字号点银的朱粉，每年需用二三十斤。」
当地的皮毛、棉花、小麦等农产品也大量运销外地。窑户的砖瓦，也通过运河运往京、津。临清的商品不仅营销山东全省各州、府、县，还销往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及辽东等地，遍及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的九个。
《古今图书集成》也记：「临清多大贾」，「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滞鬻其中，率非其地所出。」
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激增。明洪武时，临清只有一千五百零二户，八 千三百五十六丁口。到万历二十八年，增至三万三千零二十三户，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五丁口。崇祯十三年有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人。而「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加上流动人口，当时的临清应有几十万人。
明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路经临清时留有〈鳌头矶〉诗二首，极写临清之繁盛：
其一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其二
拍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清康熙时知州胡文鼎说，此地「汶卫交流，蓄泄无滞。南北舟楫，晓夜云蒸。百货涌溢， 列肆互错。 挥汗连袂，毂击肩摩。 岿然重镇，畿南齐鲁之交一大都会。 」
临清的发展，是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使然。
隆庆、万历以降，漕粮停止海运，每年由运河连樯北上。所以明廷在沿运河的淮安、 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等地设置粮仓一百座。
因淮安、徐州偏离京城，又远离边防， 天津仓又由于海禁而停用，德州「常盈仓」因受粮过少而移于临清，当时临清共建有仓 廒七十六座，所以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储粮基地，仓储达四百万石以上。
每年在京杭大 运河上来往的专事运粮的「运军」就有十万至十六万人。
官府又规定漕河携带货物，江 南的丝绸、绢缎、食盐又主要通过运河，所以临清成了极盛一时的百分之百的货币与商 品交换城市。
明宣德四年（1429）朝廷在临清设置户部榷税分司，以督理关税，派御史或郡佐充任 专职，负责船料商税的督理工作。
当时全国共有十一个钞关，分别是： 漷县、济宁、徐 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金沙州、临清、北新。 钞关之设，主要是负责征收船 料（按： 量舟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兼收货税。
《大明会典》记：「国初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凡七所……兼榷 商税。其所榷本色银钞，则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每岁或本折轮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
其收纱有轻重，差官专摄……设关处所河西雾、临清、九江、浒墅，俱户部差。淮安、扬州、杭州，俱南京户部差。」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亦载：嘉靖四年，凤阳府设正阳钞关，前后凡十有二处，皆只税船料，惟临清、杭州， 兼收货税。至万历时，止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共七处。此有明一代钞关之大略也。
在这十二家钞关中，临清钞关的税额始终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据《明会典》记录，如 本色钞，这里每年征一千二百六十万贯，这个数字相当于九江钞关的四倍多，扬州钞关 的七倍多。
该钞关所征之钱，每年达二千五百二十余万文之巨，这个数字，相当于九江钞关的 四倍，杭州钞关的六倍多，淮安钞关的四倍多，扬州钞关的七倍多。
清钞关每年所征船料正余银八万三千八百余两，相当于杭州钞关的两倍半。
《金瓶梅》写西门庆的货船经临清必上税，与历史事实是相符的。 而且，《金瓶梅》 五十七回还写到了商贾与钞关官员的舞弊行为：
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
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 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
西门庆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份礼，谢那钱老爹。」
由此可见，如西门庆之辈这样有势力的行商，已把金钱的润滑油抹遍了封建国家机器的 每一个部件。
据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奏称： 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 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二人； 临清缎店向来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 杂货店六十五 座，今闭门四十一家。
而西门大官人却能在苛税如虎的时候把生意越作越兴盛，这秘诀 就是行贿有方。
明代封建专制政权，对民间商业的总方针，本来就是「抑」、用重税、派买等政策，压制它们的发展。
明代税之狂滥，史无前例。京师有九门税务机关，监税者全部是内官。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为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
正德七年至嘉靖二 「九年，增至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三十文。
万历时， 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 甚至击杀觐吏。」
尤其是万历时设矿监收矿税，遍及山西、 两浙、陕西、山东、福建、云南、四川、广东、湖广等地区。
矿税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税，浙江有布舶，成都有盐税，湖 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捐，甚至凡家中有大厅的人家，还要交「门坎税」。
钞关的税收，也是极重的。万历初，给事中萧彦在〈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中说：
「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关，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
万历二十四年，税使大量增派各地，「征榷之使，急于 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
长江航道上，商船一日要经过五六个税地。 仪真至京 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也要收税。
长江沿岸，有些地方居然「二三里之间，星 罗税榷。 」其它地方「商税抽于此仍推于彼，密如鱼鳞，惨于抢夺。 」
且「内史四 出，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乎断绝矣。」 苛税猛于虎，商业受打击，商贩也受到摧残。
《金陵琐事》记叙： 有个名叫陆二的 小贩，靠卖灯草过活，所获不过蝇头小利。沿途却被不断地抽税，他悲愤交加，索性把灯草烧个净光。
记叙此事的史家慨叹说：「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苛税的盘剥，使城市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
昔日「吴丝衣天下」，商人游江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
应朝卿〈请罢采榷矿税疏〉中说： 「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之二三也；及 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十之六七矣。 」 商人裹足，则商税急剧减少，而且引发了全围范围的抗税斗争。
《明史》记载了万 历二十七年发生的一场暴动：临清税监马堂至州，「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锒铛夺人产 …… 中人之家，破产者大半，远近为罢市。 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
当时这样的市民暴动，此起彼伏，虽先后被平息，但已充分显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力量。
这条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古代两项伟大的工程。运河穿过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五省市，纵贯南北，水系绵延数千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六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三十三倍。
明永乐年间，会通河南支开挖，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而且比隋朝京杭大运河缩短 了七百公里航程，使这条大运河成为一条重要的经济大动脉。
会通河竣工次年，明朝廷下令停止海运，南北漕运全部依赖京杭大运河。
《金瓶梅》的故事，也是延着运河展开的。
运河一带是《金瓶梅》人物的活动中心，不管他们行动到什么地方，都没有离个这 个中心的辐射范围─西门庆的长途贩运，尤其是绸绢丝棉之类商品的返运，是在苏州、扬州、杭州一带运河城市进行，而临清这个运河上的大码头不但是他卸货的首要通道，而且也是《金瓶梅》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之一。
大运河的全线贯通给沿河城市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一批城市如北京、天津、 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迅速发展、崛起，成为大码头。
在山东境内，除了以上提及的城市之外，还有一些名镇和县城也相继火爆热闹起来，如台儿庄、夏镇、南阳、南旺、袁口、安山、张秋、武城等。
这些城镇在运河开凿前，有的是不显眼的土城，有的是普通乡村，由于运河贯通，漕运 繁荣，工商业急速发展，人口剧增，这些城市和乡镇得以急骤膨胀，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以运河为纽带，隆起了一条繁华喧闹的商品流通经济带，资本主义因素也由此开始萌芽。
作为运河的发端─北京（明初称北平），自永乐迁都，遂成为明王朝政治、文化中 心，故「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
成化时，居民「不下数十百万」，嘉靖时，「城外之民，殆倍城中」。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
据万历初年统计，原编要应铺行之役的铺户有一百三十二行之多。共计三万九千八百多户。仅大兴一县，就有二万六千二百受铺户，占北京当时店铺的百分之六十六。
京师铺户中有很多资本大鳄，如明中叶大珠宝商屠宗顺、大盐商谭景清，万历时大 木商王天俊、大盐商吴守礼、吴养春等，皆拥资上千万，有几个或几十个店铺。
「身拥厚资，列肆连衢」。
天津，原是一片砂石遍地芦苇丛生的退海滩地，永乐迁都后，成为京师门户，联系 东北与东南沿海的枢纽，「拔草莱而立城」，到了明中叶，已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同时，天津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大码头，此地「北近北京，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
汪必东因有〈天津歌〉，谓：
「商舶浮海兮杳杳，鱼舟聚沽兮鳞鳞。楚艘吴舰，樯簇树而帆排云兮，仍仍而频频。」
沧州，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码头。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 上比隋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虏渠，明时称御河。
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青县李又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青县，全长二百一十五公里，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
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其兴盛，却缘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
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熙平二年（公元517 年）河运大兴。由于地理位置显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
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谓：「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这条南北贯通的运河，让沧州人产生了闯荡江湖的愿望。
有「世界杂技摇篮」之称的吴桥的杂技艺人，也正是从运河岸边，走向他乡异国，将足迹踏遍四海五洲。
德州，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港城，也是山东运河沿岸繁荣兴盛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因其地近京畿，「九达天衢」，「控燕云而引徐（州）兖（州），襟赵魏而带溟岳，神京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德州成为漕运南北转输之地和漕粮仓储重地。德州城内在明初因战争原因一度「皆军户，无州民」，至永乐九年（1411）四方商旅才被安置在城厢并设市，「南关为民市，为大市；西关为军市，为小市。」
万历四十年（1612）御河西徙，「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逐成市廛。」
临清，是因运河而兴盛的城市，号称「天下第一个码头」，不仅过商甚伙，而且坐 商亦众，据万历前不完全统计，有绸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座、粮食店百余家、大小客店数百家。
关于临清，下面再专门论述。
聊城，为东昌府治，是山东运河的一个大码头。京杭运河的贯通给东昌府带来长达 四百多年的繁华。
运河穿府城而过，府城东二里许设一闸，曰「通济闸」，是运河之水流经东昌府的咽喉要地，河中樯桅如林，航船如梭，岸上百货杂陈，商贾云集，被称为「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聊城同时又是沿河周边地区农副产品输出的集散码头，南北各地的货物卸于码头两岸，或在本地销售，或由行商转运周边各地。东关菜市设置总栈，收买当地和茌平、博平等县的乌枣及东平等地的烟叶，装船运往天津、镇江等地。
仅枣一项，「出入有数百万之多。」「它若瓜子、槐花、槐豆、杏仁、炭灰、萝卜干、 菟丝子，亦各装大包，一同南返。」
同时，聊城所需之煤油、红糖、白糖、糯米、纸张等洋广杂货，亦由天津、上海源源转输而至。
东昌府在山东六府中是最大的产棉区，当地市场上「江淮贾客」「辽左布商」「青州布客」云集，而本地经营棉花销售生意的客商也极多。聊城因而成为全国重要的棉花市场之一。
济宁，在元代运河贯通之后，便在运河北岸兴建土城，且治所连连升格，由「州」 升「府」，又升「路」。
京杭运河穿城区而过，济宁「南通江淮，北达京畿」，「南船北马，百货萃聚」，「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受似簇，聒耳厌喧啾」，是闻名遐迩的江北水陆大码头，有「小苏州」之称。
马可‧波罗来到济宁，不禁惊叹：「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业制品特别丰富」，「河中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
元延佑年间诗人朱德润有〈飞虹桥〉诗极赞济宁之繁华，略云：「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太平风物知几许，耕商处处增炊烟。」
扬州，是与西门庆关系密切的城市。不仅是西门庆纺织品生意的供应地之一，西门 庆贪赃卖法放走的杀人犯苗青是扬州人，后来送给了他两个歌童、与之交往颇厚的苗员外也是扬州人。
扬州在明建国之初只有十八户，但到了万历时期，已是「人烟浩穰，游手众多」， 到明末，发展到了八十多万人口。这里是运河上一个大码头，所以聚集了很多富商巨贾。
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介行业的繁荣，以牙侩为生的人很多，「经纪不下万数」。 其贸易盛况，由此可见大端。
苏州，是运河沿岸的名城。元末明初时一度荒凉，然而到了万历时，已被人称作「江 南首郡，财富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实为一大都会也。」
这里是全国丝织业中心，据万历时不完全统计，纺织、印染业的从业人员有近万人之多。
而运河沿岸诸多城市的发展，又对周边区域形成了辐射作用，客观上促成了「本业 抛农务，群情逐货迁」局面的形成。在商品经济初潮的冲击下，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弃农经商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从《金瓶梅》故事重要发生地─临清的状况，可见其大端。
《金瓶梅》时代的临清，已经是运河沿岸的一座大型商业城市了。
书中是这样描绘临清的：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 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西门庆从江南雇船贩运的绸缎，要在这里卸货，然后装车、纳税。《金瓶梅》这部书后 面几回的故事，主要是以临清码头为背景的。
又第九十三回，王杏庵老人指点陈经济说：
「此去离城不远，临清码头上，有座晏 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
第二天，两人「到于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
陈经济在这里开过一个规模很大的酒楼，从他的酒楼上，可一览临清胜景：
「四望 云山迭迭，上下水天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
陈经济开的这座大酒楼，是很有气派的：「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正是：多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
因这里南北商人齐聚，所以才有如此规模的服务设施。
临清，三国时魏文帝黄初元年隶于冀州清河郡，西晋武帝泰始元年隶于冀州部清河 国，自后赵建平元年改名临清县，隋时复属冀州部之清河郡，以后又多次改属。
到了明洪武年间，隶属于山东布政司东昌府，弘治二年升格为州，辖馆陶、丘县（今属河北）二县。
临清在会通河开凿之前其实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自从元代挖了会通河，（该 河自山东汶上引汶水而来，又称汶运河）地处会通河与卫河交汇流点的地带，在漕运的带动下，逐渐兴起一个会通镇。
明永乐年间，随着会通河南支的开竣，大运河实现了南北贯通。会通河自南来，与卫水合流，北流至津京，二水在临清城内形成一个三角洲。
临清城即夹河而筑。元代的会通河，后来淤塞，永乐九年（1411）疏竣从济宁北至临清段约三百八十五公里，南至沛县，凡三百里。
并因地置闸，定时启闭。会通河修竣后，运河成为漕粮的主要运输通道。每年在河道通行的漕船数以万计，俗称一百二十八帮。（每帮船队约漕船百只）「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
临清「自开渠运，始为要津」。因为这里「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 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
《明史‧食货志》亦载：「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这些都反映了临清来往商船的众多和交易的繁荣。
所以人称「天下第一个码头」。顾炎武也说：「山东要塞凡五，而临清首当其冲。」
临清既是南北要冲，又是京市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出而外入者，道所必由。」
临清成为全国卓有影响的商业城市，不但货物和商贾在此集散，便是士大夫和入京赶考的举子亦必在此中转。被称为东方威尼斯。
临清不只是一般的漕运码头，更是运河沿岸的一个货物集中的重要枢纽。南来的仓 粮在此转运，商船和漕船带来的货物要在这里发卖。
当时，在这里集散的南货，便有淮盐杭缎、景德镇磁器、绍兴南酒、金华火腿、金华酒、云贵药材等。
「苏州、南翔、信义三家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奇』，『一左元』字号点银的朱粉，每年需用二三十斤。」
当地的皮毛、棉花、小麦等农产品也大量运销外地。窑户的砖瓦，也通过运河运往京、津。临清的商品不仅营销山东全省各州、府、县，还销往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及辽东等地，遍及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的九个。
《古今图书集成》也记：「临清多大贾」，「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滞鬻其中，率非其地所出。」
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激增。明洪武时，临清只有一千五百零二户，八 千三百五十六丁口。到万历二十八年，增至三万三千零二十三户，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五丁口。崇祯十三年有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人。而「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加上流动人口，当时的临清应有几十万人。
明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路经临清时留有〈鳌头矶〉诗二首，极写临清之繁盛：
其一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其二
拍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清康熙时知州胡文鼎说，此地「汶卫交流，蓄泄无滞。南北舟楫，晓夜云蒸。百货涌溢， 列肆互错。 挥汗连袂，毂击肩摩。 岿然重镇，畿南齐鲁之交一大都会。 」
临清的发展，是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使然。
隆庆、万历以降，漕粮停止海运，每年由运河连樯北上。所以明廷在沿运河的淮安、 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等地设置粮仓一百座。
因淮安、徐州偏离京城，又远离边防， 天津仓又由于海禁而停用，德州「常盈仓」因受粮过少而移于临清，当时临清共建有仓 廒七十六座，所以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储粮基地，仓储达四百万石以上。
每年在京杭大 运河上来往的专事运粮的「运军」就有十万至十六万人。
官府又规定漕河携带货物，江 南的丝绸、绢缎、食盐又主要通过运河，所以临清成了极盛一时的百分之百的货币与商 品交换城市。
明宣德四年（1429）朝廷在临清设置户部榷税分司，以督理关税，派御史或郡佐充任 专职，负责船料商税的督理工作。
当时全国共有十一个钞关，分别是： 漷县、济宁、徐 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金沙州、临清、北新。 钞关之设，主要是负责征收船 料（按： 量舟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兼收货税。
《大明会典》记：「国初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凡七所……兼榷 商税。其所榷本色银钞，则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每岁或本折轮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
其收纱有轻重，差官专摄……设关处所河西雾、临清、九江、浒墅，俱户部差。淮安、扬州、杭州，俱南京户部差。」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亦载：嘉靖四年，凤阳府设正阳钞关，前后凡十有二处，皆只税船料，惟临清、杭州， 兼收货税。至万历时，止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共七处。此有明一代钞关之大略也。
在这十二家钞关中，临清钞关的税额始终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据《明会典》记录，如 本色钞，这里每年征一千二百六十万贯，这个数字相当于九江钞关的四倍多，扬州钞关 的七倍多。
该钞关所征之钱，每年达二千五百二十余万文之巨，这个数字，相当于九江钞关的 四倍，杭州钞关的六倍多，淮安钞关的四倍多，扬州钞关的七倍多。
清钞关每年所征船料正余银八万三千八百余两，相当于杭州钞关的两倍半。
《金瓶梅》写西门庆的货船经临清必上税，与历史事实是相符的。 而且，《金瓶梅》 五十七回还写到了商贾与钞关官员的舞弊行为：
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
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 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
西门庆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份礼，谢那钱老爹。」
由此可见，如西门庆之辈这样有势力的行商，已把金钱的润滑油抹遍了封建国家机器的 每一个部件。
据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奏称： 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 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二人； 临清缎店向来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 杂货店六十五 座，今闭门四十一家。
而西门大官人却能在苛税如虎的时候把生意越作越兴盛，这秘诀 就是行贿有方。
明代封建专制政权，对民间商业的总方针，本来就是「抑」、用重税、派买等政策，压制它们的发展。
明代税之狂滥，史无前例。京师有九门税务机关，监税者全部是内官。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为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
正德七年至嘉靖二 「九年，增至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三十文。
万历时， 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 甚至击杀觐吏。」
尤其是万历时设矿监收矿税，遍及山西、 两浙、陕西、山东、福建、云南、四川、广东、湖广等地区。
矿税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税，浙江有布舶，成都有盐税，湖 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捐，甚至凡家中有大厅的人家，还要交「门坎税」。
钞关的税收，也是极重的。万历初，给事中萧彦在〈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中说：
「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关，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
万历二十四年，税使大量增派各地，「征榷之使，急于 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
长江航道上，商船一日要经过五六个税地。 仪真至京 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也要收税。
长江沿岸，有些地方居然「二三里之间，星 罗税榷。 」其它地方「商税抽于此仍推于彼，密如鱼鳞，惨于抢夺。 」
且「内史四 出，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乎断绝矣。」 苛税猛于虎，商业受打击，商贩也受到摧残。
《金陵琐事》记叙： 有个名叫陆二的 小贩，靠卖灯草过活，所获不过蝇头小利。沿途却被不断地抽税，他悲愤交加，索性把灯草烧个净光。
记叙此事的史家慨叹说：「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苛税的盘剥，使城市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
昔日「吴丝衣天下」，商人游江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
应朝卿〈请罢采榷矿税疏〉中说： 「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之二三也；及 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十之六七矣。 」 商人裹足，则商税急剧减少，而且引发了全围范围的抗税斗争。
《明史》记载了万 历二十七年发生的一场暴动：临清税监马堂至州，「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锒铛夺人产 …… 中人之家，破产者大半，远近为罢市。 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
当时这样的市民暴动，此起彼伏，虽先后被平息，但已充分显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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