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世多以为一帆风顺。但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就不难发现，其实不然。
秦始皇在位前20年，秦国头顶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危机——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
秦王政即位第三年，秦国“岁大饥”。次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九年四月，“寒冻，有死者”。十二年，“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地动。民大饥”。十八年，“大饥”……诸如此类的记载，充斥在《秦始皇本纪》前半段。
自然灾害如此频繁，秦国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逐一灭亡六国。
王翦甚至集举国之兵60万与楚军长期对峙，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期间消耗的军辎粮草会有多庞大。对山东六国的物资掠夺当然是缓解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间也必定少不了秦国自身雄厚的农业基础和丰富的粮食储备。
秦国对农业的重视由来已久，水利工程也同样受高度重视，而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中，除了蜀地的都江堰，就要数关中地区的郑国渠了。
郑国渠的修建本来是一起阴谋。
战国末年，山东六国中的韩国最弱小，又距离秦国最近，韩王安企图削弱秦国，于是命本国水工郑国担任间人、游说咸阳朝廷，在泾水和洛水之间开凿一条灌溉沟渠。名义上是为秦国农业着想，实际是打算以此拖垮秦国，使之无力东出，进而保全自身。
对于这一间谍计划，后世普遍认为即便能成功，效果也极为有限，南宋学者林之奇就在《拙斋文集》中评论：
君子创业垂统，必为万世之计。而战国之君，其所以为国者，苟可以延数年之命者，无所不为，是所谓偷生苟活者也。夫韩王使郑国为间于秦，使之凿渠，以延数年之命，信可谓拙矣。然向使于此数年之间有以处之，亦未为拙也……秦人既从郑国之策，数年不伐韩，而韩于此数年之间，亦不见其有所为者，徒玩岁阅月，以苟一旦之命。数年之后，秦之渠既成，而韩亦亡矣。
简单来说，林之奇认为韩王安的这一计划只能为韩国争取到数年的喘息时间，韩国本当利用这段和平时期积极备战、积攒实力，韩王安却全无作为，白白错过机会。这一评价自然中肯，但此时的韩国已是奄奄一息，郑国渠计划的成功与否，其实都不会对韩国命运有什么影响。
关于郑国渠的修建时间，《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河渠书》《李斯列传》等相关传记均不见记载，倒是《六国年表》称其修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资治通鉴》等史料也延续这一说法。由于此时秦国大权在相邦吕不韦手中，有可能是他决定了这一工程的上马。
此后许多年里，为修建这条水渠，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料修渠期间，郑国的间人身份暴露。秦王政本欲杀郑国，郑国辩解称：自己虽然是间人，但这道水渠如果真的修成，对秦国仍然有利。
很可能是郑国此前已展现出先进的工程理念、丰富的技术经验，并取得一定工作成绩，使得秦王被这段话打动，对其既往不咎，继续任用他修渠。数年后，水渠完工，果然灌溉了关中地区的大片农田。为表彰郑国，秦国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
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工程的消耗极为巨大。
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有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他的计划简言之，便是在泾水东岸、泾阳以北修建一条东西向绵延三百里的水渠，横贯整个关中平原北部，直至大荔，从而打通泾、洛二水。
如今的郑国渠首已湮废，对于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对郑国渠首的形态存在“大坝蓄水”“壅水入渠”两种看法。
李令福更根据现代水文观测推断，以泾河四年一遇的洪水流量3000立方米/秒、流速2米/秒推算，泄洪道过水断面需要宽达200—300米，水深5—7.5米。如果按照建大坝的观点，建成的大坝之内三角形库区蓄水面积不到2平方千米，有效库容约500万—600万立方米，只能蓄泾河三到五天的常流量，对百万亩的灌区起不了多少的调节作用，绝大多数洪水都要排泄掉。这既不合理，现场也找不到泄洪设施遗迹。所以，现在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郑国渠是无坝自流引水。
《史记》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中山即仲山，是陕西淳化、泾阳、礼泉三县天然分界线，山体呈东西走向，全长19.8千米，宽9.8千米。主峰钻天岭高1600米，由于泾阳县城位于山南，所以泾阳人习惯称其为北仲山。选在这里，郑国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特点。
从《史记·河渠书》“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的记载看，郑国渠最重要的作用是引淤浊的泾水灌溉泽卤之田，从而改良土壤。这一目的决定了它需要在洪水期引水，此时河流水量大、流速急，常常冲淤和泛涨，对渠首的位置选择和渠首工程也因此有严格要求：渠首应选定在河床较窄、少崩塌的地方，以保证能长期使用、安全泄洪。
从现实中的地理条件来看，泾水出九峻山、仲山的石质山口，水面迅速开阔，流速也随之骤降，并出现河曲。以泾河出山口为顶点向下游，河漫滩不断扩展，到今天的木梳湾村南尖嘴形成第一处河曲，又向南到王桥西街形成第二处河曲。它们与河西岸的九峻山坡前缓丘地貌相对应正好形成一个“瓠（葫芦）”状河曲地貌，古人形象地称其为“瓠口”。
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正位于“瓠”状地形的细腰部，东有北山老洪积扇向西伸出的尖嘴，西有湾里王村南的缓丘台地向东发展，形成一处峡口，是泾河出山口最窄的地方，即便如此，宽度仍然达2300余米。
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径流量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64.1 立方米/秒，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又较窄，易于引水；河床较为平坦，水流减缓，一些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主流仍靠近引水口，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向整个灌区，增加自流灌溉面积。
郑国渠选择此处作为引水位置，正符合淤灌对渠首位置的各种要求。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惠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
相对于渠首的形态，郑国渠的流向倒十分清晰，《水经注·沮水》对此有详细记载：
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中山南……又东迳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迳嶻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迳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
关于这段文字中的“绝”字，学者们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绝”与“度”“渡”相通，这里指渡槽一类的立交工程。
但更多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横绝”技术，即在沿途的清峪河、浊峪等河的下游修筑拦水坝，将它们“拦腰截断”，冶峪、清峪、浊峪这些小河流“横绝”后，河水流入郑国渠，可直接将下游河道淤灌为耕地；对于石川河、苇子河等较大的河流，当它们的河水量少时，便被拦堵、流入郑国渠中；当遭遇洪水暴雨等情况导致水量暴涨时，则溢流过坝、继续泄入原河道中。今天的人们仍能在阎良区断垣村与康桥镇之间、石川河与苇子河一带，发现“横绝”工程的残留。
至于“浊水注焉”，则可能是郑国渠与浊水水位相当，这条河是直接流入郑国渠的。“与沮水合”则是将沮水揽入郑国渠，循郑国渠东流入洛。
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认为，郑国渠并不是全程开凿一条全新的水渠，而是只开凿若干最必要的渠道，使原有众多河水改变流向，或者使之变为自己的渠道。这样既可增加郑国渠的水源，又可减少施工量。
郑国渠的竣工，极大改善了渭水北岸的大片土地。它不仅灌溉大片农田，泾水还带来黄土高原泥沙和有机质，在关中平原实现了灌水、肥田、改良盐碱地等多重功效。
郑国渠不仅在战国、秦代造福关中地区，也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各朝代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重修和改建。不同时期的水利工程名称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将泾水引入灌区。它们的渠首无不坐落于王桥镇西街以西，以东则为灌区，瓠口范围内分布着历代引水渠首工程的遗迹。
郑国渠之后，修建于西汉时期的白渠是效果最好、使用寿命最长的一条水渠。此时郑国渠已被废弃，有学者推测，原因可能是河床在水流长期冲刷下不断被刷深，导致水渠损毁。汉武帝时期，关中大旱频仍，长安又集中了大批皇室、仕宦、豪强，人口众多，生活侈靡，粮食耗费甚巨。赵中大夫白公为此建议：
“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栋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太始二年（前95），西汉王朝在郑国渠基础上开凿了白渠。
白渠由此成为关中灌溉的主要河渠，一直沿用上千年。到唐代，白渠称郑白渠，经过大规模重修改善，灌溉总面积达到一万多顷。此时，白渠的渠首引水主要在非汛期，也不再是引洪淤灌，而是引清水灌溉；整个渠系又分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三条干渠，合称三白渠；干渠以下有支渠，支渠以下有斗渠，输配水体系更加完善，从而奠定了历代引泾灌区及泾惠渠灌区的总体布局。朝廷还出台了《水部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水利法典，其中许多规定就是针对郑白渠制定的。
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唐代以后，关中地区失去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宋元明清几代，引泾灌溉工程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与发展。
自宋代起，泾水河床逐渐降低，引水更加困难。北宋赵佺在郑国渠口以上3794米处修建了一条新渠，它由土渠、石渠两段组成，长3978尺的土渠与郑白渠相接，长3141尺的石渠又与土渠相接，渠口、石渠遗迹以及石渠左侧壁所刻水则（量水尺）、闸板槽等至今仍清晰可见，这就是丰利渠。各文献对它灌溉面积的记载各不相同，研究者根据丰利渠石渠断面、引水流量推算，《长安志图》所记的“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较为接近实际。
元代中叶，元朝统治者在丰利渠口以上延伸石渠，另开引水口。至大元年（1308），西台御史王琚增开石渠51丈。此渠在丰利渠口以下与石渠相接，共长138米。渠口为喇叭形，由最宽处7.3米收缩为4米，这就是王御史渠。
明成化元年（1465），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项忠又从王御史渠口以上凿渠，修建了广惠渠。此渠的修建极为艰巨，袁化中记录道：
“抚台项公请自旧渠上于龙山后崖划开，穿山为腹，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顽如铁，工作甚难，日用炭炙醋淬，乃举凿焉，故名铁洞。洞深者百余尺，浅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宽仅四尺，工役仰视，不见天日。”
成化十八年（1482），广惠渠终于竣工，历时18年之久。
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三年大旱，关中地区饿殍遍野。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临危受命，在原郑国渠、白渠基础上，紧急修建泾惠渠。
泾惠渠于1930年底破土动工，5年后全部完工，渠道全长270千米，能够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和富平6个县区的146.5万亩农田。泾惠渠产生的效益十分显著，灌区粮食产量由以前的亩产60斤左右增加到450斤左右，棉花由原来的亩产20斤增加到80斤，关中重新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泾惠渠颂并序》中写道：
“民享乐利，实泾之惠，肇始嘉名，流芳百世。洛渭继起，八惠待兴，关中膏沃，资始于泾。秦人望云，而今始遂。年书大有，麦结两穗。忆昔秦人，谋食四方。今各归里，邑无流亡，忆昔士女，饥寒交迫，今渐庶富，有布有麦……”
这段文字提到了郑国渠。它正是后续2000年一系列引泾灌溉工程的源头，应验了当年郑国所说的“建万世之功”。郑国渠也于2016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秦始皇在位前20年，秦国头顶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危机——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
秦王政即位第三年，秦国“岁大饥”。次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九年四月，“寒冻，有死者”。十二年，“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地动。民大饥”。十八年，“大饥”……诸如此类的记载，充斥在《秦始皇本纪》前半段。
自然灾害如此频繁，秦国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逐一灭亡六国。
王翦甚至集举国之兵60万与楚军长期对峙，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期间消耗的军辎粮草会有多庞大。对山东六国的物资掠夺当然是缓解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间也必定少不了秦国自身雄厚的农业基础和丰富的粮食储备。
秦国对农业的重视由来已久，水利工程也同样受高度重视，而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中，除了蜀地的都江堰，就要数关中地区的郑国渠了。
间人主持的水利工程
郑国渠的修建本来是一起阴谋。
战国末年，山东六国中的韩国最弱小，又距离秦国最近，韩王安企图削弱秦国，于是命本国水工郑国担任间人、游说咸阳朝廷，在泾水和洛水之间开凿一条灌溉沟渠。名义上是为秦国农业着想，实际是打算以此拖垮秦国，使之无力东出，进而保全自身。
对于这一间谍计划，后世普遍认为即便能成功，效果也极为有限，南宋学者林之奇就在《拙斋文集》中评论：
君子创业垂统，必为万世之计。而战国之君，其所以为国者，苟可以延数年之命者，无所不为，是所谓偷生苟活者也。夫韩王使郑国为间于秦，使之凿渠，以延数年之命，信可谓拙矣。然向使于此数年之间有以处之，亦未为拙也……秦人既从郑国之策，数年不伐韩，而韩于此数年之间，亦不见其有所为者，徒玩岁阅月，以苟一旦之命。数年之后，秦之渠既成，而韩亦亡矣。
简单来说，林之奇认为韩王安的这一计划只能为韩国争取到数年的喘息时间，韩国本当利用这段和平时期积极备战、积攒实力，韩王安却全无作为，白白错过机会。这一评价自然中肯，但此时的韩国已是奄奄一息，郑国渠计划的成功与否，其实都不会对韩国命运有什么影响。
关于郑国渠的修建时间，《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河渠书》《李斯列传》等相关传记均不见记载，倒是《六国年表》称其修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资治通鉴》等史料也延续这一说法。由于此时秦国大权在相邦吕不韦手中，有可能是他决定了这一工程的上马。
此后许多年里，为修建这条水渠，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料修渠期间，郑国的间人身份暴露。秦王政本欲杀郑国，郑国辩解称：自己虽然是间人，但这道水渠如果真的修成，对秦国仍然有利。
很可能是郑国此前已展现出先进的工程理念、丰富的技术经验，并取得一定工作成绩，使得秦王被这段话打动，对其既往不咎，继续任用他修渠。数年后，水渠完工，果然灌溉了关中地区的大片农田。为表彰郑国，秦国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
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工程的消耗极为巨大。
大坝蓄水，还是壅水入渠？
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有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他的计划简言之，便是在泾水东岸、泾阳以北修建一条东西向绵延三百里的水渠，横贯整个关中平原北部，直至大荔，从而打通泾、洛二水。
如今的郑国渠首已湮废，对于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对郑国渠首的形态存在“大坝蓄水”“壅水入渠”两种看法。
李令福更根据现代水文观测推断，以泾河四年一遇的洪水流量3000立方米/秒、流速2米/秒推算，泄洪道过水断面需要宽达200—300米，水深5—7.5米。如果按照建大坝的观点，建成的大坝之内三角形库区蓄水面积不到2平方千米，有效库容约500万—600万立方米，只能蓄泾河三到五天的常流量，对百万亩的灌区起不了多少的调节作用，绝大多数洪水都要排泄掉。这既不合理，现场也找不到泄洪设施遗迹。所以，现在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郑国渠是无坝自流引水。
《史记》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中山即仲山，是陕西淳化、泾阳、礼泉三县天然分界线，山体呈东西走向，全长19.8千米，宽9.8千米。主峰钻天岭高1600米，由于泾阳县城位于山南，所以泾阳人习惯称其为北仲山。选在这里，郑国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特点。
从《史记·河渠书》“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的记载看，郑国渠最重要的作用是引淤浊的泾水灌溉泽卤之田，从而改良土壤。这一目的决定了它需要在洪水期引水，此时河流水量大、流速急，常常冲淤和泛涨，对渠首的位置选择和渠首工程也因此有严格要求：渠首应选定在河床较窄、少崩塌的地方，以保证能长期使用、安全泄洪。
从现实中的地理条件来看，泾水出九峻山、仲山的石质山口，水面迅速开阔，流速也随之骤降，并出现河曲。以泾河出山口为顶点向下游，河漫滩不断扩展，到今天的木梳湾村南尖嘴形成第一处河曲，又向南到王桥西街形成第二处河曲。它们与河西岸的九峻山坡前缓丘地貌相对应正好形成一个“瓠（葫芦）”状河曲地貌，古人形象地称其为“瓠口”。
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正位于“瓠”状地形的细腰部，东有北山老洪积扇向西伸出的尖嘴，西有湾里王村南的缓丘台地向东发展，形成一处峡口，是泾河出山口最窄的地方，即便如此，宽度仍然达2300余米。
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径流量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64.1 立方米/秒，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又较窄，易于引水；河床较为平坦，水流减缓，一些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主流仍靠近引水口，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向整个灌区，增加自流灌溉面积。
郑国渠选择此处作为引水位置，正符合淤灌对渠首位置的各种要求。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惠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
东注洛三百余里
相对于渠首的形态，郑国渠的流向倒十分清晰，《水经注·沮水》对此有详细记载：
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中山南……又东迳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迳嶻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迳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
关于这段文字中的“绝”字，学者们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绝”与“度”“渡”相通，这里指渡槽一类的立交工程。
但更多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横绝”技术，即在沿途的清峪河、浊峪等河的下游修筑拦水坝，将它们“拦腰截断”，冶峪、清峪、浊峪这些小河流“横绝”后，河水流入郑国渠，可直接将下游河道淤灌为耕地；对于石川河、苇子河等较大的河流，当它们的河水量少时，便被拦堵、流入郑国渠中；当遭遇洪水暴雨等情况导致水量暴涨时，则溢流过坝、继续泄入原河道中。今天的人们仍能在阎良区断垣村与康桥镇之间、石川河与苇子河一带，发现“横绝”工程的残留。
至于“浊水注焉”，则可能是郑国渠与浊水水位相当，这条河是直接流入郑国渠的。“与沮水合”则是将沮水揽入郑国渠，循郑国渠东流入洛。
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认为，郑国渠并不是全程开凿一条全新的水渠，而是只开凿若干最必要的渠道，使原有众多河水改变流向，或者使之变为自己的渠道。这样既可增加郑国渠的水源，又可减少施工量。
持续千年的引泾灌溉工程
郑国渠的竣工，极大改善了渭水北岸的大片土地。它不仅灌溉大片农田，泾水还带来黄土高原泥沙和有机质，在关中平原实现了灌水、肥田、改良盐碱地等多重功效。
郑国渠不仅在战国、秦代造福关中地区，也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各朝代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重修和改建。不同时期的水利工程名称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将泾水引入灌区。它们的渠首无不坐落于王桥镇西街以西，以东则为灌区，瓠口范围内分布着历代引水渠首工程的遗迹。
郑国渠之后，修建于西汉时期的白渠是效果最好、使用寿命最长的一条水渠。此时郑国渠已被废弃，有学者推测，原因可能是河床在水流长期冲刷下不断被刷深，导致水渠损毁。汉武帝时期，关中大旱频仍，长安又集中了大批皇室、仕宦、豪强，人口众多，生活侈靡，粮食耗费甚巨。赵中大夫白公为此建议：
“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栋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太始二年（前95），西汉王朝在郑国渠基础上开凿了白渠。
白渠由此成为关中灌溉的主要河渠，一直沿用上千年。到唐代，白渠称郑白渠，经过大规模重修改善，灌溉总面积达到一万多顷。此时，白渠的渠首引水主要在非汛期，也不再是引洪淤灌，而是引清水灌溉；整个渠系又分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三条干渠，合称三白渠；干渠以下有支渠，支渠以下有斗渠，输配水体系更加完善，从而奠定了历代引泾灌区及泾惠渠灌区的总体布局。朝廷还出台了《水部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水利法典，其中许多规定就是针对郑白渠制定的。
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唐代以后，关中地区失去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宋元明清几代，引泾灌溉工程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与发展。
自宋代起，泾水河床逐渐降低，引水更加困难。北宋赵佺在郑国渠口以上3794米处修建了一条新渠，它由土渠、石渠两段组成，长3978尺的土渠与郑白渠相接，长3141尺的石渠又与土渠相接，渠口、石渠遗迹以及石渠左侧壁所刻水则（量水尺）、闸板槽等至今仍清晰可见，这就是丰利渠。各文献对它灌溉面积的记载各不相同，研究者根据丰利渠石渠断面、引水流量推算，《长安志图》所记的“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较为接近实际。
元代中叶，元朝统治者在丰利渠口以上延伸石渠，另开引水口。至大元年（1308），西台御史王琚增开石渠51丈。此渠在丰利渠口以下与石渠相接，共长138米。渠口为喇叭形，由最宽处7.3米收缩为4米，这就是王御史渠。
明成化元年（1465），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项忠又从王御史渠口以上凿渠，修建了广惠渠。此渠的修建极为艰巨，袁化中记录道：
“抚台项公请自旧渠上于龙山后崖划开，穿山为腹，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顽如铁，工作甚难，日用炭炙醋淬，乃举凿焉，故名铁洞。洞深者百余尺，浅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宽仅四尺，工役仰视，不见天日。”
成化十八年（1482），广惠渠终于竣工，历时18年之久。
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三年大旱，关中地区饿殍遍野。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临危受命，在原郑国渠、白渠基础上，紧急修建泾惠渠。
泾惠渠于1930年底破土动工，5年后全部完工，渠道全长270千米，能够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和富平6个县区的146.5万亩农田。泾惠渠产生的效益十分显著，灌区粮食产量由以前的亩产60斤左右增加到450斤左右，棉花由原来的亩产20斤增加到80斤，关中重新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泾惠渠颂并序》中写道：
“民享乐利，实泾之惠，肇始嘉名，流芳百世。洛渭继起，八惠待兴，关中膏沃，资始于泾。秦人望云，而今始遂。年书大有，麦结两穗。忆昔秦人，谋食四方。今各归里，邑无流亡，忆昔士女，饥寒交迫，今渐庶富，有布有麦……”
这段文字提到了郑国渠。它正是后续2000年一系列引泾灌溉工程的源头，应验了当年郑国所说的“建万世之功”。郑国渠也于2016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