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是中国甘肃省的一个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多数东乡族都兼通汉语，汉文为东乡族的通用文字，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伊赫瓦尼派。
东乡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洮河以西、大夏河以东和黄河以南的山麓地带，其余分别聚居在和政县、临夏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在甘肃的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 [8]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散居着一小部分东乡族。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东乡族从甘肃迁徙到新疆居住。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东乡族的人口数为774947人。
族称
东乡族因居住在河州（今临夏）的东乡而得名。
新中国成立前并不被承认是单一的少数民族，往往称之为“东乡回”或“蒙古回回”。这是因为，东乡族在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与西北的回族十分相似，历史文献上也常把它归诸于“回回”民族之内。
历史
关于东乡族的历史来源，缺乏直接的、完整的文献记录，只有零星史料和片段传说，就连东乡族世世代代居住的河州州志上，也没有单独记载，说法很不一致。主要有源于回回色目人、蒙古人和多民族融合说。
回回色目人说。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东乡族的传说。据说，东乡族的祖先是中亚西亚的撒尔塔人，他们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蒙古军队回返时来到今东乡地区定居下来，并融合了当地的汉、蒙古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东乡族。所以，东乡族自称“撒尔塔”。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部崛起于大漠南北，成吉思汗挥军西向，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蒙古军队在征服撒尔塔各地的过程中，组织了大量的回回军和大批回回工匠为其服劳役。1227年3月，成吉思汗占领了河州和西宁地区，而当时这一带地方，正是东乡人活动的地区。成吉思汗曾把在征服中亚各国时掳掠而来的撒尔塔人，编入“探马赤军”。这些撒尔塔人中，有军械匠、水军、炮手，也有商人、贵族、传教士。征服者在自己的屯戍地内，把撒尔塔的各类工匠，分别集中到一个地方居住，并根据分工命名居住区的名称。至今东乡地区保留的许多地名也印证了撒尔塔人在这里居住、生活，如东乡县的“勉古赤”（银匠）乡，“阿类赤”（编织匠）村，“托木赤”（铁匠）村，“依哈赤”（钉碗匠）村，“陶毛赤”（制革匠）村等，均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还有“八素赤”、“沙黑赤”、“达鲁花赤”，都是“镇守者”的意思。此外，东乡族分布地区有“屯田”、“屯地”、“民地”、“新屯地”等遗留地名，也说明了“探马赤军”当时在东乡地区屯田的情况。此外，从体质特征上看，东乡族与中亚人也有相似之处。东乡族许多男子鼻梁高，眼窝深，胡须长，脸型椭圆，女子白皙。这些都说明了东乡族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的渊源关系。
东乡族的民间有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西域来的。据说，早在六七百年前，就有40个晒黑古杜卜（传教者）到河州传教，其中有13人定居于东乡，其首领哈木则就是在该地定居的，东乡的那勒晃、洒勒、石拉提等地，都是他们的后裔定居的地方。还有传说称，从西域来的八个“赛义德”（首领、主人的意思），也到过东乡，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便在卜隆固村定居下来。阿里阿答逝世以后，就埋葬在达板的赛汉坪上。卜隆固村的人至今还说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蒙古族说。源于蒙古人说，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东乡族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驻河州一带的蒙古军的后裔，逐渐由“兵”变为“民”的。传说成吉思汗时期，有许多蒙古军驻守在河州一带，以后大部分调走，但仍有小部分继续留驻在东乡地区。后来伊斯兰教自西北传入，经青海、循化到达河州一带，当地大多数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发展而为东乡族。东乡一些地名，如所谓“鞑子地”（“鞑子”系对蒙古族的侮称）或“扎营滩”（即蒙古军驻扎营盘之地）、“马丁”（蒙古军放马之地）等，据说就是当时蒙古军驻兵之地。
这种传说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1226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攻下金属积石州（今循化一带）后，河州曾是蒙古军的重要屯居点。蒙哥汗时，为了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古军重镇。元世祖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俱驻河州。13世纪末（元成宗铁木耳时），驻守唐兀（河州在内）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忽必烈孙）信奉了伊斯兰教，其部下15万余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另一说，东乡族是元代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后裔。这部分蒙古人当时因受到周围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从而与原信佛教的蒙古族发生了冲突。他们被认为是宗教叛徒，被迫东迁，经猩猩峡向内地迁徙，到达“镇番”（今甘肃省民勤县），之后又分二路：一路入贺兰山到河套地区定居，即今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民；另一路则南迁渡黄河进入河州地区，因与蒙古族隔绝，蒙文和伊斯兰教使用的阿拉伯文又不一致，所以虽仍说蒙语，但不使用蒙文。
多民族融合说。此说认为，东乡族是以东乡地区的回族为主，融合了当地的蒙古族、汉族和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成。
传说中最初东乡族的形成就包含一部分从西北来的伊斯兰教徒，以后这里定居的蒙古族和部分汉族也“随下来”（入教之意）。据说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北回民起义时，汉民“随下来”的最多。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调查材料看，东乡族确有回、汉、藏和其他民族成分。马、穆两姓大都是回族成分；王、康、张、高、黄等姓的东乡族，许多人都说自己的先人来自汉族。唐汪川的汉族和东乡族同姓之间，仍然班辈分明，家系清楚。一些东乡地区的地名如唐汪川、汪家集、张家村、高家庄、庙儿岭等都反映是过去汉民的居地。“随回沟”的地名也反映了类似的历史关系。此外，东乡地区的羊脂家（地名）的杨姓东乡族，则说自己的祖先是藏族。至于包含蒙族成分，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根据传说和史料，一般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的许多不同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构成其族源的主要成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从13世纪以来，河州一带就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驻守、屯田之地。13世纪末，镇抚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其属下蒙古人大部相从。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区。14世纪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事泄被杀，但其属下势力仍很强大。其子曾联合伊斯兰教群众反叛，为元朝政府镇压，阿难答属下纷纷逃避。当时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东乡，就成为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的地区之一。他们在这里与当地汉族、藏族等长期共同生活，互相婚嫁，逐渐融合成为东乡族。
历史上，东乡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明朝所实行的里甲制度和清朝设置的会社组织，都是选派忠实于王朝的东乡族上层统治阶级任里长、甲首或练总、会长，并通过他们对东乡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那时真是“赋税无准则，土地无清册”。数百年间形成了东乡族地区地主豪绅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东乡地区虽隶属于甘肃省，但包括东乡在内的临夏地区，实际上都在封建军阀马安良、马骐、马步芳一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是在1924至1928年，曾短期为国民军刘郁芬部所占。1928年，东乡地区又被划分为4块，分属和政、宁定、永靖、临夏四县。1930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不论是国民党或是马家军阀，都通过东乡族的民族、宗教上层实现其统治。东乡族地区兼有保甲长、军官、教主身份的地主，也无不投靠国民党和马家军阀以便加强掠夺。他们采用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形式横暴地榨取农民，同时私设公堂，使用“揭背花”、“钉指甲”、“夹楔子”、“拔断筋”、“砸骨拐”等种种酷刑催租逼债。巴素池一个大地主家中大梁，因经常吊打农民，磨出了七八条深槽。
地方封建集团在东乡地区利用民族矛盾和教派纠纷，不断制造和扩大事端，猎取或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的集中，东乡族的地主阶级与宗教上层、官僚进一步结合起来。他们在经济上是大地主，在宗教上是门宦教主，在政治上是有权有势的官僚。特别是在清朝同治以后（19世纪60、70年代），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更为明显和迅速。
从光绪年间起，东乡的地方豪强势力就已形成。如北庄马璘曾任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时期的甘州镇守使，是当时甘肃八大镇守使之一，八素赤的马忠孝曾任过清朝西军精锐军统领。这两大家族为争夺地盘，曾进行过长期的争斗，出现了“四差”和“八营”的对立。“四差”是马忠孝家族势力范围的称谓，包括6个会。“八营”是马璘家族的势力范围，包括10多个会。
这样，到了1930至1939年间，东乡地区已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封建割据势力：巴素池门宦大地主的势力范围,北庄门宦大地主势力范围,锁南坝土豪集团的势力范围。这些封建势力直到民主改革和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群众斗争中，才被彻底摧垮。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东乡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落后，东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极其贫苦。为了糊口，东乡人在农闲时一般多出外作小生意，但在借本钱时又要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混战，交通不便，路多盗匪，所以此项生计也很艰难。遇到灾害之年，就更加困难了。例如民国18年甘肃全省大旱，东乡地区每升粮食卖白洋2元，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逃荒。在锁南集镇上也是尸横街头，惨不忍睹。东乡族人民身受重重剥削和压迫，仅每年向官府交纳的“田赋粮”、“附加粮”和其它苛捐杂税，就占去全部收入的20%。除了钱粮负担以外，东乡人民还要给官府和军阀出马款和壮丁。有三四户出1匹马的，也有1户出1匹马的，有1年出1次的，也有1年出两三次的。抓壮丁就更厉害了，有时每年抓七八次，人数最多时，每保百户出壮丁80名，几乎每家要摊1名。除了正式摊派兵丁名额外，还补充抓兵，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和五六十岁的老汉也不能幸免。国民党军队抓兵，是按户分派，不能出兵的就出兵款，一个兵款开始为五六十元白银，后来增至七八百元，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五买斯村马老五父子3人被一连派了8次兵款，共175块白洋，逼得他们拆了房子，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和毛驴，还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债尚未还，第4次兵款又落在他的头上。因交不起兵款，保长竟用拴狗的铁链，将马老五吊在梁上，逼得马老五一家逃离家乡，四处乞讨度日。又如锁南果果承村农民马广武，1948年时家有4口人，10.5亩地，房6间，驴1头，当年出兵款5次，前4次，共计58元，除卖粮食外，又借了白洋40元，才交上兵款。到第5次时，他再也无力交齐款了，只得自己去当兵。范家庄、金杨家、王家庄3个村，共47户人家，1947年除派了3850块白洋的兵款外，十五六岁和五十多岁的人，也被抓去当兵。1948年国民党在东乡地区，一次就抓去3000多人，有些阿訇也被刮光胡子抓去当兵。马步芳还曾以办小学为名，强拉300多名小学生去当兵，以致很长时期人们不敢送子弟去上学。反动政府在地方上的爪牙走狗，也都乘抓兵之机，敲诈群众。有些保甲长和恶棍每到一个村庄，就闹得鸡犬不宁，哭声四起，受害群众还得含着泪送“鞋脚钱”。重重盘剥和压榨，使东乡地区呈现出“集镇人烟稀，乡村青年少”的悲惨景象。
面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东乡族人民进行了不屈的反抗与斗争。清代，甘肃爆发了以回族为首的反清起义，如顺治四年（1647年）米剌印、丁国栋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斗争，以及19世纪60年代（同治年间）甘肃的回民起义等，东乡族人民均参与其中，并成为起义军中最顽强、最勇敢的部分之一。
东乡族人民从未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从民国以来，一直进行着反压迫的斗争。1928年爆发了河州地区回族、东乡族人民反抗国民军的暴动，东乡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同年4月，在宁定（广河）战役中，东乡族人民曾消灭了国民军的一个旅；以马八个为首的800多东乡族人民，在大沟头一带，曾将自唐汪川进援河州的国民军部队击退。1943年，甘南地区爆发了以汉、回、东乡、藏等民族共同联合的反抗蒋马集团统治的农民起义，一时烽火遍及甘南十余县。东乡族起义部队曾在临潭、新城战役中，杀死了县长，在榆中县水家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沉重打击了敌人。甘南起义失败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善后清乡”，参加起义的大批农民被残酷屠杀。但东乡族人民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各地打伤打死保甲长的事不断发生。这与党的影响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1936年红军长征途径洮州（今甘肃临潭）时，曾给东乡族人民留下深刻的影响。此后，几位东乡族的优秀子弟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对东乡族人民压迫掠夺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派遣共产党员，深入东乡地区，建立党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组织群众斗争，并输送一些东乡族青年去陕甘宁边区学习，培养东乡族的革命骨干。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虽曾利用民族矛盾，在东乡地区制造过民族仇杀，但也出现过不少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反动武装、互相保护的动人事迹。1928年，东乡族人民反抗国民军的斗争中，由于国民军的挑拨离间以及暴动部队内部有反动民族上层参加并掌握了领导权，因而引起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裂痕。但劳动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仍在起着很大作用。锁南坝的东乡族人民在民族残杀中，就曾保护了200余户汉民；红庄的东乡族妇女马撒依，冒着生命危险，把汉族农民杨朝云一家领到自己家里躲起来。暴动失败后，国民军在“清乡”时，不少汉族群众也保护了东乡族人民。
人口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东乡族总人口数为621500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东乡族的人口数为774947人。
政治
1949年8月，东乡族地区得到解放。1950年9月25日，东乡自治区成立。1953年12月，经批准，东乡自治区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区。1955年，又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县。此外，在1953年和1954年，还相继在和政县的梁家寺、阿里麻木、甘沟和临夏的安家坡、付家、胡林家等地成立了民族乡。
到2005年，除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外，东乡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还建立了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广河县阿里麻土东乡族乡、临夏县井沟东乡族乡和安家坡东乡族乡、和政县梁家寺东乡族乡、酒泉市玉门小金湾东乡族乡。
东乡族干部队伍也得了不断发展壮大，以东乡族最大聚居区东乡族自治县为例，1951年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65人，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1890人，其中东乡族干部占到了55%。
文化
信仰
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东乡族的族源主体——元代西域的色目人就信仰伊斯兰教。13世纪时，东乡等地区已 成为我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中心。至今东乡族自治县境内，还有一些穆斯林先哲的庐墓。18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东乡族共同的宗教信仰。解放前，东乡族的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制度极为复杂。“门宦” 是指教派中的小派系，又称“道堂”或“拱北”。东乡地区有两大教派：格底目与伊赫瓦尼。或称老教与新教。老教中有四大门宦。新教不设“门宦”制度， 并宣称恢复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得到广泛的拥护与支持 。
东乡族是我国十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伊斯兰教对东乡族社会生活有很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东乡地区的清真寺共有595所，拱北70处，道堂9所，教主12人，宗教职业者达2000多人，平均每30户有一寺或拱北，每18.5户供养一个宗教职业者，各种宗教摊派达34种之多，群众的宗教负担比较沉重 。
伊斯兰教在东乡地区有老教、新教、新兴教三个派系。在东乡族形成之初，教派比较单一，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伊斯兰教苏菲教团教义的先后传入，逐渐形成教派和门宦。老教是指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门宦即哲赫忍耶、虎菲耶、库不忍耶、嘎底忍耶及其各支系小门宦；新教是指清末民初由东乡果园人马万福创建的伊赫瓦尼派（意为兄弟）；新兴教是解放初期产生于临夏八坊而传人东乡的教派，又称瓦哈比耶派或色勒夫也，俗称三抬。在东乡族的伊斯兰教中影响较大或由东乡族创建的教派和门宦有库不忍耶、北庄、胡门、大拱北门宦和伊赫瓦尼派。
这些教派、门宦虽在宗教活动仪节这些教派、门宦虽在宗教活动仪节和对经典解释方面有一定差别，但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历史上统治阶级却利用这些差别，不断制造民族内部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在新老教派之间和两教派内部以及门宦之间经常进行着激烈斗争，甚至发展到群众械斗。这反映了民族和宗教上层内部的利益冲突，使广大东乡族群众深受其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人士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内部的分歧。许多宗教人士感动地说：“过去马步芳把我们的胡子刮了拉去当兵，兴新教灭老教，搞得我们民族内部不团结，斗殴仇杀，死人伤财；现在政府主持公道，讲究团结，有事还和我们阿訇商量，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但是也有极少数宗教上层，敌视社会主义，企图保持原来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8年，东乡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促进了东乡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东乡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了保证。
服饰
东乡族古时的妇女爱穿一种有领圈、大襟和宽袖的绣花衣服，袖子宽大，袖口上镶一道花边。下穿套裤，裤管镶两道绣花边，裤管的后面开小叉，用飘带束住脚管。逢喜庆大事，穿绣花裙子，他们把这种绣花裙子叫“过美”。足登后跟高寸许的绣花鞋，当时不戴盖头，只戴包头巾，发髻上插饰物，胸前一般都佩带银饰。当时妇女的上衣还流行用各色布缝成数段的假袖，并在假袖各段绣有花边。后来，妇女的服饰逐渐变化。女的一般都戴盖头，分绿、黑、白3种颜色。少女和新媳妇戴绿绸和绿缎子盖头，结婚一两年后的妇女和中年妇女戴黑盖头，老年妇女戴白盖头。衣着都是藏青色或黑蓝色布衣，青年妇女穿红的或绿的，上衣宽大，齐膝盖，大襟在后边，并外加一件齐膝的坎肩，长裤一直拖到脚面 。
过去，男子多穿宽大的长袍，束宽腰带，腰带上挂有小刀、荷包、鼻烟壶和眼镜盒之类的物件。头戴黑、白二色的平顶软帽。中年人和老年人喜穿长袍和“仲白”。“仲白”类似维吾尔族的对襟长服，一般用黑布和灰布缝制，穿用时，要整齐净洁，纽扣系端正。
饮食
东乡族主要以小麦、豆子、青稞等面食和洋芋为主食，以牛、羊、鸡、鸭、鱼等为副食，但肉食需经阿訇或品行端正的长辈宰杀，放血后才能吃。忌吃猪、狗、马、驴、骡和凶猛禽兽的肉。不能反手倒水，吃饼子、馒头都要掰开或掰碎后吃，不能吃整的。
东乡族特别喜欢饮茶，一般每餐必有茶，最喜用云南春尖茶和陕青茶，来客人则待以“三香茶”。在盖碗内放有茶叶、冰糖、桂圆或烧熟的红枣、葡萄干等物，叫“三泡台”。忌抽烟、喝酒。
建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东乡族一般是一家一院，房屋坐北向南，四合院是理想的住家，以北房为上房。房屋有土房、瓦房、楼房、窑洞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东乡族的住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多数人家盖有砖木结构的瓦房，有些家庭盖起了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东乡族人在建新房或拆旧房时，一般请阿訇念经驱邪，在新房建成后，全村每户人家都来祝贺讨喜，主人则要宰鸡宰羊款待客人。
东乡族把家叫“格儿”（房子的意思），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新中国成立前个别富户也有一夫两妻的。祖父母都住“富格个”（即上房），父母亲住“乔也个”（即厢房），儿女住单间的尕房。儿子结婚十多年以后，便另打庄窠（院）与父母分居。分居时，父母要给儿子划分财产土地。幼子可一直留在父母身边，继承权比其他儿子多一点，并为父母养老送终。父母亡故时的殡葬费，由儿子们共同负担。父母或者祖父母居住的老底窠（院）或者是上房，归幼子所有。在财产分配方面，长孙的地位几乎与儿子们一样，亦可分得一份财产。在几代同堂家庭成员中，翁媳之间、兄与弟媳之间均有回避的习惯，经常不见面，也不交谈，以表示尊重。
文学
东乡族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叙事诗和故事。
用东乡语演唱吟诵的民间叙事长诗，都是说唱体，形式比较自由，中途换韵较多，旋律结构不甚定型，随着唱词的长短和变化自由伸缩，两段曲谱交替，不断地反复，有较强的吟诵性，至今尚在流传的有《米拉尕黑》、《战黑那姆》、《诗司尼比》、《和哲阿姑》、《葡萄蛾儿》等。
东乡族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按其内容可分为人物传说、地名传说、风物传说等，据调查，已基本定型的传说和故事多达1600多种。
艺术
花儿
东乡人几乎人人会唱会编“花儿”。
东乡语中把“花儿”称为“端”，“端拉斗”就是“漫花儿”。近一二百年来，“端”在东乡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花儿”里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把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
过去，“花儿”以苦歌和情歌为多，唱出了对旧社会悲惨生活的控诉，表达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以及追求忠贞爱情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歌颂共产党、歌唱新生活的“花儿”已替代了过去的悲苦歌曲。“东乡人民英雄汉，劈山引水上高山，历代豪杰不足道，真正英雄看今朝。”
画作
东乡族民间有板柜画和墙壁布兜画。
板柜画主要以黑白色为主，工笔勾勒，内容以描绘自然景色为主，朴拙典雅。墙壁布兜画多以蜡笔绘彩，内容也大多为花卉树木。
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的美术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幅幅反映东乡族人民生活面貌的美术作品，其中，《婚礼》展示了东乡族婚礼的风俗人情
习俗
节日
东乡族每个月都有节日，每过了年逐月轮换，一年12个月，每个月36年后循环往复一次。这和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乡族有四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阿守拉节，都来源于伊斯兰教。
开斋节是东乡族最隆重、最重视的节日。开斋节的一天，男人们去清真寺聚礼，清晨上墓地念经祈祷，邻里亲友间相互上门，做“色俩目”问安。妇女则在家里炸油果、馓子等油炸食品，部分送给亲友，部分留在家中食用。
古尔邦节，东乡族称之为“阿也”，一般在开斋节后70天举行。这一天，凡是经济能力较好的人家宰牲庆祝，所宰的牛羊肉，请阿訇和众乡亲在家里念经共餐，不允许独家享用。
圣纪节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和逝世的日子，在伊斯兰教历3月12日或13日举行（诞生日和逝世日错一天）。一般的纪念方式是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诵读《古兰经》，过圣纪节时也要宰羊、宰鸡，大家共食，可在清真寺、拱北里过，也可在家中过。
阿守拉节是东乡族群众很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阿守拉”是阿拉伯语“10”的意思，相传在伊斯兰历1月10日这一天，真主造化了人类的始祖阿丹和唉哇，阿丹和唉哇分散了若干年后，在这一天重新相会。在东乡，阿守拉节是妇女和儿童们聚会的节日，每年由各家轮流操办，请阿訇念经祈祷。阿守拉节还有粮食节的寓意。
婚恋
东乡族的婚姻，实行男娶女嫁。
男子到了结婚的年龄，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女方同意后，男方就要送“订茶”，即男方家通过媒人向女方家送去茶、冰糖、衣物等。送了“订茶”就等于已经“订婚”。
嗣后，男方家要给女方送“彩礼”。“彩礼”的多少视男家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是由媒人、男方家长及儿子一起向女方家送礼，女方家请来本家的老人，备以饭菜招待，称之为接礼。
结婚日期多选在秋收后或冬闲时的“主麻”日。
结婚这天，要进行简单的伊斯兰教仪式。即男方到女方家娶亲时，由阿訇主持仪式，并当众念“尼卡哈”。之后，人们把预先摆好的一盘红枣、核桃，撒给围观的大人和小孩，表示早得儿女。
第二天新娘同客人见面，称“拜客”，下午新娘第一次进灶房，擀长面，称“试刀面”，并请客人品尝新媳妇的手艺。
丧葬
所有亡者，不分年龄性别，东乡人均一样对待，一般不过夜，实行土葬。
丧葬仪式比较节俭，亡人埋葬不用棺材，不穿衣服，无论贫富都不陪葬东西，只需3.6丈白布包裹，裹尸布叫“凯凡”。墓坑呈长方形，墓坑下另挖一偏洞，将亡人缓缓地安放在偏洞内，面容朝西，然而用土块将偏洞堵起来，再填满土。这时，阿訇开始诵《古兰经》有关章节，送葬的人们跪坐旁听，念完后，大家一齐接“都哇”，表示替亡人祈祷，至此，仪式结束 。
发展现状
东乡族地区的解放和各级自治地方的建立，为东乡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8月，东乡族地区得到解放。1950年9月25日，东乡自治区成立。1953年12月，经批准，东乡自治区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区。1955年，又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县。此外，在1953年和1954年，还相继在和政县的梁家寺、阿里麻木、甘沟和临夏的安家坡、付家、胡林家等地成立了民族乡。到2005年，除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外，东乡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还建立了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广河县阿里麻土东乡族乡、临夏县井沟东乡族乡和安家坡东乡族乡、和政县梁家寺东乡族乡、酒泉市玉门小金湾东乡族乡。东乡族干部队伍也得了不断发展壮大，以东乡族最大聚居区东乡族自治县为例，1951年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干部只有l65人，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1890人，其中东乡族干部占到了55%。
东乡族最大的聚居区东乡族自治县是个干旱山区，全境山岭重叠，沟壑纵横，过去一向被人称为是“山高无尖子，沟底无底子，摔死麻雀滚死蛇”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灾害频繁，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周围虽有三条河流环绕，却无水利可言。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人民大力发展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工作，积极兴修水利，使境内一改过去干旱秃山的旧面貌。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达板新农渠、河滩东干渠、达板科妥渠、大源电灌及南阳渠灌溉工程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相继建成，旱地逐步变成水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基本上得到控制。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东乡族地区的农林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初步建立起以稳定、高产为特色的山地旱农耕作体系，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洋芋、玉米、豆类等
尤其盛
产洋芋，品优、质好、产量高，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胡麻、向日葵等。大接杏、早酥梨、酸巴梨、桃梨和花椒的种植已成为东乡族群众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随着科学养殖技术的推广，羊、牛等牲畜养殖也取得较大发展，并已渐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的现代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1958年，东乡县第一家国营企业县农机厂建成，之后，又陆续办起了地毯厂、面粉加工厂、食品加工厂、五金社、服装社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乡族地区实行开放搞活
并制定
扶持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国营、集体工业企业深化改革，依靠市场，加快了发展步伐，初步形成了电力、机械、建材、冶炼、毛纺、食品、印刷、民族特需用品等地方基础工业。
新中国成立前，东乡族的传统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经堂教育为主，现代教育很少，文盲率高达909%以上。如1950年东乡族自治县成立时，全县也只有小学9所，公职教员13人，学生540余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东乡族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东乡族有了本民族的诗人、作家、教授、工程师、医师等中高级知识分子。东乡地区有了文工团、文化馆和电影放映队、电影院，广播、电视在东乡族族地区已经基本普及。
新中国成立前，东乡族地区疾病横行，无卫生防疫设施。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医疗卫生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乡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健全，县、乡、村分别建立起了医院、卫生院和卫生所，初步形成了医疗卫生保健网络。随着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东乡族地区长期危害人民的天花、黑热病已经绝迹;白喉、麻疹、脊灰炎、百日咳、伤寒等传染病总发病数大大减少;布鲁氏病、麻风病、地方性氟中毒等地方病的发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此外，妇幼卫生保健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儿童“四苗”覆盖率已超过8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50多年来各民族人民的努力，居住自然条件较差、曾历经磨难的东乡族人民，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上有了一定发展，贫穷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党和政府各项民族政策的落实，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东乡族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名人
闵福英
阿訇，他领导东乡族人民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循化、狄道等地发生的穆斯林起义。1892年，甘肃严重干旱，粮价飞涨，人民无法生活，加上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平时勾结汉族地主阶级实行歧视、剥削、压迫，从而引起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反清暴动。1894年循化撒拉族马右古禄棒、韩老四等，因教派纠纷，聚众械斗。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双城清兵全军覆没。闵福英率领起义军直攻河州城，其他各地穆斯林纷纷响应。
马万福（1849—1934）
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创始人。经名努赫。东乡族。东乡（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故又称马果园。其祖、父均为阿訇，属北庄门宦。22岁即收徒讲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往麦加朝觐并求学，受瓦哈比运动的影响，弃门宦而改宗“艾海里·逊奈”（遵经派）。光绪十八年学成回国，途经湖北，为老河口清真寺挽留开学年余，次年始回故里。不久应聘到临夏漠泥沟何家寺开学，主讲《古兰经》、圣训、认主学、教法等学科，历时10年，宣传其“尊经革俗”和“凭经立教”的主张。
（1859－1937或1853-1934）归国后传教于临夏一带，主张"遵经革俗"、"凭经立教"，要求坚决按《古兰经》和圣训力、事，为弟子及受其影响的阿訇所赞同，逐渐形成教派。后因遭到当地门宦忌恨，出走青海等地。后得宁海镇守使马麒等支持，其主张始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广泛传播。
汪玉良（1933—2019）
汪玉良（1934年1月-2019年4月27日），甘肃东乡人，中共党员。195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甘肃丝绸之路协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花鸟画家。是东乡族作家文学的奠基者和步入画坛的第一个东乡族国画家。
2019年4月27日5时许，著名作家、画家汪玉良因病在兰州逝世，享年86岁。
人物生平
汪玉良生于1934年1月，中共党员，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名中国花鸟画画家。195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创作六十年荣誉证书，同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文艺终身成就奖”，2018年被授予“百年百名华人诗人”称号。
汪玉良是东乡族作家文学的奠基者。他于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四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并获省级文艺奖十余次，是我省唯一连续三次获“骏马奖”的诗人。出版有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米拉尕黑》《大地情思》《汪玉良诗选》《水磨坊》，长篇小说《爱神·死神》（合著）等著作。
汪玉良也是步入画坛的第一个东乡族国画家，其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级画展，许多画作被美、日、德及阿拉伯国家文化部门收藏，并被授予“中国书画艺术家百佳”“翰墨中国艺术名家”“百名中国书画名家”“中华杰出艺术家”等荣誉称号。出版有《汪玉良花鸟画作品选集》。
钟翔（1966——）
钟翔，东乡族，原名马忠祥，甘肃省康乐县人，研究馆员 ，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特殊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作品发表于《诗刊》《民族文学》《星星》《山花》《飞天》《边疆文学》《朔方》《鸭绿江》 《草原》《诗选刊》 《四川文学》《北方作家》《散文诗》 《黄河文学》《回族文学》《青年作家》《满族文学》《阳关》 《南方文学》《雪莲》《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经济日报》《中国文化报》《解放军报》 等报刊，著有诗集《心旅》《暗处的光点》、散文集《乡村里的路》《故土情》《撒尓塔情思——临夏东乡族人的黑夜白天》、小说集《敲人的雨声》，编著《阳光照亮的黄土地》《魅力临夏》，创作电影剧本《撒尔塔劲风》等，作品入选各类文学选本，荣获《民族文学》《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文学奖。长篇小说《山魂》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名单。散文集《乡村里的路》荣获第五届甘肃黄河文学奖、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人物作品
《心旅》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钟翔
出版日期：2003-5
ISBN：7-5059-3775-8/1.227
简介：《心旅》是钟翔的首部诗集，2003年5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著名东乡族诗人、国家一级作家汪玉良先生作序。《心旅》汇集了一百多首短诗，分为“幸福是一只鸟”、“雪花飘落的八种方式”、“在你歌声里活着”、“不肯安眠的人”四辑。
“钟翔的诗是淳朴的，但又是现代的。”（汪玉良）“地域的民族的人文环境孕育了他的文化个性，传统的文化情韵在他的作品中因现代意识的浸融而变得柔情万种。他的诗吸取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讲求形象的透视性和内涵的可解性，倾心于形象的丰润、多含量以及含蓄中微显朦胧的情调，将生命意识渗透在别有情致的意境之中。”（汪玉良）“钟翔的作品既有民族和地域的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的情韵和现代文明的激情”。（牛庆国语）“诗集中的百多首诗中，不乏妙语奇句，哲思宏构”。（李东麟语）
《乡村里的路》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作者：钟翔
出版日期：2010-12
SBN：978-7-80240-734-3
简介：钟翔与大多出身于农村的写作者一样，无论后来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心境有多大的变化，对曾经的乡村生活的追忆、重述和反思，却是逃避不了的题目。这究竟属于一个写作者的理性选择，还是来源于意识深处的身份冲动？还真不好说。一定要用一个专业术语予以界说，恐怕就用得着童年经验了。钟翔童年时期的生活状况到底怎样，我知之不多，但从他众多的乡村散文中，还是可以拉出一个相当完整的证据链的。王夫之曾说，目之所见，足之所践，是铁门槛。真是这样的，见过的，经过的，无论文章能力如何，哪怕仅是口述，明眼人一看，一听，那就是见过的，经过的，反之，无论你如何口辩滔滔文思滚滚，总是少了一些言之凿凿的。
在第十届(2008-2011)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活动中，散文集《乡村里的路》荣获“骏马奖”。
《暗处的光点》
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作者：钟翔
出版日期：2012-3
SBN：978-7-80675-993-6
简介：《暗处的光点》是钟翔的第二部诗集，按年度时间顺序排列，收录了自2004至2011年八年间创作的诗歌120多首，由著名诗人、散文家人邻先生作序，2012年3月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是是作者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常人易于忽略的事物，伴随心灵的颤动，进行沉重的思考，抒写出来的，是淳朴的，又是现代的，既营造了优美的意境，又追求情感和哲理的升华，给读者以审美的启迪，精神的愉悦。
《故土情》
作者：钟翔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8
书号：978-7-5402-3846-9
定价：36.80元
简介：《故土情》是东乡族作家钟翔的第二本散文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作者继第一部获得全国骏马奖散文集《乡村里的路》之后的又一部作品集成。
《故土情》一书由著名作家周明作序，收录作品四十多篇，是作者近年创作的散文新作，分“乐土”、“吟诵”、“探访”、“评说”四部分，内容大多 描述了临夏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生活，以“在场”的姿态，诚朴的文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抚慰脚下的每一方热土，每一条河流，热情讲述家乡的动人故 事，表达对人文乡村和乡村生活的无限敬仰和深度缅怀。
《魅力临夏》
主编：金有录 钟翔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3
页数：336
定价：50
装帧：平装
ISBN：978-7-5059-9705-9
简介：《魅力临夏》一书收录的作品，质量上乘，构思独特，表现手法多样，地域特色明显，民族风情浓郁，历史底蕴深厚，全面展示了古老临夏的历史变迁，文化传承，人文内涵和精神信仰，具有精致纯美的艺术价值和一定的社会学、民族学价值。
《阳光照亮的黄土地》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4
ISBN：978-7-1060-3437-5
简介：《阳光照亮的黄土地》由黄莽、钟翔策划出版，该书收录的作品，分小说、诗歌、散文三部分，大多是“非公党建杯”全国征文获奖作品，思想健康，格调清新，质量上乘，主旋律突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了人们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是实践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体现，也是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事业的发展，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
《撒尓塔情思——临夏东乡族人的黑夜白天》
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12
ISBN：978-7-5647-3282-0
开本：160mmx230mm
字数：224千字
简介：《撒尔塔情思——临夏东乡族人的黑夜白天》是东乡族作家钟翔的散文选本，被列入”远方的家·民族系列”丛书，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大先先生作序，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出版，在全国发行。
该书收录散文作品42篇，22万字，分“雪花飘飘”、“磨坊水情”、“思想之船”、“河州意境”四部分，是其多年散文创作的佳作选本。其作品采用平实散淡的笔法，前现代式的思维模式，将东乡民族的历史底蕴，人文景观，风情习俗，经由普鲁斯特式的非意愿性回忆联缀，细致描述，娓娓道来，感情真挚，语言朴素，亲切感人，将读者带入到东乡民族的旖旎世界，是世人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道视觉和味觉盛宴。
《敲人的雨声》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1
CIP核准号：2019246124
ISSN:978-7-225-05875-7
开本或尺寸：21x14
简介：《敲人的雨声》是东乡族作家钟翔的首部小说集，收录了近年创作的10部短篇小说，大多已在主要报刊发表。作品语言质朴，平淡自然，西部特色明鲜，民族风情浓郁，地域特色突出。小说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背景，讲述了世代居住于此人们的现实生活、思想情感、命运沉浮和精神追求。
创作电影剧本
播报
编辑
电影剧本《撒尔塔劲风》故事梗概：身残志坚的马希尔继承爷爷抗击八国联军的意志，自修大学毕业证书，组建工程队修建青藏铁路唐古拉段，留下享誉全国的“东乡铁军”精神。他同学贾米拉逃出包办婚姻，翻译叙事诗《米拉尕黑》传至海外推介民族文化 。
作品点评
真挚真切故土情（周明）
能把临夏地区的风土人情一一表现出来，在散文写作中实属不易，尤其是把自己的乡村见闻、生活经历融入到作品中，从而挖掘人物精神世界，使文章上升到一定境界，有一定深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古语说：文如其人。我看《新加坡的烟火岁月》、《军民鱼水情》，感受到的是作者浓厚的英雄情怀和人文追求。作者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来探究人生应有的价值的，是在对生命的壮美作出历史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的文学努力，未尝不是他的人生努力。作者对文学的热情，是出于精神的寄托和追求，从历史的探寻中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在人文探寻中，也能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真切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兴衰得失的感发和领悟。这样一种纵深感，往往能让人获得开阔的视野和敞亮的心襟。用这样的心襟和视野来观照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升华了人生高度。
很感慨钟翔出于精神寄托和追求人生高度的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质朴而纯正，发乎心而形于言，绝少功利和虚饰。
钟翔的文字无处不体现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牵绊、对乡土的眷恋。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钟翔永远可以谱写出的旋律。希望钟翔在今后漫长艰辛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出更广阔的领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不加抒情的乡村（刘大先）
钟翔的散文充分地体现了散文求真的传统：真实、真诚、真切。他注重描写，叙事成分只是作为补充，细节上巨细无遗，所写的内容也都是极其普通的乡土事物。路、水磨坊、雪花、犁、麦草、苜蓿、烧柴、包包菜、麻雀、蜜蜂、羊、鸡、土豆、包谷、粪火、炕……这些细琐的事物出现在回忆之中，呈现出温馨的面孔。在大段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中，显示出作者对于它们的迷恋，但这种迷恋本身并没有呈现出抒情的风貌，书写者沉浸于其中，并没有自觉要出乎其外、跃乎其上，而仅仅是为了呈现而呈现，让事物尽量以一种客观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这种客观的面貌只是作者的主观。
我偏爱那些朴素的诗——读钟翔的诗作（人邻）
钟翔也有《前途未卜》这样的诗歌，这首诗描写一头正被赶往屠宰场的牛，它迈着从前的步态，以为是要去地里耕田、上山吃草、河边饮水。这时，“阳光的影子/一会儿移在牛身上/一会儿移在赶牛人身上/——他们陷入各自的心思/对这些变化消失/一点儿都没发觉”。诗作表达了一种深切的痛感，又避免了那种廉价的哀伤，笔触淡淡，令人深思。
钟翔的《突然而至》，是我比较喜欢的：“正午的阳光透窗而来/照在我的病床上/病床上翻开的书页上/书页上深奥的词句上//突然而至的爱抚慰/有时是难以料到的”。
这是瞬间的发现，灵光一闪的发现。在这样的诗歌里，我看到了钟翔的另一面。我甚至还希望钟翔能多写一些这样的诗歌。又比如《夕阳》：“我只是路过/弯腰喝了一口洗洗脸/亲近一下这儿的山水”。看看这样的诗句，心里是满足、愉悦的。
自然，钟翔的诗歌还有不足，有些诗歌里面，理性的成分要控制，寻常的诗句也还要翻新，还需要更多的诗意的发现，需要独出机杼。
写诗是不易的，惟其不易，才需要诗人心智的付出，需要善和美，需要坚忍不拔之后的从容平静，也即所谓的“得大道”，这样才能写出好诗。
土气息泥滋味（钟红英）
钟翔的散文让人对自然产生呼应，“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但钟翔显然又并不“独善其身”，做远离庙堂、隐于茅庐、放浪于山水的陶渊明，他总是深情地注视他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并在惜墨如金的感慨中让人洞悉他对这方土地这方人的无限深情，甚至还可略略感知那一份悠长的悯情，或伤情。
钟翔的老家在甘肃康乐流川的乡下，他在那里生活过多少年我不知道，但知悉他已离开那里寓居城市二十多年。“一个走出了乡村的人，自身怀旧情结，对淳朴乡村生活的眷恋，使我不由得回过头去，对童年记忆里破败而苍凉、温暖而辛酸的一段往事，进行深情地回望和打量，真情地歌吟和抒写”，我想这是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典型的心理情结，无论有、或从未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却都把大地回归当作自己深潜的精神家园。
散文研讨会
2014年9月27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东乡族作家钟翔散文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席并讲话。
钟翔，东乡族，1966年出生，甘肃康乐县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曾在《民族文学》等刊发表散文多篇，其散文集《乡村里的路》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28]。与会评论家石一宁、黄凤显、周明、石英、赵晏彪、刘大先、阿慧、黑正宏、石彦伟等，对钟翔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其散文创作扎根于他所熟悉的临夏山区，执著于乡村传统叙事的坚守，以诚朴的文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为民族写作，为人民写作，为日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专家们希望钟翔的散文创作在题材上进一步拓展，手法上力求创新，为促进和带动临夏地区文学创作和人口较少民族的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
了一容
了一容，本名张根粹，男，东乡族，中国伊斯兰教张门门宦教主后裔，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于小说创作与书画理论研究。生于宁夏西海固的西吉县沙沟乡，原籍甘肃临夏。曾在天山草原牧马、巴颜喀拉山淘金，足迹遍及祖国西部。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高级作家班学员。2001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多次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艺奖，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十年《飞天》文学奖。90年代初始发作品，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四百多万言，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精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年度最佳小说和各类文学书籍。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是西海固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简介
2004年荣获全国第三届春天文学奖。
2005年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作家出版社）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中短篇小说集《去尕楞的路上》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短篇小说集《手掬你直到天亮》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宁夏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8年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年荣获“镇北堡西部影城文学艺术奖”，获宁夏“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小说《绿地》入选《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少数民族卷（英文版），该丛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法兰克福主宾国主展书之一。
2022年中短篇小说《玉狮子》入选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2024年4月13日，了一容的《圈马谷》获得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了一容的文学
“了一容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荒凉的世界，但生活于这一世界中的人，他们的精神疆域却是宏大而丰富的，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着的却是让人感慨不止的坚韧的生命，原始风情，粗砺山水，质朴言辞，简陋的生活方式以及特立独行的人格构成了了一容的小说的天下，这个天下几乎是无法摧毁的，犹如那些荒野中的生命生生不息。” ——第三届春天文学奖颁奖词
了一容小说中的各类人物，社会身份不同，个人遭际不同，但是都面对着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怎样生存下去的共有话题，从中挖掘出西海固乡民所特有的与苦难相抗的隐忍之美。
了一容的小说中不只有对于身处绝境却能顽强生存的父老乡亲们的崇敬与爱怜，也有针砭社会弊端，抒写愤懑与不平的另类笔墨。与其所包含的艺术内容相对应，大抵是凝重的、忧郁的，以至带有某种与它的年龄不相称的大美与沧桑感。
2010年受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出访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爱荷华大学，美国国务院等地发表了关于“文学的悲悯情怀”的演说，同时以文学的形式第一次郑重将自己的民族介绍和推向世界关注的大视野。
“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的背后站立着一个独异的民族。” ——了一容
“当别人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你的时候，你却依然坚守着这一方（文学）净土，你觉得你的骨子里有一种高贵的魅力；当你遍阅大师的时候，当你书写人生，书写人类之大悲悯情怀的时候，你觉得这难道不是在一种美与波澜壮阔中生存着吗？” ——了一容
参考资料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统计局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下）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2东乡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引用日期2017-07-30]
3钟翔散文集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甘肃日报 [引用日期2015-11-5]
4东乡族作家钟翔散文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知网 [引用日期2015-11-5]
5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年鉴 [引用日期2021-11-15]
6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引用日期2022-07-26]
7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汪玉良逝世．中国甘肃网 [引用日期2022-11-11]
8新添堡回族乡．会宁县人民政府 [引用日期2024-03-09]
9东乡族．中央统战部 [引用日期2024-04-03]
10东乡族．中国政府网 [引用日期2024-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