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千年前的“中阿合作”：阿拉伯人在长安

公元7世纪初，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分别崛起了大唐与阿拉伯两个璀璨的文明国度，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一个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巅峰时代，一个奠定了今天阿拉伯世界的轮廓。他们同崛起、同鼎盛、同中落，仿佛分散在亚洲两端的一对孪生兄弟。尽管远隔万水千山，大唐与阿拉伯之间却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往来故事。



公元630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麦加城取得胜利，自此，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开始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建立起统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此时此刻的唐王朝也正经历贞观之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唐人在东亚开启了中华文明辉煌且包容的鼎盛时代，而阿拉伯人则以阿拉伯半岛为起点，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作为雄峙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文明，双方主导了欧洲-西亚-中亚（草原）-东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活跃的商业贸易与频繁的文化往来逐渐成为常态，到访大唐的阿拉伯人便如泉涌般出现在史书之中。长安与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与巴格达）一样广纳四海学者，这里聚集了来自印度、日本、朝鲜与阿拉伯各地的文化学者，他们在长安城的胡汉坊市之间、鸿胪寺与太学之邸交流辩论，在宗教、文学和文化领域展开广泛的交流与讨论。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永徽二年（651）已有接触（也有说法是在公元7世纪20年代）。广州当地的穆斯林传统认为，穆罕默德的亲族赛尔德·本·阿比·瓦卡斯访问了中国，并在六年后建造了广州的怀圣清真寺，这位来到中国的穆斯林贤者在去世后被埋葬在今天广州市越秀区的桂花岗上。

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开始娶中国女子为妻，当然也是有限定的。《唐会要》记载，唐太宗曾在贞观二年（628）颁布旨意：“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意思是外来居民可以娶中国女子，但不允许带返故土。到了唐高宗时，这一规定改成：“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中世纪阿拉伯文献学家伊本·纳迪姆在《目录》中也佐证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有人娶了中国的妻子，想要离开时，如果被人发现他偷偷带走妻子的话，就要缴纳罚款。”律令的发展与阿拉伯典籍可以印证，当时唐朝境内阿拉伯人娶唐人为妻者日渐增多，反映出生活在大唐的阿拉伯人数日渐增长。

人口的增多意味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明朝及之后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着一种说法，即穆罕默德在世期间曾派遣弟子来华传道。据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618－626），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其中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除了伊斯兰教，唐朝同样包容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其他宗教人士，比如传播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信仰的的教士（一般被认为是波斯人）。阿拉伯人。伊拉克学者哈迪·阿莱维指出，公元635年，一个在中国史籍中名为阿罗本的基督教传教士从伊拉克摩苏尔来到中国，唐太宗接见了他，甚至准许他在长安建立一座教堂。时至今日，我们在西安还可以看到一座石碑——《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公元781年为表彰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功绩而立的石碑，也是世界考古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

允许来华阿拉伯人传播宗教信仰、建造教堂和清真寺，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秉持的兼容并包之道。唐朝坚信，自己包容四海的博大胸怀可以消解一切偏见与误解。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在文化与宗教上享有自由，与唐朝社会和谐相容。如此包容的大唐在阿拉伯社会中也有着良好的形象。据说，当时的穆斯林流亡者宁愿前往路途遥远的东方，也不选择距离更近的欧洲，因为东方是代表了和平与友善的富裕之地。

在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记录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我们看到了千年前普通阿拉伯人视角下中国的日常生活。苏莱曼称赞中国更美丽，且更让人神往，中国到处是耕种过的田野与健康的人群。在与中国人的生意往来中，苏莱曼大赞中国人交易的智慧：画押时，双方分别在两张纸上签字按押，并在两张纸拼叠的连接处签字，从而保证交易的真实与信用性。苏莱曼同样发现唐朝廷专门用官方资金为百姓成立义学，让穷人及其子女享受教育。

阿拉伯人哈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个名叫伊本·瓦哈卜的阿拉伯人因为战乱而跟随商船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从广州启程北上，历经两个月来到被阿拉伯人称为“胡姆丹”的长安城。他自称阿拉伯先知的亲族，面见了当时的皇帝（一说为唐宣宗李忱），唐朝皇帝钦赐了很多金钱，让他得以重归伊拉克故土。他与皇帝的一番谈话至今值得玩味：

皇帝问他，阿拉伯人如何能征服国力强盛的波斯帝国，伊本将这归功于伟大的真主护佑。伊本强调，阿拉伯古代神话诺亚方舟故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早期人物存在大量一致）中的诺亚（古兰经称努哈）是世界性先知。而唐宣宗则告诉他在中国并没有这个传说。伊本又提及耶稣（古兰经称尔萨，也被视为重要先知）传教的故事，而唐宣宗则表示耶稣传教的时间只有三十多个月。

伊本在唐朝皇帝那里看到了很多先知的画像，囊括了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从另一种视角呈现了一个具有世界性视角的唐朝皇帝模样。在伊本表示要回国把唐朝的伟大昌盛告知众人之后，唐宣宗亲赐手诏给广州官员，命其给予伊本优于地方官吏的礼遇。

公元8世纪中叶，航海家欧贝德驾着双桅三帆木船“苏哈尔”号抵达唐代广州港，为中国带来亚麻、毛毯、金属制品以及阿曼特产的乳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中，脍炙人口的《辛巴达航海旅行记》，便取材于欧贝德的这次旅程。那时，众多的唐朝船只从位于今广州黄埔的扶胥古港出发，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海域，抵达阿拉伯帝国的各大港口，一路销售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同时又把沿途特产（象牙、宝石、香料等）运来中国。也有无数如欧贝德一般的阿拉伯冒险家与商人将古老的东方作为航海贸易的天堂，不远万里乘风破浪而来。

在如此通畅的水陆往来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前往阿拉伯的唐朝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旅阿中国人杜环。他是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子，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后被带到当时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库法（伊拉克南部）。杜环在阿拉伯帝国疆域中的波斯、叙利亚与北非等地游历近十年后，于公元762年乘商船回到中国。归国后，他将在阿拉伯的生活和游历见闻写入《经行记》中。

杜环在《经行记》中提到了库法的陶瓷和玻璃市场。他在库法遇到了一些来自大唐的画师和纺织技工，有来自长安的画匠樊淑和刘泚（cǐ），也有来自山西的纺织技工乐環（一说为乐还）、吕礼。在哈里发穆阿塔绥姆于公元838年下令建造的萨马拉城地穴中，发现了一些仿中国样式的伊斯兰瓷盘，以及大量产自中国的瓷器，其中一些仍陈列在巴格达博物馆。可见中阿文明的物质与技术交流呈现来往密切的景象。


当时的唐都城长安，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聚集地，也是精神文化的汇集区。这里既有来自西亚大食与波斯帝国的国王贵族，又有投诚而来的突厥、粟特首领；既有掌握着丝绸之路商贸命脉的胡人商队萨宝，也有通晓多国外语的中书省译语人。这些人员的数目十分庞大，据《资治通鉴》记载：

“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

即使在安史之乱交通断绝后，仍有四千人留居长安城，由此可以估算在盛唐时期西域胡人在长安的数量应该比此数字大得多。这些胡人在长安城内入仕、学习、交游和构筑园林，其中来自大食的阿拉伯人自然不少。唐朝长安城在西市周边设立了众多依寺庙而建的胡人居住区，其中既有萨宝府的祆教徒寺庙居住区，也有义宁坊的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同时也有大食穆斯林的蕃坊，诸教荟萃于长安城中，相安无事。

唐高宗显庆六年 (661)，朝廷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职——市舶使。“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当时的广州城西郊沿海地区有大量海外商人设立店铺，销售货物。为了方便对外国人进行管理，唐朝在长安与广州等大城市建立“蕃坊”，供外国人居住和活动。唐太和年间（827-837），房千里记曰：“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这表明当时在广州，就有饮食风格与唐人迥异且多用各色香料的西亚人士。另外据唐朝史料记载：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

说明在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蕃坊内，唐朝推选其中有德望之人为“都蕃长”，设立机构蕃长司，有管理当地伊斯兰教务的“筛海”（教长）与管理民事的“嘎锥”（宗教法官），阿拉伯人享有自己的宗教自由，也受到唐朝的管辖。胸怀宽广的大唐打造了世上最早的外籍人员管理体系，体现了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


这些蕃坊不仅在内部形成自治，还能够协助唐朝官府对外商贸易进行协调监管，帮助唐朝维护与阿拉伯等国家的外交关系，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作用。每当阿拉伯商船队来访，“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征税），禁珍异”，说明蕃坊的首领在唐朝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在穆斯林云集的广州蕃坊，当地官员会委派一个穆斯林解决穆斯林之间的内部纠纷，在重大节日带领当地穆斯林进行祷告，并宣讲教义。这些主管蕃坊的穆斯林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判决公正且符合伊斯兰教法，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群体的拥护。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大唐政治文明的先进性。同时，不同国家的人在唐朝领土上产生法律纠纷时，也要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唐律》中也有对应的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据记载，从唐高宗到德宗时期，大食派遣使团到中国朝贡四十多次，非官方的民间交往也十分频繁。阿拉伯使者与商人受到唐朝官方的殊遇，不仅授予闲官，更回赠价值昂贵的物品。据史料记载，阿拉伯人来访获得回赐共五次。其中，公元725年，大食使臣苏黎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唐朝并授果毅都尉官名，赐绯袍银袋。公元733年，首领摩斯览达干同样获赠果毅官名，并赐绢二十匹。公元753年，黑衣大食遣大酋望等二十五人来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

除了得到赐官回赐以外，不少阿拉伯人很快融入了中国社会，甚至还参加了科举考试。而这不仅要精通中文，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据唐朝人陈黯的《华心》一文记载：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今彦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华心》。”

这一文章记载了当时的汴州刺史卢钧举荐大食人李彦升考取功名的佳话，提出“华夷者，辨在乎心”而不在形，认为阿拉伯考生李彦生是“形夷而心华”，并强调华夏的教化应该以“心”定华，体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

唐朝尊重阿拉伯人的信仰自由，吸纳阿拉伯人入籍华夏，众多阿拉伯人在唐朝“营田舍”“相婚嫁”，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许多阿拉伯人的印记。双方的经济贸易不仅承继了古代航海线路，最终将其打造成古代世界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西岸的庞大商业贸易圈，还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了物质财富的互通与积聚、社会文化的交流与文明形态的交融与升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阿的交往更加紧密。

5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肩负着实现各自民族振兴、加快国家建设的时代使命。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彰显我们开辟中阿关系新纪元、开创美好世界新未来的共同愿望。中方愿同阿方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紧密协作，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